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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语堂；山地之子；基督教徒；语丝战士
林语堂是语丝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发表过很多文章，表现出他的爱国抱负以及对封建旧思想的反抗。他的融汇了东西方的智慧，谦虚和宽容的思想，友善和热情的风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嘉奖。如美国波士顿安德森专家曾说“若寻一词足以形容林氏，只有“学养”一词。若谓文化人中之龙凤，林氏当之无愧也。”但是由于他后来的作品流于幽默和滑稽，受到鲁迅等人的批判，所以对他的研究敬而远之。直到80年代以来，对他的研究开始又重新开始重视，他的贡献与才识也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多从社团和他的小品文，幽默以及中西方思想的融合等方面来阐释。而本文主要是从语丝时期的自我定位这个角度切入，从个人本位出发，来浅析作为英美留学生，带着浓厚的绅士阶级思想的林语堂，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思想自由，文风闲适的语丝社，而不是加入留学英美派组成的现代评论派。浅析这个问题，不仅让我们更全面的认识林语堂这个人，并且也可以为他所在的社团提供一些研究价值。
1 追求自由的山地之子
林语堂的出生地是在一个山川缭绕的村庄，那里风景宜人，丛林遍野。在这样一个人间仙境中生活，人的气质与性格无疑受到很深的影响。他在自叙传中也多次说到山在他的性格与性情的塑造中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如“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童年之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三是严格的基督教家庭。”在《赖伯英》一书中，他甚至兴奋地说道：“你若生在山里，山就会改变你的看法，山就好像进入你的血液一样…山的力量巨大得不可抵挡。”“山逼得你谦—逊—恭—敬。”生长在这片群山之地，出入于山水之间，林语堂的性格与性情自然受着山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拥有山的稳重厚实，温和淡泊，与世无争的气质与内涵。山文化亦自然而然的成为他从小信仰和依赖的对象，“这些高山早就成为我及我信仰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使我富足，心里产生力量与独立感，没有人可以从我身上带走它们。”可见山在林语堂的一生里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处世超然，性情闲适，追求自由，兼容并包的林语堂，可以说就是得之于他对高山的信赖。他不说话时如山之静默深沉，他说话时则如山之伟岸与峻拔。他说：“我仍然学不会在一个家伙背上猛烈地一拍的动作。我想这是因为高山的精神永远离不开我，而我本质上就是来自农村的男孩。”这是他对自己是山地之子的真诚的呼喊与表达。“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不是。”家乡的山教会他善良与温和，教会他自然与质朴，更教会他率性而为。所以从海外留学归国之后的林语堂，并没有受西方文化的同化，即使他自己也承认身上带着浓厚的绅士阶级的观念，但他依旧保持着他这份山地之子的柔情。这明显的体现在他回国后加入的提倡自由与闲适文风的语丝派中。他在自叙传中说道：“说来也怪，我不属于胡适之派，而属于语丝派。我们都认为胡适之派那一派是士大夫派，他们是能写政论性文章的人，并且是适于做官的。我们的理想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这对我很适宜。”后来在《记周氏兄弟》中又说道“然而我接近语丝，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林语堂自述喜欢语丝的飘逸是天性所使然，而他的天性则基本来源于高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回国的时候正是残酷的北洋军阀当道，社会黑暗不堪，人民饱受压迫与摧残的时候，他不愿如当时的《现代评论》采取亲北洋政府，只顾自己利害的态度，他的山地之子的柔情和温和更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要用自己的笔表现他对社会的不满，对军阀的批判，对人民的同情，所以他毅然决然选择了这个“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语丝社。
2 理性的基督教徒
林语堂的家庭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他从小就是个热诚的教徒。父亲是基督教牧师，他们全家每天晚上上床前都要做家庭祷告，大家轮流读《圣经》。他最初接触西方也是通过父亲的朋友，一对传教士夫妇给他们寄来的有关基督教的册子里了解到的。家乡的高山流水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很早就萌生了这些都是上帝的伟大的创造的念头，觉得它们和上帝离得很近。他甚至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加入神学院，学习当牧师。暑假回乡，也会给乡亲们布道。即使在清华大学授课，他也开设圣经班。基督教和他是密不可分的，对他的影响也可谓是一生的。但是他并不是盲目信奉教条，在崇拜下，在信奉中，他也开始产生质疑与思考。“在中国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意义？我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大的，圣约翰大学是那个壳的骨架。”他的关于人生和教条的很多问题有时会出现互相矛盾的答案，有时甚至没有答案。最后他由于忍受不了那凡庸琐屑和荒谬的种种，他的神学信念已经弃去。“我遗憾地说，我们搬进一个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审美上与那个满足而光荣的异教社会断绝关系。”他认为一切神学的不真，对他的智力都是侮辱。他表现出了一个中国基督教徒的理性。“然而我不能不愤恨教会比那进步的神学思想落后，而仍然要中国教徒坚信耶稣由童女所生和肉体飞升两条才能领受洗礼，然而它自己的神学家却不置信。”他觉得这些教条是伪善，不诚实的。而最令他不忍和愤怒的是，当他从西方学成归国后他才发现“我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这是清教徒教育对一个中国孩子所做的好事。我决心反抗而沉入我们民族意识的巨流。”他觉得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在某一方面有被剥夺国籍的感觉。因为“身为中国基督徒，移进一个我所称为真正的中国世界里面，敞开了他的眼和他的心，他就会被羞耻感刺痛，面红耳赤，一直红到耳根。”在感受到教会的虚伪之后，为了洗雪耻辱，他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在这思想大动乱当中，我为自己的得救，而埋头研读中国哲学及语言学——每一种我可以抓得到的东西。我漂浮在中国觉醒的怒潮里。”“北京清明的蓝色天空，辉煌的庙宇与宫殿及愉快而安分的人民，给人一种满足及生活舒宜的感觉”回国之后的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惭愧使他敢于对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做说真话的异端之家，所以在新时期，他积极响应文学革命的号召，在北京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白话写作。他顺从自己的本能，任意而行，把读者引为知己，对他说真心话。这就正切合了语丝社当时的思想宗旨，“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界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所以他背离了从小耳濡目染并且密切联系的基督教，走上了他的灵性大旅途，對孔子的传统哲学，对人文主义的青睐使他很坚定地加入了语丝社，而当时和他有一定渊源的现代评论派则成为他口诛笔伐的对象。 3 倾情呐喊的民主战士
语丝社起止的1924年～1930年这一历史时期，他们的成员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无疑给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产生巨大的影响。北洋军阀政府的惨无人道，爱国将士的流血牺牲，国民群众的麻木不仁，文人走狗的阿谀奉承让他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他们要呐喊。正如周作人《发刊词》中所说：“我们并没有什么主意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和停滞的空气。”他当时批判的矛头指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那些站在民的对立面的各种官们，以及替官们说话的遗老和遗少、学者和想要当官的士大夫气十足的一批伪君子。他鼓吹自由，民主，对于“学者”的尊严，“绅士”的风度，进行了嘲讽，对于正人君子之流，给予了揭露。所以他是不可能如现代评论派的学者绅士一样对军阀的残忍手段视若无睹，甚至对民众的痛苦与牺牲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的。他此时的文字也激情澎湃，豪情万丈。他以土匪自居，“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在这一文章中他批判了学者的假面孔，要尊严，其态度真诚严肃，其文词犀利严谨。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中，他指责了国民的劣根性“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痞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狂热，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信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在这一文中，他痛心国民的无知，更悲痛于改造中国国民之无望。在《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中，他赞道：“处我们现今昏天黑地，国亡无日，政治社会思想都须根本改造的时期，这种热心有为，能为女权运动领袖的才干，是何等的稀少，何等的宝贵呀！”“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烈士之先烈。”他以沉痛的悲伤之情悼念逝去的两个女学生，在沉痛之余，不忘抨击残忍的军阀政府。在《论骂人之难》一文中，他对语丝社的同人的敢说真话，敢做“土匪”表示认可，然而对那些“主持公论，公允批评这种空泛无聊无诚意的勾當”提出讽刺。在这段时期，他还写了《回京杂感》《咏名流》《<“公理”的把戏>后记》《讨狗檄文》《打狗释疑》等等文章揭示社会不良现象，文人走狗的窘态。他除了笔战，还亲自加入实际的斗争行列。在关于教育部与女子师范大学问题发生论战时，“我也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与砖石与警察相斗。”他可谓为一个敢说敢做的勇士。并且，他的这种呐喊式的精神正切合了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所以在语丝社前期的所说所写所行，无不证明着林语堂是一个站在人民这边的战士。林语堂回国之后，即使对旧文化质疑与批判有功的胡适先生给予了他很深的影响，甚至在国外时期亦曾对他给予了帮助，但是自由宽容的个性，基督教教义以及儒道思想对他的影响，以及想救于水火之中的中国民众的迫切心情都迫使他必须背离现代评论派，甚至要对其进行攻击与指责。所以，加入语丝派是他毫不犹豫的决定！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M].工爻、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林语堂.翦拂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4] 董大中.鲁迅与林语堂[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
林语堂是语丝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发表过很多文章，表现出他的爱国抱负以及对封建旧思想的反抗。他的融汇了东西方的智慧，谦虚和宽容的思想，友善和热情的风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嘉奖。如美国波士顿安德森专家曾说“若寻一词足以形容林氏，只有“学养”一词。若谓文化人中之龙凤，林氏当之无愧也。”但是由于他后来的作品流于幽默和滑稽，受到鲁迅等人的批判，所以对他的研究敬而远之。直到80年代以来，对他的研究开始又重新开始重视，他的贡献与才识也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多从社团和他的小品文，幽默以及中西方思想的融合等方面来阐释。而本文主要是从语丝时期的自我定位这个角度切入，从个人本位出发，来浅析作为英美留学生，带着浓厚的绅士阶级思想的林语堂，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思想自由，文风闲适的语丝社，而不是加入留学英美派组成的现代评论派。浅析这个问题，不仅让我们更全面的认识林语堂这个人，并且也可以为他所在的社团提供一些研究价值。
1 追求自由的山地之子
林语堂的出生地是在一个山川缭绕的村庄，那里风景宜人，丛林遍野。在这样一个人间仙境中生活，人的气质与性格无疑受到很深的影响。他在自叙传中也多次说到山在他的性格与性情的塑造中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如“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童年之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三是严格的基督教家庭。”在《赖伯英》一书中，他甚至兴奋地说道：“你若生在山里，山就会改变你的看法，山就好像进入你的血液一样…山的力量巨大得不可抵挡。”“山逼得你谦—逊—恭—敬。”生长在这片群山之地，出入于山水之间，林语堂的性格与性情自然受着山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拥有山的稳重厚实，温和淡泊，与世无争的气质与内涵。山文化亦自然而然的成为他从小信仰和依赖的对象，“这些高山早就成为我及我信仰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使我富足，心里产生力量与独立感，没有人可以从我身上带走它们。”可见山在林语堂的一生里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处世超然，性情闲适，追求自由，兼容并包的林语堂，可以说就是得之于他对高山的信赖。他不说话时如山之静默深沉，他说话时则如山之伟岸与峻拔。他说：“我仍然学不会在一个家伙背上猛烈地一拍的动作。我想这是因为高山的精神永远离不开我，而我本质上就是来自农村的男孩。”这是他对自己是山地之子的真诚的呼喊与表达。“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自行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不是。”家乡的山教会他善良与温和，教会他自然与质朴，更教会他率性而为。所以从海外留学归国之后的林语堂，并没有受西方文化的同化，即使他自己也承认身上带着浓厚的绅士阶级的观念，但他依旧保持着他这份山地之子的柔情。这明显的体现在他回国后加入的提倡自由与闲适文风的语丝派中。他在自叙传中说道：“说来也怪，我不属于胡适之派，而属于语丝派。我们都认为胡适之派那一派是士大夫派，他们是能写政论性文章的人，并且是适于做官的。我们的理想是各人说自己的话，而不是说别人让你说的话。这对我很适宜。”后来在《记周氏兄弟》中又说道“然而我接近语丝，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林语堂自述喜欢语丝的飘逸是天性所使然，而他的天性则基本来源于高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回国的时候正是残酷的北洋军阀当道，社会黑暗不堪，人民饱受压迫与摧残的时候，他不愿如当时的《现代评论》采取亲北洋政府，只顾自己利害的态度，他的山地之子的柔情和温和更不允许他这样做。他要用自己的笔表现他对社会的不满，对军阀的批判，对人民的同情，所以他毅然决然选择了这个“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语丝社。
2 理性的基督教徒
林语堂的家庭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他从小就是个热诚的教徒。父亲是基督教牧师，他们全家每天晚上上床前都要做家庭祷告，大家轮流读《圣经》。他最初接触西方也是通过父亲的朋友，一对传教士夫妇给他们寄来的有关基督教的册子里了解到的。家乡的高山流水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很早就萌生了这些都是上帝的伟大的创造的念头，觉得它们和上帝离得很近。他甚至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加入神学院，学习当牧师。暑假回乡，也会给乡亲们布道。即使在清华大学授课，他也开设圣经班。基督教和他是密不可分的，对他的影响也可谓是一生的。但是他并不是盲目信奉教条，在崇拜下，在信奉中，他也开始产生质疑与思考。“在中国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意义？我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大的，圣约翰大学是那个壳的骨架。”他的关于人生和教条的很多问题有时会出现互相矛盾的答案，有时甚至没有答案。最后他由于忍受不了那凡庸琐屑和荒谬的种种，他的神学信念已经弃去。“我遗憾地说，我们搬进一个自己的世界，在理智上和审美上与那个满足而光荣的异教社会断绝关系。”他认为一切神学的不真，对他的智力都是侮辱。他表现出了一个中国基督教徒的理性。“然而我不能不愤恨教会比那进步的神学思想落后，而仍然要中国教徒坚信耶稣由童女所生和肉体飞升两条才能领受洗礼，然而它自己的神学家却不置信。”他觉得这些教条是伪善，不诚实的。而最令他不忍和愤怒的是，当他从西方学成归国后他才发现“我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这是清教徒教育对一个中国孩子所做的好事。我决心反抗而沉入我们民族意识的巨流。”他觉得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在某一方面有被剥夺国籍的感觉。因为“身为中国基督徒，移进一个我所称为真正的中国世界里面，敞开了他的眼和他的心，他就会被羞耻感刺痛，面红耳赤，一直红到耳根。”在感受到教会的虚伪之后，为了洗雪耻辱，他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在这思想大动乱当中，我为自己的得救，而埋头研读中国哲学及语言学——每一种我可以抓得到的东西。我漂浮在中国觉醒的怒潮里。”“北京清明的蓝色天空，辉煌的庙宇与宫殿及愉快而安分的人民，给人一种满足及生活舒宜的感觉”回国之后的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兴趣和惭愧使他敢于对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做说真话的异端之家，所以在新时期，他积极响应文学革命的号召，在北京的报上写文章，支持白话写作。他顺从自己的本能，任意而行，把读者引为知己，对他说真心话。这就正切合了语丝社当时的思想宗旨，“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界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所以他背离了从小耳濡目染并且密切联系的基督教，走上了他的灵性大旅途，對孔子的传统哲学，对人文主义的青睐使他很坚定地加入了语丝社，而当时和他有一定渊源的现代评论派则成为他口诛笔伐的对象。 3 倾情呐喊的民主战士
语丝社起止的1924年～1930年这一历史时期，他们的成员经历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无疑给他们的心理和精神产生巨大的影响。北洋军阀政府的惨无人道，爱国将士的流血牺牲，国民群众的麻木不仁，文人走狗的阿谀奉承让他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他们要呐喊。正如周作人《发刊词》中所说：“我们并没有什么主意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和停滞的空气。”他当时批判的矛头指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那些站在民的对立面的各种官们，以及替官们说话的遗老和遗少、学者和想要当官的士大夫气十足的一批伪君子。他鼓吹自由，民主，对于“学者”的尊严，“绅士”的风度，进行了嘲讽，对于正人君子之流，给予了揭露。所以他是不可能如现代评论派的学者绅士一样对军阀的残忍手段视若无睹，甚至对民众的痛苦与牺牲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的。他此时的文字也激情澎湃，豪情万丈。他以土匪自居，“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在这一文章中他批判了学者的假面孔，要尊严，其态度真诚严肃，其文词犀利严谨。在《给玄同先生的信》中，他指责了国民的劣根性“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痞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狂热，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信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在这一文中，他痛心国民的无知，更悲痛于改造中国国民之无望。在《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中，他赞道：“处我们现今昏天黑地，国亡无日，政治社会思想都须根本改造的时期，这种热心有为，能为女权运动领袖的才干，是何等的稀少，何等的宝贵呀！”“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烈士之先烈。”他以沉痛的悲伤之情悼念逝去的两个女学生，在沉痛之余，不忘抨击残忍的军阀政府。在《论骂人之难》一文中，他对语丝社的同人的敢说真话，敢做“土匪”表示认可，然而对那些“主持公论，公允批评这种空泛无聊无诚意的勾當”提出讽刺。在这段时期，他还写了《回京杂感》《咏名流》《<“公理”的把戏>后记》《讨狗檄文》《打狗释疑》等等文章揭示社会不良现象，文人走狗的窘态。他除了笔战，还亲自加入实际的斗争行列。在关于教育部与女子师范大学问题发生论战时，“我也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用旗杆与砖石与警察相斗。”他可谓为一个敢说敢做的勇士。并且，他的这种呐喊式的精神正切合了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所以在语丝社前期的所说所写所行，无不证明着林语堂是一个站在人民这边的战士。林语堂回国之后，即使对旧文化质疑与批判有功的胡适先生给予了他很深的影响，甚至在国外时期亦曾对他给予了帮助，但是自由宽容的个性，基督教教义以及儒道思想对他的影响，以及想救于水火之中的中国民众的迫切心情都迫使他必须背离现代评论派，甚至要对其进行攻击与指责。所以，加入语丝派是他毫不犹豫的决定！
参考文献：
[1]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M].工爻、张振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徒[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 林语堂.翦拂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4] 董大中.鲁迅与林语堂[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