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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地方语言出发研究当代小说，着重探讨地方语言给当代小说创作注入的文化底蕴，同时总结当代作家通过地方语言对政治话语、精英话语和西方话语的转换策略。
關键词：当代小说；地方语言；文化底蕴；转换功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085-06
所谓地方语言，与方言有一定的区别。如果说方言是一种生活语言，那地方语言则是一种文学语言，它是作家经过修辞处理的、带有地方特色的、具有叙事功能的语言。它的叙事功能是多方面的，不仅能够表义、传情、激趣，而且还有助于彰显叙事立场、突出叙事视角并强化叙事结构。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擅长于运用地方语言进行叙事的作家。这批作家中既有书写城市生活的，也有展示乡村生活的。在用地方语言书写城市生活的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邓友梅和陈建功，他们用地道的北京话写出了《烟壶》和《找乐》这样的名篇；还有冯骥才和林希，他们用标准的天津话写出了《三寸金莲》和《高买》这样的力作；还有王安忆和金宇澄，他们用绵软的上海话写出了《长恨歌》和《繁花》这样脍炙人口的海味小说；还有池莉和方方，她们用粗俗的武汉话写出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和《万箭穿心》这样广受好评的汉味小说；还有陆文夫和范小青，他们用原汁原味的苏州话写出了《美食家》和《裤裆巷风流记》这样别有情调的苏味小说。用地方语言展示乡村生活的作家作品就更是数不胜数，如迟子建化用大兴安岭一带的方言创作的《七十年代的四季歌》，充满了如诗如画的北极村童话色彩；铁凝化用冀中平原上的方言创作的《棉花垛》，洋溢着迷人勾魂的地域风情；莫言借鉴胶东折子戏中的猫腔创作的《檀香刑》等作品，构建了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激情狂欢的文学王国；贾平凹借鉴流行于陕甘宁等地的梆子戏秦腔创作的《秦腔》等作品，塑造了陕南清风街这样一个古今杂糅的艺术世界；韩少功通过对湘楚大地上的民间词汇的探幽发微而创作的《马桥词典》，营构了一个独特的民间文化迷宫；杨争光通过对黄土高坡上的土语的提炼升华而创作的《土声》，打造了一片陌生的诗意乡土。
与国家语言相比，地方语言有着它独特的叙事优势与叙事魅力。这些优势与魅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地方语言的文化底蕴
语言不是简单的字词句的组合，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结构，其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积淀。学者程文超说：“过去，我们大多把语言作为工具，作为媒介。这种误会极大地阻碍着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其实，语言是一种符号，是人的特征。作为一种基本结构，语言具有组织话语的能力，是接近人类心灵的结构。人是在语言中进行独特的发明和创造的动物，语言本身便构成文化现象。”① 相对于全民通用的国家语言来说，地方语言的文化底蕴显然更具地域特征。在笔者看来，地方语言所蕴涵的地域文化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风景文化。
风景是特定地域内由山水、树木、花草、禽鸟、建筑以及日月星辰雨雪霜等自然现象构成的可供人们观赏的景象。同时，风景也是一种文化，尤其是风景被语言表述的时候，它的言意关系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具体而单一的所指已经变为抽象而复杂的能指，想象的空间更加广阔，文化的意蕴也随之更加浓郁。如莫言笔下火红的高粱、迟子建笔下洁白的雪野、杨争光笔下的黄土坡、铁凝笔下的麦桔垛、阿来笔下的罂粟花、陈忠实笔下的古戏台、苏童笔下的西瓜船、王安忆笔下的弄堂、范小青笔下的裤裆巷、池莉笔下的花楼街，等等，它们被作家用各自的地方语言写进文本之后，便不再只是可供观赏的自然风景，而变成了具有独特审美意味的风景文化。
王祥夫的《上边》中有一段异常精彩的风景描写：“路边的玉米长得真壮，绿得发黑，一棵挨着一棵，每一棵上都吊着一两穗大得让人吃惊的棒子，真像是好后生，一伙一伙地站在那里炫耀他们的大玉米棒子。过了玉米地，又是一片高粱地，高粱也长得好，穗子头都红了，红扑扑的，好像是姑娘，挤在一起在那里站着，好像是，因为她们看到了玉米地那边的大棒子，害羞了，脸红了。这他妈的真是一个好秋天。”② 这段描写看上去像一幅风景画，既有玉米又有高粱，既有形状又有颜色，既有衬托又有对比，让读者赏心悦目。但是，这不仅只是一幅风景画，作家通过比喻、拟人、借代和象征等语言修辞的处理，那大的让人吃惊的“大玉米棒子”已经远离了它的所指，明显成了男性生殖器的替代。正因为“大玉米棒子”不再只是自然景观，而让作家赋予了性文化的内涵，所以高粱们才感到“害羞”和“脸红”。当然，高粱在这里也不再只是高粱，而变成了姑娘的借代。在王祥夫的笔下，风景已然变为风景文化。
如果把上面这段风景描写放进小说上下文的语境中进行分析，读者还会发现更多的文化内涵。作品写的是刘子瑞老人的儿子从城里回来了，老伴儿派他去一趟商店。一听说儿子归来，正光着脚在地里薅草的刘子瑞顿时激动异常，连鞋也没顾上穿便往商店去了。由玉米和高粱构成的这幅风景，是刘子瑞走在路上看见的。刘子瑞赤着双脚走在石子路上，肯定非常难受。但是，从这段风景描写中，我们却看不到刘子瑞的难受，相反还感到他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悦。试问：刘子瑞为什么脚下难受的时候心里还会感到喜悦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儿子回来了。正是因为儿子回来了心情好，刘子瑞才把玉米棒子当成了小伙子的那东西，才把高粱看成了姑娘。乍一看，刘子瑞似乎有点色情。一个老人，怎么会在儿子回来的时候产生一种性想象？事实上，王祥夫是通过刘子瑞性心理的激活来写他的生命意识。儿子回来了，老人太高兴了，太亢奋了，太激动了，由于极度的高兴、亢奋和激动，作为男人，刘子瑞生命深处沉睡已久的那些最基本的意识顿时都被唤醒了，所以刘子瑞在此情此景中关于性的联想不仅不让读者觉得下流，反而让读者感到这个形象更加真实、更加丰满、更加可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段风景描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心理的透视。
第二，风情文化。
风情，指的是特定地域里的那些具有独特意趣和微妙情怀的风土人情。无论是意趣还是情怀，都与这个地域的特殊文化心理积淀有关，并且与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的风情万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风情就是性感的近义词。性感源于人类的性本能。学者刘清平认为，人有两大本能，一是生本能，二是性本能。他说：“一方面，生物在生本能的驱使下，通过进食、代谢、排泄、呼吸等活动养活自身，维持自己的个体性生命存在；另一方面，生物在性本能的驱使下，通过求偶、交配、生育、抚养等活动繁衍后代，维持自己的族类性生命存在。”③ 由此可见，性本能是生物维系自身作为族类的生命存在状态的固有冲动和能动力量。在人们实现性本能的过程中，既有直接的生理性满足，又有间接的精神性满足，两种满足都会带来快感。我们所说的性感，主要指的是由性本能的间接满足而产生的精神性快感。这种精神性快感含蓄、隐晦、内敛，常常被化作风情体现出来。正因为风情与性感密切相联，所以它才有了独特的意趣和微妙的情怀，才有了丰富的文化底蕴。 迟子建的《清水洗尘》并没有多少故事情节，其叙事重心全在于风情展示，为读者描绘了多幅迷人的风情画。比如天云关于洗澡与怀孕的想象，比如天灶父母利用洗澡相互搓背之机行夫妻之事，这些都是与性本能有关的风土人情。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风情描写无疑是与蛇寡妇有关的那段插曲。腊月二十七晚上洗澡的时候，黑着眼圈的蛇寡妇突然穿着绿色软缎棉袄来到了天灶家。她家澡盆漏水，要请天灶父亲去帮她堵漏。天灶父亲热心快肠，马上问她家有锡没有。天灶母亲却是个醋坛子，赶忙问要锡干什么？蛇寡妇说家里没有锡，天灶父亲有点怕老婆，便就势说，那就没法补了。天灶母亲说，随便用脸盆洗洗吧。蛇寡妇却说，一年才洗一回澡，不能将就。她一定要天灶父亲去帮她堵漏。因为推不脱，天灶父亲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去了蛇寡妇家。出门时天灶父亲回过头看了老婆一眼，“得到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眼和她随之吐出的一口痰，那道白眼和痰组成了一个醒目的惊叹号，使天灶的父亲在迈出门槛后战战兢兢的”。天灶父亲去蛇寡妇家迟迟未归，天灶母亲就六神无主，连一年一次的洗澡也心不在焉，洗得十分草率。小说写道：“母亲历年洗澡都洗得很漫长，起码要一个钟头。说是要泡透了，才能把身上的灰全部搓掉。然而今年她只洗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她一出来就问天灶，你爸回来没有？得知丈夫还没有回来，她气愤地说，去了这么长时间，十个澡盆都补好了。原来，天灶父亲不光帮蛇寡妇补了澡盆，还帮她掏了堵塞的烟囱，所以回家晚了。天灶父亲回来时，天灶母亲“眼眉一挑，说：‘哟，修了这么长时间，还修了一脸的灰，那漏儿堵上了吧？’‘堵上了。’父亲张口结舌地说。‘堵得好？’母亲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好。’父亲茫然答道。母亲‘哼’了一声，父亲便连忙红着脸补充说：‘是澡盆的漏儿堵得好。’”④
在这段插曲中，蛇寡妇隐秘的求偶心理、天灶母亲天生的吃醋心理和防范心理、天灶父亲潜意识中的越轨心理以及惧内心理，都被迟子建妙趣横生地展示出来了。尤其是天灶父母因蛇寡妇而引起的一系列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活动，由于作家抓住了其独特的意趣和微妙的情怀，被写得异常动人，从而让这些风情充满了诱人的性感，同时也增加了风情的文化内涵，给读者创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上面这段风情描写中，迟子建用的全都是精心提炼的地方语言。比如天灶父母对话中的“漏儿”、“堵上了”、“堵得好”等地方语言，经过双关化修辞处理，都已改变了原有的言意关系，成为性的隐喻，使能指大大超越了所指，形成了别有意味的语言陷阱，突出了风情的性感特征和文化魅力。
第三，风俗文化。
风俗指的是特定地域在长期社会文化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和禁忌等内容的总和。风俗与风情略有不同，风情是即兴的、偶然的、没有预设的，而风俗则有一定的规定性、时空性和约定俗成性，带有某种仪式的味道。风俗又称民俗，它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衣、食、住、行、生育、婚嫁、丧葬、娱乐、宗教、岁时、艺术等各个方面。风俗具有更多的地方性，所以有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说法。同时，风俗与风情相比，它的文化含量更多。从文化学的角度讲，风俗实际上反映了某个特定地域的文化认同感。
铁凝堪称风俗画大师，她的那些取材于冀中平原的小说差不多都有醉人的风俗描写。而且，为了传达出那些风俗的原汁原味，铁凝在写作时始终自觉甚至是刻意地运用了冀中平原的地方语言。比如把乳房称为“馋馋”，把私房钱称为“体己”，把生活费用称为“缴缠”，把货郎称为“糖担儿”，把做爱称为“办事”，这些方言土语在表达上比国家语言更形象、更生动、更有情调和兴趣，也更有文化内涵。如《棉花垛》写货郎糖担儿在米子正和明喜脱光衣服办事时闯进了窝棚，看见了米子的两个乳房，米子于是就抢走了糖担儿两包烟，小说接下来这样写道：“糖担儿想，你抢走我两盒‘白炮台’，我看见了你的俩馋馋，不赔不赚。”⑤ “馋馋”在这里显然比“乳房”更有表现力，“乳房”只能客观地表明对象，而“馋馋”除了表明对象之外，还反映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带有浓烈的情感性。
铁凝的《笨花》写到了冀中平原上的许多风俗，它们不仅强化了小说的地域色彩，更增添了作品的文化底蕴。其中对读者最有誘惑力的，无疑是关于钻窝棚风俗的描写。立秋之后，收获棉花的时间就到了。在这样一个丰收而喜庆的季节，花主们总要在自己的棉花地上搭个窝棚，每晚寄宿在窝棚里，表面上是为了看守棉花，实际上是在等候那些以身换花的风骚女人。那些钻窝棚的女人不仅风骚，而且姿色出众，同时又不愿劳动，所以每年这个时候都要钻窝棚以身换花。这是当地的风俗，无论是搭窝棚的男人，还是钻窝棚的女人，所谓的道德在这个季节都被束之高阁，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尽情狂欢。而且，窝棚里的交易是半公开的，卖杂货的糖担儿可以随时闯入，这便让窝棚里的故事更加有声有色、风生水起、意味无穷了。小说中这样写道：“糖担儿走了，大花瓣儿还在被窝里鞧着。向桂拍拍被窝说：‘还不出来，糖担儿走了。’大花瓣儿还是不出来，只伸出一条光胳膊拽向桂。向桂先把两条光腿伸进被窝，又褪下大袄，往下一溜也溜到被窝底儿。大花瓣儿早拿头顶住了向桂的小肚子，顶得向桂直笑。向桂说：‘别闹了，这糖担儿误了咱俩多少事呀。’大花瓣儿说：‘也不能这么说。这花地里离了糖担儿，还叫个什么花地，干碴碴的。’向桂说：‘也是。’大花瓣儿就去摸索向桂。向桂迎着大花瓣儿说：‘你刚说花地里离了糖担儿就干碴碴的，怎么糖担儿一走你就干碴碴地乱摸呀。’大花瓣儿就说：‘你不是嫌糖担儿误了咱俩的事呀，还不快点儿。’说完一骨碌先压住了向桂。向桂只觉得今天大花瓣儿的身上格外光滑，心里说，我操，这女人身上像绸缎一样，要不说招人哪。他摩挲着大花瓣儿身上该摸的地方，又办了该办的事。”⑥ 这种风俗虽然有悖常理，却并不伤风败俗，它蕴涵着这个地域特殊而复杂的文化心理，既有认识价值又有审美价值。
对于钻窝棚这一风俗描写，铁凝自己特别满意。她说：“钻窝棚的风俗的确是冀中平原真实存在的。小说中对它的描写我很喜欢。这些夜生活就是那些乡村人的真实情况，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我排斥那种居高临下的批判它们，当然我也不对它们进行赞美。因为那是他们的人情世故，虽然我们看起来可能是不道德的，但你仔细体会却会发现它其中又有自己的道德操守。”⑦ 二、地方语言的转换功能
语言在特定的情况下又被称为话语。话语与权力有关，所以有话语权的说法。根据学者王一川的考证，话语一词来自法语，它的一个重要发明人是法国思想家福柯。福柯认为话语大于语言结构和言语的总和。王一川解释说：“人们谈到话语的时候，可能总是会想到具体的语言行为以及它与语言结构的关系。它们是受制于特定的权力结构的。人们要利用特定的权力结构来表达自己的利害，说话不只是说话，而是表述人的生存方式、人所置身其中的权力关系。”⑧
权力又往往与阶层有关，所以与权力挂钩的话语一般又分为许多阵营，如官方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还有西方话语和东方话语，甚至还包括古典话语和现代话语。地方语言显然属于民间话语范畴，从权力上来说，它毫无疑问属于弱势话语。运用地方语言写作的作家，虽然要坚持自己的民间立场，有效调动民间话语的叙事优势，但又不可能完全拒绝其他阶层或阵营的话语，于是就出现了一种话语矛盾。正如学者张卫中所说：“方言凝聚了作家的童年经验与文化记忆，是其对世界最基本的经验，一个作家不可能置方言于不顾，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使用普通话，否则就无法与其他方言区的读者交流，因此，很多作家都处在一个两难的境遇中，如何处理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是新时期文学语言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⑨ 普通话代表着国家语言，属于国家话语。对一个以地方语言作为母语写作的作家来说，他要处理的语言关系不仅只是与普通话的关系，同时还要处理与知识分子话语的关系，以及与西方话语的关系。
如何处理民间话语与其他话语的关系？作家们没有一味地对抗或一味地妥协，而是充分发挥了地方语言的转化功能，即对其他形态的话语进行吸纳、调整和改装，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地方语言的叙事能力。
第一，对政治话语的转换。
政治话语主要指通常所称的普通话，这里之所以不用普通话这个概念，是因为普通话这个说法无形中隐藏了语言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因素。作为强制推行的国家语言，普通话承载了太多的政治意志。学者方长安说：“普通话严重地政治革命化，造成了语言的单调无实指，不仅麻木了一代人的神经，使他们语言知识贫乏，以至心灵干枯；而且使普通话远离现实人生，无法叙述个人化的感受、经验，尤其难以满足南方方言区人们的语言需求。”⑩ 因为政治话语充斥着革命性，显得假、大、空，加之单调、苍白、乏味，所以坚持民间话语写作的作家必须用地方语言对它进行转换。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用地方语言转换政治话语的成功典范。而且，韩少功对政治话语的转换充满了颠覆性。比如在“满天红”这个词条里，作者首先指出了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话语对马桥这个南方乡村的语言入侵，马桥人迫于当时的革命形势，每天晚上都要集中到复查的堂屋里向伟大领袖“表忠心”，表忠心的主要方式便是比赛背毛主席语录。“满天红”是一种造型十分古怪的灯壶，烧棉油或柴油，冒出滚滚的黑烟。它就是表忠心的产物，因为每到夜晚，人们都要打着“满天红”背毛主席语录。然而，无论是“满天红”灯还是毛主席语录，都无法把暗夜照亮。作者用带有隐喻的语言写道：“一盏昏昏的满天红挂得太高，灯下的人还是模模糊糊的黑影子，看不清楚，撞一个人，不知是男是女。”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虽然政治话语来势汹涌，但马桥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地方语言。他们也感到了政治话语的遥远与空洞，觉得它们与马桥的现实生话格格不入，于是创造了许多条马桥版的毛主席语录。小说写道：“马桥人有时候说出一些特别的毛主席语录，比如‘毛主席说，今年的油茶长得很好；’‘毛主席说，要节约粮食但也不能天天吃浆；’‘毛主席说，地主分子不老实，就把他们吊起来；’‘毛主席说，兆矮子不搞计划生育，生娃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 ‘毛主席说，哪个往猪粪里掺水，查出来就扣他的口粮谷！’”{11} 在韩少功的笔下，政治话语看上去虽然铺天盖地，但有内容、有意思、有情调、有趣味、有力量的仍然是马桥的地方语言。只是，聪明而狡黠的马桥人把“油茶”、“吃浆”、“吊起来”、“兆矮子”、“生娃崽”、“猪粪”和“口粮谷”这些方言土语，都放进了毛主席语录中，从而产生了奇异的表达效果。
刘庆邦《嫂子和处子》中也对政治话语进行了巧妙的转换。与韩少功不同的是，刘庆邦是通过置换语境的方式来转换政治话语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两个贫农嫂子打着斗争的幌子逼迫地主的后代民儿为她们提供性服务。有意思的是，她们居然把男女之事称为阶级斗争。小说写道：“二嫂和会嫂都懂得，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忘记的，不是讲一次两次就讲完了，得经常讲。她们都深有体会，阶级斗争一讲是很灵的，尤其是对民儿来说。”所以，二嫂一有机会就要找民儿讲一讲阶级斗争。有时二嫂当着别人的面，给民儿发暗号要讲阶级斗争，民儿就犯倔，说他今天有事，改天再去。二嫂马上严厉地说，贫下中农安排你干点活儿，你还推三推四的，我看你还是不老实！如今不是旧社会了，不是你们家压迫贫下中农的时候了，告诉你，我们贫下中农翻身了。民儿马上表示服从，说我去还不行吗？二嫂的阶级立场坚定，斗争性特别强。会嫂也不比二嫂差，她最乐意在野地里和民儿进行斗争。“玉米收割了，他们就转移到菜园的泥巴屋里开展斗争。在一个美好的秋夜，会嫂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竟和民儿斗争了三次，可把民儿斗孬了。”{12} 刘庆邦把阶级斗争这一典型的政治话语从政治语境移植到民间男女关系语境，巧妙地把政治話语转换成了民间话语，非常精彩地再现了特定年代里普通老百姓化严肃为幽默、化紧张为轻松的有趣心态。
第二，对精英话语的转换。
精英话语主要指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使用的语言体系，它骨子里隐藏着一种精英阶层的优越感与自大性，从词汇到句式到语感都带有启蒙、指点和引领的味道，常常对事物进行道德判断，有居高临下、故弄玄虚、装腔作势等特点。
在民间社会里，民间话语对精英话语往往持一种嘲讽的态度。有一则民间笑话，说有一位故作高深的老师，他的妻子没有文化。老师为了让妻子在待人接物时显得高雅一点，就教了她几招。他告诉妻子，如果问客人姓什么，就问你贵姓？假如客人回答姓张，你就接着问，是弓长张还是立早章？次日，家里来了一位男性客人，妻子就问，你贵姓？客人说，免贵姓杨。妻子一下子傻了眼，不知道怎么把杨字拆开，情急之中只好问，是公羊还是母羊？客人先是一愣，然后说，那你看呢？妻子说，我看你是公羊。客人说，你眼光真好！从语言上来说，这则笑话实际上是民间话语对精英话语的一种戏弄。 王蒙《冬天的话题》也对精英话语进行了冷嘲热讽。民间通俗易懂的“洗澡”，在大学教授朱慎独的嘴里便成了高雅而深奥的“沐浴”，他因此还创建了一门“沐浴学”，并出版多卷本的理论专著《沐浴学发凡》，一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沐浴学权威。在《沐浴学发凡》中，朱慎独指出沐浴的时间应定在晚上，但留学归来的学生赵小强却发表了一篇观点与朱慎独相左的文章，认为洗澡的时间应提到早晨。因此，“朱慎独生气了，朱慎独说赵小强不知天高地厚，朱老骂赵小强混蛋、该死，朱教授说赵小强品质不好，朱博士说赵小强是放洋屁。”{13}一向文明高雅的知识精英朱慎独教授，在生气的时候居然斯文扫地，语言也一下子变了，不仅抛弃了“沐浴”这样雅致的词语，而且还一口气运用了“混蛋”、“该死”、“放洋屁”这么多属于民间话语的词汇。经王蒙如此一转换，精英话语在民间话语面前顿时相形见绌。
韩少功《马桥词典》中也有多处对精英话语的转换。如在“撞红”这个词条中，作家通过地方语言“撞红”和精英话语中的“贞洁”的比较，完成了地方语言对道德化的精英话语的现代性解构。作品这样写道：“据说马桥人以前收亲忌处女，洞房之夜谓之‘撞红’，是很不吉利的事情。相反，女方未婚先孕，挺个大肚子，倒是能使夫家感到满意。”{14} 韩少功不仅挖掘出了地方语言中的独特的文化积淀，而且还从语言的角度对精英话语承载的某些道德观进行了解构。
第三，对西方话语的转换。
客观地说，每一种形态的语言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包括形式的和意义的。因此，各种语言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必要。以地方语言作为母语写作的作家，他在写作中虽然坚持了地方语言的主导地位，但并不完全排斥其他语言。比如上面提到的地方语言对政治话语和精英话语的转化，实际上是在以一种颠覆或解构的形式对这两种语言进行学习和借鉴。除了政治话语和精英话语，西方话语也是民间地方语言学习和借鉴的对象。学者陈国恩说：“民族风格，只能在创造性的文学实践中，在对外来文艺和民族传统文艺的吸收、转化与扬弃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和发展。”{15} 当然，这种学习与借鉴绝不是生硬地照搬，而是要把外来语言与地方语言进行有机的结合。
与民间本土的地方语言相比，外来语言更注重语言表达上的感觉，即我们经常所说的语感。语感是直接而迅速地感悟语言文字的能力，是对语言文字分析、理解、体会、吸收全过程的高度浓缩。它同时又是一种经验色彩很浓的能力，其中既牵涉到学习经验和生活经验，又牵涉到心理经验和情感经验，还包含着理解力、判断力和想象力等多种因素。语感在叙事作品中主要体现为语言的形式感，它通过一种既让读者熟悉又令读者陌生的形式唤起读者对事物的感觉。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把语言分为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两种，指出：“文学语言不单纯是传达意思的符号，而且还具备形式。构成文学形式的要素是声音和节奏。具备形式的文学语言通过其形式把事物的反映表现出来。具备形式的文学语言比任何外界事物都具有一种作为物的感觉，它离灵魂最近。”{16}
杨争光是一位极有语言天赋并特别强调语感的作家，他一方面对地方语言中饱含的原初经验与地域文化情有独钟、如醉如痴、依依不舍，另一方面又对西方语言中那种极具文学气质的语感心驰神往。于是，他的小说中便出现了大量的既土又洋的语言现象。如《赌徒》中的一段：“甘草有一片生动的上嘴唇，从深深的鼻凹里伸出来，像一片肥硕而热烈的嫩白菜叶。那时候，她十七岁。一伙骑马的队伍驻扎在她的村子里，那个长胡子的伙夫班长被她那片嫩白菜叶撩拨得横竖不得安睡。他说甘草你到伙房来我给你吃白面慢头和马肉，大块的。他说得很诚恳。甘草感到她的舌头根上涌出来一股酸酸的口水。她咂着嘴，看着班长满脸的硬胡子，一动不动。班长说你来。她把口水咽进了喉咙，就跟他进了伙房。她坐在灶窝里，吃了三个白面馒头，两大块马肉。班长舔了她的嘴，然后又解开了她的裤子。她挡住班长的手，说，还有我爹妈。班长说，走的时候你拿。她放心地松开手，让班长弄了她。”{17} 在这段文字中，主打的语言元素仍然是地方语言，如“鼻凹”、“白菜叶”、“撩拨”、“伙房”、“舌头根”、“硬胡子”、“咂着嘴”、“弄了她”，但又嵌入了“那个长胡子的伙夫班长被她那片嫩白菜叶撩拨得横竖不得安睡”这样的欧式长句。同时，作者还运用了比喻、借代、通感等修辞技术，以及“马肉，大块的”这种定语后置等倒装句式，将场景、颜色、声音、味道，以及人物行为、动作、性格和心理活动等全方位地诉诸读者的视觉、听觉、味觉乃至心理感觉，让读者获得了生动、具体、鲜明的形式感。由于杨争光将西方语言形式创造性地融入了本土语境，所以他笔下的地方语言在叙事上更显活力。
莫言也是转化西方话语的高手。如《红高粱》中的句子：“高粱的茎叶在雾中滋滋乱叫，雾中缓缓地流淌着这块低洼平原上穿行的墨水河明亮的喧哗。”{18} 在这个句子中，“高粱”、“低洼平原”、“墨水河”等基本语言元素是本土的，但它们的组合模式却是西方的。莫言刻意抛弃了地方语言的常规组合原则，大胆地借鉴了西方的情绪化语言组合形式，从而增强了语言的形式感，加强了地方语言对读者的冲击力，有效地激发了读者的感觉与想象。
注释：
① 程文超：《深入理解语言》，《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② 王祥夫：《上边》，《花城》2002年第4期。
③ 刘清平：《时尚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④ 迟子建：《清水洗尘》，《青年文学》1998年第8期。
⑤ 铁凝：《棉花垛》，《人民文学》1988年第2期。
⑥ 铁凝：《笨花》，《当代》2006年第1期。
⑦ 铁凝：《“笨花”里的世俗烟火》，《新京报》2006年1月23日。
⑧ 王一川：《文學理论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⑨ 张卫中：《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⑩ 方长安：《对话与20世纪中国文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11}{14} 韩少功：《马桥词典》，《小说界》1996年第2期。
{12} 刘庆邦：《嫂子与处子》，《天涯》2001年第1期。
{13} 王蒙：《冬天的话题》，《小说家》1985年第2期。
{15} 陈国恩：《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文化透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6} 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17} 杨争光：《赌徒》，《收获》1991年第1期。
{18} 莫言：《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8期。
作者简介：晓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保昌）
關键词：当代小说；地方语言；文化底蕴；转换功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085-06
所谓地方语言，与方言有一定的区别。如果说方言是一种生活语言，那地方语言则是一种文学语言，它是作家经过修辞处理的、带有地方特色的、具有叙事功能的语言。它的叙事功能是多方面的，不仅能够表义、传情、激趣，而且还有助于彰显叙事立场、突出叙事视角并强化叙事结构。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擅长于运用地方语言进行叙事的作家。这批作家中既有书写城市生活的，也有展示乡村生活的。在用地方语言书写城市生活的作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邓友梅和陈建功，他们用地道的北京话写出了《烟壶》和《找乐》这样的名篇；还有冯骥才和林希，他们用标准的天津话写出了《三寸金莲》和《高买》这样的力作；还有王安忆和金宇澄，他们用绵软的上海话写出了《长恨歌》和《繁花》这样脍炙人口的海味小说；还有池莉和方方，她们用粗俗的武汉话写出了《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和《万箭穿心》这样广受好评的汉味小说；还有陆文夫和范小青，他们用原汁原味的苏州话写出了《美食家》和《裤裆巷风流记》这样别有情调的苏味小说。用地方语言展示乡村生活的作家作品就更是数不胜数，如迟子建化用大兴安岭一带的方言创作的《七十年代的四季歌》，充满了如诗如画的北极村童话色彩；铁凝化用冀中平原上的方言创作的《棉花垛》，洋溢着迷人勾魂的地域风情；莫言借鉴胶东折子戏中的猫腔创作的《檀香刑》等作品，构建了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激情狂欢的文学王国；贾平凹借鉴流行于陕甘宁等地的梆子戏秦腔创作的《秦腔》等作品，塑造了陕南清风街这样一个古今杂糅的艺术世界；韩少功通过对湘楚大地上的民间词汇的探幽发微而创作的《马桥词典》，营构了一个独特的民间文化迷宫；杨争光通过对黄土高坡上的土语的提炼升华而创作的《土声》，打造了一片陌生的诗意乡土。
与国家语言相比，地方语言有着它独特的叙事优势与叙事魅力。这些优势与魅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地方语言的文化底蕴
语言不是简单的字词句的组合，而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结构，其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积淀。学者程文超说：“过去，我们大多把语言作为工具，作为媒介。这种误会极大地阻碍着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其实，语言是一种符号，是人的特征。作为一种基本结构，语言具有组织话语的能力，是接近人类心灵的结构。人是在语言中进行独特的发明和创造的动物，语言本身便构成文化现象。”① 相对于全民通用的国家语言来说，地方语言的文化底蕴显然更具地域特征。在笔者看来，地方语言所蕴涵的地域文化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风景文化。
风景是特定地域内由山水、树木、花草、禽鸟、建筑以及日月星辰雨雪霜等自然现象构成的可供人们观赏的景象。同时，风景也是一种文化，尤其是风景被语言表述的时候，它的言意关系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具体而单一的所指已经变为抽象而复杂的能指，想象的空间更加广阔，文化的意蕴也随之更加浓郁。如莫言笔下火红的高粱、迟子建笔下洁白的雪野、杨争光笔下的黄土坡、铁凝笔下的麦桔垛、阿来笔下的罂粟花、陈忠实笔下的古戏台、苏童笔下的西瓜船、王安忆笔下的弄堂、范小青笔下的裤裆巷、池莉笔下的花楼街，等等，它们被作家用各自的地方语言写进文本之后，便不再只是可供观赏的自然风景，而变成了具有独特审美意味的风景文化。
王祥夫的《上边》中有一段异常精彩的风景描写：“路边的玉米长得真壮，绿得发黑，一棵挨着一棵，每一棵上都吊着一两穗大得让人吃惊的棒子，真像是好后生，一伙一伙地站在那里炫耀他们的大玉米棒子。过了玉米地，又是一片高粱地，高粱也长得好，穗子头都红了，红扑扑的，好像是姑娘，挤在一起在那里站着，好像是，因为她们看到了玉米地那边的大棒子，害羞了，脸红了。这他妈的真是一个好秋天。”② 这段描写看上去像一幅风景画，既有玉米又有高粱，既有形状又有颜色，既有衬托又有对比，让读者赏心悦目。但是，这不仅只是一幅风景画，作家通过比喻、拟人、借代和象征等语言修辞的处理，那大的让人吃惊的“大玉米棒子”已经远离了它的所指，明显成了男性生殖器的替代。正因为“大玉米棒子”不再只是自然景观，而让作家赋予了性文化的内涵，所以高粱们才感到“害羞”和“脸红”。当然，高粱在这里也不再只是高粱，而变成了姑娘的借代。在王祥夫的笔下，风景已然变为风景文化。
如果把上面这段风景描写放进小说上下文的语境中进行分析，读者还会发现更多的文化内涵。作品写的是刘子瑞老人的儿子从城里回来了，老伴儿派他去一趟商店。一听说儿子归来，正光着脚在地里薅草的刘子瑞顿时激动异常，连鞋也没顾上穿便往商店去了。由玉米和高粱构成的这幅风景，是刘子瑞走在路上看见的。刘子瑞赤着双脚走在石子路上，肯定非常难受。但是，从这段风景描写中，我们却看不到刘子瑞的难受，相反还感到他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悦。试问：刘子瑞为什么脚下难受的时候心里还会感到喜悦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儿子回来了。正是因为儿子回来了心情好，刘子瑞才把玉米棒子当成了小伙子的那东西，才把高粱看成了姑娘。乍一看，刘子瑞似乎有点色情。一个老人，怎么会在儿子回来的时候产生一种性想象？事实上，王祥夫是通过刘子瑞性心理的激活来写他的生命意识。儿子回来了，老人太高兴了，太亢奋了，太激动了，由于极度的高兴、亢奋和激动，作为男人，刘子瑞生命深处沉睡已久的那些最基本的意识顿时都被唤醒了，所以刘子瑞在此情此景中关于性的联想不仅不让读者觉得下流，反而让读者感到这个形象更加真实、更加丰满、更加可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段风景描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心理的透视。
第二，风情文化。
风情，指的是特定地域里的那些具有独特意趣和微妙情怀的风土人情。无论是意趣还是情怀，都与这个地域的特殊文化心理积淀有关，并且与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的风情万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风情就是性感的近义词。性感源于人类的性本能。学者刘清平认为，人有两大本能，一是生本能，二是性本能。他说：“一方面，生物在生本能的驱使下，通过进食、代谢、排泄、呼吸等活动养活自身，维持自己的个体性生命存在；另一方面，生物在性本能的驱使下，通过求偶、交配、生育、抚养等活动繁衍后代，维持自己的族类性生命存在。”③ 由此可见，性本能是生物维系自身作为族类的生命存在状态的固有冲动和能动力量。在人们实现性本能的过程中，既有直接的生理性满足，又有间接的精神性满足，两种满足都会带来快感。我们所说的性感，主要指的是由性本能的间接满足而产生的精神性快感。这种精神性快感含蓄、隐晦、内敛，常常被化作风情体现出来。正因为风情与性感密切相联，所以它才有了独特的意趣和微妙的情怀，才有了丰富的文化底蕴。 迟子建的《清水洗尘》并没有多少故事情节，其叙事重心全在于风情展示，为读者描绘了多幅迷人的风情画。比如天云关于洗澡与怀孕的想象，比如天灶父母利用洗澡相互搓背之机行夫妻之事，这些都是与性本能有关的风土人情。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风情描写无疑是与蛇寡妇有关的那段插曲。腊月二十七晚上洗澡的时候，黑着眼圈的蛇寡妇突然穿着绿色软缎棉袄来到了天灶家。她家澡盆漏水，要请天灶父亲去帮她堵漏。天灶父亲热心快肠，马上问她家有锡没有。天灶母亲却是个醋坛子，赶忙问要锡干什么？蛇寡妇说家里没有锡，天灶父亲有点怕老婆，便就势说，那就没法补了。天灶母亲说，随便用脸盆洗洗吧。蛇寡妇却说，一年才洗一回澡，不能将就。她一定要天灶父亲去帮她堵漏。因为推不脱，天灶父亲最后还是小心翼翼地去了蛇寡妇家。出门时天灶父亲回过头看了老婆一眼，“得到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眼和她随之吐出的一口痰，那道白眼和痰组成了一个醒目的惊叹号，使天灶的父亲在迈出门槛后战战兢兢的”。天灶父亲去蛇寡妇家迟迟未归，天灶母亲就六神无主，连一年一次的洗澡也心不在焉，洗得十分草率。小说写道：“母亲历年洗澡都洗得很漫长，起码要一个钟头。说是要泡透了，才能把身上的灰全部搓掉。然而今年她只洗了半个小时就出来了。”她一出来就问天灶，你爸回来没有？得知丈夫还没有回来，她气愤地说，去了这么长时间，十个澡盆都补好了。原来，天灶父亲不光帮蛇寡妇补了澡盆，还帮她掏了堵塞的烟囱，所以回家晚了。天灶父亲回来时，天灶母亲“眼眉一挑，说：‘哟，修了这么长时间，还修了一脸的灰，那漏儿堵上了吧？’‘堵上了。’父亲张口结舌地说。‘堵得好？’母亲从牙缝里迸出三个字。‘好。’父亲茫然答道。母亲‘哼’了一声，父亲便连忙红着脸补充说：‘是澡盆的漏儿堵得好。’”④
在这段插曲中，蛇寡妇隐秘的求偶心理、天灶母亲天生的吃醋心理和防范心理、天灶父亲潜意识中的越轨心理以及惧内心理，都被迟子建妙趣横生地展示出来了。尤其是天灶父母因蛇寡妇而引起的一系列的言行举止和心理活动，由于作家抓住了其独特的意趣和微妙的情怀，被写得异常动人，从而让这些风情充满了诱人的性感，同时也增加了风情的文化内涵，给读者创造了丰富的想象空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上面这段风情描写中，迟子建用的全都是精心提炼的地方语言。比如天灶父母对话中的“漏儿”、“堵上了”、“堵得好”等地方语言，经过双关化修辞处理，都已改变了原有的言意关系，成为性的隐喻，使能指大大超越了所指，形成了别有意味的语言陷阱，突出了风情的性感特征和文化魅力。
第三，风俗文化。
风俗指的是特定地域在长期社会文化生活中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和禁忌等内容的总和。风俗与风情略有不同，风情是即兴的、偶然的、没有预设的，而风俗则有一定的规定性、时空性和约定俗成性，带有某种仪式的味道。风俗又称民俗，它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衣、食、住、行、生育、婚嫁、丧葬、娱乐、宗教、岁时、艺术等各个方面。风俗具有更多的地方性，所以有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说法。同时，风俗与风情相比，它的文化含量更多。从文化学的角度讲，风俗实际上反映了某个特定地域的文化认同感。
铁凝堪称风俗画大师，她的那些取材于冀中平原的小说差不多都有醉人的风俗描写。而且，为了传达出那些风俗的原汁原味，铁凝在写作时始终自觉甚至是刻意地运用了冀中平原的地方语言。比如把乳房称为“馋馋”，把私房钱称为“体己”，把生活费用称为“缴缠”，把货郎称为“糖担儿”，把做爱称为“办事”，这些方言土语在表达上比国家语言更形象、更生动、更有情调和兴趣，也更有文化内涵。如《棉花垛》写货郎糖担儿在米子正和明喜脱光衣服办事时闯进了窝棚，看见了米子的两个乳房，米子于是就抢走了糖担儿两包烟，小说接下来这样写道：“糖担儿想，你抢走我两盒‘白炮台’，我看见了你的俩馋馋，不赔不赚。”⑤ “馋馋”在这里显然比“乳房”更有表现力，“乳房”只能客观地表明对象，而“馋馋”除了表明对象之外，还反映出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带有浓烈的情感性。
铁凝的《笨花》写到了冀中平原上的许多风俗，它们不仅强化了小说的地域色彩，更增添了作品的文化底蕴。其中对读者最有誘惑力的，无疑是关于钻窝棚风俗的描写。立秋之后，收获棉花的时间就到了。在这样一个丰收而喜庆的季节，花主们总要在自己的棉花地上搭个窝棚，每晚寄宿在窝棚里，表面上是为了看守棉花，实际上是在等候那些以身换花的风骚女人。那些钻窝棚的女人不仅风骚，而且姿色出众，同时又不愿劳动，所以每年这个时候都要钻窝棚以身换花。这是当地的风俗，无论是搭窝棚的男人，还是钻窝棚的女人，所谓的道德在这个季节都被束之高阁，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尽情狂欢。而且，窝棚里的交易是半公开的，卖杂货的糖担儿可以随时闯入，这便让窝棚里的故事更加有声有色、风生水起、意味无穷了。小说中这样写道：“糖担儿走了，大花瓣儿还在被窝里鞧着。向桂拍拍被窝说：‘还不出来，糖担儿走了。’大花瓣儿还是不出来，只伸出一条光胳膊拽向桂。向桂先把两条光腿伸进被窝，又褪下大袄，往下一溜也溜到被窝底儿。大花瓣儿早拿头顶住了向桂的小肚子，顶得向桂直笑。向桂说：‘别闹了，这糖担儿误了咱俩多少事呀。’大花瓣儿说：‘也不能这么说。这花地里离了糖担儿，还叫个什么花地，干碴碴的。’向桂说：‘也是。’大花瓣儿就去摸索向桂。向桂迎着大花瓣儿说：‘你刚说花地里离了糖担儿就干碴碴的，怎么糖担儿一走你就干碴碴地乱摸呀。’大花瓣儿就说：‘你不是嫌糖担儿误了咱俩的事呀，还不快点儿。’说完一骨碌先压住了向桂。向桂只觉得今天大花瓣儿的身上格外光滑，心里说，我操，这女人身上像绸缎一样，要不说招人哪。他摩挲着大花瓣儿身上该摸的地方，又办了该办的事。”⑥ 这种风俗虽然有悖常理，却并不伤风败俗，它蕴涵着这个地域特殊而复杂的文化心理，既有认识价值又有审美价值。
对于钻窝棚这一风俗描写，铁凝自己特别满意。她说：“钻窝棚的风俗的确是冀中平原真实存在的。小说中对它的描写我很喜欢。这些夜生活就是那些乡村人的真实情况，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部分。我排斥那种居高临下的批判它们，当然我也不对它们进行赞美。因为那是他们的人情世故，虽然我们看起来可能是不道德的，但你仔细体会却会发现它其中又有自己的道德操守。”⑦ 二、地方语言的转换功能
语言在特定的情况下又被称为话语。话语与权力有关，所以有话语权的说法。根据学者王一川的考证，话语一词来自法语，它的一个重要发明人是法国思想家福柯。福柯认为话语大于语言结构和言语的总和。王一川解释说：“人们谈到话语的时候，可能总是会想到具体的语言行为以及它与语言结构的关系。它们是受制于特定的权力结构的。人们要利用特定的权力结构来表达自己的利害，说话不只是说话，而是表述人的生存方式、人所置身其中的权力关系。”⑧
权力又往往与阶层有关，所以与权力挂钩的话语一般又分为许多阵营，如官方话语、知识分子话语、民间话语，还有西方话语和东方话语，甚至还包括古典话语和现代话语。地方语言显然属于民间话语范畴，从权力上来说，它毫无疑问属于弱势话语。运用地方语言写作的作家，虽然要坚持自己的民间立场，有效调动民间话语的叙事优势，但又不可能完全拒绝其他阶层或阵营的话语，于是就出现了一种话语矛盾。正如学者张卫中所说：“方言凝聚了作家的童年经验与文化记忆，是其对世界最基本的经验，一个作家不可能置方言于不顾，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使用普通话，否则就无法与其他方言区的读者交流，因此，很多作家都处在一个两难的境遇中，如何处理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是新时期文学语言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⑨ 普通话代表着国家语言，属于国家话语。对一个以地方语言作为母语写作的作家来说，他要处理的语言关系不仅只是与普通话的关系，同时还要处理与知识分子话语的关系，以及与西方话语的关系。
如何处理民间话语与其他话语的关系？作家们没有一味地对抗或一味地妥协，而是充分发挥了地方语言的转化功能，即对其他形态的话语进行吸纳、调整和改装，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地方语言的叙事能力。
第一，对政治话语的转换。
政治话语主要指通常所称的普通话，这里之所以不用普通话这个概念，是因为普通话这个说法无形中隐藏了语言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因素。作为强制推行的国家语言，普通话承载了太多的政治意志。学者方长安说：“普通话严重地政治革命化，造成了语言的单调无实指，不仅麻木了一代人的神经，使他们语言知识贫乏，以至心灵干枯；而且使普通话远离现实人生，无法叙述个人化的感受、经验，尤其难以满足南方方言区人们的语言需求。”⑩ 因为政治话语充斥着革命性，显得假、大、空，加之单调、苍白、乏味，所以坚持民间话语写作的作家必须用地方语言对它进行转换。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是用地方语言转换政治话语的成功典范。而且，韩少功对政治话语的转换充满了颠覆性。比如在“满天红”这个词条里，作者首先指出了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政治话语对马桥这个南方乡村的语言入侵，马桥人迫于当时的革命形势，每天晚上都要集中到复查的堂屋里向伟大领袖“表忠心”，表忠心的主要方式便是比赛背毛主席语录。“满天红”是一种造型十分古怪的灯壶，烧棉油或柴油，冒出滚滚的黑烟。它就是表忠心的产物，因为每到夜晚，人们都要打着“满天红”背毛主席语录。然而，无论是“满天红”灯还是毛主席语录，都无法把暗夜照亮。作者用带有隐喻的语言写道：“一盏昏昏的满天红挂得太高，灯下的人还是模模糊糊的黑影子，看不清楚，撞一个人，不知是男是女。”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虽然政治话语来势汹涌，但马桥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地方语言。他们也感到了政治话语的遥远与空洞，觉得它们与马桥的现实生话格格不入，于是创造了许多条马桥版的毛主席语录。小说写道：“马桥人有时候说出一些特别的毛主席语录，比如‘毛主席说，今年的油茶长得很好；’‘毛主席说，要节约粮食但也不能天天吃浆；’‘毛主席说，地主分子不老实，就把他们吊起来；’‘毛主席说，兆矮子不搞计划生育，生娃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 ‘毛主席说，哪个往猪粪里掺水，查出来就扣他的口粮谷！’”{11} 在韩少功的笔下，政治话语看上去虽然铺天盖地，但有内容、有意思、有情调、有趣味、有力量的仍然是马桥的地方语言。只是，聪明而狡黠的马桥人把“油茶”、“吃浆”、“吊起来”、“兆矮子”、“生娃崽”、“猪粪”和“口粮谷”这些方言土语，都放进了毛主席语录中，从而产生了奇异的表达效果。
刘庆邦《嫂子和处子》中也对政治话语进行了巧妙的转换。与韩少功不同的是，刘庆邦是通过置换语境的方式来转换政治话语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两个贫农嫂子打着斗争的幌子逼迫地主的后代民儿为她们提供性服务。有意思的是，她们居然把男女之事称为阶级斗争。小说写道：“二嫂和会嫂都懂得，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忘记的，不是讲一次两次就讲完了，得经常讲。她们都深有体会，阶级斗争一讲是很灵的，尤其是对民儿来说。”所以，二嫂一有机会就要找民儿讲一讲阶级斗争。有时二嫂当着别人的面，给民儿发暗号要讲阶级斗争，民儿就犯倔，说他今天有事，改天再去。二嫂马上严厉地说，贫下中农安排你干点活儿，你还推三推四的，我看你还是不老实！如今不是旧社会了，不是你们家压迫贫下中农的时候了，告诉你，我们贫下中农翻身了。民儿马上表示服从，说我去还不行吗？二嫂的阶级立场坚定，斗争性特别强。会嫂也不比二嫂差，她最乐意在野地里和民儿进行斗争。“玉米收割了，他们就转移到菜园的泥巴屋里开展斗争。在一个美好的秋夜，会嫂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竟和民儿斗争了三次，可把民儿斗孬了。”{12} 刘庆邦把阶级斗争这一典型的政治话语从政治语境移植到民间男女关系语境，巧妙地把政治話语转换成了民间话语，非常精彩地再现了特定年代里普通老百姓化严肃为幽默、化紧张为轻松的有趣心态。
第二，对精英话语的转换。
精英话语主要指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使用的语言体系，它骨子里隐藏着一种精英阶层的优越感与自大性，从词汇到句式到语感都带有启蒙、指点和引领的味道，常常对事物进行道德判断，有居高临下、故弄玄虚、装腔作势等特点。
在民间社会里，民间话语对精英话语往往持一种嘲讽的态度。有一则民间笑话，说有一位故作高深的老师，他的妻子没有文化。老师为了让妻子在待人接物时显得高雅一点，就教了她几招。他告诉妻子，如果问客人姓什么，就问你贵姓？假如客人回答姓张，你就接着问，是弓长张还是立早章？次日，家里来了一位男性客人，妻子就问，你贵姓？客人说，免贵姓杨。妻子一下子傻了眼，不知道怎么把杨字拆开，情急之中只好问，是公羊还是母羊？客人先是一愣，然后说，那你看呢？妻子说，我看你是公羊。客人说，你眼光真好！从语言上来说，这则笑话实际上是民间话语对精英话语的一种戏弄。 王蒙《冬天的话题》也对精英话语进行了冷嘲热讽。民间通俗易懂的“洗澡”，在大学教授朱慎独的嘴里便成了高雅而深奥的“沐浴”，他因此还创建了一门“沐浴学”，并出版多卷本的理论专著《沐浴学发凡》，一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沐浴学权威。在《沐浴学发凡》中，朱慎独指出沐浴的时间应定在晚上，但留学归来的学生赵小强却发表了一篇观点与朱慎独相左的文章，认为洗澡的时间应提到早晨。因此，“朱慎独生气了，朱慎独说赵小强不知天高地厚，朱老骂赵小强混蛋、该死，朱教授说赵小强品质不好，朱博士说赵小强是放洋屁。”{13}一向文明高雅的知识精英朱慎独教授，在生气的时候居然斯文扫地，语言也一下子变了，不仅抛弃了“沐浴”这样雅致的词语，而且还一口气运用了“混蛋”、“该死”、“放洋屁”这么多属于民间话语的词汇。经王蒙如此一转换，精英话语在民间话语面前顿时相形见绌。
韩少功《马桥词典》中也有多处对精英话语的转换。如在“撞红”这个词条中，作家通过地方语言“撞红”和精英话语中的“贞洁”的比较，完成了地方语言对道德化的精英话语的现代性解构。作品这样写道：“据说马桥人以前收亲忌处女，洞房之夜谓之‘撞红’，是很不吉利的事情。相反，女方未婚先孕，挺个大肚子，倒是能使夫家感到满意。”{14} 韩少功不仅挖掘出了地方语言中的独特的文化积淀，而且还从语言的角度对精英话语承载的某些道德观进行了解构。
第三，对西方话语的转换。
客观地说，每一种形态的语言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包括形式的和意义的。因此，各种语言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必要。以地方语言作为母语写作的作家，他在写作中虽然坚持了地方语言的主导地位，但并不完全排斥其他语言。比如上面提到的地方语言对政治话语和精英话语的转化，实际上是在以一种颠覆或解构的形式对这两种语言进行学习和借鉴。除了政治话语和精英话语，西方话语也是民间地方语言学习和借鉴的对象。学者陈国恩说：“民族风格，只能在创造性的文学实践中，在对外来文艺和民族传统文艺的吸收、转化与扬弃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和发展。”{15} 当然，这种学习与借鉴绝不是生硬地照搬，而是要把外来语言与地方语言进行有机的结合。
与民间本土的地方语言相比，外来语言更注重语言表达上的感觉，即我们经常所说的语感。语感是直接而迅速地感悟语言文字的能力，是对语言文字分析、理解、体会、吸收全过程的高度浓缩。它同时又是一种经验色彩很浓的能力，其中既牵涉到学习经验和生活经验，又牵涉到心理经验和情感经验，还包含着理解力、判断力和想象力等多种因素。语感在叙事作品中主要体现为语言的形式感，它通过一种既让读者熟悉又令读者陌生的形式唤起读者对事物的感觉。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把语言分为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两种，指出：“文学语言不单纯是传达意思的符号，而且还具备形式。构成文学形式的要素是声音和节奏。具备形式的文学语言通过其形式把事物的反映表现出来。具备形式的文学语言比任何外界事物都具有一种作为物的感觉，它离灵魂最近。”{16}
杨争光是一位极有语言天赋并特别强调语感的作家，他一方面对地方语言中饱含的原初经验与地域文化情有独钟、如醉如痴、依依不舍，另一方面又对西方语言中那种极具文学气质的语感心驰神往。于是，他的小说中便出现了大量的既土又洋的语言现象。如《赌徒》中的一段：“甘草有一片生动的上嘴唇，从深深的鼻凹里伸出来，像一片肥硕而热烈的嫩白菜叶。那时候，她十七岁。一伙骑马的队伍驻扎在她的村子里，那个长胡子的伙夫班长被她那片嫩白菜叶撩拨得横竖不得安睡。他说甘草你到伙房来我给你吃白面慢头和马肉，大块的。他说得很诚恳。甘草感到她的舌头根上涌出来一股酸酸的口水。她咂着嘴，看着班长满脸的硬胡子，一动不动。班长说你来。她把口水咽进了喉咙，就跟他进了伙房。她坐在灶窝里，吃了三个白面馒头，两大块马肉。班长舔了她的嘴，然后又解开了她的裤子。她挡住班长的手，说，还有我爹妈。班长说，走的时候你拿。她放心地松开手，让班长弄了她。”{17} 在这段文字中，主打的语言元素仍然是地方语言，如“鼻凹”、“白菜叶”、“撩拨”、“伙房”、“舌头根”、“硬胡子”、“咂着嘴”、“弄了她”，但又嵌入了“那个长胡子的伙夫班长被她那片嫩白菜叶撩拨得横竖不得安睡”这样的欧式长句。同时，作者还运用了比喻、借代、通感等修辞技术，以及“马肉，大块的”这种定语后置等倒装句式，将场景、颜色、声音、味道，以及人物行为、动作、性格和心理活动等全方位地诉诸读者的视觉、听觉、味觉乃至心理感觉，让读者获得了生动、具体、鲜明的形式感。由于杨争光将西方语言形式创造性地融入了本土语境，所以他笔下的地方语言在叙事上更显活力。
莫言也是转化西方话语的高手。如《红高粱》中的句子：“高粱的茎叶在雾中滋滋乱叫，雾中缓缓地流淌着这块低洼平原上穿行的墨水河明亮的喧哗。”{18} 在这个句子中，“高粱”、“低洼平原”、“墨水河”等基本语言元素是本土的，但它们的组合模式却是西方的。莫言刻意抛弃了地方语言的常规组合原则，大胆地借鉴了西方的情绪化语言组合形式，从而增强了语言的形式感，加强了地方语言对读者的冲击力，有效地激发了读者的感觉与想象。
注释：
① 程文超：《深入理解语言》，《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② 王祥夫：《上边》，《花城》2002年第4期。
③ 刘清平：《时尚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④ 迟子建：《清水洗尘》，《青年文学》1998年第8期。
⑤ 铁凝：《棉花垛》，《人民文学》1988年第2期。
⑥ 铁凝：《笨花》，《当代》2006年第1期。
⑦ 铁凝：《“笨花”里的世俗烟火》，《新京报》2006年1月23日。
⑧ 王一川：《文學理论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⑨ 张卫中：《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⑩ 方长安：《对话与20世纪中国文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11}{14} 韩少功：《马桥词典》，《小说界》1996年第2期。
{12} 刘庆邦：《嫂子与处子》，《天涯》2001年第1期。
{13} 王蒙：《冬天的话题》，《小说家》1985年第2期。
{15} 陈国恩：《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文化透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6} 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金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17} 杨争光：《赌徒》，《收获》1991年第1期。
{18} 莫言：《红高粱》，《人民文学》1986年第8期。
作者简介：晓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