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 科学社会主义观将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界定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强调只有在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然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长期背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要求，既没有自觉地时社会加以全面的建设，更没有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最终为历史所淘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反思并更新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它不断推动和逐步实现着向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辩证复归。并通过实行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
关键词 社会主义价值 苏联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6－0048－05
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价值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实体上的对峙，从而为人们认识、探讨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提供了实践基础。其中，在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成功实践，更是将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认知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具有了现成的答案。在社会主义面临诸多挑战的21世纪，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价值的认识进程进行重新梳理和反思，对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社会主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价值认识的历史溯源
任何社会思潮和制度从来都是一定价值观念的产物，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也不例外。因此，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必须首先寻找那些不受具体社会体制限制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从历史角度看，社会主义思潮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端的暴露，作为其否定形式而出现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猛发展既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改变世界政治面貌的政治文明和灿烂的资本主义文化，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素质与社会价值观念，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以莫尔、圣西门、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先后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工人劳动者当家作主取代资产者统治；消灭剥削制度与剥削阶级，实行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建立人民政权，通过一个过渡时期达到国家消亡；使物质生产和人的觉悟高度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等基本观点。从这些观点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社会主义的鼻祖”的社会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充满着自由、平等、幸福等价值憧憬。尽管“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顧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其中所包含的科学因素，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和直接的思想材料。
在科学社会主义中，人类的社会理想以社会主义价值的形式得到了科学表达。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各种人道主义思潮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科学地分析了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两面性，最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得出了自己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非某个天然人物的偶然发现，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对资本主义取而代之的新社会存在的基本价值就在于逐步推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对于上述价值判断，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认识。一方面，从静态意义上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可以说，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全部使命，就是要对整个社会实行共产主义改造，而这一改造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一目标被表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可见，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当人类实现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界、生产关系和人自己的主人，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又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动态发展趋势，它只能在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历史地实现，因此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不懈价值追求。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指出，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这将促使社会内部的分工随着生产技术基础的变革而不断发生革命，从而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而对这一点的承认又进而决定了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普遍规律。这一分析说明，人的全面发展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支撑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前提，资本主义在否定自身的过程中已经为社会主义的诞生孕育了价值前提。社会主义的确立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开辟道路；与此同时，只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生机和活力的保持以及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以不断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观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价值追求的界定并非仅仅是一个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不能忽略全部马克思学说的方法论基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分析，马克思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的实现确立起了一个基本的前提——社会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张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一方面，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人的发展又必须以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离开社会历史条件来谈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种社会历史条件首先体现为生产力的状况。“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只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才能壮大无产阶级力量并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使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进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道路；同样，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保证社会主义成为一个真正富裕社会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否则，所谓平等，只能是贫穷的普遍化，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就无法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其次，除了需要有充分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并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之外，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还需要或直接取决于社会关系的高度发展。在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商品经济和现代生产力的较为充分的发展，人的自主性得到广泛的表现和确证，与之相适应，人的发展也被推进到了一 个新的台阶之上。然而，冲破了“人的依赖关系”的人的发展却又落入了“对物的依赖性”的陷阱，仍不得不屈从于货币和资本的统治。因此。在现代生产力较为充分发展之后，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就成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只有实现生产关系的革命，废除私有制，才能“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變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否则，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仍然不能变成现实。总之，只有在不断提升生产力发展效率的物质基础上，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其他确保人与人地位平等的社会制度确立的前提下，使生产力的增长既服从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又服从于人本身的需要，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
从根本价值目标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特征进行了初步设想。囿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就此作出详尽的论述。他们反复强调，自己的研究“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从而为后人根据新的事实和过程，对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作出修正留出了空间。在此基础上，当代社会主义者本应根据当今世界的新事实和新过程，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从马克思提供的深刻思想出发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价值及其实现途径作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在很长时期里，人们把马克思提供的出发点当成了终极真理和现实应与之适应的理想，似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本身就意味着其价值的全部实现，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或快或慢地向马克思设计好的共产主义制度过渡，由此导致了实践社会主义的曲折演进历程。
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背离
尽管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兴起于西欧，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一个国家得以确立并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却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基础上诞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从总体上看，苏联模式有过重大的历史作用，但也存在着严重弊端，有着极大的历史局限；与之对应的社会主义观，既有向实际的靠近，也有对马克思提出的科学方法和目的性价值的偏离。这种偏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生产力发展目的上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马克思是把价值目标放在首位来谈论社会主义的，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没有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给予足够的重视。为了弥补落后国家未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课程，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后都曾把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放在重要位置，其经济建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社会主义国家的早期建设主要不是用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条件，相反其成绩是以抑制人民消费为代价而取得的。在苏联工业化时期，国家集中所有资源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长期轻视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民用工业和农业，甚至通过种种方法把农业创造的大量收入转为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资金，为完成军事任务方面的指令性计划而不计成本代价。在此背景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与发达乃至新兴工业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最终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畸形发展：一方面是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军事技术甚至足以与美国争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却达不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且长期得不到相应改善，生活状况越来越恶化，最终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也损害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原因较多，但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长期偏离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从而造成人民强烈不满应该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第二，在发展方式的选择上偏离了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目标的科学方法论基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推动生产力运动变化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作为生产发展之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是影响生产力运动变化的重要因素。与生产力的水平和性质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可以极大地推动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尽管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却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偏离了由马克思所奠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一方面，它们虽重视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变革过程中却大多脱离了本国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在实践中所确立的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使得生产关系大大超前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过早建立的单一、僵化的所有制结构难以持久地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超前、僵化的生产关系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难以更快地提高。另一方面，它们把生产关系的变革当成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几乎唯一的动力，更多地是单纯地从变革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确立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现实路径。实质上，除了生产关系之外，人们对满足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的追求，以及自然对人需要的否定关系所形成的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也是生产力运动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然而，当时的社会主义体制却未能为人们对满足需要的追求留下多少自由空间，从而使社会主义演变成了“一大二公”式的社会主义和贫穷式的社会主义。
第三，在体制构建上偏离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对于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前所述，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除了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之外，还需要或直接取决于社会关系的高度发展。这里的社会关系不仅包括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还应包括由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所构成的社会思想关系。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除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生产关系的革命之外，还需要建立同生产力的特定发展阶段和特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思想上层建筑。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未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建立，在各方面封建主义落后遗产厚重，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稀少，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起来后必须努力清除渗透到社会主义主义体制中来的封建主义糟粕，同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否则社会主义的价值不可能真正得以体现。然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并未对此有清楚认识，相反却在快速推进公有化的同时，构建了过度集权的政治、文化体制。在政治上，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过度集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以及软弱而低效的监督机制。在这种体制下，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被颠倒，监督机关的角色发生错位，社会主义法治遭到严重破坏。在文化方面，与政治缺乏民主相联系，也实行了过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甚至依赖行政命令、高压手段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争论问题。这 些脱离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和目的价值的做法，严重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给社会主义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由于在后来的实践中长期没有对上述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和体制创新，决定了它无法实现适应各国正常条件下的发展要求，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要求，最终导致了一个国家、民族创新精神的泯没和普遍的信仰危机，而这正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的关键原因。
总之，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本应该给生活在这一制度下的人民带来比资本主义更多的富裕、更高的民主和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然而现实社会主义无一例外地产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这就使得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更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长期背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要求，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根本利益，自然也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最终不可避免地为历史所淘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反思与复归
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出现低潮时，中国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反思并更新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动和逐步实现向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辩证复归。概括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价值认识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上，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与价值目标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凸显了人类的价值目标与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内在统一性，由此出发，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实践一旦成为现实可能，其制度建构和发展路径都必须内在反映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否则社会主义将丧失其存在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早期探索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由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结构和制度进行片面推崇，进而演变为在实践中对构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追求更高级社会形态的主观强调，导致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被严重忽视，人民追求提高物质文化水平和当家作主的愿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难以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幸福。正是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不难看出，这种反思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一度丧失的价值要求的重新唤回。它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由过去主要强调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特征，进一步深入到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以人民群众为本位的价值目标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在价值目标上的质的规定性，并在此基础上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实践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从而更为鲜明地揭示和践行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最高价值追求提高到执政党建设的高度，要求中国共产党永远“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调保障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基点。这一思想被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和宪法，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朝着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为人民谋幸福作为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原则，强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由此，人的发展凸显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十七大报告坚持并深化了这一价值目标，强调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价值追求，转化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应有目标和基本原则，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价值认识的具体化和现实化。
二是在认识社会主义价值及其实现途径的理论基础上，实现了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方法论的辩证复归。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看，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之所以没有完全搞清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偏离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离开生产力水平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误以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在一个时期内用阶级斗争为纲取代发展生产力这个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根本前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关头，邓小平首先抓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一关键环节，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把实事求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为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从中国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界定为两个维度：一是发达的生产力，二是通过逐步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到了首要位置，强调社会主义只有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巩固自身的存在，从而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根本途径，体现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坚持与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将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永远建立在科学的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之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发展的科学性。在21世纪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强调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而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不仅再次凸显了发展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重要性，而且强调了发展途径科学化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坚持并夯实了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唯物主义基础。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追求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和当今时代的特点出发，创造性地进行了一系列符合唯物史观的合理的制度设计，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价值得以有效彰显。
三是在探索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有效路径方面，实现了由注重单一的生产关系变革到注重全方位的制度变革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转变。如前所述，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不顾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状况，试图单纯地通过对生产关系进行由“私”到“公”的变革来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结果却严重阻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要求。邓小平较早认识到了这种做法的错误，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著名观点，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据此，中国不仅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关系进行了逐步调整，而且开始对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这场至今仍在继续进行的全方位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其根本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实质上就是要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逐步实现。江泽民同志也一再强调全方位改革和社会全面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既要努力提升中国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并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途径；又要努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由此为构筑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现实前提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支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它把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要求，并将“五个统筹”作为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从而提出了更为现实、更为具体的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厘清，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观也由侧重于抽象的原则变为更具可行性的实际操作，标志着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认识更加趋于理性和实际。
责任编辑 吕 楠
关键词 社会主义价值 苏联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8)06－0048－05
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价值观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实体上的对峙，从而为人们认识、探讨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及其实现途径提供了实践基础。其中，在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成功实践，更是将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认知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具有了现成的答案。在社会主义面临诸多挑战的21世纪，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价值的认识进程进行重新梳理和反思，对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社会主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及其实现途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价值认识的历史溯源
任何社会思潮和制度从来都是一定价值观念的产物，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也不例外。因此，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必须首先寻找那些不受具体社会体制限制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从历史角度看，社会主义思潮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端的暴露，作为其否定形式而出现的。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猛发展既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改变世界政治面貌的政治文明和灿烂的资本主义文化，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素质与社会价值观念，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以莫尔、圣西门、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先后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工人劳动者当家作主取代资产者统治；消灭剥削制度与剥削阶级，实行按劳分配或按需分配；建立人民政权，通过一个过渡时期达到国家消亡；使物质生产和人的觉悟高度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等基本观点。从这些观点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社会主义的鼻祖”的社会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充满着自由、平等、幸福等价值憧憬。尽管“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顧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其中所包含的科学因素，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和直接的思想材料。
在科学社会主义中，人类的社会理想以社会主义价值的形式得到了科学表达。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的各种人道主义思潮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科学地分析了资产阶级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两面性，最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得出了自己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非某个天然人物的偶然发现，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个对资本主义取而代之的新社会存在的基本价值就在于逐步推动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目标的实现。对于上述价值判断，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认识。一方面，从静态意义上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可以说，马克思理论学说的全部使命，就是要对整个社会实行共产主义改造，而这一改造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一目标被表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可见，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当人类实现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才能真正成为自然界、生产关系和人自己的主人，也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又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动态发展趋势，它只能在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历史地实现，因此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确立和发展过程中的不懈价值追求。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指出，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这将促使社会内部的分工随着生产技术基础的变革而不断发生革命，从而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而对这一点的承认又进而决定了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普遍规律。这一分析说明，人的全面发展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支撑社会生产发展的必要前提，资本主义在否定自身的过程中已经为社会主义的诞生孕育了价值前提。社会主义的确立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开辟道路；与此同时，只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社会主义生机和活力的保持以及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以不断推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观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价值追求的界定并非仅仅是一个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不能忽略全部马克思学说的方法论基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的分析，马克思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的实现确立起了一个基本的前提——社会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张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一方面，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人的发展又必须以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离开社会历史条件来谈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种社会历史条件首先体现为生产力的状况。“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只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才能壮大无产阶级力量并促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使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进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道路；同样，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是保证社会主义成为一个真正富裕社会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否则，所谓平等，只能是贫穷的普遍化，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就无法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其次，除了需要有充分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并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之外，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还需要或直接取决于社会关系的高度发展。在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商品经济和现代生产力的较为充分的发展，人的自主性得到广泛的表现和确证，与之相适应，人的发展也被推进到了一 个新的台阶之上。然而，冲破了“人的依赖关系”的人的发展却又落入了“对物的依赖性”的陷阱，仍不得不屈从于货币和资本的统治。因此。在现代生产力较为充分发展之后，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就成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面。只有实现生产关系的革命，废除私有制，才能“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變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否则，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仍然不能变成现实。总之，只有在不断提升生产力发展效率的物质基础上，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其他确保人与人地位平等的社会制度确立的前提下，使生产力的增长既服从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又服从于人本身的需要，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
从根本价值目标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特征进行了初步设想。囿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就此作出详尽的论述。他们反复强调，自己的研究“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从而为后人根据新的事实和过程，对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作出修正留出了空间。在此基础上，当代社会主义者本应根据当今世界的新事实和新过程，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从马克思提供的深刻思想出发在实践中对社会主义价值及其实现途径作进一步的研究。然而，在很长时期里，人们把马克思提供的出发点当成了终极真理和现实应与之适应的理想，似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本身就意味着其价值的全部实现，而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或快或慢地向马克思设计好的共产主义制度过渡，由此导致了实践社会主义的曲折演进历程。
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背离
尽管社会主义理论与运动兴起于西欧，但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一个国家得以确立并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却是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基础上诞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从总体上看，苏联模式有过重大的历史作用，但也存在着严重弊端，有着极大的历史局限；与之对应的社会主义观，既有向实际的靠近，也有对马克思提出的科学方法和目的性价值的偏离。这种偏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生产力发展目的上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马克思是把价值目标放在首位来谈论社会主义的，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没有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给予足够的重视。为了弥补落后国家未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课程，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后都曾把发展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放在重要位置，其经济建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社会主义国家的早期建设主要不是用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条件，相反其成绩是以抑制人民消费为代价而取得的。在苏联工业化时期，国家集中所有资源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长期轻视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民用工业和农业，甚至通过种种方法把农业创造的大量收入转为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资金，为完成军事任务方面的指令性计划而不计成本代价。在此背景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与发达乃至新兴工业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最终造成了整个社会的畸形发展：一方面是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军事技术甚至足以与美国争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却达不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且长期得不到相应改善，生活状况越来越恶化，最终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也损害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原因较多，但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长期偏离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从而造成人民强烈不满应该是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第二，在发展方式的选择上偏离了实现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目标的科学方法论基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推动生产力运动变化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作为生产发展之社会形式的生产关系，是影响生产力运动变化的重要因素。与生产力的水平和性质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可以极大地推动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结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看，尽管早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却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偏离了由马克思所奠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一方面，它们虽重视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变革过程中却大多脱离了本国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在实践中所确立的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使得生产关系大大超前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过早建立的单一、僵化的所有制结构难以持久地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超前、僵化的生产关系同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难以更快地提高。另一方面，它们把生产关系的变革当成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几乎唯一的动力，更多地是单纯地从变革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确立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现实路径。实质上，除了生产关系之外，人们对满足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的追求，以及自然对人需要的否定关系所形成的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也是生产力运动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然而，当时的社会主义体制却未能为人们对满足需要的追求留下多少自由空间，从而使社会主义演变成了“一大二公”式的社会主义和贫穷式的社会主义。
第三，在体制构建上偏离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对于社会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前所述，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除了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之外，还需要或直接取决于社会关系的高度发展。这里的社会关系不仅包括作为一个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还应包括由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所构成的社会思想关系。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除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生产关系的革命之外，还需要建立同生产力的特定发展阶段和特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思想上层建筑。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未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建立，在各方面封建主义落后遗产厚重，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稀少，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起来后必须努力清除渗透到社会主义主义体制中来的封建主义糟粕，同时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否则社会主义的价值不可能真正得以体现。然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并未对此有清楚认识，相反却在快速推进公有化的同时，构建了过度集权的政治、文化体制。在政治上，其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过度集权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以及软弱而低效的监督机制。在这种体制下，集体和个人的关系被颠倒，监督机关的角色发生错位，社会主义法治遭到严重破坏。在文化方面，与政治缺乏民主相联系，也实行了过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甚至依赖行政命令、高压手段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争论问题。这 些脱离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和目的价值的做法，严重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给社会主义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由于在后来的实践中长期没有对上述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和体制创新，决定了它无法实现适应各国正常条件下的发展要求，也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要求，最终导致了一个国家、民族创新精神的泯没和普遍的信仰危机，而这正是导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退出历史舞台的关键原因。
总之，作为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本应该给生活在这一制度下的人民带来比资本主义更多的富裕、更高的民主和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然而现实社会主义无一例外地产生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这就使得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更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长期背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要求，不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根本利益，自然也就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最终不可避免地为历史所淘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的反思与复归
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出现低潮时，中国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反思并更新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动和逐步实现向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辩证复归。概括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价值认识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上，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与价值目标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凸显了人类的价值目标与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内在统一性，由此出发，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实践一旦成为现实可能，其制度建构和发展路径都必须内在反映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否则社会主义将丧失其存在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早期探索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由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结构和制度进行片面推崇，进而演变为在实践中对构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追求更高级社会形态的主观强调，导致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被严重忽视，人民追求提高物质文化水平和当家作主的愿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难以充分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幸福。正是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不难看出，这种反思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一度丧失的价值要求的重新唤回。它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由过去主要强调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特征，进一步深入到实现共同富裕这一以人民群众为本位的价值目标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在价值目标上的质的规定性，并在此基础上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实践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点，从而更为鲜明地揭示和践行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最高价值追求提高到执政党建设的高度，要求中国共产党永远“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强调保障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基点。这一思想被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和宪法，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朝着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为人民谋幸福作为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原则，强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发展的目的真正落实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由此，人的发展凸显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十七大报告坚持并深化了这一价值目标，强调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首位，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价值追求，转化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应有目标和基本原则，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价值认识的具体化和现实化。
二是在认识社会主义价值及其实现途径的理论基础上，实现了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方法论的辩证复归。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看，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之所以没有完全搞清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偏离了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离开生产力水平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误以为只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的程度，就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在一个时期内用阶级斗争为纲取代发展生产力这个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根本前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关头，邓小平首先抓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一关键环节，大力倡导实事求是，把实事求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而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为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及其实现途径奠定了理论基础。正是从中国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本质界定为两个维度：一是发达的生产力，二是通过逐步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到了首要位置，强调社会主义只有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才能巩固自身的存在，从而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根本途径，体现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坚持与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将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这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永远建立在科学的唯物史观理论基础之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发展的科学性。在21世纪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强调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而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这不仅再次凸显了发展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重要性，而且强调了发展途径科学化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坚持并夯实了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唯物主义基础。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追求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和当今时代的特点出发，创造性地进行了一系列符合唯物史观的合理的制度设计，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价值得以有效彰显。
三是在探索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有效路径方面，实现了由注重单一的生产关系变革到注重全方位的制度变革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转变。如前所述，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不顾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状况，试图单纯地通过对生产关系进行由“私”到“公”的变革来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结果却严重阻碍甚至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要求。邓小平较早认识到了这种做法的错误，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提出了“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著名观点，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据此，中国不仅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关系进行了逐步调整，而且开始对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这场至今仍在继续进行的全方位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其根本目标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实质上就是要推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逐步实现。江泽民同志也一再强调全方位改革和社会全面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他指出，“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世纪之交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既要努力提升中国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并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途径；又要努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由此为构筑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现实前提提供了更坚实的理论支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它把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要求，并将“五个统筹”作为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从而提出了更为现实、更为具体的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有效路径。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厘清，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观也由侧重于抽象的原则变为更具可行性的实际操作，标志着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认识更加趋于理性和实际。
责任编辑 吕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