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在荷兰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上，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两国元首今年的首次会晤。此次峰会强调的一个议题是核扩散问题，这是美中两国一直以来都有某种程度合作的领域。实际上，双方会晤也涵盖更多敏感话题，包括乌克兰危机、网络黑客与地区领土争端等。
　　鉴于美中两个大国在历史、地理、文化及政治体制上有着巨大差异，两国能顺畅且频繁地合作，实属惊人。在美中两国互动的背后，是两国面对的挑战、机遇与命运相互交织这一无法逃离的事实：与其他国家一起，两国的海军共同打击海盗；双方的海岸警卫队合作监管北极的非法捕鱼活动；外交官们共同参与伊朗的核项目谈判；海关官员们合作监测港口集装箱里的放射性物质；医疗专家们合作监测流行病；财政官员们共同制定避税港规则；科学家们一起探索新的可持续能源技术。
　　很多政策制定者从这些行动中，看到美中关系是“一个半空着的杯子”；而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半满着的杯子”。尽管有着长期且棘手的分歧，美中依旧在工作层面开展合作。在我的新书《争论中国：十次对话中的美中关系》中，我将美中两国政策专家两两组合，邀请他们就美中关系中的关键问题相互通信。在翻阅这些信件时，我为专家们之间的合作精神以及对两国建设性关系的强烈期盼而吃惊。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书的最后发现，“不确定因素与对潜在动机与策略的焦虑，是贯穿本书的主线”。
　　在关于气候、在第三国的发展及经济问题的章节中，专家之间有着共同的基本设想与目标，这让他们放下负担来讨论政策的选择。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学院的葛凯丽教授与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认同加强对节能技术共同研究的必要。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项目主任易明与北京大学的查道炯教授探讨了美中如何能更好地协调处理在发展中国家的项目。加利福利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巴瑞·诺顿教授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一致认为，中国经济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即使不涉及货币改革。
　　而在有关人权、台湾与地区安全的交流中，专家们的对话并没有走出各自的框架。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琪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对人权与政治体系的处理办法迥异——鉴于美中两国有着相差甚远的政治体制与价值观，这样的差异并不令人意外。
　　在对待台湾问题态度上的差异，也让双方立场相同的其他问题显得逊色。如今台北领导层对海峡两岸关系采取了稳妥的方式，因此两岸关系的紧张程度低于很多年前。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贾庆国称台湾是中美关系“最重要也最敏感”的问题，并认为美国意图在政治上将台湾与大陆分离。而华盛顿史汀生研究中心的容安澜则引用了美国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称美国的兴趣在于促进和平并阻止任何一方的挑衅。
　　即使在美中过去有合作的朝鲜问题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迈克·格林观察到，他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的对话也是“言不对题”。中国与美国都想要一个无核且稳定的半岛，但具体实现的策略却不尽相同。
　　鉴于人们在这些问题上有不同的利益、设想与目标，参与对话的财新传媒主编王烁作了精彩的总结，“深入了解对方，将会解决由误会带来的问题，但是并不能解决与误会无关的问题”。
　　因此，我们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至关重要的领域有着对立且怀疑态度的美中两国，究竟能在合作之路上走多远？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继续尝试。
　　我在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的通信中写道，如果中国与美国只是等待解决合作中主要分歧的办法，那么，这些困扰两国的问题将会继续发展。没有了美中合作以及其他国家的积极参与，全球变暖、犯罪、疾病、核扩散与贫穷问题只会变得更糟糕。
　　建立一个美中两国及其他国家可参与合作的国际规则与有效的组织模型，是最佳的方式。如袁鹏所说，中美之间问题的解决，只能“一件件”“一步步地”进行。美中关系的最新框架——新型大国关系中的“新”，指的就是一张由国际规则与制度所构成的网，它可以疏导矛盾冲突，控制纠纷与争议，并推进合作。在美国和中国开始解决两国间差异的同时，他们也可以按部就班地采取措施，改善太平洋两岸人民的生活。
　　（译/王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