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得像一团风,是流水和白云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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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抽中一场暴雨
  2017年8月,甘肃西和县某宾馆,一群人团坐读诗。读完一首题为《抽奖》的诗后,读诗人雷平阳突然说道:“奖品为什么小能是孟加拉虎、大象或者是一场暴雨?”
  雷平阳的发问,针对的诗中所设奖项:洗衣液、手机和平板电脑。围绕这首诗——准确地说,是奖品设置的讨论持续了十几分钟。手机和孟加拉虎,平板电脑和大象,洗衣液和暴雨,这些不相干的事物头一次获得了如此亲密的关系。
  日常现实与诗歌现实,虚拟与再造,朴素与夸张……一番讨论之后,大家倾向于雷平阳的意象,包括诗作者。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诗歌气质,诗作者未必真敢把奖品改成孟加拉虎、大象、暴雨:那是打下了雷平阳烙印的意象。
  想象力就是创造力,雷平阳深谙此道。平凡的意象,经他之手,都获得了额外的强化。从《雷平阳诗选》到《云南记》《基诺山》,再到最近的《击壤歌》,雷平阳的诗歌王国中,奇崛与日常共生:深林中可以牵出象群,峡谷中老虎成群结队,虚拟的穷人啃骨头舞也是栩栩如生,连他自己,也时而化身为哀鸣的蝉,时而是嗜血的行刑队员。
  熟读雷平阳诗的人,固然能在持续的阅读中不断震惊,但震惊的来源,往往是题材的宽广、洞察的深刻,或者发现的独特,而非写法的新变。一个严肃的写作者,不会容忍哪怕是最细微的自我重复。内容的更新小成问题,风格上的变易却非易事,它需要写作者清除词语库,忘记语言习惯,像一个中空的陶罐,去盛下从天而降的雨水。
  《送流水》就是雷平阳的那个陶罐,里面每一滴水都是新的。
  二、“愿流水遮住我的姓名”
  幻差流水》开篇,是《我不知道》:
  到了晚上,白云还在天上
  但已经看不清楚
  白天,星斗也仍然在天上
  但也难以在众多的光芒中
  将它们找出来
  有人把自己送入空门
  他们也还在世上,却没了踪影
  ——我已经羞于谈论自己喜爱什么了
  凡是我喜爱的,都找不到了
  “诗是什么”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陷阱般的设问”,我仍愿在此做一个朴素的、最低限度的回答:诗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写诗,小过是尽力去探寻、扩展自身和世界的边界,以自我的有限去把握世界的无限,把“我不知道”变为“我知道”而已。
  雷平阳偏以“我小知道”开篇,把一个示弱的人推到前台。这是诗人的有意为之,也昭示着这部诗集的不同寻常。示弱是谦逊,“我不知道’夕是因为知之甚多。诗人不再是那个“与落日打赌”且从来没有输过的人了,他确证了自我的限度。我相信诗人此刻的真诚。每认识一件事物,每写一首诗,都是把认识的边界推得更远,但何尝小是将自己置于一个更大的空无。
  “我不知道”正是置身空无的回首。有两种回首:穷途而返和兴尽而归,雷平阳是后者。一切都是基于诗人自主的选择。也有两种失去,一是小曾拥有的丧失,二是拥有后的舍弃。只要看看《视大海为明月》一诗,就可以知道丧失和舍弃的关系:
  拍击空气,拍断过十根指头
  拍击冰面上的阳光,落得鲜血飞溅的下场
  甚至拍击过高悬的丧钟,以为
  那缓急适度的声音里藏着绝对的宁静
  只有经历过如此多次的拍击,才能小再生出拍击的兴致;只有一次次击壤而歌的人,才能什么也不追问。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读《送流水》的自序:“这送流水,送的不是流水本身,而是流水招惹上身的附着物,以及人们强加给流水的所有浮着的、沉底的、顺势的和反向的灵肉幻觉。’夕流水不是谁都能送的,流水本在天上,是诗人用他强烈的发现意志让它来到人间,“往下奔命”。流水招惹的,有荣誉的黄金、世俗的灰尘,也有心上的风波,而这些一度是我们孜孜以求,甚至借以安身的。
  不仅要送走附着物,还要送走骨肉,送走以前熟稔的语言习惯和词语系统。幻送流水》在语言上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减少了语言的沉重感。小妨以《伐竹》为例。一个想在山顶无所事事之人,闻得朋友召唤,乃伐竹而归。诗中关涉“我”的词语,都有一种清风吹动单衣的轻松感。唯一突兀的,是“咆哮”一词,但咆哮来自山下。诗人“斫”一根竹子,优游自在地下山,就连这根扛在肩上的竹子,也重量全无,它不是西西弗斯面对的巨石,或者吴刚伐不倒的桂花树,而是一片落叶或一只酒壶。
  《伐竹》尚有“我”存在,到了《平息》《一只自鹭》这些诗里,“我’夕不知所踪,只剩下明月下的影子,竹竿上的衣服,诗人心里有自鹤,且“静如还俗的比丘尼”,或者干脆就回答别人说自己是“一只白鹭”。这随性的化身,已近于庄子的“吾丧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物与我各得其所的“两行”境界。
  词语的减负,何尝小是一种“送流水”。对词语简沽、明晰的追求,换言之即“说人话”。这是雷平阳写作中一贯的追求:立足于此地,立足于现实,立足于最简洁、普通的语言。《云南记》《基诺山》中现实与寓言的交织、过往与将来的驳杂,也不是通过冷僻、奇崛的词语实现的。幻差流水》的小同之处在于,它将词语的明晰推到了更为深远之地。
  三、“轻盈”的建造
  送走流水上的依附,并不意味卸下了一切。雷平阳多次提及一个清朝的云南诗人,此人曾说落日是照向大地的……雷平阳的《反角度》与此相关:
  反过来看,旭日是落入了天空的巨坑
  落日则升上了夜空
  我们悬空倒立,脚上还托举着
  统称为大地和大海上的万事万物
  《盲棋》中,又借他人之口说:“太阳落下,只是为了从反面/再一次照亮天空……”这种相对的角度,说明重负永远在,这是摆小脱的命运。因而,有送还要有迎,失去之物以“清自之躯俯首于自我”,这还不够,在物我“两行”中,可以一无所恃,但不能一无所见,“远他”后要“荐我”。
  《送流水》中,庙宇频繁出现,它不再是诗人借以抒情的工具,而是关乎自我生命的道场。但一而再地面对庙宇,面对佛光和菩提树,诗人仍然没有往前走一步,可以把自己推荐给泉水、庙门外的竹椅,却不会把自己推荐给菩萨和山梁上打坐的和尚(《荐我》)。
  倘若诗人送走了俗物,又把自己送入空门,则送流水小免陷入“放下’夕的案臼。很多时候,放下是一种托词,是无所有的小得已而为之,或是混杂无序时的脱身之举。言必称放下,未免着了痕迹。雷平阳既与老虎告别,又对活佛说小。于他而言,最好的状态可能是在去寺庙的路上,而非置身于钟声缭绕的寺庙之中。
  如果纯粹地将幻差流水》视为一部告别之书、失去之书,可能也小恰当。告别是为了相见,丧失中也总会有所得。何况,诗人还明确地宣示过那些小会告别和失去之物。在《中午之诗》里,失去了钟声、露水和祷告的人,小能失去“以器官、乐器,以铸鼎之功补塑的词语”。这关乎诗人自序中所说的“任诗章自行漂流”:唯有诗本身,才是最高的宗教,最后的反身。
  “我轻得像一团风/是流水和自云的同谋”(《悬挂》),送走附着物,诗人获得了久违的轻盈。但轻盈并非一味地失去,它也包含了一种建造:不再是在泥泞和峡谷中以石头垒砌房屋,而是在山中建造庙宇,更进一步的,是在云朵间建造一个共和国,就像雷平阳在《去须弥山之前》中提到的:“他眼下渴望重建空中楼阁/正在天空里到处寻找工匠、木料和石头。”
  《去须弥山之前》涉及诗人人生中的不同时刻,少年时期,他是“一个避开人烟爬到树枝上/做作业的少年”,多年后,则“埋首于海浪/孤岛和云朵中间”,但诗人期待的“大鹏金翅鸟”现身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当诗人宣告“我有朋友仁:松鼠、酒壶、树桩”时,当诗人隐身于一团大雾,甚至“观世如观弃履”时,他的空中楼阁已经成形。这是属于轻盈的造物。
  雷平阳所有的诗,组成了一个虽然无限敞开,但高度自治也自洽的世界,人兽鬼神,各有其命,各行其是。他的世界已经有了高山、峡谷和渡口,有地上奔波的草木众生,也有祭祀、祈祷和忏悔,欠缺的,是持续的轻盈:山间缥缈的钟声,书卷中的白纸,内心灯火熄灭的人。《送流水》把欠缺补上了。
  《送流水》所显露的轻盈是一种必然,它是雷平阳“有我在此’夕的写作迟早要抵达的。而且,作为一种写作的向度,已成为事实的轻盈不是终点,他的告别也非永别。山下住久了,就去山上:地气接久了,就接天气。世界的兩极需要一个无姿态、无偏执的诗人,继续表演那让人着迷的空中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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