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安石,我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他发动的熙宁变法运动。这位标榜“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布衣宰相,在北宋的政坛上留下光辉一笔。然而,由于他雷厉风行的变法运动,在历史上,他也成了一个毁誉参半、引发诸多争议的政治家。那么,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说起北宋的文化氛围,无疑是历史上最特殊的。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却是处在乱世当中。明清两世虽繁荣强盛,却也是强弩之末,文字狱和八股取士残害士人。所以相比较而言,宋朝的文化氛围是最宽松的。“重文轻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者”让文人畅所欲言,大显才华,即使得罪皇族或权贵,顶多也就是贬谪,而很少会惹来杀身之祸。如此宽松的政治环境,文人们更是肆无忌惮,动不动批议朝政,互相攻伐,这也助长了文人相轻的风气。
　　王安石著有《字说》,把“波”字解释为“波者,从水从皮,水之皮也。”苏轼看后,反唇相讥,以“滑”字作解,“滑者,从水从骨,水之骨也。”这让身为一朝宰相的王安石极为尴尬,大为不悦。又如苏轼在开封做考官时,曾出考题:“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这明显是在讽刺王安石为变法而独断专行。这话触动了王安石的底线,惹怒了他,遂上书建议神宗罢黜他。如此种种,数见不鲜。
　　 从春秋战国到现代,在文坛这个庞大的战场上,口诛笔伐,唇枪舌剑,就是文人墨客的表现,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千军万马的真实战场。从阳货毁孔子,臧仓贬孟子,直至近代胡适笔伐陈独秀,周树人笔伐梁实秋等等。除汉末陈琳写文讨伐曹操,初唐骆宾王写文讨伐武则天外,大都还是遮遮掩掩,转弯抹角。但是,王安石和苏轼,作为当时有名的文学家,他们的争吵主要也是由于各自政见不和或苏轼年轻气盛,喜欢张扬而起。事实上,在文学领域,他们是古今难得一见的挚友,相互欣赏对方的文章,成为文人相亲的典范。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心灰意冷,隐居金陵,不问世事。这时,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苏轼被新党诬陷,面临着生命危险,经多方营救均无效。王安石听说后,心急如焚,星夜上书给神宗皇帝,为苏轼求情。信上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王安石此时虽已罢相,但在朝中的威望仍然很高,一言九鼎,神宗看了之后,便下旨放了苏轼,将其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关键时刻,他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不闻不问,而是雪中送炭。这充分体现了王安石的宽宏大量和爱惜人才。
　　王安石的晚年是非常凄清的,他年轻时要好的朋友司马光已和他完全恩断义绝,他一手组织和培养的新党也背叛他,很少有人过问他。但是,据说苏轼自黄州移官汝州,便顺路拜访隐居江宁的王安石。而王安石听说苏轼将来,便穿着野服,骑着毛驴,兴致勃勃地来到江边见苏轼。这两位昔日针锋相对的政敌,历经大浪淘沙的宦海浮沉后,彼此都看开了。他们同游钟山,酾酒赋诗,谈道说佛,放乎江流。这大概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但却留给后人一段佳话。
　　王安石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做事求真务实,注重实践。而作为文学家的苏轼则大大咧咧,很少有生活实践的经验。王安石晚年患有痰火之症,需用长江瞿塘中峡水煎烹阳羡茶。因苏东坡是四川人,王安石便相托于他。不久,苏轼带水来见王安石。王安石命童仆用这水煮茶,其茶色半晌方见。王安石问:“此水何处取来?”苏轼答道:“巫峡。”王安石道:“是中峡吧。”苏轼道:“正是。”王安石笑道:“又来欺老夫了!此乃下峡之水,如何假名中峡?”苏轼大惊失色,只得据实以告。
　　 原来他因鉴赏秀丽的三峡风光,船至下峡时,才记起所托之事。当时水流湍急,回溯为难,只得汲一瓮下峡水充之。苏轼说:“三峡一般样,大丞相何以辨之?”王安石道:“读书人不可轻举妄动,须是细心察理。这瞿塘水性,出于《水经补注》。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唯中峡缓急相半。故用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茶色半晌方见,故知是下峡。”由此看来,王安石作为学长,处处引导苏轼,使他收敛恃才放旷的性格,而更多的是趋向探索,求真务实,而不是凭借虚玄浮华的文风来哗众取宠,这也体现在苏轼后期的诗作中。
　　 《题西林壁》是苏轼被贬黄州期间所作,其说理性特别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中“只缘身在此山中”颇似王诗中的“自缘身在最高层”。由此看来,两诗情感相似相通,英雄所见略同,这大概就是他们长期交往,心心相印的见证。又如,苏轼写过《石钟山记》。文中苏轼对北魏郦道元的“水搏论”和唐代李渤的“扣石论”都持怀疑的态度,并提出了怀疑的依据,而且带着疑问,赴实地考察,发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其探索求实的精神类似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可见,王安石对苏轼的教导是非常深刻的。(指导老师:吴泓)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