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处的天空 高处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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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晨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出版《炮打紫石英号——中英长江事件始末》《我的兄弟,我的姐妹》等多部文学作品,坚持“温暖现实主义”,江苏“在地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两次获得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共和国平民简史》全方位描绘了1949年以后普通平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及其历史演变的轨迹,将镇江的风土人情、民生百态描绘成了一幅历史画卷,具有微缩当代江南乃至中国当代历史的意义。
  三年前读过董晨鹏的《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到今天读到他的新著《共和国平民简史》姊妹篇又是三年。全书八个章节、四个版块的起承转合,呈现社会万象的多维度空间,每个空间里都有万千气象。全书紧贴着底层人物书写,融入传统的民俗文化、社会事件、时代镜像,每一个小节都独具匠心。可贵的是,这部同样是用“脚”写出来的书,又精进一层。
  这是一部站在高处书写低处生命状态的朴素之书,雕刻了一群寻常百姓的众生相。一部宏大的国家史,也将是一部平民史,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同样波澜壮阔。
  开篇第一章《巾帼志》中,作者首先把以母亲为代表的三位女性推到共和国的大前台,不仅只是确立了女性在家国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且还将她们放在整个时代的大舞台中。《高家奶奶》写一家人在战争年代里,高家的爹爹为了送新四军过江而累死,高家的奶奶硬铮铮撑起了这个风雨中飘摇的家。从楚地嫁到高家的董凤,和高家的女人一样,坚韧,贤惠,守着高家人的道德底线。董凤一家的形、声、相从纸上立起来,字字有温情,句句含大义。董凤的那句“在我们家里,不能让受苦的人受罪啊”,将两个不同时代女人的个性书写到圣处。
  同样是书写女性,《哈尼依莫利》中的梅淑淑从云南少数民族哈尼族来,淑淑告诉“我”许多关于火塘的故事,以及哈尼族人对火塘的敬畏之心。哈尼人打小就在火塘边学规矩。他们认为人类的祖先从凿石取火开始起改变了原始的生活方式,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火的出现开始。是火让人类从愚昧走向人性,过渡到神性,再延伸到社会性。哈尼人对火的敬畏也是对生命的敬畏。
  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的天空已然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从第二章《老兵列传》看出,和平年代中共和国的军人们,从部队转身到地方后,他们中间有不少人的天空仍然是低的。那些来自生活底层的一群人被裹挟其中,从报务员张纪良、炮兵徐承富、汽车兵葛炯杰无奈的叹息声中,我们知道,事实上无论他们中的谁挪出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他们企盼朝着自己的理想的丰碑进发,时代的英雄却无用武之地。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通过写作者回溯式的观察,很快从阴晦不明的时空背景中浮出了水面。
  平民的记忆注定也是国家记忆,任何时代都抹不掉。
  这个多元化的世界,荒凉与繁华不经意间就会站到同一个舞台上,撞疼彼此的神经。在第三、四两章《岁月杂咀》《风俗记》中,我们读到《吃春酒》《端午“十二红”》《担子厨房》《镇江无太岁》等,我们从近似于琐碎的描述中体验平民世界的生活点滴,品咂出酸甜苦辣不同的味道。当民俗传统文化铺陈到百姓的生活中,平凡的日子里自然而然滋养出别样的意韵。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庸常的日子里难免会掺杂进砾石,硌疼着人的神经,这时候,传统中走来的节日如期而至。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在发明传统民俗节日时,除了接通大自然外,还思考了些什么。民俗中诸多节日对现代人的意义有别于古代人,现代人赋予风俗的意义其实也是人与世界的一种“和解”过程,摒除周遭的一些屏障,以节日的名义与现实“和解”,那么风俗中节日的到来,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人类的一种安详文化的象征。
  第五、六章《世相剪影》《闲暇录》中我们读到当代百姓对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诉求,他们已不满足于溫饱,精神世界的触须开始向外漫延。诉求:意味着把心理上的委屈一倾而空,需要有那么一个容器掏心掏肺地表达出来,以求得身心的安宁,因此家庭棋牌室、智慧鸟户外、美食家应运而生,成为城市平民世界最好的容器。文本在这样的表述中除了事件、人物、地点在场,更重要的是精神在场。通过多变的叙述方式,把人性、人情、道义上升到新的高度,不仅仅囿于表象的通俗意义上的叙述。所有的事物都有生命,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唤醒其灵性。每一个作家的心中都有一个野兽,尤其是写纪实文学的,这个野兽便是作家心中驱除黑暗的那个火把,无论在创作中遇到怎样的苦厄,这火把不仅能照亮自己,更能照亮笔下人物脚下的路。
  一部书写城市平民生活的书,其市相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第五章《世相剪影》之二《代笔》一改前几章的平和叙事风格,笔锋开始犀利。反复阅读这段内容,我们同样闻到了“诉”与“求”这两个让人焦虑有浓烈的药性味的字眼。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每一次变革的悲喜沉浮都与无数的“诉求”息息相关,诉求得越多,越容易产生无助的虚无感,这种虚无的无力感会撞疼每个人的神经,要么是奋起,要么是沉沦下去。
  当诉求无门时,平民世界的生活往往会从“败”中求生,在“小”处求活。《过一把瘾》中的廖锁根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廖总”到“保安”的转变过程,他更像大地上的野草一样坚挺蓬勃,他的弱點与优点共存。面对现实世界的荒凉,用荒凉去对抗荒凉的内心,在无法左右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只能被别人左右后,内心难免会形成一个荒凉的怪圈,旋转着,直到有一天荒凉被繁华取代,才会惊讶地发现,面对着比自己强大的社会现实,终能够被改变的原来还是自己。
  从第七、八章《户口事略》《产权纪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城乡二元化的进程中,标志着身份的户口问题一直撕咬着这代人的心。一部作品的精、气、神来自于作家对道义、信仰意识的不倦追求,而这种意识极少能够靠坐在书斋中获得。生命场与写作场需要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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