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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蒙求》作为隋唐时期历史类蒙学教材的代表，采取四言一句、上下对韵的形式，将史实传说的典故融入启蒙教育，具有开创性，历代以其为模本，形成了“蒙求体”，从文本特点、教育功能等方面影响后世的启蒙教育和社会生活。
关键词：《蒙求》 “蒙求体” 影响
中华民族历史漫长繁杂，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启蒙教育，《易经·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尤其注重道德品性方面。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从多方面开展启蒙教育：《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1}，有专门的学习场所，蒙童从“离经辨志”读断经书文句开始，逐步触类旁通而“大成”。《大戴礼记·保傅第四十八》“及太子少长……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2}。即使贵族子弟启蒙教育也是在小学从礼、乐、射、御、书、数等小艺学习开始。《汉书·艺文志》目录记有“史籀”“八体六技”等，“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音、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3}，这个时期无论是教学场地还是教学内容都已经具备，蒙童的学习内容以识字为主，兼学六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蒙学教育仍以识字写字为主，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三仓》《急就篇》《吴章》《小学篇》《少学》《始学》《劝学》《发蒙记》《启蒙记》《千字文》等都是这时的常用教材，其中有些汉代的教材到魏晋南北朝时仍然沿用；隋唐时期，官学制度更加完备，教育行政部门建立，教育形式多样，地方教育制度详细，除了传统的以《千字文》为代表的识字类蒙学教材，道德规范类的蒙学有《太公家教》《新集严父教》等，另外就是出现了历史典故类的蒙学教材，如《蒙求》《兔园策》和《咏史诗》等。
历史典故类的蒙学教材的出现，打破了蒙学教材道德教化、识字的单一形式，使得启蒙教育多样化。尤其是《蒙求》一书，对历史采取提纲挈领的方式概括，利用简洁对韵的形式对儿童进行启蒙，将蒙学教材专业化，此书一时成为隋唐五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一直到宋都是通行的童蒙课本，历代都有对其进行注释和摹写的作品，影响更为深远。
一、《蒙求》的体例及内容
《蒙求》为唐代李瀚编写，又名《李氏蒙求》，取《易经·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现存版本多残缺不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录《蒙求》为晋李瀚撰，敦煌古抄本（存甘肃敦煌研究院，文内有唐时文宗李华为序，宗室李良为之推荐）、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古抄本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抄本等经诸多专家学者力证，此书应创作于盛唐时期，山西应县木塔秘藏中保存的辽代雕版《蒙求》为其现存最早的刻本。
《蒙求》原文分上中下卷，取经传史实故事，四言一句，现存版本共596句，2384个字，除了篇末最后的四句之外，每一句都讲一个典故，涉及典故592个。《蒙求》结构独特，每一句由一个主谓结构短句构成，前后两句对韵成联，相偶的句子所讲的经传故事内容多有关联。
《蒙求》中的叙事类型分为两类：第一类，一句一个典故，如“王戎简要”“孔明卧龙”等，四字一句、一句一典，此类型在《蒙求》中占大多数，涉及典故580个。第二类，一联一个典故，上下相对，互补说明，如“鸣鹤日下，士龙云间”“王俭坠车，褚渊落水”等，这类典故在《蒙求》全文中只有6个。
《蒙求》语句押韵对偶，历史掌故涉及两汉魏晋南北朝，包含历史人物类、综合常识类、神话寓言故事和女性美德类等，作者借前圣先贤事迹的描述，表达自己的教育思想，突出唐代的人才观、历史观。
首先，选材突出唐代崇文重贤的文化教育思想，以文显才的历史人物掌故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包含一些贤臣良将，品行高洁，历代瞻仰，如“谢安高洁，王导公忠”“李陵初诗，田横感歌”“屈原泽畔，渔父江滨”“卫青拜幕，去病辞第”“廉颇负荆”，等等，言简意赅、栩栩如生；有激励劝勉、勤学苦练，可为楷模的，如“匡衡凿壁，孙敬闭户”“颜回箪瓢，仲蔚蓬蒿”“虞卿担簦，苏章负笈”“孙康映雪，车胤聚萤”“姜肱共被，孔融让果”，很多典故成为后来《龙文鞭影》《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教材的资料来源；更有历代佞臣恶君的反面案例，让人引以为戒的，如“郦寄卖友，纪信诈帝”“周嵩狼抗，梁冀跋扈”“鲁褒钱神，崔烈铜臭”“刘玄刮席，晋惠闻蟆”等。
其次，就是一些综合性常识类故事，如“蒙恬制笔，蔡伦造纸”“杜康造酒，仓颉制字”“王乔双凫，华佗五禽”“程邈隶书，史籀大篆”等。
再次，罕见地出现了少部分的神话寓言故事，增添了趣味性，充满了浪漫情怀，如“女娲补天，长房缩地”“墨子悲丝，杨朱泣歧”等，令人深省。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歌頌女性美德，有利于儿童从小培养童蒙对女性人文价值的正确认知，如“马后大练，孟光荆钗”“冯媛当熊，班女辞辇”“绿珠坠楼，文君当垆”“宋女愈谨，敬姜犹绩”等。
这些内容多出自史书记载，尤其《晋书》《汉书》《后汉书》最多，可信度较高，可见传授历史知识是其编写的主要目的，历史人物描述涉及贤臣良将、文士女才、传说故事、寓言典故，有正有反、有邪有善，展现立体，诙谐生动，朗朗上口，侧重客观描述，不针对历史人物进行是非的评判，这与传统的道德类蒙学教材比较，具有明显的优势。当然缺陷也是明显的，有些人物在多处出现，如“孔融让果”“孔融坐满”等。《蒙求》也收录了类似“太真玉台”“公超雾市”之类灵异神怪、淡泊名利等典故，与传统儒家提倡反迷信、积极入世的思想有所矛盾。另外收录的内容条理有些凌乱，只是注重押韵，而忽视时间先后，故事也杂乱无序，没有分门别类。
二、“蒙求体”的形成
《蒙求》是唐宋最为通行的童蒙读本，著名敦煌学家王重民在《敦煌古籍叙录》载：“自中唐至于北宋，是书为童蒙课本，最为通行。”{4}宋朝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称赞《蒙求》“遂至举世颂之，以为小学发蒙之首”{5}。以掌故为内容，以四言对韵为形式，言简意赅，出口成韵，方便童蒙的背诵、记忆，很快《蒙求》就流传开来，成为唐宋蒙书的代表模本。仿写者接踵而出，同时代的有王范《续蒙求》、白廷翰《唐蒙求》等，宋代有王令《十七史蒙求》、方逢辰《名物蒙求》、杨彦龄《左氏蒙求》、程谠《释氏蒙求》等，元代有吴化龙《左氏蒙求》、王芮《历代蒙求》、胡炳文《纯正蒙求》等；明代有姚光祚《广蒙求》等；清代有王筠《文字蒙求》、燕国安《类字蒙求》、易本烺《注释字体蒙求》、刘廷玉《楷体蒙求》、李拔式《尔雅蒙求》等。这些书籍对《蒙求》或有注解，或有增辑，或有续作，或者模仿，与《蒙求》一同构成一种新的启蒙教材类别——“蒙求体”，在我国启蒙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蒙求》 “蒙求体” 影响
中华民族历史漫长繁杂，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启蒙教育，《易经·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尤其注重道德品性方面。早在先秦两汉时期就从多方面开展启蒙教育：《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1}，有专门的学习场所，蒙童从“离经辨志”读断经书文句开始，逐步触类旁通而“大成”。《大戴礼记·保傅第四十八》“及太子少长……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2}。即使贵族子弟启蒙教育也是在小学从礼、乐、射、御、书、数等小艺学习开始。《汉书·艺文志》目录记有“史籀”“八体六技”等，“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音、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3}，这个时期无论是教学场地还是教学内容都已经具备，蒙童的学习内容以识字为主，兼学六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蒙学教育仍以识字写字为主，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三仓》《急就篇》《吴章》《小学篇》《少学》《始学》《劝学》《发蒙记》《启蒙记》《千字文》等都是这时的常用教材，其中有些汉代的教材到魏晋南北朝时仍然沿用；隋唐时期，官学制度更加完备，教育行政部门建立，教育形式多样，地方教育制度详细，除了传统的以《千字文》为代表的识字类蒙学教材，道德规范类的蒙学有《太公家教》《新集严父教》等，另外就是出现了历史典故类的蒙学教材，如《蒙求》《兔园策》和《咏史诗》等。
历史典故类的蒙学教材的出现，打破了蒙学教材道德教化、识字的单一形式，使得启蒙教育多样化。尤其是《蒙求》一书，对历史采取提纲挈领的方式概括，利用简洁对韵的形式对儿童进行启蒙，将蒙学教材专业化，此书一时成为隋唐五代最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一直到宋都是通行的童蒙课本，历代都有对其进行注释和摹写的作品，影响更为深远。
一、《蒙求》的体例及内容
《蒙求》为唐代李瀚编写，又名《李氏蒙求》，取《易经·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现存版本多残缺不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录《蒙求》为晋李瀚撰，敦煌古抄本（存甘肃敦煌研究院，文内有唐时文宗李华为序，宗室李良为之推荐）、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古抄本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抄本等经诸多专家学者力证，此书应创作于盛唐时期，山西应县木塔秘藏中保存的辽代雕版《蒙求》为其现存最早的刻本。
《蒙求》原文分上中下卷，取经传史实故事，四言一句，现存版本共596句，2384个字，除了篇末最后的四句之外，每一句都讲一个典故，涉及典故592个。《蒙求》结构独特，每一句由一个主谓结构短句构成，前后两句对韵成联，相偶的句子所讲的经传故事内容多有关联。
《蒙求》中的叙事类型分为两类：第一类，一句一个典故，如“王戎简要”“孔明卧龙”等，四字一句、一句一典，此类型在《蒙求》中占大多数，涉及典故580个。第二类，一联一个典故，上下相对，互补说明，如“鸣鹤日下，士龙云间”“王俭坠车，褚渊落水”等，这类典故在《蒙求》全文中只有6个。
《蒙求》语句押韵对偶，历史掌故涉及两汉魏晋南北朝，包含历史人物类、综合常识类、神话寓言故事和女性美德类等，作者借前圣先贤事迹的描述，表达自己的教育思想，突出唐代的人才观、历史观。
首先，选材突出唐代崇文重贤的文化教育思想，以文显才的历史人物掌故占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包含一些贤臣良将，品行高洁，历代瞻仰，如“谢安高洁，王导公忠”“李陵初诗，田横感歌”“屈原泽畔，渔父江滨”“卫青拜幕，去病辞第”“廉颇负荆”，等等，言简意赅、栩栩如生；有激励劝勉、勤学苦练，可为楷模的，如“匡衡凿壁，孙敬闭户”“颜回箪瓢，仲蔚蓬蒿”“虞卿担簦，苏章负笈”“孙康映雪，车胤聚萤”“姜肱共被，孔融让果”，很多典故成为后来《龙文鞭影》《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教材的资料来源；更有历代佞臣恶君的反面案例，让人引以为戒的，如“郦寄卖友，纪信诈帝”“周嵩狼抗，梁冀跋扈”“鲁褒钱神，崔烈铜臭”“刘玄刮席，晋惠闻蟆”等。
其次，就是一些综合性常识类故事，如“蒙恬制笔，蔡伦造纸”“杜康造酒，仓颉制字”“王乔双凫，华佗五禽”“程邈隶书，史籀大篆”等。
再次，罕见地出现了少部分的神话寓言故事，增添了趣味性，充满了浪漫情怀，如“女娲补天，长房缩地”“墨子悲丝，杨朱泣歧”等，令人深省。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歌頌女性美德，有利于儿童从小培养童蒙对女性人文价值的正确认知，如“马后大练，孟光荆钗”“冯媛当熊，班女辞辇”“绿珠坠楼，文君当垆”“宋女愈谨，敬姜犹绩”等。
这些内容多出自史书记载，尤其《晋书》《汉书》《后汉书》最多，可信度较高，可见传授历史知识是其编写的主要目的，历史人物描述涉及贤臣良将、文士女才、传说故事、寓言典故，有正有反、有邪有善，展现立体，诙谐生动，朗朗上口，侧重客观描述，不针对历史人物进行是非的评判，这与传统的道德类蒙学教材比较，具有明显的优势。当然缺陷也是明显的，有些人物在多处出现，如“孔融让果”“孔融坐满”等。《蒙求》也收录了类似“太真玉台”“公超雾市”之类灵异神怪、淡泊名利等典故，与传统儒家提倡反迷信、积极入世的思想有所矛盾。另外收录的内容条理有些凌乱，只是注重押韵，而忽视时间先后，故事也杂乱无序，没有分门别类。
二、“蒙求体”的形成
《蒙求》是唐宋最为通行的童蒙读本，著名敦煌学家王重民在《敦煌古籍叙录》载：“自中唐至于北宋，是书为童蒙课本，最为通行。”{4}宋朝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称赞《蒙求》“遂至举世颂之，以为小学发蒙之首”{5}。以掌故为内容，以四言对韵为形式，言简意赅，出口成韵，方便童蒙的背诵、记忆，很快《蒙求》就流传开来，成为唐宋蒙书的代表模本。仿写者接踵而出，同时代的有王范《续蒙求》、白廷翰《唐蒙求》等，宋代有王令《十七史蒙求》、方逢辰《名物蒙求》、杨彦龄《左氏蒙求》、程谠《释氏蒙求》等，元代有吴化龙《左氏蒙求》、王芮《历代蒙求》、胡炳文《纯正蒙求》等；明代有姚光祚《广蒙求》等；清代有王筠《文字蒙求》、燕国安《类字蒙求》、易本烺《注释字体蒙求》、刘廷玉《楷体蒙求》、李拔式《尔雅蒙求》等。这些书籍对《蒙求》或有注解，或有增辑，或有续作，或者模仿，与《蒙求》一同构成一种新的启蒙教材类别——“蒙求体”，在我国启蒙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