一次冒险的发稿
　　1992年1月18日，陈锡添接到一项重大任务：邓小平次日9点到深圳，跟随采访，此事绝密，不得外传。
　　“我是深圳唯一指派的文字记者。”当这个机遇敲门时，陈锡添51岁，是《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到报社工作9年，经历坎坷，几多离合。这个年龄的人生，似已渐渐迟暮。
　　而当时的深圳特区，情势也颇为微妙。“迈进90年代，敢闯敢试的深圳畏缩不前了。”陈锡添说。
　　邓小平到了深圳，陈锡添得到的指令是“不报道”。“直觉告诉我，总有一天会有机会报道，我要有这方面的准备。于是小平同志走到哪，我就拼命挤在旁边，要不然听不到他讲话。”
　　到3月中旬，媒体仍未获准公开发表小平讲话，这盏“红灯”谁也不敢去闯。
　　3月22日，陈锡添一觉醒来，看到《南方日报》头版标题是《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他感觉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急得心里怦怦跳，不是不让发表吗？消息要是一篇篇出来，我采访的南方谈话内容，就没法写、没机会被人知道了。”
　　躲进房间，铺开稿纸，陈锡添一挥而就：《东方风来满眼春》，11000字一气呵成。当晚，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审阅完全文，两人决定刊发。
　　印刷前一晚，陈锡添失眠了。不是怕丢官受处分，而是满心惶恐。“大量引用邓小平的话，弄错了怎么办？”
　　4天后，文章被新华社全文播；人民日报在头版主要位置转载；中央电视台在当晚《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全文播发。
　　这篇文章，让南方谈话精神传遍全国。社会思想的分歧，像春风吹拂下的冰面，瞬间融化。
　　42岁的“小记者”
　　这篇文章的题目，来自唐朝李贺的诗。还在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时，陈锡添就喜爱李贺的诗歌。而他大学毕业后17年被时代环境敲击成片段的人生，也像极了李贺的困顿寂寥、飘荡悲叹。
　　2012年3月21日，回深圳参加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陈锡添，再去仙湖植物园，当他看到邓小平当年种下的高山榕时，又想起了1983年初到深圳的自己。
　　1983年10月，已在广州外语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5年的老师陈锡添到深圳旅游。陈锡添到了深圳才发现，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和希望。“我被深圳感染了，对这座城市有了很大兴趣，感觉身上好像突然有一股劲，唯一的念头就是要回到新闻本行中去。”
　　这一年，陈锡添42岁。听说成立仅1年的《深圳特区报》要改为日报，陈锡添觉得那里肯定需要记者，便两手空空冲劲十足地跑去毛遂自荐。
　　“现在谈理想，年轻人都觉得可笑。但那时候，谈理想是件很严肃正常的事。”
　　人到中年才当上“小记者”，报社里满眼都是年轻人。“组长、副主任和主任领导我，他们都比我年轻。”
　　当年的50多位同学里，有一大半已成为局级干部。有的还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甘肃日报社长、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已过不惑之年的人生，似乎迟暮，青春的尾巴也已消失无踪。但42岁的陈锡添觉得，他正变得和这座城市一样年轻。
　　“没觉得有多焦虑，不自卑也不气馁。”陈锡添是当年报社年纪最大的记者，“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气。”
　　半年后，他成了副主任；两年后，当上经济部主任；1992年，成为当时深圳仅有的三名高级记者之一。
　　“比别人起步晚一点，但我走得快一点。”
　　“疯狂”时代的记录者
　　2012年3月，陈锡添去复旦大学作讲座，一位大学生提起了他的文章《不唯上 只唯实》。“没想到还会有人记得。”陈锡添一时有些吃惊。
　　促使陈锡添他写下这篇文章的教训，像是雪白墙壁上的一枚生锈的钉子，一直钉在他心头。
　　“1992年8月，深圳市决定以发售认购抽签表的形式发行新股。”陈锡添说，中签者可买1000股新上市股票。
　　消息传开后，几十万张身份证被从全国各地带到深圳。发行日一早，板凳、凉席、自行车，甚至是床，都排进100万人的长龙中。
　　可没想到，很多抽签表被“走后门”拿走了。失落和绝望点燃了排了几十个小时队的股民们。当晚，一些人阻塞了深南中路，烧毁了两辆汽车、四辆摩托车，多名警察被打伤。
　　这一晚，陈锡添正值夜班。回来的记者讲述了现场的混乱，惨不忍睹。
　　“市里一位领导审过稿子后，要求加上：发售工作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很多场合，陈锡添都没讳言过此事。
　　可想而知，第二天，报社面对的是100多个“闭着眼睛说瞎话”的愤怒电话，说特区报是“特吹报”。
　　事后，广东批评深圳“封锁新闻”，中央有关部门下文，对深圳媒体给出四个字评价：文过饰非。
　　“这四个字，这么多年来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不敢忘啊。”20年后，陈锡添抬起手指，敲敲自己的脑门。
　　从这个角度看，陈锡添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观念影响改变了人的命运，自愿来深圳的人都有种理想主义情结，不甘平庸，勇于闯荡。个人和城市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