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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被遗忘的热带丛林
《大河尽头》（上、下）系列，是定居台湾的马来西亚（婆罗洲）华人作家李永平的作品。李永平算是一位最近渐被大陆读者熟悉的作者。他的履历本身就浓缩了一部华南或东南亚的历史，他出生于马来西亚沙捞越州首府古晋市一个华人移民家庭，是早些年从华南移居东南亚的客家人后代。而沙捞越所在的是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该岛在1963年分入马来西亚和印尼之前，分别属于英国与荷兰的殖民地。北婆罗洲属英国，南部为荷兰所有。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英国殖民地色彩的华人家庭中，李永平于20世纪60年代亚洲殖民地解放运动高涨之际，选择离开前英国殖民地，回到他心目中“中国文化”的故乡台湾，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
虽然他的主要作品都写于居台时期，但在婆罗洲生活的童年经历，却在其一生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据其作品编年，他在中学最初发表《婆罗洲之子》（1965），赴台后撰有《拉子妇》（1976）（拉子，即南洋客家人对婆罗洲原住民“达雅克人”的称呼，下详）。之后的20多年里，他翻译了20多本英文作品（其中包括奈保尔颇具后殖民风格的印度三部曲之一），只有三本与旅台经历有关的小说问世。直至《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2002），他重拾自己在南洋群岛的儿时记忆。而这趟回归之旅，则以2008—2010年间相继出版的《大河尽头：溯流》（上卷）和《大河尽头：山》（下卷）为最高潮。
在这上下部合计700多页，45万字的巨著中，作者为我们展开了一段深入婆罗洲深处“黑暗之心”的旅程。“一九六二年仲夏，婆罗洲沙捞越，一个名叫永的华裔少年加入一场卡布雅斯河探险。……永对探险队的目标———圣山簔都帝坂，土著达雅克人心目中生命的源头———充满好奇”，作者在书中以自传体的方式，回忆了少年时的一段“成年礼”。他和一生只有这段旅行中，短暂一个多月相处的荷兰籍姑妈克莉丝汀·房龙小姐，结成生死之交。通过这段河上之旅，以自己（“少年永”）的经历，解开了萦绕在房龙小姐身上封存的半个世纪以来的烙印———英荷殖民时期、日本太平洋战争阶段，以及战后沙捞越独立和马来西亚/沙捞越共产主义革命（沙共）时期。
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自身经历和体验的描述，不仅仅为了营造殖民与后殖民时空的多重叙事，全书最为成功之处在于，用文学的笔触实现了一个人类学宗旨，揭开了一个婆罗洲“黑暗之心”的最核心部分，即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达雅克人的世界。
二、文化变迁中的永恒
西方学者在19世纪以来就对婆罗洲原住民有了丰富的民族志记录（马林诺夫斯基的导师之一哈登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达雅克人也时常出现在毛姆等欧洲作家的笔下，甚至在20世纪上半期，凌纯声、岑家梧等中国民族学家的著作中经常引用达雅克人的民族志资料，以此论证华南古代习俗的渊源，尽管如此，有关达雅克人的中文文献至今几乎为零。中国学术界对这些生活在世界第三大岛的居民所知无几，只知他们生活在著名的“长屋”当中，由声名煊赫的男性“屋长”担任全屋数百口人的首领。这位屋长的威望，则来自其曾经主持、参与的“猎头”行动（此外，达雅克人还有划长舟、逢节日击打铜鼓、跳猎头舞等与华南同源的习俗），仅此而已。
借助李永平生动的画笔，我们首次获得了一幅非常生动的达雅克人生活画卷。在探险家、沙捞越博物馆馆长辛蒲森爵士的带领下，探险队沿着婆罗洲第一大河卡布雅斯河（当地华人称“卡江”）溯流，抵达首站桑高镇。在这个镇上，作者掀开了叠覆在卡江历史上的层层脉络：
……山后石头寨上那座用巨大花岗岩砌成的碉堡，墙脚但见荒烟蔓草，白骨零落一地，墙头两排来复枪射击口……这座红毛城，土人口中的“白骨堆”，乃当年荷兰驻婆总督建构的防御工事，主要功能……是阻止卡江流域好战斗海系达雅克人（伊班人）的战斗独木舟队大举集结，自上游长屋出发，挥舞着阿纳克山刀，乘着山洪，一路呼啸顺流而下直抵大河口，斩荷兰和支那人头，血洗繁华的坤甸城。[1]
这段叙述揭开了叠压在卡江上的三个文化堆积层：定居城里的华人（支那人）、殖民者荷兰人，以及乘坐战斗独木舟队猎头的土著达雅克人。当然，加上作为观察者的“少年永”的探险队伍，还有杂糅了华人、英国博物馆长、美国探险队员的第四层。从一开始，作者便以“猎头”这一具有冲击力的文化要素，牢牢抓住了读者的视线。
在旅途的第二站，“少年永”进一步深入了“猎头”文化的深处———他们造访了一座卡江流域最著名的鲁马加央长屋，长屋的屋长是部落首领天猛公·图埃·鲁马·彭布海。围绕长屋主人，作者又发掘了两个文化层，首先，他将达雅克人的猎头习俗和沙捞越一段隐秘的历史结合起来。少年永在大屋长图埃·鲁马的屋梁上发现“六十多颗”头颅，其中一个女性头颅让他觉得面熟。屋长告诉他，女性头颅属于“沙共”游击队一名女指导员。而这正好为作者在前一部作品《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埋下的疑团———“北加人民军一个游击队员的生死之谜”———给出了一个解答，那位曾经教过少年永的小学老师，“忽然离开学校，背着枪，跟随丈夫进入森林打游击”，担任过“沙共”新闻部长。
……当初，三千人进入森林，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梦想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美丽新支那。十年后，他们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全军只剩下六百人，男男女女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活像一群讨饭的叫花子。[2]
……我询问当初跟随老师们进入森林、如今活着出来的同学。他们痴痴呆呆，望着我不肯讲。我问他们，同学们最敬爱的叶月明老师到底是怎么死的？死在谁手里？同学们眼眶一红却扑簌簌掉下眼泪来，咬着牙，还是不肯讲。[3]
从这位已经“封刀四十年”的老屋长这里，他获得了答案，因为北婆罗洲华人在20世纪60年代组织“沙共”游击队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后者利用当地达雅克人的传统习俗，对“沙共”游击队悬赏，“人头一颗值五十英镑”，唤醒了原住民封存已久的猎头记忆。而少年永在长屋中看到的这颗貌似其小学老师的头颅，就是这段历史过程留下的痕迹。 此外，通过达雅克人与华人游击队之间的冲突，他还呈现了这幅多元文化画卷的另一层次，外来者与达雅克人的联系。在李永平赴台从学早期写作的《婆罗洲之子》和《拉子妇》两文中，体现了这种族群互动。[4]前者讲述了华父达雅克母所生的混血儿大录士，遭父亲抛弃后，与母亲生活在长屋之中，在村人的排斥、接纳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的族群身份，呼唤民族和解的故事。后者则描写了一个嫁入华人移民家庭的达雅克妇女，不被其丈夫家庭所接受、理解，最后郁郁离世的故事。两则短篇小说，都从家庭矛盾的角度，展现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冲突的困境，达雅克人（妇女、儿童）都成为华人家庭纠纷的牺牲者，在《大河尽头》中，这种牵绊则表现为澳洲白人律师和土著少女不平等的情爱关系。
在本书中，这种土著与外来者之间的牺牲关系完全以另一种形式被颠覆，达雅克人的“猎头”文化不再是一种令人胆寒心惊的奇风异俗，转变成颇有文化自豪的民族符号。让人感动的是，作者花费相当大的篇幅，用大屋长天猛公所跳的猎头舞，将小说推向了民族志的高潮。
天猛公收回了盾牌，白发苍苍满面风霜，昂起他那颗黥纹小头颅，簌簌，抖了抖头盔上插着的六根尖尖长长的婆罗洲犀鸟翎羽，睁眼瞪住满场观众，猛然一旋身。
……伊班老战士只顾迈着他那两只光脚丫子，踩着竹编地板，擎起盾牌，抖起盔翎，摇荡起他那件光彩夺目的五花云豹古战袍，喝醉酒般，癫癫狂狂旋舞了五六回。[5]
舞蹈跳起来后，经过陀螺般地旋转舞动，高声啸叫，表现寻找猎物时的冷酷，又用形体展现了浴血格斗的情景，最后砍下想象中的猎物的头颅。这幅以观察者视角呈现的猎头舞蹈的生动画面，不亚于任何一本民族志的叙述，更因为声音、形体的多种描写，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到这里，借着对作者铺开的多层次文化堆积层的发掘，我们身临其境地描摹出一个在殖民文化背景下，经历文化变迁的达雅克文化。在殖民占领和跨国移民背景下，婆罗洲原著民达雅克人在抗争未果的情况下，逐渐融入了与外来文化遭遇的过程。在传教士和殖民政府的推广下，他们开始放弃传统上的猎头文化，并打开长屋的大门，与华人移民发生通婚，在文化和族群上发生融合。然而，当外界观察者以为传统的达雅克文化已经变得模糊、淡薄之际，保存在其文化核心的底层部分，又毫不掩饰地倏然涌现，散发出旺盛的活力。
三、心灵与肉体的回归
除了显而易见的猎头文化，随着少年永继续溯流进入卡江深处，深藏在大河上游的达雅克文化的基底也慢慢显露形状。抵达了卡江上所有汽轮机所能涉水的最后一个市镇新唐镇，少年永的探险队要换乘另一种交通工具———一艘标准伊班独木舟，长十二米、中宽一米二，修长的流线型船身，配上翘尖有如飞檐的船首[6]———继续旅行。
这种长舟并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当地青年“成年礼”的一部分，“婆罗洲部落男子一生之中至少一次，必须独自出门，到大河上游中央高地的荒野行脚一周，拎回几颗人头，”[7]而载着他出游行猎的座驾，就是这样一种独木舟。然而，今日的达雅克猎手已经不再乘坐长舟外出拼杀，而是驾其驶出丛林，找个地方深深掩埋起来。穿上工人的服装，遮掩身上标榜猎头成就的刺青。
藏身在各大采石场，奴工般干他三年苦力，攒够了钱，成群结伴荣归故里……个个身穿簇新阿迪达斯休闲服，足登乌亮巴达皮鞋，手戴精工石英表，瘦嶙嶙的脊背上———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驮着各式各样文明世界最新科技产品：电饭锅、电冰箱、挪威制电动链锯、电唱机、缝纫机、制冰淇淋机、碾米机、四十匹马力超级山叶船尾马达……[8]
等他们攒足这些物什，就将长舟挖出，整修好，划向返乡之途。这种武士精神和时代元素的此消彼长，在作者眼中归因于卡布雅斯河湾上“成百辆挖土机、铲土机、推土机”，它们正忙着将婆罗洲腹地的热带丛林变成“全亚洲规模最大的木材集散场”。达雅克人是否因此失去了尚武之心，并从此沦为了物质的奴工，很难说，作者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他用小说中始终伴随少年永的另一个人物“姑妈”房龙小姐的生活苦难史，隐喻了达雅克人的人生态度。
这位来自荷兰殖民农场主家族的女子，有一段无法言说的往事，借着她的一段独白，作者揭开了婆罗洲历史最黑暗的一幕，也是叠压在大河尽头最难以启齿的一层：
若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登陆西婆罗洲，一路溯河而上，攻占丛林中这个隐秘的小镇，新唐，我就不会被俘虏，就不会跟荷属东印度群岛所有荷兰女子一样，被押送进特种集中营……那时我才十六七岁啊。……我在这本书里只有一个子宫，一个被成群野兽的阳具捅破的、搞烂的、从此再也不能生育的子宫。[9]
然而，正如之前作者并不驻笔于备受殖民冲击的土著遭遇，小说也没有将战争之于女性的痛苦作为无法弥合的心灵创伤的终点。婆罗洲的丛林深处既是黑暗的，也是无比宽广的，因为沿着大河溯流，等待他们的不是悲惨和耻辱的不复轮回，而是宽阔胸怀的永恒回归。在小说最后的高潮，诉说尽自己屈辱往事的房龙小姐乘坐达雅克人的长舟，抵达了这次丛林朝圣的目的地，“圣山簔都帝坂，土著达雅克人心目中生命的源头”。
这座圣山既可以说是现实存在的一座婆罗洲的中央山脉，也可以说是达雅克人心中想象出来的宇宙图景。20世纪初期的俄裔法国学者V.戈鹭波曾经提到了“长舟”在达雅克文化中的另一层含义：人们外出猎头、打工的长舟，还是“首批达雅克人到达婆罗洲时乘坐的那艘‘金船’。自从它停止漂洋过海的航行后，它的使命就是把亡灵载运到位于云湖中央的‘天堂之岛’”。[10]所有人的灵魂最终都会乘坐这条想象的“灵魂之舟”抵达圣山腹地，在那里所有的灵魂都将过着安逸的生活。
在达雅克人的心目中，人生之旅的目的地“云湖中央”就是这样一幅景象：
大河尽头的圣山簔都帝坂，山麓有五个大湖，专供往生者的灵魂居住：善终者，死后前往位于中央的“阿波拉甘”定居，过着和生前同样衣食不缺、无灾无病的平静生活；为部落征战壮烈阵亡者，英灵骁骁乘风飘向西边的“巴望达哈”，血水之湖，那儿有众多来自全婆罗洲，死于难产的年轻妇女，任他挑选为妻，从此过着安逸富足的日子……[11] 小说到这里迎来了最终的高潮，借助民族志力量的呈现，婆罗洲内陆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受屈、遭辱的“黑暗之心”，而是回到永恒的祖灵生活的宁静世界。在这里，曾经猎头的勇士，哪怕今天为了生计，成为采石场、伐木场打工一员，为了现代生活的消费品消磨了武士的精神，但他们“虽败犹荣”，好比是“为部落征战壮烈阵亡者”。而因受到日军侮辱，终身不能生育的房龙小姐，好比是“死于难产的年轻妇女”，和所有遭受文化冲突之殇的妇女一道，她的灵魂在祖灵生活的“血水之湖”中获得了净化。小说中，她曾经与一位达雅克青年有过青梅竹马的童年，现在，她纯洁的灵魂将与初恋情人在圣山之湖重聚，从此过着安逸富足的日子。
利用民族志对当地文化的“深描”，李永平为所有婆罗洲居民的文化实践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解读。无论是远离猎头荣耀、栖身打工场所的男性，还是身遭战争摧残，受异文化伤害的女性，无论是原著民还是外来移民者的后裔，只要是这片土地上的“婆罗洲之子”，都能在圣山云湖中，获得灵魂的释然。而这种民族志的文化阐释，也为我们移情、理解小说中所有婆罗洲居民的行动抉择，提供了完美的文化背景。
四、民族志的成功
李永平的整部小说在叙事上独具一格，在情节上用一次次回溯，频频掀开了婆罗洲历史和文化的一角。最终实现了小说包含的双重抱负。其中的第一重抱负易于把握，作为世界第三大岛，生活在婆罗洲丛林中的达雅克原著民以宽广的胸怀容纳了华人、荷兰人、英国人，甚至日本人，将他们的生命历程在这片热带雨林中交织。这种互动并非单向，也非被动，而是一种多元的并置，从而折射出一种超越以往殖民地话语的绚丽的后殖民叙事。
小说的第二重抱负，毫无疑问，则是用非常独特的民族志笔触，展现了变迁中的达雅克文化。这是一个驾着长舟、猎头的族群，他们在猎头成功后的载歌载舞，以及种种服饰、舞步，甚至插在头盔上的翎羽，都无时不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华南的古代场景。同时，这艘猎头长舟，在人们的灵魂需要之时，又摇身一变，成为将逝者之灵送归祖先的驳船。人们笃信，战死武士和难产妇女的灵魂，会在那里重聚。永远洗涤现实生活经历的苦难，过着永恒的幸福生活。所有这些民族志叙事，有力地支撑起了小说力图展现的南岛人文画卷。
这两重抱负的相互融合，使得作者超越了自己以往的作品，既远离了自身在早期作品中流出的，对童年时代排斥、逃逸原著民文化的“忏悔录”；也摆脱了单一立场对诸多历史能动者的批判，以“婆罗洲之子”的胸怀，拥抱了哺育自己的所有文化塑造者。正是这种对自身文化之源、生命史的悦纳，促使作者最终成功展现了一部具有强烈民族志色彩的热带雨林史诗。
注释
[1]李永平：《大河尽头》（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2]李永平：《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
[3]同[2]，第181—182页。
[4]林开忠，“‘异族’的再现？———从李永平的《婆罗洲之子》与《拉子妇》谈起”，收入张锦忠编：《重写马华文学史论文集》，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2004年。
[5]李永平：《大河尽头》（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151页。
[6]李永平：《大河尽头》（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页。
[7]同[6]，第26页。
[8]同[6]，第27页。
[9]同[6]，第277页。
[10]V.戈鹭波：《东京和安南北部的青铜时代》，刘雪红等译，收入《民族考古译文集》，云南省博物馆、中国谷地啊铜鼓研究会编印，1985年版，第254页。
[11]同[6]，第222页。
《大河尽头》（上、下）系列，是定居台湾的马来西亚（婆罗洲）华人作家李永平的作品。李永平算是一位最近渐被大陆读者熟悉的作者。他的履历本身就浓缩了一部华南或东南亚的历史，他出生于马来西亚沙捞越州首府古晋市一个华人移民家庭，是早些年从华南移居东南亚的客家人后代。而沙捞越所在的是世界第三大岛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该岛在1963年分入马来西亚和印尼之前，分别属于英国与荷兰的殖民地。北婆罗洲属英国，南部为荷兰所有。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英国殖民地色彩的华人家庭中，李永平于20世纪60年代亚洲殖民地解放运动高涨之际，选择离开前英国殖民地，回到他心目中“中国文化”的故乡台湾，开始了人生的新旅程。
虽然他的主要作品都写于居台时期，但在婆罗洲生活的童年经历，却在其一生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据其作品编年，他在中学最初发表《婆罗洲之子》（1965），赴台后撰有《拉子妇》（1976）（拉子，即南洋客家人对婆罗洲原住民“达雅克人”的称呼，下详）。之后的20多年里，他翻译了20多本英文作品（其中包括奈保尔颇具后殖民风格的印度三部曲之一），只有三本与旅台经历有关的小说问世。直至《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2002），他重拾自己在南洋群岛的儿时记忆。而这趟回归之旅，则以2008—2010年间相继出版的《大河尽头：溯流》（上卷）和《大河尽头：山》（下卷）为最高潮。
在这上下部合计700多页，45万字的巨著中，作者为我们展开了一段深入婆罗洲深处“黑暗之心”的旅程。“一九六二年仲夏，婆罗洲沙捞越，一个名叫永的华裔少年加入一场卡布雅斯河探险。……永对探险队的目标———圣山簔都帝坂，土著达雅克人心目中生命的源头———充满好奇”，作者在书中以自传体的方式，回忆了少年时的一段“成年礼”。他和一生只有这段旅行中，短暂一个多月相处的荷兰籍姑妈克莉丝汀·房龙小姐，结成生死之交。通过这段河上之旅，以自己（“少年永”）的经历，解开了萦绕在房龙小姐身上封存的半个世纪以来的烙印———英荷殖民时期、日本太平洋战争阶段，以及战后沙捞越独立和马来西亚/沙捞越共产主义革命（沙共）时期。
更为重要的是，他对自身经历和体验的描述，不仅仅为了营造殖民与后殖民时空的多重叙事，全书最为成功之处在于，用文学的笔触实现了一个人类学宗旨，揭开了一个婆罗洲“黑暗之心”的最核心部分，即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达雅克人的世界。
二、文化变迁中的永恒
西方学者在19世纪以来就对婆罗洲原住民有了丰富的民族志记录（马林诺夫斯基的导师之一哈登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达雅克人也时常出现在毛姆等欧洲作家的笔下，甚至在20世纪上半期，凌纯声、岑家梧等中国民族学家的著作中经常引用达雅克人的民族志资料，以此论证华南古代习俗的渊源，尽管如此，有关达雅克人的中文文献至今几乎为零。中国学术界对这些生活在世界第三大岛的居民所知无几，只知他们生活在著名的“长屋”当中，由声名煊赫的男性“屋长”担任全屋数百口人的首领。这位屋长的威望，则来自其曾经主持、参与的“猎头”行动（此外，达雅克人还有划长舟、逢节日击打铜鼓、跳猎头舞等与华南同源的习俗），仅此而已。
借助李永平生动的画笔，我们首次获得了一幅非常生动的达雅克人生活画卷。在探险家、沙捞越博物馆馆长辛蒲森爵士的带领下，探险队沿着婆罗洲第一大河卡布雅斯河（当地华人称“卡江”）溯流，抵达首站桑高镇。在这个镇上，作者掀开了叠覆在卡江历史上的层层脉络：
……山后石头寨上那座用巨大花岗岩砌成的碉堡，墙脚但见荒烟蔓草，白骨零落一地，墙头两排来复枪射击口……这座红毛城，土人口中的“白骨堆”，乃当年荷兰驻婆总督建构的防御工事，主要功能……是阻止卡江流域好战斗海系达雅克人（伊班人）的战斗独木舟队大举集结，自上游长屋出发，挥舞着阿纳克山刀，乘着山洪，一路呼啸顺流而下直抵大河口，斩荷兰和支那人头，血洗繁华的坤甸城。[1]
这段叙述揭开了叠压在卡江上的三个文化堆积层：定居城里的华人（支那人）、殖民者荷兰人，以及乘坐战斗独木舟队猎头的土著达雅克人。当然，加上作为观察者的“少年永”的探险队伍，还有杂糅了华人、英国博物馆长、美国探险队员的第四层。从一开始，作者便以“猎头”这一具有冲击力的文化要素，牢牢抓住了读者的视线。
在旅途的第二站，“少年永”进一步深入了“猎头”文化的深处———他们造访了一座卡江流域最著名的鲁马加央长屋，长屋的屋长是部落首领天猛公·图埃·鲁马·彭布海。围绕长屋主人，作者又发掘了两个文化层，首先，他将达雅克人的猎头习俗和沙捞越一段隐秘的历史结合起来。少年永在大屋长图埃·鲁马的屋梁上发现“六十多颗”头颅，其中一个女性头颅让他觉得面熟。屋长告诉他，女性头颅属于“沙共”游击队一名女指导员。而这正好为作者在前一部作品《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埋下的疑团———“北加人民军一个游击队员的生死之谜”———给出了一个解答，那位曾经教过少年永的小学老师，“忽然离开学校，背着枪，跟随丈夫进入森林打游击”，担任过“沙共”新闻部长。
……当初，三千人进入森林，拿起武器展开武装斗争，梦想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美丽新支那。十年后，他们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全军只剩下六百人，男男女女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活像一群讨饭的叫花子。[2]
……我询问当初跟随老师们进入森林、如今活着出来的同学。他们痴痴呆呆，望着我不肯讲。我问他们，同学们最敬爱的叶月明老师到底是怎么死的？死在谁手里？同学们眼眶一红却扑簌簌掉下眼泪来，咬着牙，还是不肯讲。[3]
从这位已经“封刀四十年”的老屋长这里，他获得了答案，因为北婆罗洲华人在20世纪60年代组织“沙共”游击队反对英国殖民政府，后者利用当地达雅克人的传统习俗，对“沙共”游击队悬赏，“人头一颗值五十英镑”，唤醒了原住民封存已久的猎头记忆。而少年永在长屋中看到的这颗貌似其小学老师的头颅，就是这段历史过程留下的痕迹。 此外，通过达雅克人与华人游击队之间的冲突，他还呈现了这幅多元文化画卷的另一层次，外来者与达雅克人的联系。在李永平赴台从学早期写作的《婆罗洲之子》和《拉子妇》两文中，体现了这种族群互动。[4]前者讲述了华父达雅克母所生的混血儿大录士，遭父亲抛弃后，与母亲生活在长屋之中，在村人的排斥、接纳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的族群身份，呼唤民族和解的故事。后者则描写了一个嫁入华人移民家庭的达雅克妇女，不被其丈夫家庭所接受、理解，最后郁郁离世的故事。两则短篇小说，都从家庭矛盾的角度，展现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冲突的困境，达雅克人（妇女、儿童）都成为华人家庭纠纷的牺牲者，在《大河尽头》中，这种牵绊则表现为澳洲白人律师和土著少女不平等的情爱关系。
在本书中，这种土著与外来者之间的牺牲关系完全以另一种形式被颠覆，达雅克人的“猎头”文化不再是一种令人胆寒心惊的奇风异俗，转变成颇有文化自豪的民族符号。让人感动的是，作者花费相当大的篇幅，用大屋长天猛公所跳的猎头舞，将小说推向了民族志的高潮。
天猛公收回了盾牌，白发苍苍满面风霜，昂起他那颗黥纹小头颅，簌簌，抖了抖头盔上插着的六根尖尖长长的婆罗洲犀鸟翎羽，睁眼瞪住满场观众，猛然一旋身。
……伊班老战士只顾迈着他那两只光脚丫子，踩着竹编地板，擎起盾牌，抖起盔翎，摇荡起他那件光彩夺目的五花云豹古战袍，喝醉酒般，癫癫狂狂旋舞了五六回。[5]
舞蹈跳起来后，经过陀螺般地旋转舞动，高声啸叫，表现寻找猎物时的冷酷，又用形体展现了浴血格斗的情景，最后砍下想象中的猎物的头颅。这幅以观察者视角呈现的猎头舞蹈的生动画面，不亚于任何一本民族志的叙述，更因为声音、形体的多种描写，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到这里，借着对作者铺开的多层次文化堆积层的发掘，我们身临其境地描摹出一个在殖民文化背景下，经历文化变迁的达雅克文化。在殖民占领和跨国移民背景下，婆罗洲原著民达雅克人在抗争未果的情况下，逐渐融入了与外来文化遭遇的过程。在传教士和殖民政府的推广下，他们开始放弃传统上的猎头文化，并打开长屋的大门，与华人移民发生通婚，在文化和族群上发生融合。然而，当外界观察者以为传统的达雅克文化已经变得模糊、淡薄之际，保存在其文化核心的底层部分，又毫不掩饰地倏然涌现，散发出旺盛的活力。
三、心灵与肉体的回归
除了显而易见的猎头文化，随着少年永继续溯流进入卡江深处，深藏在大河上游的达雅克文化的基底也慢慢显露形状。抵达了卡江上所有汽轮机所能涉水的最后一个市镇新唐镇，少年永的探险队要换乘另一种交通工具———一艘标准伊班独木舟，长十二米、中宽一米二，修长的流线型船身，配上翘尖有如飞檐的船首[6]———继续旅行。
这种长舟并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当地青年“成年礼”的一部分，“婆罗洲部落男子一生之中至少一次，必须独自出门，到大河上游中央高地的荒野行脚一周，拎回几颗人头，”[7]而载着他出游行猎的座驾，就是这样一种独木舟。然而，今日的达雅克猎手已经不再乘坐长舟外出拼杀，而是驾其驶出丛林，找个地方深深掩埋起来。穿上工人的服装，遮掩身上标榜猎头成就的刺青。
藏身在各大采石场，奴工般干他三年苦力，攒够了钱，成群结伴荣归故里……个个身穿簇新阿迪达斯休闲服，足登乌亮巴达皮鞋，手戴精工石英表，瘦嶙嶙的脊背上———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驮着各式各样文明世界最新科技产品：电饭锅、电冰箱、挪威制电动链锯、电唱机、缝纫机、制冰淇淋机、碾米机、四十匹马力超级山叶船尾马达……[8]
等他们攒足这些物什，就将长舟挖出，整修好，划向返乡之途。这种武士精神和时代元素的此消彼长，在作者眼中归因于卡布雅斯河湾上“成百辆挖土机、铲土机、推土机”，它们正忙着将婆罗洲腹地的热带丛林变成“全亚洲规模最大的木材集散场”。达雅克人是否因此失去了尚武之心，并从此沦为了物质的奴工，很难说，作者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但他用小说中始终伴随少年永的另一个人物“姑妈”房龙小姐的生活苦难史，隐喻了达雅克人的人生态度。
这位来自荷兰殖民农场主家族的女子，有一段无法言说的往事，借着她的一段独白，作者揭开了婆罗洲历史最黑暗的一幕，也是叠压在大河尽头最难以启齿的一层：
若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登陆西婆罗洲，一路溯河而上，攻占丛林中这个隐秘的小镇，新唐，我就不会被俘虏，就不会跟荷属东印度群岛所有荷兰女子一样，被押送进特种集中营……那时我才十六七岁啊。……我在这本书里只有一个子宫，一个被成群野兽的阳具捅破的、搞烂的、从此再也不能生育的子宫。[9]
然而，正如之前作者并不驻笔于备受殖民冲击的土著遭遇，小说也没有将战争之于女性的痛苦作为无法弥合的心灵创伤的终点。婆罗洲的丛林深处既是黑暗的，也是无比宽广的，因为沿着大河溯流，等待他们的不是悲惨和耻辱的不复轮回，而是宽阔胸怀的永恒回归。在小说最后的高潮，诉说尽自己屈辱往事的房龙小姐乘坐达雅克人的长舟，抵达了这次丛林朝圣的目的地，“圣山簔都帝坂，土著达雅克人心目中生命的源头”。
这座圣山既可以说是现实存在的一座婆罗洲的中央山脉，也可以说是达雅克人心中想象出来的宇宙图景。20世纪初期的俄裔法国学者V.戈鹭波曾经提到了“长舟”在达雅克文化中的另一层含义：人们外出猎头、打工的长舟，还是“首批达雅克人到达婆罗洲时乘坐的那艘‘金船’。自从它停止漂洋过海的航行后，它的使命就是把亡灵载运到位于云湖中央的‘天堂之岛’”。[10]所有人的灵魂最终都会乘坐这条想象的“灵魂之舟”抵达圣山腹地，在那里所有的灵魂都将过着安逸的生活。
在达雅克人的心目中，人生之旅的目的地“云湖中央”就是这样一幅景象：
大河尽头的圣山簔都帝坂，山麓有五个大湖，专供往生者的灵魂居住：善终者，死后前往位于中央的“阿波拉甘”定居，过着和生前同样衣食不缺、无灾无病的平静生活；为部落征战壮烈阵亡者，英灵骁骁乘风飘向西边的“巴望达哈”，血水之湖，那儿有众多来自全婆罗洲，死于难产的年轻妇女，任他挑选为妻，从此过着安逸富足的日子……[11] 小说到这里迎来了最终的高潮，借助民族志力量的呈现，婆罗洲内陆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受屈、遭辱的“黑暗之心”，而是回到永恒的祖灵生活的宁静世界。在这里，曾经猎头的勇士，哪怕今天为了生计，成为采石场、伐木场打工一员，为了现代生活的消费品消磨了武士的精神，但他们“虽败犹荣”，好比是“为部落征战壮烈阵亡者”。而因受到日军侮辱，终身不能生育的房龙小姐，好比是“死于难产的年轻妇女”，和所有遭受文化冲突之殇的妇女一道，她的灵魂在祖灵生活的“血水之湖”中获得了净化。小说中，她曾经与一位达雅克青年有过青梅竹马的童年，现在，她纯洁的灵魂将与初恋情人在圣山之湖重聚，从此过着安逸富足的日子。
利用民族志对当地文化的“深描”，李永平为所有婆罗洲居民的文化实践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解读。无论是远离猎头荣耀、栖身打工场所的男性，还是身遭战争摧残，受异文化伤害的女性，无论是原著民还是外来移民者的后裔，只要是这片土地上的“婆罗洲之子”，都能在圣山云湖中，获得灵魂的释然。而这种民族志的文化阐释，也为我们移情、理解小说中所有婆罗洲居民的行动抉择，提供了完美的文化背景。
四、民族志的成功
李永平的整部小说在叙事上独具一格，在情节上用一次次回溯，频频掀开了婆罗洲历史和文化的一角。最终实现了小说包含的双重抱负。其中的第一重抱负易于把握，作为世界第三大岛，生活在婆罗洲丛林中的达雅克原著民以宽广的胸怀容纳了华人、荷兰人、英国人，甚至日本人，将他们的生命历程在这片热带雨林中交织。这种互动并非单向，也非被动，而是一种多元的并置，从而折射出一种超越以往殖民地话语的绚丽的后殖民叙事。
小说的第二重抱负，毫无疑问，则是用非常独特的民族志笔触，展现了变迁中的达雅克文化。这是一个驾着长舟、猎头的族群，他们在猎头成功后的载歌载舞，以及种种服饰、舞步，甚至插在头盔上的翎羽，都无时不让我们联想到中国华南的古代场景。同时，这艘猎头长舟，在人们的灵魂需要之时，又摇身一变，成为将逝者之灵送归祖先的驳船。人们笃信，战死武士和难产妇女的灵魂，会在那里重聚。永远洗涤现实生活经历的苦难，过着永恒的幸福生活。所有这些民族志叙事，有力地支撑起了小说力图展现的南岛人文画卷。
这两重抱负的相互融合，使得作者超越了自己以往的作品，既远离了自身在早期作品中流出的，对童年时代排斥、逃逸原著民文化的“忏悔录”；也摆脱了单一立场对诸多历史能动者的批判，以“婆罗洲之子”的胸怀，拥抱了哺育自己的所有文化塑造者。正是这种对自身文化之源、生命史的悦纳，促使作者最终成功展现了一部具有强烈民族志色彩的热带雨林史诗。
注释
[1]李永平：《大河尽头》（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2]李永平：《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页。
[3]同[2]，第181—182页。
[4]林开忠，“‘异族’的再现？———从李永平的《婆罗洲之子》与《拉子妇》谈起”，收入张锦忠编：《重写马华文学史论文集》，国立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2004年。
[5]李永平：《大河尽头》（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151页。
[6]李永平：《大河尽头》（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页。
[7]同[6]，第26页。
[8]同[6]，第27页。
[9]同[6]，第277页。
[10]V.戈鹭波：《东京和安南北部的青铜时代》，刘雪红等译，收入《民族考古译文集》，云南省博物馆、中国谷地啊铜鼓研究会编印，1985年版，第254页。
[11]同[6]，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