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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汤沐海那睿智的大脑袋中装满了音乐。
在欧洲乐坛，他又一次完成了他的艺术定位。从交响乐指挥到歌剧指挥，再到室内乐团指挥，汤沐海的世界，充满着激情，指挥棒下，又多了一份色彩。
两年前见到汤沐海，我曾说他像当年英国指挥家普列文，怀揣“航空时刻表”满世界飞。几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公民”还是那样忙碌。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后面推动，另一股力量在前面牵引，他身不由己。
现今欧洲乐坛炙手可热的人物汤沐海，唯一没变的是，那份艺术家的纯真。
“太有意思了，我很喜欢这种挑战生涯!音乐之路上，我上演了全武行。”汤沐海爽朗地大笑起来，笑声还是那么单纯，简直像个玩耍中的孩子。
“歌剧受众面太广，你不可能自作多情，因此，我学会了妥协。指挥交响乐，感觉就在大海中，随急浪起伏，一会儿被冲到浪尖，一会儿又沉入海底。而室内乐呢，像串珍珠项链，精细到每一个小节。感觉就像从大海边突然到了森林中的山溪边，光着脚浸在清澈见底的溪水中，感受着那份宁静和清凉透骨，真是妙不可言。”汤沐海说。
说的是音乐，其实是人生。当汤沐海时隔36年后重新站在长宁路江苏路口眺望时，感慨顿生。脚下这块土地上有座工厂，他曾在此度过四年光阴，而今，旧貌不复存在，工厂早没了踪影，拔地而起的是一栋栋高楼大厦。当年的工人汤沐海，已经成为一个驰骋欧洲乐坛的出色的华裔音乐大师。
宋祖英美国演唱会结束后，汤沐海飞到了南京。一个星期内，华盛顿、南京、上海，再飞慕尼黑转机到苏黎世。在音乐会间隙，他放心不下97高龄的父亲汤晓丹和年届八旬的老母蓝为洁，匆匆回上海，不到48小时，汤沐海又要飞回苏黎世的音乐会舞台上。
可以肯定，生活给予一年中有着百余场音乐会的指挥家来说，决不是北欧舒适阳光下的闲情逸致。而今任职瑞士室内乐团艺术总监的汤沐海，成了地道的“瑞士钟表匠”，时间，成了他和生命中最吝啬的财富。
这位匆匆的“过路客”，在非常有限的与家人团聚的时间里，2006年10月底的一个晚上，他接受了我的专访……
“出色的音乐家应该用灵魂指挥，而不是追求名利”
汤沐海家中，满屋是书。偌大的一个客厅，除了一套沙发和钢琴外，书架占满了室内所有的空间。书桌前，汤沐海正在打电话，脸上露出了焦急的表情。原来，北欧一些国家工人罢工，飞机航班被取消，他的行程乱了，电话中，他不停地在交涉。见我进门，他用抱歉的手势与我打招呼。
一头艺术长发，汤沐海显得十分洒脱，音乐使他变得年轻。对他而言，还有什么比音乐更重要呢?
当纯情被某种魔力吸引后，艺术家就像玩耍中的孩子，他们对现实世界置若罔闻，热衷于创造自己的世界。汤沐海就是这样，他用指挥棒将旋律织成了丝绒般美妙的音响，奉献给了无数的听众。他成为国际乐坛上中国人的骄傲，在古老欧洲的乐坛上，一个中国指挥家被许多欧洲著名乐团聘请，在世界各地演绎着不朽作品。他将充沛的体能、精力，纯真地献给了他的恋人——音乐。除此之外的世界对他是陌生的。
于是，我们开始了长谈……
记者：你刚从美国飞回来，又在南京指挥演出了一场音乐会?
汤沐海：那是一场令人激动的音乐会，“三大中国经典作品音乐会”，有《红旗颂》、《梁祝》。和全本的《黄河大合唱》，很过瘾。
记者：国内的报道说，宋祖英美国演唱会非常成功，你感觉呢?
汤沐海：的确如此。宋祖英演唱会，美国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排练得非常认真。演奏中国乐曲，有些地方他们还相当吃力，需要练习，因为为外国民歌全场伴奏，他们还是第一次。对我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指挥一个外国乐团为中国民歌伴奏，我也是第一次。由于排练时间有限，虽然没有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但是效果还是相当不错。中间穿插了两首巴托克的顶峰作品——斯拉夫舞曲，美国乐团非常合作。
记者民歌形式用交响乐队来伴奏，有点像乐曲的单乐章，因为我们的配器还是停留在民乐配器的基础上，似乎没将交响乐队的长处发挥出来。你认为呢?
汤沐海：是这样，非常简单、单调。比如复调啊，配器手法等等缺乏多样化，缺乏独立、缺乏深度、缺乏基本，这需要作曲家们努力。
我对民歌很熟悉，16岁参军到新疆，就接触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音乐，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我也专门学过民歌课，之后，虽然搞古典音乐指挥，但是我接触到不少世界各国优秀的民歌和民间音乐。
记者：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职业指挥家凤毛麟角，你是其中一位，在欧洲打拼许多年，直至获得成功，指挥这个职业，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你愿意为此奉献一生?
汤沐海：我想这是爱。而且随着时间越久，接触音乐越多越深，也就越喜欢。长时间的学习、摸索、实践以及多年的用功，突然有一天，音乐在你面前融会贯通了，从古代到近代，一个“音乐历史时代”，清晰地展现在你的头脑中，就像人体中的经络，融会贯通后浑身感觉轻松。这种舒畅感，不是用语言能解释清楚的，这是从事指挥职业最愉快、最希望得到的感觉。
记者：音乐很奇特，两小时前激动人心的音乐在瞬间就过去了，曲终人散后，剧场空空荡荡，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音乐中究竟有什么东西让人陶醉?
汤沐海：音乐作品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最珍贵的时间在进行，过去就过去了，但其中有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东西，人们称之为“神奇的力量”。音乐会现场的那种氖围，是听录音、看录像无法感觉到的。那么多音乐家，用心和血，用肌肉、用乐器在拨动、在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将人类创造的力量在瞬间碰撞出光彩而呈现给听众，这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表现的。音乐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它的神奇，在于用流畅的节奏、音响，在一个过程中，给你震撼给你愉悦。
记者：每场音乐会以后，你走下舞台后是什么感觉?
汤沐海：处于极度的亢奋中，话也特别多，好像还没有释放够还想继续释放。这个过程要延续到深夜才能有所缓解。说实话，用自己的爱、用音乐去感染观众，对指挥家来说是件非常愉快的事。因此，在排练过程中，乐手们出现了错误和缺点，是不可原谅的，必须去纠正。但是在音乐会表达时，音乐在瞬间喷发时，所有的错误和缺点，似乎又都是可以原谅的。
记者：音乐造就了一批“神经质”的疯子，几乎所有的指挥大师都被人称之为“音乐暴君”，你的老师卡拉扬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在排练中，有时怎么排练都达不到你的要求时你会怎样?你与乐队又是如何相处的?
汤沐海：(哈哈大笑)这是相当使人恼火的事情，但是没办法，有时候你必须得放弃。比如管乐部分，音色 很差，你可以告诉他用心去吹，想尽一切办法去激励他，但是还是达不到要求。你会感觉到很无奈。对指挥来说，调节乐手与音响之间的关系，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西方社会在二战之后，指挥与乐队之间的关系，过去那种“暴君”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现代的人际关系，是多元的和交错的，更多的是互相合作的关系。
记者：在你的眼中，国内的音乐环境怎样?
汤沐海我认为，过去的中国，与国际交流太少，在那种环境下，人们对音乐有种饥渴感，艺术家对金钱利益考虑得很少。今天的中国，音乐环境宽松了，可是功利性也上升到了一个高度。而现在的欧洲，心态比较平和，古典音乐是他们的民间音乐，人们可以有很多文化上的选择。
我以为，一个出色的演奏家、音乐家应该用灵魂去演奏，用灵魂去指挥，而不是追求音乐以外的名利。如果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思想附着在艺术的翅膀上，它就显得沉重而无法自由自在地翱翔。
“别担心中国出不了伟大作品，历史会作回答”
记者：现在，古典音乐会已经到了没有政府或企业资助，仅靠票房收入难以为继的局面，因而，国际上的老牌乐团访华演出，票价高得令人咋舌，国外是这样吗?
汤沐海：在国外，音乐会票价没有那么高。无论在德国、比利时、芬兰等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在芬兰，一场歌剧最好位置的门票，不过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现在国内有些音乐会门票动辄上千块钱，老百姓怎么看得起?举个例子，慕尼黑音乐厅一场演出最高票价也不过90马克，约合45欧元，450块人民币，但他们普通月收入在2500欧元左右，也就是25000块人民币，算算看这个比率占多少?但据我所知，实际上这个座位的价格远远超出票价，政府或者基金会将这部分作了调节，用什么样的方式调节，我们不得而知。欧洲许多文化设施，比如博物馆、画展，经常免费对公众开放，老年人甚至坐火车和公共汽车，都可以享受免费待遇。
记者：培养一个出色的交响乐指挥，需要多长时间?卡拉扬说至少15年，是吗?你在国内有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可造之才?
汤沐海：卡拉扬所指的是有欧洲文化背景的人，如果是外国人，还不止15年，我看起码还要再加10年。至于有没有发现国内的可造之才，很抱歉，我每次来去匆匆，关心的是音乐会，确实没时间到各地音乐团体去看看，只是在与音乐家们聊天时，听说一些年轻人很有才气。职业指挥，并不是看你挥洒自如，肢体动作如何漂亮，重要的是音乐内涵，用最美的声音，把音乐“传染”给听众，光“传染”还不行，还要知道怎么样科学地去达到这个目的。
我在欧洲了解到，现今在乐坛上的一些有名气的指挥，很小就到歌剧院去学习。他们为歌者弹钢琴，将整部歌剧弹下来，而且一出又一出戏地弹奏，久而久之，就站在了一个高度，到了自己排练，就将自己的音乐感悟用指挥棒去表达。到了四五十岁，才能去天才地表现。
指挥这职业，谈不上天才，这是媒体宣传的结果。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天赋、勤奋、运气的综合体，准确地说，应该是“天才地表现”。
记者：你在柏林跟卡拉扬学习了两年，卡拉扬走后，你有没有写过文章回忆或者纪念他?
汤沐海：历史上曾有指挥家在舞台演出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我的恩师卡拉扬就是在萨尔茨堡他的家乡排练歌剧时倒下的，突然感觉不适，很快就不行了。尽管他是柏林爱乐的霸主，但他长期生活在压力之下，晚年又与乐团不和，有摩擦，心情很压抑。作为伟大的指挥家，他倒下去早了一点。他有高贵的气质，只要他一走进柏林爱乐的大厅，空气即刻变得凝重起来。乐手们从来都恭敬地称他为赫伯特·冯·卡拉扬先生，没有人敢直呼其名。他更多时候是沉默寡言，有黑色幽默，他只做不说，是一个实干家。作为音乐家，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带给你振聋发聩的音响效果。每场音乐会或者每部作品中，总有让你莫名激动的东西，即便你是铁石心肠的人，你也会被他的音乐震撼，这是他的力量所在。从这中间，我学到很多东西，并且永远在学。
卡拉扬逝世时，我在国外开音乐会，无法赶去参加葬礼，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一代音乐伟人被葬在萨尔茨堡一个小镇的安静的小山冈上，墓葬非常简单。两年之后，我到萨尔茨堡恩师的墓前，放声大哭了一场。我觉得，能伴随人间最美好的东西飘游九霄云外，这是最大的幸福!
记者：印象中，卡拉扬不收门生，是吗?
汤沐海：他中年开始，为一些大师班上课，晚年时，他觉得时间紧迫，很少教学生。他的学生不多，但是他提携了很多优秀的音乐家，这些人现在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
记者：你还曾在美国坦格伍德音乐中心，在小泽征尔指导下担任指挥，也向伯恩斯坦学习过，这些指挥家谁对你影响最大，谁让你受益最大?
汤沐海：怎么说呢，卡拉扬深沉，伯恩斯坦热情。我以为，卡拉扬是一幅壮观的图画，伯恩斯坦则是人世的交际人；卡拉扬一丝不苟，伟大而深沉，伯恩斯坦则热情如火，音乐充满人性，勾勒人性入木三分。我很有幸受到卡拉扬的赏识，连续两年旁听卡拉扬训练乐团；毕业之后也有机会指挥柏林爱乐的正式演出，卡拉扬强调学生自己要有“悟性”，伯恩斯坦是一请教则滔滔不绝，我问他一首交响曲，他会先将整首作品分析给我听，两者完全不同。对一个指挥来说，指挥歌剧之后再指挥交响乐，戏就唱活了。
在跟卡拉扬学习后，我又跟小泽学习，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200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前，小泽对我说，这是我第一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你一定要来听听。因此，我结束了在比利时指挥的新年音乐会之后，立即赶到了维也纳，这让小泽很高兴。
记者：这些年，中国的音乐家频频走到国外，你觉得，中国音乐要走向世界，还有哪些事要做?
汤沐海：伟大的作品产生于伟大的时代。只有真正伟大的作品，才能找到自我，才能让世界接受。我认为，一个民族要将自己的东西推出去，要看有没有伟大的作品。西方很多伟大的作曲家，他们的音乐作品有的是在很多年后才被认可。俄罗斯音乐就走过漫长的一段路，从最初的音乐，欧洲并不接受，几百年后他们融入了自己民族的东西后才真正成为世界音乐。
与俄罗斯的音乐发展史相比，我们民族近代音乐的发展并不健康，似乎缺少些什么，我想，大概是真正的传统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民族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不要担心出不了伟大的作品，历史会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你觉得，国内的音乐教育在培养指挥人才方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汤沐海：所谓科班造就出色的指挥人才，这种方式本身值得商榷。
我以为，指挥系的学生，可以先送进声乐系学习，从声乐和民歌学起；可以到歌剧院当钢琴手，为歌者 伴奏整出戏；也可以在室内乐中实践，方式很多，许多成功的指挥就是从这儿起步的。
我现在居住的瑞士，学校的教育是从孩提开始，每个人要学四种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本民族的语言。学古典音乐的人，没有语言方面的专业技能，你如何研究西方音乐，从事发源于欧洲的古典音乐工作?当你在读意大利歌剧大师的作品或者德国歌剧作品时，如果所有的理解都是需要翻译帮助才能完成时，你又怎么能够做到对作品有创造性的理解?简直难以想象。我们的音乐附小、附中，学古典音乐的学生，应该加强对语言能力的培养。到了十七八岁，他们的语言就相当好了。指挥人才的培养，也应该如此。
记者：国内一提到古典音乐，就冠以高雅一词，其实音乐本身从来不存在高低贵贱之说，这种说法本身有“古典音乐是为少数阶层和有钱人服务的”之嫌，海外是这样的吗?
汤沐海的确如此，如你所说，音乐本身不存在高低贵贱之说，更没什么标准。完全是听者的感受。即便是伟大作曲家的作品，有人钟爱也有人不喜欢。就说瓦格纳吧，喜欢他的“粉丝”崇拜得五体投地，但不喜欢他的人，把他骂得一无是处，那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你不觉得吗，音乐使你年轻，你现在还是那么有激情，像个年轻人”。我说。
汤沐海笑了。显得很高兴。当他难得闲暇坐在母亲面前时，蓝为洁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看着儿子。在她心中，儿子其实早就成了艺术圣徒。他已经不是母亲的私有财产了，他已经献身音乐了……
汤母：艺术之家的辛酸泪
汤沐海出身在艺术之家。父亲汤晓丹是中国电影界老一辈的大导演，人称“不穿军装的将军”，母亲蓝为洁是上影厂电影剪辑“一把刀”，哥哥汤沐黎是中国融入西方世界最杰出的画家之一。
年迈的汤老看见儿子归来，喜不自禁：“我这一生，无憾、无怨、无悔。让我感到最大满足的是我的两个儿子——汤沐黎、汤沐海，他们凭自己的天赋与拼搏，已遨游在世界艺术海洋中。他们有中国人的风采，有中国人的脊梁。”而母亲蓝为洁，则将思念儿子之情全部寄托在文字中，她用了整整半年时间，伏案著书，写下了34万字。她从心底里为儿子骄傲，也为丈夫汤晓丹自豪，这是他们风雨人生中所诞生的一件件杰出的“艺术品”，更重要的是，当年他们那种为艺术而献身的遗传基因，已经在儿子身上显现。
汤沐海说：“我很幸运，有来自母体的才能，有自己的努力，有社会机遇。我很随意地行驶在地球的两头，围着它的圆圈转，带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财富，与人类共同奔赴真正的世界文明，我想，这应该是世界音乐指挥家的责任。”
“命运把我抛到灾难旋涡时，我学会了奋斗，靠自己的拼搏创造奇迹；当幸运之神微笑着向我招手时，我学会了把握机遇，谨慎而又大胆地迎接挑战，让每一场音乐会都成功。”汤沐海说。
在一边的汤母开口了：“我们这个艺术之家啊，像盘散沙。汤老成年在外拍电影，我呢，在农村搞四清，家里经常只剩下没爹没娘的小哥俩，他们吃了不少苦。有一天，领导通知我说，家里出了点事，要我马上回去，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里。原来，汤沐海在五十九中读高中时，被新疆军区文工团看中招去当文艺兵。我匆忙赶到家，汤沐海已经穿上了新军装，马上要出发去新疆。才16岁的孩子啊，我合不得啊!送他上了火车，我坚持没有掉眼泪。但在家收拾他的小床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止不住地流淌，整整哭了一个星期。”说话间，老太太话语哽咽，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汤沐海没走多久，‘文革’就开始了。他父亲被打倒关进‘牛棚’，我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汤沐海的厄运开始了。他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异常艰难。小小年纪受到连累，吃尽了苦头。白天干苦活、重活受折磨后，晚上，他忘却一切，一头钻进乐谱中研究音乐，并偷偷地学会了很多乐器。四年之后，汤沐海被退回上海，到工厂当工人。”
“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有一天，汤沐海对我说，妈妈，我作曲需要一架手风琴。我听后没有吱声。在那个年代，买一架手风琴要500多元，而汤老已经停发工资很多年了，日子过得很拮据。到哪里去弄钱呢?没办法，只能靠节俭。于是，我就拼命从伙食费中节省，中午不吃菜，光吃一分钱的汤，每天外出捡废纸，几十里路再背上十几公斤重的废纸，步行回市区去卖钱。就这样，好不容易攒下了三百元，又向别人借了两百多元，托人在北京买了一架手风琴带回上海，了了沐海的心愿。这些往事，我从来没有给儿子说。很多很多年后汤沐海才知道。随着儿子学习需要，他需要一架钢琴。我动足脑筋，想尽一切办法，为汤沐海买了一架钢琴。在那种环境和条件下，不容易啊!沐海有了钢琴，为他以后在众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汤母动情地说。
“直到现在，我儿子的手风琴、钢琴以及小床，还连着我的心，我不舍得卖掉!”
父母的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汤沐海抓住机遇起飞了。他对艺术的追求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犹如深山中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溪流，清澈见底。在中国第二代指挥家中，汤沐海的指挥艺术是世界公认的，他依靠自己的实力，融入了国际乐坛的主流群体。这位卡拉扬的关门弟子，对艺术的执著精神，受到了伯恩斯坦、小泽征尔的格外垂青。
汤沐海告诉我：“祖国的文化给了我无法替代的营养，使我在海外占据优势。中国文化的细腻、韵味、深度内涵，常常会在我表达一部音乐作品的某一瞬间启迪我，使我在演绎音乐时，能展现自己独到的风格。”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闪光就在瞬间。今天成功了，还有明天，而明天，又是另外一首新作品，另外一场音乐会，这需要新的发现、新的创造、新的诠释。明天对我来说，永远是个新起点!”
汤沐海是纯真的，纯真得对于音乐以外的世界有一种漠视。正因为这一份纯真，中国才有了一位世界认可的出色指挥家，世界乐坛多了一位艺术使者。
汤沐海的明天，永远是一个新起点!
汤沐海那睿智的大脑袋中装满了音乐。
在欧洲乐坛，他又一次完成了他的艺术定位。从交响乐指挥到歌剧指挥，再到室内乐团指挥，汤沐海的世界，充满着激情，指挥棒下，又多了一份色彩。
两年前见到汤沐海，我曾说他像当年英国指挥家普列文，怀揣“航空时刻表”满世界飞。几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公民”还是那样忙碌。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后面推动，另一股力量在前面牵引，他身不由己。
现今欧洲乐坛炙手可热的人物汤沐海，唯一没变的是，那份艺术家的纯真。
“太有意思了，我很喜欢这种挑战生涯!音乐之路上，我上演了全武行。”汤沐海爽朗地大笑起来，笑声还是那么单纯，简直像个玩耍中的孩子。
“歌剧受众面太广，你不可能自作多情，因此，我学会了妥协。指挥交响乐，感觉就在大海中，随急浪起伏，一会儿被冲到浪尖，一会儿又沉入海底。而室内乐呢，像串珍珠项链，精细到每一个小节。感觉就像从大海边突然到了森林中的山溪边，光着脚浸在清澈见底的溪水中，感受着那份宁静和清凉透骨，真是妙不可言。”汤沐海说。
说的是音乐，其实是人生。当汤沐海时隔36年后重新站在长宁路江苏路口眺望时，感慨顿生。脚下这块土地上有座工厂，他曾在此度过四年光阴，而今，旧貌不复存在，工厂早没了踪影，拔地而起的是一栋栋高楼大厦。当年的工人汤沐海，已经成为一个驰骋欧洲乐坛的出色的华裔音乐大师。
宋祖英美国演唱会结束后，汤沐海飞到了南京。一个星期内，华盛顿、南京、上海，再飞慕尼黑转机到苏黎世。在音乐会间隙，他放心不下97高龄的父亲汤晓丹和年届八旬的老母蓝为洁，匆匆回上海，不到48小时，汤沐海又要飞回苏黎世的音乐会舞台上。
可以肯定，生活给予一年中有着百余场音乐会的指挥家来说，决不是北欧舒适阳光下的闲情逸致。而今任职瑞士室内乐团艺术总监的汤沐海，成了地道的“瑞士钟表匠”，时间，成了他和生命中最吝啬的财富。
这位匆匆的“过路客”，在非常有限的与家人团聚的时间里，2006年10月底的一个晚上，他接受了我的专访……
“出色的音乐家应该用灵魂指挥，而不是追求名利”
汤沐海家中，满屋是书。偌大的一个客厅，除了一套沙发和钢琴外，书架占满了室内所有的空间。书桌前，汤沐海正在打电话，脸上露出了焦急的表情。原来，北欧一些国家工人罢工，飞机航班被取消，他的行程乱了，电话中，他不停地在交涉。见我进门，他用抱歉的手势与我打招呼。
一头艺术长发，汤沐海显得十分洒脱，音乐使他变得年轻。对他而言，还有什么比音乐更重要呢?
当纯情被某种魔力吸引后，艺术家就像玩耍中的孩子，他们对现实世界置若罔闻，热衷于创造自己的世界。汤沐海就是这样，他用指挥棒将旋律织成了丝绒般美妙的音响，奉献给了无数的听众。他成为国际乐坛上中国人的骄傲，在古老欧洲的乐坛上，一个中国指挥家被许多欧洲著名乐团聘请，在世界各地演绎着不朽作品。他将充沛的体能、精力，纯真地献给了他的恋人——音乐。除此之外的世界对他是陌生的。
于是，我们开始了长谈……
记者：你刚从美国飞回来，又在南京指挥演出了一场音乐会?
汤沐海：那是一场令人激动的音乐会，“三大中国经典作品音乐会”，有《红旗颂》、《梁祝》。和全本的《黄河大合唱》，很过瘾。
记者：国内的报道说，宋祖英美国演唱会非常成功，你感觉呢?
汤沐海：的确如此。宋祖英演唱会，美国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排练得非常认真。演奏中国乐曲，有些地方他们还相当吃力，需要练习，因为为外国民歌全场伴奏，他们还是第一次。对我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指挥一个外国乐团为中国民歌伴奏，我也是第一次。由于排练时间有限，虽然没有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但是效果还是相当不错。中间穿插了两首巴托克的顶峰作品——斯拉夫舞曲，美国乐团非常合作。
记者民歌形式用交响乐队来伴奏，有点像乐曲的单乐章，因为我们的配器还是停留在民乐配器的基础上，似乎没将交响乐队的长处发挥出来。你认为呢?
汤沐海：是这样，非常简单、单调。比如复调啊，配器手法等等缺乏多样化，缺乏独立、缺乏深度、缺乏基本，这需要作曲家们努力。
我对民歌很熟悉，16岁参军到新疆，就接触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音乐，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时，我也专门学过民歌课，之后，虽然搞古典音乐指挥，但是我接触到不少世界各国优秀的民歌和民间音乐。
记者：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职业指挥家凤毛麟角，你是其中一位，在欧洲打拼许多年，直至获得成功，指挥这个职业，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你愿意为此奉献一生?
汤沐海：我想这是爱。而且随着时间越久，接触音乐越多越深，也就越喜欢。长时间的学习、摸索、实践以及多年的用功，突然有一天，音乐在你面前融会贯通了，从古代到近代，一个“音乐历史时代”，清晰地展现在你的头脑中，就像人体中的经络，融会贯通后浑身感觉轻松。这种舒畅感，不是用语言能解释清楚的，这是从事指挥职业最愉快、最希望得到的感觉。
记者：音乐很奇特，两小时前激动人心的音乐在瞬间就过去了，曲终人散后，剧场空空荡荡，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音乐中究竟有什么东西让人陶醉?
汤沐海：音乐作品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最珍贵的时间在进行，过去就过去了，但其中有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东西，人们称之为“神奇的力量”。音乐会现场的那种氖围，是听录音、看录像无法感觉到的。那么多音乐家，用心和血，用肌肉、用乐器在拨动、在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将人类创造的力量在瞬间碰撞出光彩而呈现给听众，这是其他艺术形式所无法表现的。音乐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它的神奇，在于用流畅的节奏、音响，在一个过程中，给你震撼给你愉悦。
记者：每场音乐会以后，你走下舞台后是什么感觉?
汤沐海：处于极度的亢奋中，话也特别多，好像还没有释放够还想继续释放。这个过程要延续到深夜才能有所缓解。说实话，用自己的爱、用音乐去感染观众，对指挥家来说是件非常愉快的事。因此，在排练过程中，乐手们出现了错误和缺点，是不可原谅的，必须去纠正。但是在音乐会表达时，音乐在瞬间喷发时，所有的错误和缺点，似乎又都是可以原谅的。
记者：音乐造就了一批“神经质”的疯子，几乎所有的指挥大师都被人称之为“音乐暴君”，你的老师卡拉扬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在排练中，有时怎么排练都达不到你的要求时你会怎样?你与乐队又是如何相处的?
汤沐海：(哈哈大笑)这是相当使人恼火的事情，但是没办法，有时候你必须得放弃。比如管乐部分，音色 很差，你可以告诉他用心去吹，想尽一切办法去激励他，但是还是达不到要求。你会感觉到很无奈。对指挥来说，调节乐手与音响之间的关系，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西方社会在二战之后，指挥与乐队之间的关系，过去那种“暴君”时代已经成为历史。现代的人际关系，是多元的和交错的，更多的是互相合作的关系。
记者：在你的眼中，国内的音乐环境怎样?
汤沐海我认为，过去的中国，与国际交流太少，在那种环境下，人们对音乐有种饥渴感，艺术家对金钱利益考虑得很少。今天的中国，音乐环境宽松了，可是功利性也上升到了一个高度。而现在的欧洲，心态比较平和，古典音乐是他们的民间音乐，人们可以有很多文化上的选择。
我以为，一个出色的演奏家、音乐家应该用灵魂去演奏，用灵魂去指挥，而不是追求音乐以外的名利。如果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思想附着在艺术的翅膀上，它就显得沉重而无法自由自在地翱翔。
“别担心中国出不了伟大作品，历史会作回答”
记者：现在，古典音乐会已经到了没有政府或企业资助，仅靠票房收入难以为继的局面，因而，国际上的老牌乐团访华演出，票价高得令人咋舌，国外是这样吗?
汤沐海：在国外，音乐会票价没有那么高。无论在德国、比利时、芬兰等欧洲国家都是这样。在芬兰，一场歌剧最好位置的门票，不过相当于人民币500元。现在国内有些音乐会门票动辄上千块钱，老百姓怎么看得起?举个例子，慕尼黑音乐厅一场演出最高票价也不过90马克，约合45欧元，450块人民币，但他们普通月收入在2500欧元左右，也就是25000块人民币，算算看这个比率占多少?但据我所知，实际上这个座位的价格远远超出票价，政府或者基金会将这部分作了调节，用什么样的方式调节，我们不得而知。欧洲许多文化设施，比如博物馆、画展，经常免费对公众开放，老年人甚至坐火车和公共汽车，都可以享受免费待遇。
记者：培养一个出色的交响乐指挥，需要多长时间?卡拉扬说至少15年，是吗?你在国内有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可造之才?
汤沐海：卡拉扬所指的是有欧洲文化背景的人，如果是外国人，还不止15年，我看起码还要再加10年。至于有没有发现国内的可造之才，很抱歉，我每次来去匆匆，关心的是音乐会，确实没时间到各地音乐团体去看看，只是在与音乐家们聊天时，听说一些年轻人很有才气。职业指挥，并不是看你挥洒自如，肢体动作如何漂亮，重要的是音乐内涵，用最美的声音，把音乐“传染”给听众，光“传染”还不行，还要知道怎么样科学地去达到这个目的。
我在欧洲了解到，现今在乐坛上的一些有名气的指挥，很小就到歌剧院去学习。他们为歌者弹钢琴，将整部歌剧弹下来，而且一出又一出戏地弹奏，久而久之，就站在了一个高度，到了自己排练，就将自己的音乐感悟用指挥棒去表达。到了四五十岁，才能去天才地表现。
指挥这职业，谈不上天才，这是媒体宣传的结果。什么叫天才?天才就是天赋、勤奋、运气的综合体，准确地说，应该是“天才地表现”。
记者：你在柏林跟卡拉扬学习了两年，卡拉扬走后，你有没有写过文章回忆或者纪念他?
汤沐海：历史上曾有指挥家在舞台演出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我的恩师卡拉扬就是在萨尔茨堡他的家乡排练歌剧时倒下的，突然感觉不适，很快就不行了。尽管他是柏林爱乐的霸主，但他长期生活在压力之下，晚年又与乐团不和，有摩擦，心情很压抑。作为伟大的指挥家，他倒下去早了一点。他有高贵的气质，只要他一走进柏林爱乐的大厅，空气即刻变得凝重起来。乐手们从来都恭敬地称他为赫伯特·冯·卡拉扬先生，没有人敢直呼其名。他更多时候是沉默寡言，有黑色幽默，他只做不说，是一个实干家。作为音乐家，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带给你振聋发聩的音响效果。每场音乐会或者每部作品中，总有让你莫名激动的东西，即便你是铁石心肠的人，你也会被他的音乐震撼，这是他的力量所在。从这中间，我学到很多东西，并且永远在学。
卡拉扬逝世时，我在国外开音乐会，无法赶去参加葬礼，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一代音乐伟人被葬在萨尔茨堡一个小镇的安静的小山冈上，墓葬非常简单。两年之后，我到萨尔茨堡恩师的墓前，放声大哭了一场。我觉得，能伴随人间最美好的东西飘游九霄云外，这是最大的幸福!
记者：印象中，卡拉扬不收门生，是吗?
汤沐海：他中年开始，为一些大师班上课，晚年时，他觉得时间紧迫，很少教学生。他的学生不多，但是他提携了很多优秀的音乐家，这些人现在都成为大师级的人物。
记者：你还曾在美国坦格伍德音乐中心，在小泽征尔指导下担任指挥，也向伯恩斯坦学习过，这些指挥家谁对你影响最大，谁让你受益最大?
汤沐海：怎么说呢，卡拉扬深沉，伯恩斯坦热情。我以为，卡拉扬是一幅壮观的图画，伯恩斯坦则是人世的交际人；卡拉扬一丝不苟，伟大而深沉，伯恩斯坦则热情如火，音乐充满人性，勾勒人性入木三分。我很有幸受到卡拉扬的赏识，连续两年旁听卡拉扬训练乐团；毕业之后也有机会指挥柏林爱乐的正式演出，卡拉扬强调学生自己要有“悟性”，伯恩斯坦是一请教则滔滔不绝，我问他一首交响曲，他会先将整首作品分析给我听，两者完全不同。对一个指挥来说，指挥歌剧之后再指挥交响乐，戏就唱活了。
在跟卡拉扬学习后，我又跟小泽学习，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2002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前，小泽对我说，这是我第一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你一定要来听听。因此，我结束了在比利时指挥的新年音乐会之后，立即赶到了维也纳，这让小泽很高兴。
记者：这些年，中国的音乐家频频走到国外，你觉得，中国音乐要走向世界，还有哪些事要做?
汤沐海：伟大的作品产生于伟大的时代。只有真正伟大的作品，才能找到自我，才能让世界接受。我认为，一个民族要将自己的东西推出去，要看有没有伟大的作品。西方很多伟大的作曲家，他们的音乐作品有的是在很多年后才被认可。俄罗斯音乐就走过漫长的一段路，从最初的音乐，欧洲并不接受，几百年后他们融入了自己民族的东西后才真正成为世界音乐。
与俄罗斯的音乐发展史相比，我们民族近代音乐的发展并不健康，似乎缺少些什么，我想，大概是真正的传统的东西。但是，我们的民族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不要担心出不了伟大的作品，历史会回答这个问题。
记者：你觉得，国内的音乐教育在培养指挥人才方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汤沐海：所谓科班造就出色的指挥人才，这种方式本身值得商榷。
我以为，指挥系的学生，可以先送进声乐系学习，从声乐和民歌学起；可以到歌剧院当钢琴手，为歌者 伴奏整出戏；也可以在室内乐中实践，方式很多，许多成功的指挥就是从这儿起步的。
我现在居住的瑞士，学校的教育是从孩提开始，每个人要学四种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本民族的语言。学古典音乐的人，没有语言方面的专业技能，你如何研究西方音乐，从事发源于欧洲的古典音乐工作?当你在读意大利歌剧大师的作品或者德国歌剧作品时，如果所有的理解都是需要翻译帮助才能完成时，你又怎么能够做到对作品有创造性的理解?简直难以想象。我们的音乐附小、附中，学古典音乐的学生，应该加强对语言能力的培养。到了十七八岁，他们的语言就相当好了。指挥人才的培养，也应该如此。
记者：国内一提到古典音乐，就冠以高雅一词，其实音乐本身从来不存在高低贵贱之说，这种说法本身有“古典音乐是为少数阶层和有钱人服务的”之嫌，海外是这样的吗?
汤沐海的确如此，如你所说，音乐本身不存在高低贵贱之说，更没什么标准。完全是听者的感受。即便是伟大作曲家的作品，有人钟爱也有人不喜欢。就说瓦格纳吧，喜欢他的“粉丝”崇拜得五体投地，但不喜欢他的人，把他骂得一无是处，那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你不觉得吗，音乐使你年轻，你现在还是那么有激情，像个年轻人”。我说。
汤沐海笑了。显得很高兴。当他难得闲暇坐在母亲面前时，蓝为洁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看着儿子。在她心中，儿子其实早就成了艺术圣徒。他已经不是母亲的私有财产了，他已经献身音乐了……
汤母：艺术之家的辛酸泪
汤沐海出身在艺术之家。父亲汤晓丹是中国电影界老一辈的大导演，人称“不穿军装的将军”，母亲蓝为洁是上影厂电影剪辑“一把刀”，哥哥汤沐黎是中国融入西方世界最杰出的画家之一。
年迈的汤老看见儿子归来，喜不自禁：“我这一生，无憾、无怨、无悔。让我感到最大满足的是我的两个儿子——汤沐黎、汤沐海，他们凭自己的天赋与拼搏，已遨游在世界艺术海洋中。他们有中国人的风采，有中国人的脊梁。”而母亲蓝为洁，则将思念儿子之情全部寄托在文字中，她用了整整半年时间，伏案著书，写下了34万字。她从心底里为儿子骄傲，也为丈夫汤晓丹自豪，这是他们风雨人生中所诞生的一件件杰出的“艺术品”，更重要的是，当年他们那种为艺术而献身的遗传基因，已经在儿子身上显现。
汤沐海说：“我很幸运，有来自母体的才能，有自己的努力，有社会机遇。我很随意地行驶在地球的两头，围着它的圆圈转，带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财富，与人类共同奔赴真正的世界文明，我想，这应该是世界音乐指挥家的责任。”
“命运把我抛到灾难旋涡时，我学会了奋斗，靠自己的拼搏创造奇迹；当幸运之神微笑着向我招手时，我学会了把握机遇，谨慎而又大胆地迎接挑战，让每一场音乐会都成功。”汤沐海说。
在一边的汤母开口了：“我们这个艺术之家啊，像盘散沙。汤老成年在外拍电影，我呢，在农村搞四清，家里经常只剩下没爹没娘的小哥俩，他们吃了不少苦。有一天，领导通知我说，家里出了点事，要我马上回去，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里。原来，汤沐海在五十九中读高中时，被新疆军区文工团看中招去当文艺兵。我匆忙赶到家，汤沐海已经穿上了新军装，马上要出发去新疆。才16岁的孩子啊，我合不得啊!送他上了火车，我坚持没有掉眼泪。但在家收拾他的小床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止不住地流淌，整整哭了一个星期。”说话间，老太太话语哽咽，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汤沐海没走多久，‘文革’就开始了。他父亲被打倒关进‘牛棚’，我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汤沐海的厄运开始了。他的日子一下子变得异常艰难。小小年纪受到连累，吃尽了苦头。白天干苦活、重活受折磨后，晚上，他忘却一切，一头钻进乐谱中研究音乐，并偷偷地学会了很多乐器。四年之后，汤沐海被退回上海，到工厂当工人。”
“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有一天，汤沐海对我说，妈妈，我作曲需要一架手风琴。我听后没有吱声。在那个年代，买一架手风琴要500多元，而汤老已经停发工资很多年了，日子过得很拮据。到哪里去弄钱呢?没办法，只能靠节俭。于是，我就拼命从伙食费中节省，中午不吃菜，光吃一分钱的汤，每天外出捡废纸，几十里路再背上十几公斤重的废纸，步行回市区去卖钱。就这样，好不容易攒下了三百元，又向别人借了两百多元，托人在北京买了一架手风琴带回上海，了了沐海的心愿。这些往事，我从来没有给儿子说。很多很多年后汤沐海才知道。随着儿子学习需要，他需要一架钢琴。我动足脑筋，想尽一切办法，为汤沐海买了一架钢琴。在那种环境和条件下，不容易啊!沐海有了钢琴，为他以后在众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汤母动情地说。
“直到现在，我儿子的手风琴、钢琴以及小床，还连着我的心，我不舍得卖掉!”
父母的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汤沐海抓住机遇起飞了。他对艺术的追求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犹如深山中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溪流，清澈见底。在中国第二代指挥家中，汤沐海的指挥艺术是世界公认的，他依靠自己的实力，融入了国际乐坛的主流群体。这位卡拉扬的关门弟子，对艺术的执著精神，受到了伯恩斯坦、小泽征尔的格外垂青。
汤沐海告诉我：“祖国的文化给了我无法替代的营养，使我在海外占据优势。中国文化的细腻、韵味、深度内涵，常常会在我表达一部音乐作品的某一瞬间启迪我，使我在演绎音乐时，能展现自己独到的风格。”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闪光就在瞬间。今天成功了，还有明天，而明天，又是另外一首新作品，另外一场音乐会，这需要新的发现、新的创造、新的诠释。明天对我来说，永远是个新起点!”
汤沐海是纯真的，纯真得对于音乐以外的世界有一种漠视。正因为这一份纯真，中国才有了一位世界认可的出色指挥家，世界乐坛多了一位艺术使者。
汤沐海的明天，永远是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