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12日，时任教皇本笃十六世在葡萄牙里斯本贝伦文化中心发表演讲。这座现代建筑在此刻正唤起人们对昔日葡萄牙的怀旧之情—它象征着自1415年占领休达至1999年移交澳门、跨越6个世纪之久的葡萄牙帝国。
　　本笃十六世提醒人们，葡萄牙受基督教文化浸润千年，“普世和博爱的基督教理想”激发了开拓者与传教士们的热忱，促使他们渴望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分享上帝的信仰;而当下的葡萄牙人，则需要拥有“预言的勇气和革新的力量，为世界指明新的方向”。
　　本笃十六世没有使用“帝国”一词。此前，他在巴西举办的主教会议上说道：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土著人是“认可和欢迎基督的，基督是他们祖先一直以来正在寻找的未知上帝”;基督教在美洲的传播，“在任何时候都未排斥前哥伦布时代的土著文化，也不是一种具有强迫性的外来文化”。
　　对本笃十六世来说，美洲接受基督教，并不是伴随着种族灭绝，而是形成了一种快乐的文化融合体。
　　厄瓜多尔基赫瓦人邦联主席亨伯托·乔兰戈（Humberto Cholango）严厉地回应道，天主教在当地确实拥有生命力，但是，欧洲帝国的枪炮才是基督教会一直以来使用着的、最强有力的武器。
　　如果说教皇本笃十六世是在不涉及“帝国”的语境中来谈论“教会”，那么许多学者则倾向于在不谈及“教会”的情况下来讨论“帝国”。
　　当然，教会绝不仅仅只是帝国的卒吏，各地土著也往往是出于自身原因而吸纳基督教，但是，毋庸置疑，宗教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欧洲的帝国图景。本笃十六世在贝伦的演讲，就是这一宗教想象的体现。

传教士“撒谎”

　　16-17世纪，欧洲人在巴西与印度海岸的境遇，并不如欧洲帝国想象中的那般顺遂与光鲜。当地人对传教士们的说教不感兴趣，甚至以敌意和暴力回应;帝国开拓者们也不关心传教，忙着以国王的名义联合当地盟友，甚至中饱私囊大发横财。
　　尽管屡遭失败和失望，传教士们，尤其是耶稣会士，依然建立并传承了他们的帝国图景，将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确保欧洲人在文明序列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掩盖欧洲帝国在当地施行的暴力与遭受的挫败。

　　帝国的枪炮和基督教的权威不足以迫使当地人皈依。

　　帝国在殖民地的挫败现实与其宏大叙述之间的背离，是如何发生的呢？
　　部分原因在于，传教士与欧洲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方式。他们寄往欧洲的公开信，被要求只记录成功的事件。因此，传教士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与土著皈依的故事，在欧洲本土尤其在精英群体中，广为流传;而他们对帝国在殖民地的屡屡受挫，则一无所知。耶稣会士们的抱怨与牢骚，只在同道之间私下传递，避开了公众的视线。
　　弗朗西斯科·泽维尔（Francisco Xavier）作为“漂泊的圣人”被世人铭记，但他在私人信件中记录了他在亚洲各地经历的失败与痛楚。起初，他被派往印度泰米尔沿海的帕拉瓦（Parava）渔村，当地村民为免遭竞争对手的掠夺而大规模皈依，以换取葡萄牙的保护。于1542年抵达印度的泽维尔，与奎隆国王达成协议，将帕拉瓦人安置在他的土地上，以逃过泰卢固（Telugu）的入侵。但是，葡萄牙“渔业海岸”的船长固执地继续向泰卢固提供战马，使得泽维尔的计划落空。
　　1545年，泽维尔放弃印度，前往东南亚的香料岛。他在公开信中憧憬着新使命的伟大前景，但在与耶稣会士同道的通信中，泽维尔描述了一个末日般的地狱景象，那里充斥着好战的食人族和地狱兽。泽维尔只得离开香料岛，前往日本去碰碰运气。在那里，泽维尔因一些尚未知晓的原因再次受挫，不得不启程前往中国。然而，他在公开信中依然呼吁传教士们多在日本开展传教工作，因为那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白人之乡”。泽维尔如果不是在此时死去的话，想必对中国也会失望透顶，然后不得不继续前往下一站。

新大陆受挫

　　在世界的另一边，现实和想象之间的鸿沟，也横亘在欧洲本土与新大陆之间。
　　在巴西圣保罗的土著居民点皮拉蒂宁，传教士安奇埃塔（José de Anchieta）发现图皮（Tupí）文化的非凡韧性。正如一位耶稣会士描述的那样：“他们虽然也是歌手，但首先是杀戮者。”
　　对传教士安奇埃塔来说，图皮文化中的杀戮与食人习俗，是皈依的真正障碍。
　　1555年，他记录了一个村庄是如何以“盛大节日”来庆祝战争胜利的。他们在葡萄牙人面前，举行“悲惨的敌人死亡仪式”。葡萄牙人“非但没有阻止或斥责他们……还观摩了整个过程并称赞了它”。欧洲人的认可，反过来让那些新皈依者“非常兴奋”，随后，他们也决定去参与杀戮了。
　　新皈依者参与异教徒战争，是传教任务的一大失败，但安奇埃塔在寄往欧洲的信件中否认了这一点。他写道，在战斗结束后，土著人依照基督教習俗，小心翼翼地埋葬死者，而不是分尸后再把它们吃掉。然而，事实是，耶稣会士甚至采取直接胁迫的方式，来阻止村民祭祀和食用两个俘虏。

　　阿科斯塔认为，中国和日本最接近“正确的思想”—欧洲文明。

　　教皇本笃十六世声称：“欧洲向美洲和亚洲的扩张，是迟早的事，因为这些大陆缺乏伟大的文化。”然而，历史不断证明，来到美洲与亚洲的耶稣会士和其他欧洲人，迫于现实的压力不得不选择适应當地文化。这被称为耶稣会士们的文化适应政策（accommodatio）：他们调整基督教义，以便为当地不同的民族与文化所接受。
　　“文化适应”作为一种更为务实的柔性手段，被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们广泛采纳，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帝国的枪炮和基督教的权威不足以迫使当地人皈依。

荒诞的民族等级

　　16世纪末，耶稣会士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像巴西土著这样没有文字、没有阶级的社会，在世界文明序列中位于最底层。何塞·德·阿科斯塔（José de Acosta）的《福音手册》与《如何拯救印度》，反映了耶稣会士的这一观点，而这些书籍被美洲、欧洲、北非和亚洲的耶稣会士们奉为圭臬。
　　在阿科斯塔的民族模式中，巴西土著不适合接受基督教。与亚洲传教士泽维尔的观点相似的是，阿科斯塔认为，中国和日本最接近“正确的思想”—欧洲文明。也许，天主教帝国既没征服中国也没征服日本的事实并非偶然，因为适应当地文化是留给传教士们仅有的选项。
　　欧洲人的人类文化模式源于耶稣会，其核心思想是，欧洲人—作为“完全的人”—处于人类文明序列的顶端。这一思想是欧洲帝国文化最有害的遗产之一，其影响远远超越了殖民时代本身。耶稣会士从传教使命中形成的观念，塑造了全球帝国的逻辑。殖民地现实与欧洲民众认知之间的巨大鸿沟，维系着这一荒诞想象，使得阿科斯塔的民族等级制得到了广泛传播。
　　传教士们也对这种认知隔阂颇为不满。耶稣会士安东尼奥·维埃拉（Antonio Vieira）谴责葡萄牙帝国对殖民地的等级剥削：“巴西的伯南布哥付出了很多，巴伊亚付出了很多，但他们都一无所获，因为巴西的收获被转移到了巴西之外;巴西付出的，是葡萄牙拿走的。”
　　维埃拉出于他的传教使命，憎恨欧洲给巴西的不公待遇。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不应被视作只是发生在外围殖民地的琐碎小事，而应被当作神圣历史剧的重要现场。他认为，葡萄牙人将巴西拱手让给他们的对手—荷兰新教徒，是不合情理的，这意味着放弃天主教会的统治。

　　随着葡萄牙帝国在17世纪的崩溃，维埃拉和其他殖民地传教士转向神学，以寻求安慰。他们提出了一个理论—葡萄牙人将履行先知但以理（Daniel）的诺言：“在那个各自为王的时代，天堂之神将建立一个永远不会被摧毁的王国，它也不会被留给异族。它将终结这些王国，并永恒存在下去。”
　　融合了圣经预言和葡萄牙历史，葡萄牙耶稣会士在他们的同道之间分享这一预言。从喀拉拉邦到亚马孙丛林，维埃拉和其他葡萄牙耶稣会士，努力拯救帝国。他们为帝国军队筹集资金，甚至愿意向散居国外的葡萄牙裔犹太人筹钱，作为其宗教使命的一部分。这一宏伟的帝国愿景，至今仍然可以在里斯本的帝国广场（Pra？a do Império）看到。
　　没错，那个宏伟的帝国愿景从未消失，它依然在构建着今日的世界。2007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W. 布什，在海外战争退役军人全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把伊拉克战争视作罗纳德·里根所谓的美国“自由帝国”扩张的一部分，小布什恳求美国民众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坚持下去。他的讲话，是在耸人听闻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俘照片曝光之后发表的。在那些照片上，正是自诩为代表民主自由的西方文明人行使了野蛮行径。
　　与此同时，不断上升的伤亡人数与伊拉克永无宁日的动荡政局，使得小布什政府饱受批评。为捍卫战争的合法性，他开始诉诸宗教和历史，请求民众不要怀疑美国帝国的命运：“民主武库中最大的武器是每个人对自由的渴望，那是早已被造物主写入人类心灵的。我们只要坚持我们的理想，就可以打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极端分子。”
　　小布什努力让伊拉克战争持续下去，而美国民众根本不了解伊拉克战事。本土与前线之间的信息鸿沟，使得小布什总统能像几个世纪前的耶稣会士那样，任意扭曲国民对海外战争的认知，欺骗与操纵他所倚赖的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