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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伽一生为人忠直诚恳，直言上谏，敢骂两代唐朝皇帝。他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赏罚之行，无贵贱亲疏，惟义所在。”
作为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体制，科举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其中，状元是科举制度诸多名词中最光彩、最炫耀的一个，创始于唐代，后完备于宋代，延续至元、明、清，有据可查的文状元，共录取653人。
一张张状元榜的背后，叙写着无数的传奇故事。孙伏伽，贝州武城（今河北清河）人，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考中状元，为唐代第一科状元，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他的人生轨迹值得我们思考。
非一般的履历
隋朝初立之时，雄才大略的隋文帝大举改革落后腐朽的门阀人才选拔制度。孙伏伽就是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了人生轨迹。
孙伏伽参加科考初显身手，就将进士头衔收入囊中。但是对于当年众多的考生而言，考中进士并不等于就当上了公务员。当时科举考试发榜，就像现在举办高等学历考试给合格者颁发证书一样，只是认可了考生具有报考公务员的一种资格。至于这个人能不能捧上金饭碗，权力不在教育部而在人事部，也就是设置“四试三选”的吏部。这一类吏部举办的定期考试，才算是真正的公务员录用考试。
所以，孙伏伽只得默默走回书房，拨亮黝黑的油灯，继续备考。从斑斓的灯花里，他心中升腾起进取的渴望，目标是考进朝廷的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
孙伏伽凭借自己在“理刑断狱”方面的天赋杀出重围，竞争上岗。
在大理寺，孙伏伽发现公务员群体中龌龊循默者有之，得过且过者有之，墨守成规者有之，总之是捧着金饭碗度流年。目睹此情此景，孙伏伽敏锐地察觉到了隋炀帝昏庸无道，隋帝国大厦将倾的隐患；混迹官场、庸碌无为的最终下场，必然是在即将到来的新王朝中几无立锥之地。
于是，他决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不断反思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不断充实自我，提高自己的理政能力，提高自身的内在价值。因此即便是身处黑暗散乱的隋朝官场，孙伏伽也因为德才兼备而获得提拔，被派往京畿重地万年县(今陕西西安)任法官。
公元618年，李渊在晋阳易帜，起兵反隋，很快长安即克，唐政府定都于此。孙伏伽顺应时势，投奔到李渊麾下。刚开始，李渊并没有把这个县级法官放在眼里，只是考虑到他在万年县很有政绩，才顺水推舟，让他在原来的岗位上继续发挥才干。
敢骂皇帝的牛气法官
汲取隋炀帝拒绝受谏而亡国的教训，李渊下旨，鼓励大小官员上书言事，可以指责君王过错，评议朝政得失。众大臣明白，这是开国皇帝常有的姿态，所以没人愿洋洋当出头鸟。李渊正洋洋自得于一片赞美声中时，突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区区一介县级法官，居然趁此机会，连上三折，把皇帝近期的失误兜了个底朝天。
孙伏伽在奏折中义正词严地说：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一言一行都会被史官记录下来，怎能不慎重?您起兵晋阳不久，就接受了下属献上的猎鹰、琵琶、良弓等物品，还予以重赏。您有没有想过这就是前朝的弊风，隋炀帝就是因为“恣其心”而亡国毁身的!
李渊阅折大愧，赶紧放飞了猎鹰，封存了琵琶、良弓，下诏荡涤前朝弊习，同时表示自己要率先垂范。可没过几天，前线传来了捷报，李渊一高兴，决定在玄武门搞重大庆典。又下旨让太常寺全权办理相关事宜。太常寺卿极欲美化政绩，哄皇帝开心，就想出了“五百歌妓献舞玄武门”的馊点子，可眼下朝廷草创，连演出的服装都甚是匮乏。
无奈之下，太常寺只得下达行政命令，在民间紧急借调妇女裙襦500套。这件事被孙伏伽知道了，又上一折：百戏散乐，是隋末淫风，献舞玄武实在有损陛下形象，陛下应当为子孙后代做榜样，做到《论语》中所说的“放郑声，远佞人”。李渊览折无语，稍后太常寺就接到皇上口谕：罢庆典。
正当李渊致力于规范自身行为雅正社会风气之时，孙伏伽又上书提醒他，隋朝亡国的另一个原因是皇帝身边的人误国，因此皇储及诸王身边的人一定要慎重挑选。李渊抚折大悦，下诏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宜处宪司，可治书侍御史。”并赏赐锦帛300匹，孙伏伽也从基层小官一跃而成为中央政府纪检干部。
就在人们都认为孙伏伽一定会按皇帝的意愿诚言直谏、当好御史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众同僚大惑不解的举动——以从六品官员的身份，请求参加唐王朝首次“进士试”。大家都认为这是自讨苦吃，孙伏伽却说：“我现在工作如鱼得水，全仰仗圣上的恩宠提携。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倘若自己他日不慎犯了错误，成为庶民，也依然可以凭借本朝进士的身份，投考吏部，东山再起。”闻者无不被他的就业远见所折服。李渊听说之后十分感动，特旨恩准孙伏伽参加只有生徒和乡贡才能报考的“进士试”。
接下来，在唐朝政府举办的领导干部公选考试中，孙伏伽再次脱颖而出，被主考官判为第一，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首位状元诞生了。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知人善任，将孙伏伽从言官岗位上调回大理寺，升任少卿，发挥其“理狱”专长。
说完老子说儿子
唐太宗继位之前，南征北战，经常打仗。后来天下太平了，没仗可打，于是就迷上了打猎，几天不打猎心里就痒痒。
孙伏伽在办案之余，发现唐太宗特别喜欢骑射打猎，又上书谏诤说，陛下走马射帖，娱悦近臣，此乃少年诸王之所务，皇帝当以天下社稷为重。唐太宗读后很是赞赏，说：“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还能出大错吗?”孙伏伽一听，胆气更足了，居然当面“逆龙鳞”起来。
一天，唐太宗又要去打猎，他领着几个侍卫，背弓插箭，带着猎鹰和猎犬，正要出发。这时孙伏伽匆匆赶来，一把拉住马缰说：“陛下打猎，游戏林中，骑马射箭，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是很危险的。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谁来主持政务？劝陛下为了国家百姓，不要贪图一时痛快，任着性子干这种无益的营生。”
正在兴头上的唐太宗好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又扫兴又尴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是他又不想破坏虚心纳谏的传统，于是就耐着性子说：“我今日闲着无事，又不贪恋女色，只喜好打猎，想借机会出去走走。再说我打猎都绕着村庄，从不惊扰百姓，另外侍卫也带了十来个，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说完就要登鞍上马，并朝随从挥挥手，准备出发。
哪料到，孙伏伽把马缰绳绕在腰间，跪在马前说：“陛下今天出门，就请从老臣身上踏过去，我愿意用死换取皇上对诚实忠告的采纳。”唐太宗大怒：“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诚信勇敢的人，能够以诚言进谏，不好损你颜面；哪知你却不知好歹，目无高低，限制起我的行动来了。我连这点儿事都作不了主，还当什么皇帝？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
几个高大强壮的武士立刻闻声而来，把文弱的孙伏伽像抓小鸡一样抓在手里。孙伏伽面无惧色地说：“夏朝的关龙逢因直言进谏而被杀，我情愿和他在九泉之下相见，也不愿意再待奉你了。”
这时，唐太宗笑了，说：“我不过是试一试你的胆量，你还真是个诚信有勇的君子，有你真是大唐王朝的福分！朕今天就不出去了。听说你棋艺很高，朕要和你下一盘，享受一下和高手下棋的快乐。”
不久，唐太宗封孙伏伽任谏议大夫。贞观十二年(658年)，李世民又提拔孙伏伽担任大理寺正卿。
孙伏伽一生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上谏。他性格宽宏大量，处事从容，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赏罚之行，无贵贱亲疏，惟义所在。”这句话记载于《新唐书》的《孙伏伽传》，是孙伏伽在劝告唐高祖执行法律要一视同仁时说的一句话，这恰当地反映了孙伏伽执法护法的可贵精神。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法学院）
作为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体制，科举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其中，状元是科举制度诸多名词中最光彩、最炫耀的一个，创始于唐代，后完备于宋代，延续至元、明、清，有据可查的文状元，共录取653人。
一张张状元榜的背后，叙写着无数的传奇故事。孙伏伽，贝州武城（今河北清河）人，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考中状元，为唐代第一科状元，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他的人生轨迹值得我们思考。
非一般的履历
隋朝初立之时，雄才大略的隋文帝大举改革落后腐朽的门阀人才选拔制度。孙伏伽就是抓住了这次历史机遇，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了人生轨迹。
孙伏伽参加科考初显身手，就将进士头衔收入囊中。但是对于当年众多的考生而言，考中进士并不等于就当上了公务员。当时科举考试发榜，就像现在举办高等学历考试给合格者颁发证书一样，只是认可了考生具有报考公务员的一种资格。至于这个人能不能捧上金饭碗，权力不在教育部而在人事部，也就是设置“四试三选”的吏部。这一类吏部举办的定期考试，才算是真正的公务员录用考试。
所以，孙伏伽只得默默走回书房，拨亮黝黑的油灯，继续备考。从斑斓的灯花里，他心中升腾起进取的渴望，目标是考进朝廷的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
孙伏伽凭借自己在“理刑断狱”方面的天赋杀出重围，竞争上岗。
在大理寺，孙伏伽发现公务员群体中龌龊循默者有之，得过且过者有之，墨守成规者有之，总之是捧着金饭碗度流年。目睹此情此景，孙伏伽敏锐地察觉到了隋炀帝昏庸无道，隋帝国大厦将倾的隐患；混迹官场、庸碌无为的最终下场，必然是在即将到来的新王朝中几无立锥之地。
于是，他决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不断反思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不断充实自我，提高自己的理政能力，提高自身的内在价值。因此即便是身处黑暗散乱的隋朝官场，孙伏伽也因为德才兼备而获得提拔，被派往京畿重地万年县(今陕西西安)任法官。
公元618年，李渊在晋阳易帜，起兵反隋，很快长安即克，唐政府定都于此。孙伏伽顺应时势，投奔到李渊麾下。刚开始，李渊并没有把这个县级法官放在眼里，只是考虑到他在万年县很有政绩，才顺水推舟，让他在原来的岗位上继续发挥才干。
敢骂皇帝的牛气法官
汲取隋炀帝拒绝受谏而亡国的教训，李渊下旨，鼓励大小官员上书言事，可以指责君王过错，评议朝政得失。众大臣明白，这是开国皇帝常有的姿态，所以没人愿洋洋当出头鸟。李渊正洋洋自得于一片赞美声中时，突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区区一介县级法官，居然趁此机会，连上三折，把皇帝近期的失误兜了个底朝天。
孙伏伽在奏折中义正词严地说：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一言一行都会被史官记录下来，怎能不慎重?您起兵晋阳不久，就接受了下属献上的猎鹰、琵琶、良弓等物品，还予以重赏。您有没有想过这就是前朝的弊风，隋炀帝就是因为“恣其心”而亡国毁身的!
李渊阅折大愧，赶紧放飞了猎鹰，封存了琵琶、良弓，下诏荡涤前朝弊习，同时表示自己要率先垂范。可没过几天，前线传来了捷报，李渊一高兴，决定在玄武门搞重大庆典。又下旨让太常寺全权办理相关事宜。太常寺卿极欲美化政绩，哄皇帝开心，就想出了“五百歌妓献舞玄武门”的馊点子，可眼下朝廷草创，连演出的服装都甚是匮乏。
无奈之下，太常寺只得下达行政命令，在民间紧急借调妇女裙襦500套。这件事被孙伏伽知道了，又上一折：百戏散乐，是隋末淫风，献舞玄武实在有损陛下形象，陛下应当为子孙后代做榜样，做到《论语》中所说的“放郑声，远佞人”。李渊览折无语，稍后太常寺就接到皇上口谕：罢庆典。
正当李渊致力于规范自身行为雅正社会风气之时，孙伏伽又上书提醒他，隋朝亡国的另一个原因是皇帝身边的人误国，因此皇储及诸王身边的人一定要慎重挑选。李渊抚折大悦，下诏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宜处宪司，可治书侍御史。”并赏赐锦帛300匹，孙伏伽也从基层小官一跃而成为中央政府纪检干部。
就在人们都认为孙伏伽一定会按皇帝的意愿诚言直谏、当好御史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众同僚大惑不解的举动——以从六品官员的身份，请求参加唐王朝首次“进士试”。大家都认为这是自讨苦吃，孙伏伽却说：“我现在工作如鱼得水，全仰仗圣上的恩宠提携。可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倘若自己他日不慎犯了错误，成为庶民，也依然可以凭借本朝进士的身份，投考吏部，东山再起。”闻者无不被他的就业远见所折服。李渊听说之后十分感动，特旨恩准孙伏伽参加只有生徒和乡贡才能报考的“进士试”。
接下来，在唐朝政府举办的领导干部公选考试中，孙伏伽再次脱颖而出，被主考官判为第一，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首位状元诞生了。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知人善任，将孙伏伽从言官岗位上调回大理寺，升任少卿，发挥其“理狱”专长。
说完老子说儿子
唐太宗继位之前，南征北战，经常打仗。后来天下太平了，没仗可打，于是就迷上了打猎，几天不打猎心里就痒痒。
孙伏伽在办案之余，发现唐太宗特别喜欢骑射打猎，又上书谏诤说，陛下走马射帖，娱悦近臣，此乃少年诸王之所务，皇帝当以天下社稷为重。唐太宗读后很是赞赏，说：“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还能出大错吗?”孙伏伽一听，胆气更足了，居然当面“逆龙鳞”起来。
一天，唐太宗又要去打猎，他领着几个侍卫，背弓插箭，带着猎鹰和猎犬，正要出发。这时孙伏伽匆匆赶来，一把拉住马缰说：“陛下打猎，游戏林中，骑马射箭，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是很危险的。一旦有个三长两短，谁来主持政务？劝陛下为了国家百姓，不要贪图一时痛快，任着性子干这种无益的营生。”
正在兴头上的唐太宗好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又扫兴又尴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是他又不想破坏虚心纳谏的传统，于是就耐着性子说：“我今日闲着无事，又不贪恋女色，只喜好打猎，想借机会出去走走。再说我打猎都绕着村庄，从不惊扰百姓，另外侍卫也带了十来个，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说完就要登鞍上马，并朝随从挥挥手，准备出发。
哪料到，孙伏伽把马缰绳绕在腰间，跪在马前说：“陛下今天出门，就请从老臣身上踏过去，我愿意用死换取皇上对诚实忠告的采纳。”唐太宗大怒：“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诚信勇敢的人，能够以诚言进谏，不好损你颜面；哪知你却不知好歹，目无高低，限制起我的行动来了。我连这点儿事都作不了主，还当什么皇帝？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
几个高大强壮的武士立刻闻声而来，把文弱的孙伏伽像抓小鸡一样抓在手里。孙伏伽面无惧色地说：“夏朝的关龙逢因直言进谏而被杀，我情愿和他在九泉之下相见，也不愿意再待奉你了。”
这时，唐太宗笑了，说：“我不过是试一试你的胆量，你还真是个诚信有勇的君子，有你真是大唐王朝的福分！朕今天就不出去了。听说你棋艺很高，朕要和你下一盘，享受一下和高手下棋的快乐。”
不久，唐太宗封孙伏伽任谏议大夫。贞观十二年(658年)，李世民又提拔孙伏伽担任大理寺正卿。
孙伏伽一生为人忠直诚恳，敢于直言上谏。他性格宽宏大量，处事从容，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赏罚之行，无贵贱亲疏，惟义所在。”这句话记载于《新唐书》的《孙伏伽传》，是孙伏伽在劝告唐高祖执行法律要一视同仁时说的一句话，这恰当地反映了孙伏伽执法护法的可贵精神。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