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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背景及概述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在这次修正案中针对社会中突显出的各种犯罪问题增加了许多新的罪名及相关规定，如针对证券交易中“老鼠仓”问题；增设“组织领导传销罪”；增设“非法获取、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等。而最令人关注的是修正案第十三条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
近年来，我国查处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中，领导干部身边的如配偶、子女和情人等参与犯罪的现象屡有发生，而现行刑法对此有无相应规制。基于此，又为协调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要求，《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定罪处罚”。本罪名突破了传统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受贿罪对犯罪主体规定的缺陷。
二、关于此罪主体争议的几点看法
本罪名的犯罪主体主要包括三类：（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与（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目前来看，存在争议的有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二是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以下试分述之。
（一）“近亲属”的认定应以刑诉法为准
由于我国刑法并未明文规定近亲属的范围，而“刑修七”颁布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此尚无进行解释，理论界对此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理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上的近亲属的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之规定，近亲属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另一种见解认为，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的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很明显，后者近亲属的范围大于前者。笔者认为，考虑到民法和刑法本身的性质和价值取向不同：前者是私法、任意法，着重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后者是公法、强制法，任务在于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法益。后者涉及到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调整，加之刑法的保障人权机能要求限制刑罚权的启动，因此对于刑法中概念的界定不可不慎重。另外，国家追惩犯罪的实现需要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相互配合，刑诉法是程序法，因此，唯有刑法中的概念与刑诉法中的概念相协调一致，方能有效实现国家司法权，达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前者的意见更加妥当。
（二）起实质影响的“关系密切人”方可构此罪
在“刑修七”之前，出现了所谓“特定关系人”的提法，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在界定关系密切人的概念中，该意见应当值得借鉴。该意见第11条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在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举行的“刑修七”座谈会上，著名刑法学者王作富教授在该意见的基础上对关系密切人的概念做了更加详尽的阐释。他指出：“关系密切的人主要指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男女双方存在着正常或不正常的感情关系，表现亲密，超出一般同志关系；第二种是近亲属之外的亲戚朋友，因为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关系从而形成密切关系的人；第三种是因为情趣相投而形成密切关系的人，如酒友、棋友、牌友等等。”
笔者以为，上述对关系密切人范围的概括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形式上进行列举，未能把握此概念的核心，作出实质性的定义。本罪名称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顾名思义，本罪的主体是凭借其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一定关系，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能给行贿人带来好处来收取行贿人的贿赂。本罪主体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一定关系仅是表象，实质上说，构成本罪主体的一定是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决策产生实质影响的人。否则，本罪名与诈骗罪就无法区别开来。因为现实上存在一种情况，行为人打着是某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的旗号（事实上确实是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允诺为他人办事而受贿或索贿。但实际上行为人与该国家工作人员感情早已破裂，换言之，行为人根本没有能力去影响该国家工作人员使其为行贿者谋取不法利益。那么该行为人就只能构成诈骗罪，而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因此笔者以为，所谓关系密切的人，形式上看，可以列举为如情妇、挚友以及其他存在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但实质上，是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决策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的人。这种混合式的定义方法，有助于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
（三）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排除在此罪主体之外
这也是本罪名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之争。首先，笔者不赞成否定说的基本观点。正如前述，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与（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三种类型。除了最后一种以外，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本罪主体，换句话说，每个个体都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也即拥有着多重的身份。即便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也完全有可能本身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既是国家工作人员又是近亲属的情况并非罕见和不能想象。因此，否定国家工作人员成为本罪主体的观点是与法律明文规定不相符的，是违背罪刑法定的。其次，折中说看来，肯定说和否定说都是比较草率的结论。
论者将影响力按来源不同区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前者来源于行为人因职务、地位而拥有的权力，后者来源于行为人自身的因素，如品格、才能、情感等。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工作人员既可能拥有权力性影响力，也可能拥有非权力影响力，当其运用非权力性影响力而收受财物时，便构成本罪，反之，则符合斡旋受贿的犯罪构成，构成普通受贿罪。笔者反对这种观点，而支持肯定说。原因在于折中说的按照行为人对国家工作人员施加影响的性质（权力性还是非权力性）来区分，是缺少法律依据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受贿的犯罪构成有着相似之处，表现在都存在一个三方的关系，即利用者（受贿人）—被利用者（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人。具体说来，即受贿者利用其对被利用者的影响力来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来收受贿赂时，实际上是同时触犯了普通受贿罪（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两个罪名，因为这二者侵犯了同一法益，因此这种情形应属于法条竞合，应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或者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进行定罪量刑。
三、小结
受贿犯罪严重地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有的同时还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近年来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威望及职权上的地位进行受贿的行为日趋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刑法修正（七）突破性地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人纳入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扩大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这也是对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受贿罪形式和手段多样化的一种与时俱进的立法规制，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时代性与前瞻性的特点。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在这次修正案中针对社会中突显出的各种犯罪问题增加了许多新的罪名及相关规定，如针对证券交易中“老鼠仓”问题；增设“组织领导传销罪”；增设“非法获取、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等。而最令人关注的是修正案第十三条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
近年来，我国查处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中，领导干部身边的如配偶、子女和情人等参与犯罪的现象屡有发生，而现行刑法对此有无相应规制。基于此，又为协调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要求，《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定罪处罚”。本罪名突破了传统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受贿罪对犯罪主体规定的缺陷。
二、关于此罪主体争议的几点看法
本罪名的犯罪主体主要包括三类：（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与（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目前来看，存在争议的有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二是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以下试分述之。
（一）“近亲属”的认定应以刑诉法为准
由于我国刑法并未明文规定近亲属的范围，而“刑修七”颁布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此尚无进行解释，理论界对此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理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上的近亲属的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之规定，近亲属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另一种见解认为，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的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很明显，后者近亲属的范围大于前者。笔者认为，考虑到民法和刑法本身的性质和价值取向不同：前者是私法、任意法，着重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后者是公法、强制法，任务在于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法益。后者涉及到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调整，加之刑法的保障人权机能要求限制刑罚权的启动，因此对于刑法中概念的界定不可不慎重。另外，国家追惩犯罪的实现需要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相互配合，刑诉法是程序法，因此，唯有刑法中的概念与刑诉法中的概念相协调一致，方能有效实现国家司法权，达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前者的意见更加妥当。
（二）起实质影响的“关系密切人”方可构此罪
在“刑修七”之前，出现了所谓“特定关系人”的提法，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在界定关系密切人的概念中，该意见应当值得借鉴。该意见第11条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在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举行的“刑修七”座谈会上，著名刑法学者王作富教授在该意见的基础上对关系密切人的概念做了更加详尽的阐释。他指出：“关系密切的人主要指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男女双方存在着正常或不正常的感情关系，表现亲密，超出一般同志关系；第二种是近亲属之外的亲戚朋友，因为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关系从而形成密切关系的人；第三种是因为情趣相投而形成密切关系的人，如酒友、棋友、牌友等等。”
笔者以为，上述对关系密切人范围的概括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形式上进行列举，未能把握此概念的核心，作出实质性的定义。本罪名称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顾名思义，本罪的主体是凭借其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一定关系，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能给行贿人带来好处来收取行贿人的贿赂。本罪主体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一定关系仅是表象，实质上说，构成本罪主体的一定是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决策产生实质影响的人。否则，本罪名与诈骗罪就无法区别开来。因为现实上存在一种情况，行为人打着是某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的旗号（事实上确实是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允诺为他人办事而受贿或索贿。但实际上行为人与该国家工作人员感情早已破裂，换言之，行为人根本没有能力去影响该国家工作人员使其为行贿者谋取不法利益。那么该行为人就只能构成诈骗罪，而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因此笔者以为，所谓关系密切的人，形式上看，可以列举为如情妇、挚友以及其他存在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但实质上，是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决策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的人。这种混合式的定义方法，有助于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
（三）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排除在此罪主体之外
这也是本罪名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之争。首先，笔者不赞成否定说的基本观点。正如前述，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与（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三种类型。除了最后一种以外，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本罪主体，换句话说，每个个体都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也即拥有着多重的身份。即便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也完全有可能本身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既是国家工作人员又是近亲属的情况并非罕见和不能想象。因此，否定国家工作人员成为本罪主体的观点是与法律明文规定不相符的，是违背罪刑法定的。其次，折中说看来，肯定说和否定说都是比较草率的结论。
论者将影响力按来源不同区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前者来源于行为人因职务、地位而拥有的权力，后者来源于行为人自身的因素，如品格、才能、情感等。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工作人员既可能拥有权力性影响力，也可能拥有非权力影响力，当其运用非权力性影响力而收受财物时，便构成本罪，反之，则符合斡旋受贿的犯罪构成，构成普通受贿罪。笔者反对这种观点，而支持肯定说。原因在于折中说的按照行为人对国家工作人员施加影响的性质（权力性还是非权力性）来区分，是缺少法律依据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受贿的犯罪构成有着相似之处，表现在都存在一个三方的关系，即利用者（受贿人）—被利用者（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人。具体说来，即受贿者利用其对被利用者的影响力来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来收受贿赂时，实际上是同时触犯了普通受贿罪（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两个罪名，因为这二者侵犯了同一法益，因此这种情形应属于法条竞合，应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或者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进行定罪量刑。
三、小结
受贿犯罪严重地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有的同时还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近年来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威望及职权上的地位进行受贿的行为日趋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刑法修正（七）突破性地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人纳入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扩大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这也是对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受贿罪形式和手段多样化的一种与时俱进的立法规制，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时代性与前瞻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