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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幕府末期到甲午开战前夕的短短几十年，日本近代海军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正是这一阶段的建设使其具备了击败北洋舰队的实力，从而一举赢下甲午战争，使国家走上了急速膨胀的快车道;也正是这几十年的基础，决定了日后日本海军逐渐壮大的发展道路，对其跌宕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对日本海军初期发展历程的探究，对我国当前“走向深蓝”的海军建设方向也有辩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日本海军;明治维新;甲午战争
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的“黑船”舰队打开了日本国门，深深刺激了日本武士阶层的自尊心，从而开启了武士阶层领导的日本社会改革时代，其中海军的建设则是格外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佩里的“黑船”到达日本之前，中日两国的海军都停留在“蛮荒”的风帆木船时代，经历过19世纪中叶列强侵略的耻辱，两国同样启动了海军武备精进的计划，追赶列强的步伐，而将近一个世纪后，一国几乎没有几艘像样的军舰，另一国却拥有了一支可与强大美军匹敌的庞大舰队。探究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日本近代的崛起与其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从幕府末期到甲午开展前夕日本海军建设概况
佩里舰队的到来深深刺激了武士阶层的自尊心，于是在1853年9月，德川幕府正式撤销了1653年德川家康“锁国令”中关于建造500石（约100吨左右）大型舰船的禁令，实际上幕府末期的日本海运商“菱桓回船”和“樽回船”等用于海运的货船早就超过了2000石（400吨），受此禁令限制的主要是军用舰船，所以“大船禁造令”废除后，日本方得以向建立近代海军迈出第一步。此后，幕府便开始像清廷进行洋务运动一样，聘用西洋人为幕府训练海军人员，设立了教授西洋海军战法的长崎海军传习所，并派遣人员到欧洲留学，同时向法、美、荷订购了数艘大型军舰。倒幕运动期间，在法国技师威尔尼（F.L.Verney）指导下，幕府在横须贺设立了制铁所，即后来横须贺海军工厂的前身，后来明治时期日本海军的国产主力军舰大多是在这里建造的。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全盘继承了幕府的全班海军人马，海军建设被视为国防要务。1872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明治天皇颁布诏书，实行征兵制，并仿照欧洲国家建制，废除兵部省，分别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太政官布告第六十二号），次年又分别委任山县有朋中将和胜海州为首任陆军卿和海军卿。1873年二月二十八日，海军省在东京筑地的五丁目成立，日本即以此作为海军诞生的日期。此时日本海军除1429吨的龙骧号（英国建造的铁壳巡防舰）和1490吨的日进号之外，大多是两三百吨的旧式炮舰和护卫舰，总排水量12351吨。1871年，日本海军从英国商人手里买了一艘舰龄已达18年、经过翻新的三桅快速炮舰“马六甲”号，改名为筑波号。1875年，日本又重金从英国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新造军舰。1876年6月21日，日本自行建造的第一艘铁壳快速炮舰清辉号在官立横须贺造船所军工，它的下水被看做日本具备海军自造军舰能力的里程碑[1]。
岩仓使节团回国不久后，日本便开始“殖产兴业”运动。新成立的工部省将原幕府创办的8座最大的兵工厂交给了陆军省和海军省管辖，其中横须贺制铁所后来发展为横须贺海军造船厂，石川岛造船所、横滨造船所、泷上火药制作所、横滨造船所、泷上火药制作所等8座兵工厂也都成为日本近代军火和舰船制造业中的核心，日本由此掌握了从设计、制图到锅炉、动力、船身、炮具的一系列造船技术。
1886年，日本海军开始了第六次海军扩张案，其中就包括了三艘专门为了对抗清朝的定远、镇远二艘铁甲舰而建的特殊军舰——三景舰（松岛、严岛、桥立三舰）。到1894年中日开战前夕，日本海军已经拥有防护巡洋舰8艘，装甲巡洋舰1艘，通报舰1艘，旧式铁甲舰1艘，旧式巡洋舰3艘，炮舰13艘，练习舰4艘，以上31艘军舰合称“第一种军舰”;此外还有“第二种军舰”即鱼雷艇24艘，日本海军总吨位已经达到61373吨，在世界各国海军中排行11，远东第2;其中一线主力舰为13艘，总计37200吨[2]。此时的北洋海军可用于远海决战的主力舰（八大远和杨威、超勇二舰）总吨位为33500吨，鱼雷艇24艘，清朝海军的总吨位为69843吨，几乎已被日本海军迎头赶上。经过接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日清两国已建设出实力接近的两支近代海军，而甲午战争的结果表明，建设更加系统、更加全面的日本海军在对抗中取得了胜利。从之后的历史来看，正是这种全面的建设，使日本逐渐具备了与英美俄德等列强叫板的实力，不过也正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实力，才让日本在虚妄的自信心下一步步走向了法西斯的道路。
二、幕府末期至甲午开展前夕日本海军发展特点
（一）崇尚武力的民族性是海军建设的直接动力
日本人格外重视自身名誉的民族个性，以及岛国民族的排他性，使得日本形成了对强大武力的无比崇尚，以求自身拥有可以维护尊严的能力，这是日本大力发展海军的直接动力。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形容日本人在面对失败和不足导致的“失去名誉”时，会变得极为敏感，“他会为这样的失败‘背负耻辱的名声’”[3]。自佩里的“黑船”舰队敲开日本的国门后，列强就抄起了在中国的老套路，纷纷与日本签下了不平等条约。在这种侵略行径的影响下，日本武士阶层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地刺激，诸如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等明治维新中的关键人物，出自与列强抗衡的自尊心，都对提高日本自身武备有了更高要求。
在明治维新初的大规模内战结束后，新政府还不具备对外侵略的实力，所以为了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愿景，军队的主要任务变为防范西方国家从海上的攻击，国防建设采取“海主陆从”的方针，对武装力量称“海陆军”，同时期的海军军费也高于陆军。明治改元三年之后，兵部大辅前元一诚于1870年五月四日向太政官提交了最初的海军军备计划“海军更张建白文书”，其中指出：“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故海陆军装备精良与否，实关皇国安危荣辱。”文中还指出，尽管日本财政拮据，但在今后7年内至少应将岁入的五分之一用于军备扩充。幕府的体制决定了近代之前的日本并没有形成中国那样高度的中央集权，加之天皇的存在使得日本人有种天生的统一感，很少有分裂倾向，所以在受到外力刺激时维新的势力会取得成功。但新旧势力的对抗并不会因为改元而结束。为压制保守派的反抗势头，明治政府选择了以对外扩张为团结国民意识的手段，同时为了实现对列强侵略的“报复”，实现与列强平起平坐甚至超越列强的理想，拥有一支无坚不摧的舰队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在对外扩张的大旗背后，是日本旧武士阶层承袭下来的民族主义狂热。后来影响颇深，被称为日本朝野元老的山县有朋、伊藤博文、松方正义等人都是在明治初期殚精竭虑扩张军力的主要推手。甲午战争前，由于庞大的军事预算与日本孱弱的国力极不适应，在1890年后召开的四次帝国国会都没能通过以海陆军经费为主的政府预算案。直到1983年2月10日明治天皇在听取枢密院意见后下达了《和衷共同》的诏敕，声称“兼六合而掩八荒”为“皇祖遗训”，“国家军防者事关重大，苟缓一日，或遗百年之悔”，提出国会无权削减政府的预定经费，命令今后六年中，每年由内廷费用支出30万日元作为造舰费，并要求国会与政府“和衷共同”，除有特殊情况，这六年间均要献出俸给的十分之一充当部分造舰费用。“此诏一发，民间纷纷的响应天皇号召，捐资造舰，短短一月内筹款达103万日元。改年3月，国会通过了“七年造舰预算”，宣布每年再为海军增加投资300万日元，政府方宣布不再接受民间捐款。”
由此可以看出，甲午战争前的日本海军发展建设的主要推动力是统治阶层所萌生出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情感由列强侵略的刺激引发，其根源来自追求强大武力的民族性，目的在于通过学习列强的经验以成为列强，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完整的体系建设是海军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
甲午战争的结果表明，拥有完整的教育、军工体系是日本海军拥有高水平海军人才和高质量舰船保障的重要基础。在教育方面，“有鉴于皇国精通上述（海军训练、编制和造船冶炼）技艺之士甚少，故兴办学校为建设海军之根本。”在向欧美列强购买军舰的同时，日本海军也在将注意力放在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上，以奠定海军发展的基础。1869年9月，明治政府恢复了幕府时期的筑底海军操练所，同年11月更名为海军兵学寮，招收15-19岁的少年和20-25岁的成年学员，以期培养海军士官，并请来以阿奇博尔德·道格拉斯少校为首的英国海军教师团34人，为日本海军教育奠定了基础。然而，外籍雇员往往从本国利益出发以致损害雇主的利益，正因如此，明治维新后直到1890年便用自己的留学归国人才替换了关键部门的所有外籍人员。1876年海军兵学寮改名为海军兵学校，在兵学校之外，又先后成立了轮机、财会、医学、炮术、水雷、通信、航海、工程方面的专业海军学校。1888年日本在东京目黑区成立了专门培养海军将领和参谋的海军最高学府——海军大学。日本的军事教育不仅以严格闻名，更有“求新”的特点。日本人意识到近代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如果不更新军官头脑中的知识，那么任职数年后便会落伍，因此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军官培养就实行轮流进修的模式，并同时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在军工方面，由于日本传统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所以日本海军的大舰全都从国外进口，自造的中小舰船也是靠进口主要材料、然后在国内制造。但在另一方面，虽然国内钢铁尚不能自给，日本却派人去克虏伯等外国公司学习炼钢技术，同时争取在造舰和机械方面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从1877年到1879年，横须贺海军造船所先后派出6名技术人员去法国修习造舰课程。1885年10月，时任海军卿川村纯义以20倍的高薪礼聘法国海军造舰局局长白劳易（Louis-Emile Bertin）为日本海军省顾问、海军工厂总监督官、舰政本部特任少将，请其前往日本工作三年。在日本期间白劳易为日本设计了2艘通报舰、3艘海防舰和1艘鱼雷巡洋舰，奠定了日本国造大型舰船的基础。
与清朝不同，日本的明治政府在建设伊始便着眼于建设一支完全自主的海军力量，以学习西方先进兵制、技术为起始，逐步打造起一套从人才培养到舰船制造等完整的海军体系。然而海军的近代化建设是基于整个社会制度改革之上的，没有明治维新就不会有日本海军整个体系的变化，所以封建中国在没有进行社会改造之前，不能建立起一支正规意义上的近代海军也是情理之中。自主化则是日本海军近代化中一个独具特色的过程。虽然在初期阶段，日本选择以全盘吸收英法等国的兵制、技术，以及聘请专家的方式来快速建立起一支完整的海军，而当整个扩张性的国家战略成型之时，海军的自主化就成了达成战略目标的必要手段。从一开始日本就预想到了将来与列强抗争的可能，在技术、装备和人员上始终受制于人显然不符合战略需求;同时日本的体量决定了其财力无法单纯地以购买武备来实现与列强抗衡的实力，甚至连对抗北洋水师的能力都无从谈起。所以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海军兵工、教育体系不单是对外战争的需要，也是一种降低成本的需求。从日本海军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甲午战争之前的海军全方面建设，对日后日本击败俄国，压缩英法德在东亚的空间，以及最终与美国这艘巨无霸战舰的对抗都起到了长远而又关键的基础性作用。
（三）国家政策的侵略性是海军建设的根本导向
日本以举国之力购买军舰，连天皇都要缩减皇室开支以补充开支，其根本目的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以实现其“布国威于四方”的侵略目的。1870年，日本政府外务权大录作田白茅前往朝鲜考察，回国后便撰写了著名的《征韩论》，其中写道“若以皇国为一大城池”，则虾夷、吕宋、琉球、满清、朝鲜“皆可为皇国之藩屏也”，其中“满清可交，朝鲜可伐，琉球、吕宋可垂手而取也”，这充分道出了近代日本对外方针的内涵[4]。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其纺织技术水平已经接近英国，但国内市场狭小的致命缺陷渐渐浮出水面。当时日本的外汇来源主要来自于进口原棉出口棉纱的纺织业加工，主要市场为中国和朝鲜，而随着廉价的印度棉纱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日本国内很快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并引发了恐慌情绪。如何解决国内市场不足的难题，日本将饥渴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与朝鲜。日本便在这个学派的影响下将军舰的发展偏向了高航速、高射速的方向。反观当时的北洋海军，在购置齐“八大远”的主力后，大型军舰的发展便陷于停滞，仅仅满足于近海防卫的需求，将庞大的北洋水师只作为恫吓“蛮夷”的纸老虎。而日本出于扩张性的政策需要，海军建设的标准就是能够配合侵略需求，在远海与敌舰队主力决战，进而控制制海权。所以在选择上日本立足于经费缺乏的现实，尽可能在国际市场上购置先进战舰。尽管在单舰对比上最终也没能获得像“定远”、“镇远”那样的庞然巨兽，但在吸收“绿水学派”的观点后，又正好赶上世界战舰发展更新换代的大潮，高航速、高射速的战舰被证明更加适合当时的海战现实，日本歪打正着的通过相比满清更低的成本获得了一支更强大的舰队。
在看待甲午开战前夕日本海军发的过程上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日本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支能够战胜北洋水师的舰队，是以其国家的扩张性政策为牵引下完成的。侵略的需求为海军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很难说一种防御性的国家政策能够为海军的发展做出如此大力的推动，所以认清日本海军发展成就的侵略性本质，也是一种对我们警示与教训。
注释：
[1]刘怡、阎京生，《旧日本海军发展三部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第28页。
[2]日本海军省，《近世帝国海军史要》，1938年版。
[3][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北塔译，上海三联书店，第108页。
[4]刘怡、阎京生，《旧日本海军发展三部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第36页。
参考文献：
[1]刘怡、阎京生，《旧日本海军发展三部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2][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塔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1月第一版。
[3]杜小军，《长崎传习与日本近代海军的初创》，《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4]范明辉，《日本海军近代化刍议——幕末至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海军近代化历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关键词】：日本海军;明治维新;甲午战争
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的“黑船”舰队打开了日本国门，深深刺激了日本武士阶层的自尊心，从而开启了武士阶层领导的日本社会改革时代，其中海军的建设则是格外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佩里的“黑船”到达日本之前，中日两国的海军都停留在“蛮荒”的风帆木船时代，经历过19世纪中叶列强侵略的耻辱，两国同样启动了海军武备精进的计划，追赶列强的步伐，而将近一个世纪后，一国几乎没有几艘像样的军舰，另一国却拥有了一支可与强大美军匹敌的庞大舰队。探究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日本近代的崛起与其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从幕府末期到甲午开展前夕日本海军建设概况
佩里舰队的到来深深刺激了武士阶层的自尊心，于是在1853年9月，德川幕府正式撤销了1653年德川家康“锁国令”中关于建造500石（约100吨左右）大型舰船的禁令，实际上幕府末期的日本海运商“菱桓回船”和“樽回船”等用于海运的货船早就超过了2000石（400吨），受此禁令限制的主要是军用舰船，所以“大船禁造令”废除后，日本方得以向建立近代海军迈出第一步。此后，幕府便开始像清廷进行洋务运动一样，聘用西洋人为幕府训练海军人员，设立了教授西洋海军战法的长崎海军传习所，并派遣人员到欧洲留学，同时向法、美、荷订购了数艘大型军舰。倒幕运动期间，在法国技师威尔尼（F.L.Verney）指导下，幕府在横须贺设立了制铁所，即后来横须贺海军工厂的前身，后来明治时期日本海军的国产主力军舰大多是在这里建造的。
明治维新后，新政府全盘继承了幕府的全班海军人马，海军建设被视为国防要务。1872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明治天皇颁布诏书，实行征兵制，并仿照欧洲国家建制，废除兵部省，分别设立陆军省和海军省（太政官布告第六十二号），次年又分别委任山县有朋中将和胜海州为首任陆军卿和海军卿。1873年二月二十八日，海军省在东京筑地的五丁目成立，日本即以此作为海军诞生的日期。此时日本海军除1429吨的龙骧号（英国建造的铁壳巡防舰）和1490吨的日进号之外，大多是两三百吨的旧式炮舰和护卫舰，总排水量12351吨。1871年，日本海军从英国商人手里买了一艘舰龄已达18年、经过翻新的三桅快速炮舰“马六甲”号，改名为筑波号。1875年，日本又重金从英国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新造军舰。1876年6月21日，日本自行建造的第一艘铁壳快速炮舰清辉号在官立横须贺造船所军工，它的下水被看做日本具备海军自造军舰能力的里程碑[1]。
岩仓使节团回国不久后，日本便开始“殖产兴业”运动。新成立的工部省将原幕府创办的8座最大的兵工厂交给了陆军省和海军省管辖，其中横须贺制铁所后来发展为横须贺海军造船厂，石川岛造船所、横滨造船所、泷上火药制作所、横滨造船所、泷上火药制作所等8座兵工厂也都成为日本近代军火和舰船制造业中的核心，日本由此掌握了从设计、制图到锅炉、动力、船身、炮具的一系列造船技术。
1886年，日本海军开始了第六次海军扩张案，其中就包括了三艘专门为了对抗清朝的定远、镇远二艘铁甲舰而建的特殊军舰——三景舰（松岛、严岛、桥立三舰）。到1894年中日开战前夕，日本海军已经拥有防护巡洋舰8艘，装甲巡洋舰1艘，通报舰1艘，旧式铁甲舰1艘，旧式巡洋舰3艘，炮舰13艘，练习舰4艘，以上31艘军舰合称“第一种军舰”;此外还有“第二种军舰”即鱼雷艇24艘，日本海军总吨位已经达到61373吨，在世界各国海军中排行11，远东第2;其中一线主力舰为13艘，总计37200吨[2]。此时的北洋海军可用于远海决战的主力舰（八大远和杨威、超勇二舰）总吨位为33500吨，鱼雷艇24艘，清朝海军的总吨位为69843吨，几乎已被日本海军迎头赶上。经过接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日清两国已建设出实力接近的两支近代海军，而甲午战争的结果表明，建设更加系统、更加全面的日本海军在对抗中取得了胜利。从之后的历史来看，正是这种全面的建设，使日本逐渐具备了与英美俄德等列强叫板的实力，不过也正因为拥有了这样的实力，才让日本在虚妄的自信心下一步步走向了法西斯的道路。
二、幕府末期至甲午开展前夕日本海军发展特点
（一）崇尚武力的民族性是海军建设的直接动力
日本人格外重视自身名誉的民族个性，以及岛国民族的排他性，使得日本形成了对强大武力的无比崇尚，以求自身拥有可以维护尊严的能力，这是日本大力发展海军的直接动力。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形容日本人在面对失败和不足导致的“失去名誉”时，会变得极为敏感，“他会为这样的失败‘背负耻辱的名声’”[3]。自佩里的“黑船”舰队敲开日本的国门后，列强就抄起了在中国的老套路，纷纷与日本签下了不平等条约。在这种侵略行径的影响下，日本武士阶层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地刺激，诸如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等明治维新中的关键人物，出自与列强抗衡的自尊心，都对提高日本自身武备有了更高要求。
在明治维新初的大规模内战结束后，新政府还不具备对外侵略的实力，所以为了实现“布国威于四方”的愿景，军队的主要任务变为防范西方国家从海上的攻击，国防建设采取“海主陆从”的方针，对武装力量称“海陆军”，同时期的海军军费也高于陆军。明治改元三年之后，兵部大辅前元一诚于1870年五月四日向太政官提交了最初的海军军备计划“海军更张建白文书”，其中指出：“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故海陆军装备精良与否，实关皇国安危荣辱。”文中还指出，尽管日本财政拮据，但在今后7年内至少应将岁入的五分之一用于军备扩充。幕府的体制决定了近代之前的日本并没有形成中国那样高度的中央集权，加之天皇的存在使得日本人有种天生的统一感，很少有分裂倾向，所以在受到外力刺激时维新的势力会取得成功。但新旧势力的对抗并不会因为改元而结束。为压制保守派的反抗势头，明治政府选择了以对外扩张为团结国民意识的手段，同时为了实现对列强侵略的“报复”，实现与列强平起平坐甚至超越列强的理想，拥有一支无坚不摧的舰队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在对外扩张的大旗背后，是日本旧武士阶层承袭下来的民族主义狂热。后来影响颇深，被称为日本朝野元老的山县有朋、伊藤博文、松方正义等人都是在明治初期殚精竭虑扩张军力的主要推手。甲午战争前，由于庞大的军事预算与日本孱弱的国力极不适应，在1890年后召开的四次帝国国会都没能通过以海陆军经费为主的政府预算案。直到1983年2月10日明治天皇在听取枢密院意见后下达了《和衷共同》的诏敕，声称“兼六合而掩八荒”为“皇祖遗训”，“国家军防者事关重大，苟缓一日，或遗百年之悔”，提出国会无权削减政府的预定经费，命令今后六年中，每年由内廷费用支出30万日元作为造舰费，并要求国会与政府“和衷共同”，除有特殊情况，这六年间均要献出俸给的十分之一充当部分造舰费用。“此诏一发，民间纷纷的响应天皇号召，捐资造舰，短短一月内筹款达103万日元。改年3月，国会通过了“七年造舰预算”，宣布每年再为海军增加投资300万日元，政府方宣布不再接受民间捐款。”
由此可以看出，甲午战争前的日本海军发展建设的主要推动力是统治阶层所萌生出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情感由列强侵略的刺激引发，其根源来自追求强大武力的民族性，目的在于通过学习列强的经验以成为列强，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完整的体系建设是海军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
甲午战争的结果表明，拥有完整的教育、军工体系是日本海军拥有高水平海军人才和高质量舰船保障的重要基础。在教育方面，“有鉴于皇国精通上述（海军训练、编制和造船冶炼）技艺之士甚少，故兴办学校为建设海军之根本。”在向欧美列强购买军舰的同时，日本海军也在将注意力放在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上，以奠定海军发展的基础。1869年9月，明治政府恢复了幕府时期的筑底海军操练所，同年11月更名为海军兵学寮，招收15-19岁的少年和20-25岁的成年学员，以期培养海军士官，并请来以阿奇博尔德·道格拉斯少校为首的英国海军教师团34人，为日本海军教育奠定了基础。然而，外籍雇员往往从本国利益出发以致损害雇主的利益，正因如此，明治维新后直到1890年便用自己的留学归国人才替换了关键部门的所有外籍人员。1876年海军兵学寮改名为海军兵学校，在兵学校之外，又先后成立了轮机、财会、医学、炮术、水雷、通信、航海、工程方面的专业海军学校。1888年日本在东京目黑区成立了专门培养海军将领和参谋的海军最高学府——海军大学。日本的军事教育不仅以严格闻名，更有“求新”的特点。日本人意识到近代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如果不更新军官头脑中的知识，那么任职数年后便会落伍，因此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军官培养就实行轮流进修的模式，并同时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在军工方面，由于日本传统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所以日本海军的大舰全都从国外进口，自造的中小舰船也是靠进口主要材料、然后在国内制造。但在另一方面，虽然国内钢铁尚不能自给，日本却派人去克虏伯等外国公司学习炼钢技术，同时争取在造舰和机械方面减少对外国的依赖。从1877年到1879年，横须贺海军造船所先后派出6名技术人员去法国修习造舰课程。1885年10月，时任海军卿川村纯义以20倍的高薪礼聘法国海军造舰局局长白劳易（Louis-Emile Bertin）为日本海军省顾问、海军工厂总监督官、舰政本部特任少将，请其前往日本工作三年。在日本期间白劳易为日本设计了2艘通报舰、3艘海防舰和1艘鱼雷巡洋舰，奠定了日本国造大型舰船的基础。
与清朝不同，日本的明治政府在建设伊始便着眼于建设一支完全自主的海军力量，以学习西方先进兵制、技术为起始，逐步打造起一套从人才培养到舰船制造等完整的海军体系。然而海军的近代化建设是基于整个社会制度改革之上的，没有明治维新就不会有日本海军整个体系的变化，所以封建中国在没有进行社会改造之前，不能建立起一支正规意义上的近代海军也是情理之中。自主化则是日本海军近代化中一个独具特色的过程。虽然在初期阶段，日本选择以全盘吸收英法等国的兵制、技术，以及聘请专家的方式来快速建立起一支完整的海军，而当整个扩张性的国家战略成型之时，海军的自主化就成了达成战略目标的必要手段。从一开始日本就预想到了将来与列强抗争的可能，在技术、装备和人员上始终受制于人显然不符合战略需求;同时日本的体量决定了其财力无法单纯地以购买武备来实现与列强抗衡的实力，甚至连对抗北洋水师的能力都无从谈起。所以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海军兵工、教育体系不单是对外战争的需要，也是一种降低成本的需求。从日本海军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甲午战争之前的海军全方面建设，对日后日本击败俄国，压缩英法德在东亚的空间，以及最终与美国这艘巨无霸战舰的对抗都起到了长远而又关键的基础性作用。
（三）国家政策的侵略性是海军建设的根本导向
日本以举国之力购买军舰，连天皇都要缩减皇室开支以补充开支，其根本目的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以实现其“布国威于四方”的侵略目的。1870年，日本政府外务权大录作田白茅前往朝鲜考察，回国后便撰写了著名的《征韩论》，其中写道“若以皇国为一大城池”，则虾夷、吕宋、琉球、满清、朝鲜“皆可为皇国之藩屏也”，其中“满清可交，朝鲜可伐，琉球、吕宋可垂手而取也”，这充分道出了近代日本对外方针的内涵[4]。19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其纺织技术水平已经接近英国，但国内市场狭小的致命缺陷渐渐浮出水面。当时日本的外汇来源主要来自于进口原棉出口棉纱的纺织业加工，主要市场为中国和朝鲜，而随着廉价的印度棉纱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日本国内很快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并引发了恐慌情绪。如何解决国内市场不足的难题，日本将饥渴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与朝鲜。日本便在这个学派的影响下将军舰的发展偏向了高航速、高射速的方向。反观当时的北洋海军，在购置齐“八大远”的主力后，大型军舰的发展便陷于停滞，仅仅满足于近海防卫的需求，将庞大的北洋水师只作为恫吓“蛮夷”的纸老虎。而日本出于扩张性的政策需要，海军建设的标准就是能够配合侵略需求，在远海与敌舰队主力决战，进而控制制海权。所以在选择上日本立足于经费缺乏的现实，尽可能在国际市场上购置先进战舰。尽管在单舰对比上最终也没能获得像“定远”、“镇远”那样的庞然巨兽，但在吸收“绿水学派”的观点后，又正好赶上世界战舰发展更新换代的大潮，高航速、高射速的战舰被证明更加适合当时的海战现实，日本歪打正着的通过相比满清更低的成本获得了一支更强大的舰队。
在看待甲午开战前夕日本海军发的过程上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日本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支能够战胜北洋水师的舰队，是以其国家的扩张性政策为牵引下完成的。侵略的需求为海军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很难说一种防御性的国家政策能够为海军的发展做出如此大力的推动，所以认清日本海军发展成就的侵略性本质，也是一种对我们警示与教训。
注释：
[1]刘怡、阎京生，《旧日本海军发展三部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第28页。
[2]日本海军省，《近世帝国海军史要》，1938年版。
[3][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北塔译，上海三联书店，第108页。
[4]刘怡、阎京生，《旧日本海军发展三部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第36页。
参考文献：
[1]刘怡、阎京生，《旧日本海军发展三部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2][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北塔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1月第一版。
[3]杜小军，《长崎传习与日本近代海军的初创》，《外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4]范明辉，《日本海军近代化刍议——幕末至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海军近代化历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