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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柏林的自然博物馆里有一条碎石铺就的小路，每一块碎石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已经有1000多块了。那是一些死于艾滋病者的姓名，他们都是西方各国文化、艺术界的名人……人们称这条小路为“沉思路”。
15世纪，一位自诩为“上帝的天使”的法国人诺查丹玛斯曾预言：世界末日将于1997年来临。基督教《圣经》中描述过的种种末日到来前的征兆，诸如战争、地震、洪水、瘟疫等纷至沓来。我们在对这些无稽的所谓预言付之一笑的同时，心里也不免会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比起曾引发过全球性恐慌的黑死病、天花和鼠疫来说，有可能成为“21世纪瘟疫”的艾滋病给当代人留下的印象更为刻骨铭心。
本世纪20年代开始，“性解放”的浪潮席卷了欧美；到了70年代，西方更有人提出了“性革命”的口号，主张满足性欲如同喝开水一样简单。随之而来的是两性关系的混乱不堪和同性恋的公开合法。
正当人们沉湎于其中时，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在1980年10月至1981年5月间，先后发现5例男性同性恋患者，经检查证实得了“卡氏肺囊虫肺炎”，免疫功能极度衰竭。世界卫生组织(WHO)与科学家们对此极其关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终于发现了向人类健康发起挑战的一种新的传染病——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它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侵入人体，破坏免疫系统，使之丧失正常的防御功能而引起的。
关于艾滋病的起源，有这样一些说法。非洲某些原始部落保存着一个产生于图腾崇拜的古老风俗：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狒狒，新娘的新婚初夜权应当属于狒狒，而据此生出的孩子可以得到祖先的保佑，聪明健壮，易于成活。殊不知，这便为艾滋病从狒狒身上传入人类提供了某种方便的渠道。又如还有一个部落，男性为了使自己在与性对象交媾中表现得强劲有力，便将一种淫性很强的非洲猕猴的血抽出来，注射到自己身上，结果该部落内部流行着非常严重的艾滋病。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调查，这些地方死于艾滋病的人占25％。本来这些部落由于较封闭，与外界很少接触，所以艾滋病的流行没有扩散开来。从60年代末开始，不少外界的白色、黑色或混血人种的商人、探险者、考察者、旅游者等进入这些地区，他们在与当地人的性交往中，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并传播开来：首先传遍非洲，然后传到欧洲和美洲，最后传入澳洲和亚洲。
艾滋病流行广泛，蔓延迅速。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艾滋病流行正以每天8500个新感染者的速度发展。预计到本世纪末，全球将有4000万人被感染，其中9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亚洲的感染人数将超过非洲；艾滋病病人累计将超过1000万；全球5岁以下儿童将有500万人通过母婴传播途径被感染。这里还存在所谓“冰山”现象，即一座冰山只有一小部分露出海面，而大部分则在海洋中深藏不露。意指实际感染者数量远不止资料报道数。
正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项目专家艾默·福克斯所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比较幸运。因为世界范围内艾滋病流行的严重程度使中国政府较早地意识到了其一旦蔓延的巨大危害，并在艾滋病总体上处于低流行阶段时就开始着手预防控制工作，所以中国没有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由于盲目乐观而致使几年后艾滋病猖獗流行，直至大面积泛滥。以前曾有专家认为亚洲是艾滋病的“绿洲”。黄种人对此病有“免疫力”，事实证明这些结论大错。1988年泰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零，到1995年竟达50万人，妓女感染者为43％，征兵时发现带此病毒者达1／5。泰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每年以10倍递增，泛滥成灾，其庞大的医疗开支、间接的经济损失以及巨大的潜在感染威胁已成为泰国加速工业化发展的障碍。
许多持悲观论调者认为，如果在近几年内不能找到控制艾滋病病毒的药物或疫苗，人们将不得不改变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抗争这场灭顶之灾：不再热衷于社交活动，尽可能不和陌生人接触，不使用公共设施，与外界的交往全赖视听设备等。这种局限于家族亲朋之间的社交活动颇有几分复古的味道。其实，回顾一下人类与艾滋病角斗的15年历程，我们有理由乐观些：从1981年正式发现和研究这种新的疾病，到1983年即找出致病的病毒，只用了2年的时间；到搞清病毒准确的遗传物质和结构，也只用了一二年时间。这比以前弄清如天花、结核病的时间要快得多。因此可以说，医学上攻克艾滋病只是迟早的事。但是，如果导致其流行的社会与文化因素没有消除，即使艾滋病攻克了，也还会有比艾滋病更凶险的疾病再度降临人间。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1996年12月1日作为第9个世界艾滋病日，其主题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艾滋病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它对人类健康与生命的威胁和对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危害是不分地区、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人群的。各国人民必须搁置争论，共同努力，面对为减缓艾滋病流行及削弱其影响所遇到的挑战。从亚洲一些国家的现状看，防止艾滋病扩散最有效的途径是正确普及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北美某些国家由于采取了防止感染的对策，感染率已开始呈下降趋势。就我国而言，人们目前对艾滋病的了解很有限，艾滋病仍笼罩在一层面纱之中。群众中普遍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态度：“谈艾色变者”以为握握手，吃顿饭。甚至和艾滋病病人说话都会被感染；“不以为然者”又往往觉得艾滋病是洋病，与己无关。对艾滋病的模糊认识造成了人们在自我保护方面的无知，增大了艾滋病病毒广泛传播的危险性，同时必然带来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而社会歧视和隔离又易形成病人与社会的对立，甚至报复行为。
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通过举办各类培训班、印制和发放宣传画、放映录像带的方式，在宣传教育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这些工作往往集中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缺乏经常性和持久性，普及程度还远远不够。不少西方国家以介绍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避免感染的方法与手段为重点，开展全民教育，许多学校则把预防艾滋病教育列为规定的课程。这种普及的教育是艾滋病病毒流行得以基本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应该借鉴。另外，国外的经验表明，完善的法律有助于防治工作的开展。卫生部有关人士透露，尽快制定法律，对艾滋病病人的婚姻、生育、就业、旅游、应负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对艾滋病病人的态度等问题作出规定，是今年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如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配置了最佳方案，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医学专家正在致力于艾滋病的研究，每年投入的资金计百亿美元，相信人类彻底降伏艾滋病病魔将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
15世纪，一位自诩为“上帝的天使”的法国人诺查丹玛斯曾预言：世界末日将于1997年来临。基督教《圣经》中描述过的种种末日到来前的征兆，诸如战争、地震、洪水、瘟疫等纷至沓来。我们在对这些无稽的所谓预言付之一笑的同时，心里也不免会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比起曾引发过全球性恐慌的黑死病、天花和鼠疫来说，有可能成为“21世纪瘟疫”的艾滋病给当代人留下的印象更为刻骨铭心。
本世纪20年代开始，“性解放”的浪潮席卷了欧美；到了70年代，西方更有人提出了“性革命”的口号，主张满足性欲如同喝开水一样简单。随之而来的是两性关系的混乱不堪和同性恋的公开合法。
正当人们沉湎于其中时，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发表了一份报告，指出在1980年10月至1981年5月间，先后发现5例男性同性恋患者，经检查证实得了“卡氏肺囊虫肺炎”，免疫功能极度衰竭。世界卫生组织(WHO)与科学家们对此极其关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终于发现了向人类健康发起挑战的一种新的传染病——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它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侵入人体，破坏免疫系统，使之丧失正常的防御功能而引起的。
关于艾滋病的起源，有这样一些说法。非洲某些原始部落保存着一个产生于图腾崇拜的古老风俗：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是狒狒，新娘的新婚初夜权应当属于狒狒，而据此生出的孩子可以得到祖先的保佑，聪明健壮，易于成活。殊不知，这便为艾滋病从狒狒身上传入人类提供了某种方便的渠道。又如还有一个部落，男性为了使自己在与性对象交媾中表现得强劲有力，便将一种淫性很强的非洲猕猴的血抽出来，注射到自己身上，结果该部落内部流行着非常严重的艾滋病。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调查，这些地方死于艾滋病的人占25％。本来这些部落由于较封闭，与外界很少接触，所以艾滋病的流行没有扩散开来。从60年代末开始，不少外界的白色、黑色或混血人种的商人、探险者、考察者、旅游者等进入这些地区，他们在与当地人的性交往中，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并传播开来：首先传遍非洲，然后传到欧洲和美洲，最后传入澳洲和亚洲。
艾滋病流行广泛，蔓延迅速。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艾滋病流行正以每天8500个新感染者的速度发展。预计到本世纪末，全球将有4000万人被感染，其中9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亚洲的感染人数将超过非洲；艾滋病病人累计将超过1000万；全球5岁以下儿童将有500万人通过母婴传播途径被感染。这里还存在所谓“冰山”现象，即一座冰山只有一小部分露出海面，而大部分则在海洋中深藏不露。意指实际感染者数量远不止资料报道数。
正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项目专家艾默·福克斯所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比较幸运。因为世界范围内艾滋病流行的严重程度使中国政府较早地意识到了其一旦蔓延的巨大危害，并在艾滋病总体上处于低流行阶段时就开始着手预防控制工作，所以中国没有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由于盲目乐观而致使几年后艾滋病猖獗流行，直至大面积泛滥。以前曾有专家认为亚洲是艾滋病的“绿洲”。黄种人对此病有“免疫力”，事实证明这些结论大错。1988年泰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零，到1995年竟达50万人，妓女感染者为43％，征兵时发现带此病毒者达1／5。泰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每年以10倍递增，泛滥成灾，其庞大的医疗开支、间接的经济损失以及巨大的潜在感染威胁已成为泰国加速工业化发展的障碍。
许多持悲观论调者认为，如果在近几年内不能找到控制艾滋病病毒的药物或疫苗，人们将不得不改变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抗争这场灭顶之灾：不再热衷于社交活动，尽可能不和陌生人接触，不使用公共设施，与外界的交往全赖视听设备等。这种局限于家族亲朋之间的社交活动颇有几分复古的味道。其实，回顾一下人类与艾滋病角斗的15年历程，我们有理由乐观些：从1981年正式发现和研究这种新的疾病，到1983年即找出致病的病毒，只用了2年的时间；到搞清病毒准确的遗传物质和结构，也只用了一二年时间。这比以前弄清如天花、结核病的时间要快得多。因此可以说，医学上攻克艾滋病只是迟早的事。但是，如果导致其流行的社会与文化因素没有消除，即使艾滋病攻克了，也还会有比艾滋病更凶险的疾病再度降临人间。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1996年12月1日作为第9个世界艾滋病日，其主题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艾滋病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它对人类健康与生命的威胁和对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危害是不分地区、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人群的。各国人民必须搁置争论，共同努力，面对为减缓艾滋病流行及削弱其影响所遇到的挑战。从亚洲一些国家的现状看，防止艾滋病扩散最有效的途径是正确普及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北美某些国家由于采取了防止感染的对策，感染率已开始呈下降趋势。就我国而言，人们目前对艾滋病的了解很有限，艾滋病仍笼罩在一层面纱之中。群众中普遍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态度：“谈艾色变者”以为握握手，吃顿饭。甚至和艾滋病病人说话都会被感染；“不以为然者”又往往觉得艾滋病是洋病，与己无关。对艾滋病的模糊认识造成了人们在自我保护方面的无知，增大了艾滋病病毒广泛传播的危险性，同时必然带来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而社会歧视和隔离又易形成病人与社会的对立，甚至报复行为。
近年来，我国有关部门通过举办各类培训班、印制和发放宣传画、放映录像带的方式，在宣传教育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这些工作往往集中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缺乏经常性和持久性，普及程度还远远不够。不少西方国家以介绍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避免感染的方法与手段为重点，开展全民教育，许多学校则把预防艾滋病教育列为规定的课程。这种普及的教育是艾滋病病毒流行得以基本控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应该借鉴。另外，国外的经验表明，完善的法律有助于防治工作的开展。卫生部有关人士透露，尽快制定法律，对艾滋病病人的婚姻、生育、就业、旅游、应负的社会责任以及社会对艾滋病病人的态度等问题作出规定，是今年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如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配置了最佳方案，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医学专家正在致力于艾滋病的研究，每年投入的资金计百亿美元，相信人类彻底降伏艾滋病病魔将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