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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爸”巴金的题词——“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3月的成都，春意盎然。一场小雨刚过，空气里还是花草与泥土的味道。
芳草西一街的李宅内，86岁的李致先生端坐在书桌旁，一边呷着茶水，一边与记者摆着“龙门阵”。
他听力不大好，语速也不快，但思维依然清晰。从成都李氏到巴金故园；从破晓社到“牛棚”往事；再从“现代作家选集”到“走向未来”丛书，半个多世纪的人与事，仿佛就在眼前。轻轻一翻，便是百年。
从“家”到破晓社
1929年，李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父亲李尧枚是巴金先生的大哥，也是巴金先生名著《家》中觉新的原型。
此时的李家，家道已经开始衰落，但大家族的气势还在。逢年过节，不仅有鞭炮、酒肉，还有影戏，屋里的桌椅也都要换上大红的桌帘和椅披。
李致一岁零三个月时，父亲李尧枚去世，家人的生计艰难。抗日战争期间，李致的母亲带着五个子女一家人，甚至不得不在成都北门蓥华寺街的巷子里租了两间房子居住。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经常为一些生活小事而争吵。
1941年，12岁的李致第一次见到了已离家18年的四爸巴金。但因为年龄小，这次会面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次年，巴金再次返乡探亲，李致才对自己的四爸有一些了解。
四爸是那个时代的“新派”：“我记得家里摆供（即祭祖）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对着祖宗牌位叩头，只有四爸一个人鞠躬。”李致说，“虽然我那时什么也不懂，但我顶讨厌叩头，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个这样的‘新派’。”
那时候，经常会有很多青年学生来找四爸在“纪念册”上题词。李致便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做了一本“纪念册”，心情忐忑地请“四爸”题词。没想到四爸欣然同意，并用毛笔写下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李致说，这四句话虽然简单，却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读初中时，他有一次到国文教员杨邦杰的宿舍去玩。杨先生很高兴，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新青年》的合订本，为他念鲁迅的《狂人日记》。“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李致听完激动得发抖，心里却像点燃了火：“原来几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而鲁迅先生是那样勇敢地举起了投枪！”
当时成都祠堂街上的联营书店，有明显的进步倾向，李致是这里的常客。日子久了，店员还会主动地为他预留下《世界知识》《辩证唯物论辞典》等书刊。
《新华日报》社成都门市部也在这条街上，李致记得，在馆里除了可以买到《群众》等进步报刊，还能买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著作。但因为经常有特务在附近游走，李致不敢在馆里久留，常常是买一两本就走。
1945年，正在华西协和高中读书的李致参加了以燕京、华西两校大学生为主的进步组织“未名团契”。不久，“一二·一”运动爆发，他又与自己的同学发起成立了进步社团破晓社，声援学生运动，“誓与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
“当时抗战刚刚结束，人心思定，但国民党反动派一心打内战，物价高涨，特务横行，青年学生哪里还能安心学习？”李致说，“我在运动中接受了新思想，在斗争中走上了革命道路。”
“风雨如晦盼天明，鸡鸣不已迎破晓。”这是九旬老人马识途2005年给破晓社成立60周年的祝词，李致说，这也正是他一生的信仰与追求。
“胡风集团”的“小爬虫”
1946年底，“沈崇案”爆发，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李致因积极发动同校学生参加游行，而被华西协和中学校方以“该生一心向外，无心向学，准予转学”的名义开除。但他随即考入民主人士在重庆创办的西南学院。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重庆当局发动“六·一”大逮捕，李致不幸被捕，并被关押在重庆中山二路的“渝舍”（国民党军阀杨森在重庆的旧公馆）。后经巴金好友、民主人士吴先忧积极奔走才获释。
8年后，已是共青团重庆市委少年儿童部部长的李致，参加建立重庆市少年宫的工作。昔日的“渝舍”已经变成了重庆市少年宫，而“六·一”也已经被确定为国际儿童节。“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有谁能想得到呢？”这一切都让李致感慨世事的无常。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更加吊诡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风云乍起，李致因在解放前与罗洛、方然等“胡风分子”有过接触而被隔离审查。从此，交代问题、写材料，几乎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与我划清界限，不与我接触。在食堂吃饭，全桌人有说有笑，却没有一个人理睬我。”李致陷入了从未经历过的孤立。
8个月后，上级最终认定他“不是胡风集团成员，但受胡风思想影响严重，要在大会上公开作检讨”。尽管有些勉强，但李致还是接受了上级的决定。
接下来，恢复工作、职务调动，他并没有因此次的审查而受到歧视。这让李致颇感安慰。“但1958年初，又被人打小报告说李致对‘肃反’有抵触情绪，理由是他只忙于业务工作，而没顾上抓‘阶级斗争’。”李致说，“现在回头来看，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1964年，李致被调到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担任总编辑。两年后，“文革”爆发，他作为“当权派”，先是靠边站，继而被夺了权，接下来又被关进了“牛棚”。
第一次坐“喷气式”，他的“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李致高呼口号表示抗议，却被周围的人拳打脚踢，因双手被提住，才没有被“打翻在地”。
11个月后，李致走出“牛棚”，随即被“端”到了远在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69年12月，因一切罪名查无实据，李致被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被“革命群众”时刻观察，以防“翻案复辟”。 1982年1月，李致所在单位的党组为他平反，撤消了“李致同志崇拜胡风及其著作……受胡风反动文艺思想较深”的结论，肯定他解放前“思想是进步的，主要是受党的影响”。
党组拿平反决定初稿向他征求意见，他坚持实事求是，在上面加了一句：“对胡风、方然等某些错误主张，并不同意”。“我并不需要因平反为自己‘擦脂抹粉’”，以前这样交待，现在也这样认识，李致说。
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
1973年，李致奉调回川，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任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全国各地“书荒”严重，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但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当时出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政策限制，“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这常常让李致感到难过和内疚。
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迅速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发行近百万册，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的禁区。
接下来，他们又顺势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丛书”和“现代作家选集”丛书。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刘杲称赞他们“为作家的平反胜过红头文件”。
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使得“川版书”声名鹊起。当时不少名家、大家甚至指定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被人们戏称为“孔雀西南飞”。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各领域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李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不久，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建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李致接受张黎群的建议。
这套丛书共出了74本，系统地介绍了当时国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构成了80年代的思想运动之一。”
“为人作嫁心甘愿，种字砚田气象舒”，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李致的才华、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地展现。
老舍先生《四世同堂》1949年前的版本，解放后一直没有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却大胆拿来再版。
当时，出版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李致却看准了读者的需求，拍板印行。而省外一家书店拿来《慈禧太后演义》等5本书要求出版，并许诺了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却被四川人民出版社断然拒绝。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四川人民出版社约请部队作家丁隆炎写了彭德怀《最后的年月》一书，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尽管当时彭德怀同志已经被平反，但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丁隆炎还是被控违反组织纪律，某最高级领导甚至提出开除丁隆炎的党籍。
李致当即向有关领导提出：“稿子是我们审核的，我是总编辑，要承担责任就由我来担。”随后，出版社党委又直接致信中央书记处，陈明事由，据理力争，最终使丁隆炎躲过一劫。
事后，朋友们都为李致捏了一把汗。他却说，关键时刻领导在第一线，该管的要管，不怕挨骂，出版社必须有这种担当的勇气。
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李致“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李致把这句话当作出版社的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众。
1982年底，李致调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但文艺出版界的朋友仍以书生目之。作家王诚德曾为他写过一首诗：“《家》学渊源有秉承，不饰铅华唯写真。情结难解文与戏，部长原来是书生。”
如今，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早已离休在家。2012年，他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这是一个时代向另外一个时代的致敬了。
“我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做过官员也做过多年的出版工作。”李致说，“如果非要让我定义自己的身份，我只会写四个词：读书人、出书人、藏书人和写书人。”
对话李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中华儿女》：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这句话？
李致：这是著名诗人冯至1980年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说的一句话，后来成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很形象地说出了出版工作要把社会效益而不是其他方面的效益放在首位。后来，有些同志不赞成这种提法，认为它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我始终认为，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
《中华儿女》：当年的“川版书”一纸风行，深深影响了一代人，其原因何在？
李致：上世纪80年代，我们出版的图书受到了全国读者的欢迎，这是令人自豪的。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地方出版社长期奉行“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束缚了生产力。“文革”期间，又造成了严重的“书荒”。到了80年代，国门洞开，改革开放快速推进，读者们压抑已久的热情被释放了出来。而我们则抓住时机，率先突破了“三化”的限制，“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推出了一批精品图书，事业取得了不错的发展。
《中华儿女》：作为巴金先生的侄子，这种身份对您当年约稿、组稿的工作是否有帮助？
李致：我是巴老的侄子，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我从没有打他的旗号去活动。过去有人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搞的火就是因为我跑过去跟别人行个礼，叫声叔叔伯伯就把别人的稿子拿走了。这完全不是事实。巴老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他当年教育我，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些话我始终铭记在心。
《中华儿女》：您早年参加革命，当过官员也做过出版，“文革”期间也曾饱受摧残，却为什么能一直保持书生本色？
李致：这可能与我的性格和成长经历有关。我从小爱读书、藏书、学习作文，后来从事宣传出版工作，与很多文化界人士意气相投，成了终生的好朋友。我早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钟爱鲁迅和巴金的作品，怀着纯真的理想与信念走上革命道路。后来虽然遭受过一些挫折与磨难，但这些信念并不曾改变。
2005年，破晓社成立60周年之际，马识途老人为我们写下了一幅“风雨如晦盼天明，鸡鸣不已迎破晓”的对联和一个“只有渡过沉沉黑夜的人，才配享受天将破晓的欢乐”的条幅，就是希望我们这批人能够始终砥砺品格，保持“两头真”。
人物简介：李致，四川成都人，生于1929年。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共青团及宣传系统工作。曾组织出版“走向未来”、“现代作家选集”等丛书，离休后著有《四爸巴金》《铭记在心》《昔日足迹》等往事随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
责任编辑 张小华
3月的成都，春意盎然。一场小雨刚过，空气里还是花草与泥土的味道。
芳草西一街的李宅内，86岁的李致先生端坐在书桌旁，一边呷着茶水，一边与记者摆着“龙门阵”。
他听力不大好，语速也不快，但思维依然清晰。从成都李氏到巴金故园；从破晓社到“牛棚”往事；再从“现代作家选集”到“走向未来”丛书，半个多世纪的人与事，仿佛就在眼前。轻轻一翻，便是百年。
从“家”到破晓社
1929年，李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父亲李尧枚是巴金先生的大哥，也是巴金先生名著《家》中觉新的原型。
此时的李家，家道已经开始衰落，但大家族的气势还在。逢年过节，不仅有鞭炮、酒肉，还有影戏，屋里的桌椅也都要换上大红的桌帘和椅披。
李致一岁零三个月时，父亲李尧枚去世，家人的生计艰难。抗日战争期间，李致的母亲带着五个子女一家人，甚至不得不在成都北门蓥华寺街的巷子里租了两间房子居住。院子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经常为一些生活小事而争吵。
1941年，12岁的李致第一次见到了已离家18年的四爸巴金。但因为年龄小，这次会面竟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次年，巴金再次返乡探亲，李致才对自己的四爸有一些了解。
四爸是那个时代的“新派”：“我记得家里摆供（即祭祖）的时候，上自祖母下到我，都对着祖宗牌位叩头，只有四爸一个人鞠躬。”李致说，“虽然我那时什么也不懂，但我顶讨厌叩头，立志长大了也要做个这样的‘新派’。”
那时候，经常会有很多青年学生来找四爸在“纪念册”上题词。李致便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做了一本“纪念册”，心情忐忑地请“四爸”题词。没想到四爸欣然同意，并用毛笔写下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李致说，这四句话虽然简单，却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读初中时，他有一次到国文教员杨邦杰的宿舍去玩。杨先生很高兴，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新青年》的合订本，为他念鲁迅的《狂人日记》。“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李致听完激动得发抖，心里却像点燃了火：“原来几千年来的历史，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而鲁迅先生是那样勇敢地举起了投枪！”
当时成都祠堂街上的联营书店，有明显的进步倾向，李致是这里的常客。日子久了，店员还会主动地为他预留下《世界知识》《辩证唯物论辞典》等书刊。
《新华日报》社成都门市部也在这条街上，李致记得，在馆里除了可以买到《群众》等进步报刊，还能买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著作。但因为经常有特务在附近游走，李致不敢在馆里久留，常常是买一两本就走。
1945年，正在华西协和高中读书的李致参加了以燕京、华西两校大学生为主的进步组织“未名团契”。不久，“一二·一”运动爆发，他又与自己的同学发起成立了进步社团破晓社，声援学生运动，“誓与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
“当时抗战刚刚结束，人心思定，但国民党反动派一心打内战，物价高涨，特务横行，青年学生哪里还能安心学习？”李致说，“我在运动中接受了新思想，在斗争中走上了革命道路。”
“风雨如晦盼天明，鸡鸣不已迎破晓。”这是九旬老人马识途2005年给破晓社成立60周年的祝词，李致说，这也正是他一生的信仰与追求。
“胡风集团”的“小爬虫”
1946年底，“沈崇案”爆发，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李致因积极发动同校学生参加游行，而被华西协和中学校方以“该生一心向外，无心向学，准予转学”的名义开除。但他随即考入民主人士在重庆创办的西南学院。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重庆当局发动“六·一”大逮捕，李致不幸被捕，并被关押在重庆中山二路的“渝舍”（国民党军阀杨森在重庆的旧公馆）。后经巴金好友、民主人士吴先忧积极奔走才获释。
8年后，已是共青团重庆市委少年儿童部部长的李致，参加建立重庆市少年宫的工作。昔日的“渝舍”已经变成了重庆市少年宫，而“六·一”也已经被确定为国际儿童节。“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有谁能想得到呢？”这一切都让李致感慨世事的无常。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更加吊诡的事情才刚刚开始。
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风云乍起，李致因在解放前与罗洛、方然等“胡风分子”有过接触而被隔离审查。从此，交代问题、写材料，几乎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与我划清界限，不与我接触。在食堂吃饭，全桌人有说有笑，却没有一个人理睬我。”李致陷入了从未经历过的孤立。
8个月后，上级最终认定他“不是胡风集团成员，但受胡风思想影响严重，要在大会上公开作检讨”。尽管有些勉强，但李致还是接受了上级的决定。
接下来，恢复工作、职务调动，他并没有因此次的审查而受到歧视。这让李致颇感安慰。“但1958年初，又被人打小报告说李致对‘肃反’有抵触情绪，理由是他只忙于业务工作，而没顾上抓‘阶级斗争’。”李致说，“现在回头来看，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1964年，李致被调到共青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担任总编辑。两年后，“文革”爆发，他作为“当权派”，先是靠边站，继而被夺了权，接下来又被关进了“牛棚”。
第一次坐“喷气式”，他的“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爬虫”。李致高呼口号表示抗议，却被周围的人拳打脚踢，因双手被提住，才没有被“打翻在地”。
11个月后，李致走出“牛棚”，随即被“端”到了远在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69年12月，因一切罪名查无实据，李致被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被“革命群众”时刻观察，以防“翻案复辟”。 1982年1月，李致所在单位的党组为他平反，撤消了“李致同志崇拜胡风及其著作……受胡风反动文艺思想较深”的结论，肯定他解放前“思想是进步的，主要是受党的影响”。
党组拿平反决定初稿向他征求意见，他坚持实事求是，在上面加了一句：“对胡风、方然等某些错误主张，并不同意”。“我并不需要因平反为自己‘擦脂抹粉’”，以前这样交待，现在也这样认识，李致说。
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
1973年，李致奉调回川，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粉碎“四人帮”以后，任省出版局副局长兼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全国各地“书荒”严重，书店门口经常有读者通宵排队买书，但各地方出版社却由于当时出版“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政策限制，“这也不敢出，那也不敢出”。这常常让李致感到难过和内疚。
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后，迅速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全国发行近百万册，率先突破了出版“地方化”的禁区。
接下来，他们又顺势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作家的近作，形成了“近作丛书”和“现代作家选集”丛书。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刘杲称赞他们“为作家的平反胜过红头文件”。
敢为天下先的气魄与改革开放的意识，使得“川版书”声名鹊起。当时不少名家、大家甚至指定要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被人们戏称为“孔雀西南飞”。
上世纪80年代，国门初开，各领域的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李致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即将到来！”不久，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建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李致接受张黎群的建议。
这套丛书共出了74本，系统地介绍了当时国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思考，构成了80年代的思想运动之一。”
“为人作嫁心甘愿，种字砚田气象舒”，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李致的才华、胆识与书生意气得到充分地展现。
老舍先生《四世同堂》1949年前的版本，解放后一直没有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却大胆拿来再版。
当时，出版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诗人的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李致却看准了读者的需求，拍板印行。而省外一家书店拿来《慈禧太后演义》等5本书要求出版，并许诺了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却被四川人民出版社断然拒绝。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四川人民出版社约请部队作家丁隆炎写了彭德怀《最后的年月》一书，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尽管当时彭德怀同志已经被平反，但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丁隆炎还是被控违反组织纪律，某最高级领导甚至提出开除丁隆炎的党籍。
李致当即向有关领导提出：“稿子是我们审核的，我是总编辑，要承担责任就由我来担。”随后，出版社党委又直接致信中央书记处，陈明事由，据理力争，最终使丁隆炎躲过一劫。
事后，朋友们都为李致捏了一把汗。他却说，关键时刻领导在第一线，该管的要管，不怕挨骂，出版社必须有这种担当的勇气。
1980年，著名诗人冯至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称赞李致“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李致把这句话当作出版社的奋斗目标，并公之于众。
1982年底，李致调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但文艺出版界的朋友仍以书生目之。作家王诚德曾为他写过一首诗：“《家》学渊源有秉承，不饰铅华唯写真。情结难解文与戏，部长原来是书生。”
如今，这位历经沧桑的老人早已离休在家。2012年，他被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这是一个时代向另外一个时代的致敬了。
“我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做过官员也做过多年的出版工作。”李致说，“如果非要让我定义自己的身份，我只会写四个词：读书人、出书人、藏书人和写书人。”
对话李致：“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
《中华儿女》：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而是出版家”这句话？
李致：这是著名诗人冯至1980年参观四川人民出版社后说的一句话，后来成了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很形象地说出了出版工作要把社会效益而不是其他方面的效益放在首位。后来，有些同志不赞成这种提法，认为它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我始终认为，书籍虽然是以商品的形式进入市场，却还承担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商品，更不能把它当作营利的主要手段。
《中华儿女》：当年的“川版书”一纸风行，深深影响了一代人，其原因何在？
李致：上世纪80年代，我们出版的图书受到了全国读者的欢迎，这是令人自豪的。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地方出版社长期奉行“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束缚了生产力。“文革”期间，又造成了严重的“书荒”。到了80年代，国门洞开，改革开放快速推进，读者们压抑已久的热情被释放了出来。而我们则抓住时机，率先突破了“三化”的限制，“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推出了一批精品图书，事业取得了不错的发展。
《中华儿女》：作为巴金先生的侄子，这种身份对您当年约稿、组稿的工作是否有帮助？
李致：我是巴老的侄子，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我从没有打他的旗号去活动。过去有人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搞的火就是因为我跑过去跟别人行个礼，叫声叔叔伯伯就把别人的稿子拿走了。这完全不是事实。巴老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他当年教育我，人各有志，最要紧的是做人，这些话我始终铭记在心。
《中华儿女》：您早年参加革命，当过官员也做过出版，“文革”期间也曾饱受摧残，却为什么能一直保持书生本色？
李致：这可能与我的性格和成长经历有关。我从小爱读书、藏书、学习作文，后来从事宣传出版工作，与很多文化界人士意气相投，成了终生的好朋友。我早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钟爱鲁迅和巴金的作品，怀着纯真的理想与信念走上革命道路。后来虽然遭受过一些挫折与磨难，但这些信念并不曾改变。
2005年，破晓社成立60周年之际，马识途老人为我们写下了一幅“风雨如晦盼天明，鸡鸣不已迎破晓”的对联和一个“只有渡过沉沉黑夜的人，才配享受天将破晓的欢乐”的条幅，就是希望我们这批人能够始终砥砺品格，保持“两头真”。
人物简介：李致，四川成都人，生于1929年。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共青团及宣传系统工作。曾组织出版“走向未来”、“现代作家选集”等丛书，离休后著有《四爸巴金》《铭记在心》《昔日足迹》等往事随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
责任编辑 张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