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介绍书，一来自己读书、看书的抉择很主观，你喜欢的书，别人不一定投缘。读了一本好书，与作者的心意契合，也不过是作者与读者两人间的私隐，其实很难像当前最流行的一个滥词，叫做与人“分享”。
　　但是在非常时期，却不妨例外。知道一册可以加强对诡辩和魔障的抵抗力的论著，觉得像一种疫苗，总希望多一点人知道，让多一点人得到一点抗体。在中世纪欧洲的黑暗时代，教廷专横地建立绝对权威，垄断了圣经的所有解释权，严禁修道士笑，因为笑是对上帝的无礼；也不准行僧吃得太饱，因为饥饿能令人忏悔赎罪。鼠疫伴随着猎巫的火焰一起吞噬着大地。如果牛顿的科学理论能早出现300年，教廷的专权或许可以早一点结束；如果科学能早一点衍生现代医学，那时有了黑死病的疫苗，欧洲就不会有2000万、约1/3人口死于一种不治的顽疾。
　　今天的香港人，比起500年前的欧洲还是幸福得多。中文大学前哲学教授劳思光撰写的《历史之惩罚》，是当前提高理性思辩能力、对抗病毒的一种疫苗。这本书之好看，是作者有如先知，一早就预知了一种社会的流行病，并协助读者识破许多语言的魔障和陷阱。
　　 《历史之惩罚》有一章，名为《言论的欺诈》。劳思光教授说：“流氓诡论的盛行，许多人一方面自己用这种诡论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也听惯了别人用这种诡论而不以为怪。诡论渐渐变成了‘正常’；它直接地破坏了是非标准，间接地养成人们排拒正论的心理趋势。就中国而论，似乎多数知识分子都无意为扫除这种诡论而用力。社会受了这种影响，对诡论习以为常，病也就愈加难治了。”
　　什么是流氓的诡论呢？劳思光举了一个例，当项羽捉了政敌刘邦的父亲，威胁要把刘邦的父亲烹杀掉。刘邦一点也不着急，对项羽说：你我情比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爸爸，你要把我父亲活煮来吃，也就是活烹你自己的父亲一样。如果是这样，请你把刘老爷子烹吃之后，也分一杯肉羹给我，让我也尝尝。
　　这就是流氓的诡论。刘邦自己不顾真实的父子之情，却伪善地对项羽造了一种“手足之爱”，并把这段虚拟的“兄弟关系”偷天换日取代了真实的父子伦理。
　　刘邦是流氓，这就是流氓的逻辑。
　　除了流氓的逻辑之外，劳思光认为，还有一种“强盗的逻辑”。强盗一旦把自己抢劫行为的定义，解说为“替天行盗”、“劫富济贫”，他们抢劫，就成为正义的行为，民间捉拿强盗，反而是不道德之举。当强盗垄断了抢劫的暴力特权，你质疑他的合法性，就是想危害整个天下，此时他就建立了“强盗的诡论”，暴力成为一种特权。劳思光认为，这时他就会说：“不论你有理无理，你再和我争，我就和你打架。”
　　劳思光指出：“如果我们有一分对真理的严肃真诚，则我们对一切诡论都必须早作澄清。欺诈的言论，使知识分子精神堕落。不要以为我过度悲观，随便打开一张报纸、一本刊物看看吧。不是到处充满流氓的耍赖、强盗的横行以及为强盗作帮凶的可怜论调吗？严肃的心灵何时重新显现力量？我们这个时代正等着这一线光明。”
　　一本优秀的著作，是超越时间的。劳思光的《历史之惩罚》写在1963年，今天读来，却历久常新。向读者朋友介绍一本哲学的论著，略嫌枯燥了一些，但天花不再杀人，是因为有识之士发明了牛痘。读书就是种痘，大家一起来强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