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晨日冷，我坐在暖意融融的书房里，拆封一本刚收到的精美散文集，作者是一个不熟悉的署名。无意翻动，从书中掉出两张明信片。一张是殷红的枫叶，背面印着一句名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另一张是美丽的格桑花，背面却是手绘的一幅地图，写着一些城市的名字，旁边题了几行字，磅礴写意：
　　忙时医病，偷闲问心。
　　有时，我在江湖，我的手术刀是会思考的笔。
　　有时，我在云端，我的读者说我是会看病算命的游医。
　　后来，我无处不在，要做医人医心的立地成佛。
　　谜团解开，我会心一笑，想起一段往事。
　　几年前，我到西藏旅游，去看色拉寺后山的岩画。将近山顶已无台阶，我只好双手抓紧岩石，双脚踏着路人踩出的洞窝攀爬，不料在半山腰崴了脚踝。
　　同行的一位小伙子已經爬至山顶，见状又小心地下来，热心为我施救。我心中感激，好感顿生，互留了电话。下山后，我在八廓街口的一家咖啡店休息，巧的是看见小伙子再施妙手，救助另一位驴友。我点了两份下午茶，邀请小伙子闲坐。
　　浸着佛音的梵乐多了几分超脱，宽大的圈椅舒适而惬意，整个人放松如冬日里晒太阳的猫，让我忘了脚上的伤痛。
　　得知我从事的工作和文字有关，小伙子也打开了话匣子，原来小伙子这次来西藏是为了疗伤的。
　　疗伤？我不解。失恋了？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我家世代行医，我也顺从父母的意愿学医。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最想做一名行吟诗人，看塞外狂沙，听吴侬软语，赏天涯残月，把阑干拍遍……”我没有打断小伙子的遐想，我看到线装书本里的风花雪月像街角的酒旗从小伙子的眼角次第醉倒。
　　如果我继续自己的求学生涯，我只能离自己的文学梦越来越远，今后一直都会欺骗自己的内心。我该祭奠梦想，还是忏悔青春呢？说话时，小伙子的指头上反复缠绕着一枝伤感的绿叶，他的眼神透过露天阳台远眺布达拉宫，像告别家园的炊烟，又像枝头徘徊的小鸟。
　　当兴趣遭遇专业，当工作遭遇爱好，当理想遭遇现实，就连店里似有若无的吟唱也失去了节奏，仿佛陷入沉思。远处寺庙传出隐隐的诵经声，窗外的格桑花正开得热烈，微风拂过，红紫相间的野花，清丽而孤傲地在阳光下舞蹈。
　　我想起胡适写的一篇文章《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便说与他听。胡适为了鼓励当年的学生不要放弃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开出了三副防身药方：第一个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二个是“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第三个是“你得有一点信心”。很明显，前两副主药都已备齐，小伙子明显缺了一副叫做信心的药引。
　　我忽然想起背包里一本正在读的书《生命之道》。
　　“要去哪里留学？”我再次打开话题。
　　“加拿大。”小伙子浮思如海。
　　“威廉·奥斯勒。”我提了个人名。
　　“加拿大医师，血小板发现者，现代临床医学之父。”小伙子对答如流。
　　我决定现学现卖。
　　“1871年春天，一名医科学生对生活充满了忧虑，担心怎样通过期末考试，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该到哪里去，怎样才能开始学业，怎样才能生活。有一天，他拿起一本书，看到对他前途有莫大影响的一句话。
　　42年后，一个温暖的春夜，郁金香开满校园，他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他说，为了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读书，他为自己定下一个制度，睡觉之前必须读15分钟的书。不管忙碌到多晚进卧室，就是清晨两三点钟，他也一定要读15分钟的书才入睡。
　　这个制度他整整坚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共读了8235万字、1098本书，医学专家成了文学研究家。 ”
　　“奥斯勒的演讲集——《生活之道》？”小伙子不确定地眨着眼睛。
　　“对，”我答道，“等我。”我不顾小伙子的阻拦，一瘸一拐返回旅店，打开背包，又一瘸一拐快步返回咖啡店。
　　“你知道他当年看到的那句话是什么吗？”我扬扬手中的书。
　　小伙子满眼期待地望着我，仿佛此刻他才是一个病人，而我手里的书正是救命良药。
　　“他在1871年春天所看到的那一句话来自汤玛士·卡莱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看远方模糊的事，而要做手边清楚的事。’”
　　小伙子恍然大悟，猛地从我手中夺过书，本就清秀的眉目充溢了明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