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八卦艺术
武德初年，唐高祖虽已称帝，但全国还未统一，各路诸侯正闹得欢。唐高祖忙着用武力收拾残局、用道德感召可能归顺的人，怎一个忙字了得？这天，他忙里偷闲，和起居合人、秘书丞令狐德棻（fěn）聊起了时尚：“近来男人的帽子、女人的发髻都做得又高又大，不知是什么道理？”
头上那点儿事，或高或低，或大或小，变来变去，都是为了紧跟潮流。这种娱乐八卦本可调侃一下，一笑了之。但问的人是皇帝，答的人是令狐德棻，应对便成了经典。
令狐德棻回答：“帽子和发髻都是头上的事，也是君主的象征。晋将亡时，女装都是上小下大；刘宋兴时，又调了个个儿。这些时尚不简单，都是现实的征兆啊。”这席话高明，将衣帽发型上升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且不动声色地拍马：这是大唐兴盛的征兆啊！
这话，唐高祖爱听。再自信的人也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尤其是在尘埃未定的时刻。八卦不忘政事，且引经据典，这个令狐德棻是个人才！唐高祖很高兴，觉得自己问对了人。
有了这段铺垫，令狐德棻开始了下文：申请购募天下图书。他是秘书丞，掌管经籍图书。但隋末大乱，经籍图书散失大半，如果不趁机搜集搜集，文化种子怕是要灭绝了。而在一统国家、拯救黎民之余还拯救文化，也是大唐无与伦比的气魄。
工作也得讲方法，不能板着脸要经费，惹皇帝烦。八卦一点儿、讨巧一点儿，不仅于气节无亏，反倒是一种谈话的艺术，能让领导愉快地接受建议。果然，正在兴头上的唐高祖力挺这个项目：它关系到李唐的文化建设嘛。
于是，一场浩大的书籍抢救运动开始了：鼓励民众献书，对献书者奖励；对收来的孤本善本则让书吏修缮补录。一时间，响应者众多，数年间，各类图书书籍的收藏已经初具规模。
其实，征求书籍只是第一步。令狐德棻的第二步要宏大得多——修史。
三年后，令狐德棻终于寻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开始了第二轮公关。他从两个层面阐述了修前代史的必要性、迫切性和正确性：从史学方面看，由于战争频仍，史书文籍散失严重，如不在“耳目犹接”时修史，将面临史学断层；从政治方面看，大唐和北周、隋一脉相承，且三朝帝王的祖籍同出关中武川（今属内蒙古呼和浩特），唐高祖的父祖都是北周唐公，为前代修史，既可为帝王父祖立传，又可为李唐正名。
除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令狐德棻修史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一层：他也出身于关中望族，父祖也曾在北周为官，修史既可乘东风为父祖立碑作传，又可提升自己的资历。既不损公，又可肥私，何乐而不为？
学术路线
修史是项大工程，虽说有朝廷支持，虽说令狐德棻这两年搜集了不少史书文集，但要开始修史，还是面临许多难题。待修的史传有魏、周、隋、梁、齐、陈六史之多，而统筹却不到位，没有明确总监和主编人选，钦定的修史人员有半数不擅长修史，财政等也难以为继……众多不利因素使此次修史历时数年，却无疾而终。
令狐德棻自然懊恼，但并不泄气。或许，是他太心急了，修史更需要时间的积累和阅历的沉淀，那他就耐心等待吧。史虽修不成，书还是要搜集的。令狐德棻致力于继续积攒图书素材，到贞观初年，朝廷已集书二十余万卷，为再次修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诏重修前代史，此时距第一次修史已过去了整整七年。七年的积淀与磨砺让这次修史底气十足。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和教训，这次修史少走弯路，直奔主题：房玄龄、魏征被任命为总监，令狐德棻被任命为主编；已完备的《魏书》不再修著；史学家姚思廉等子承父业，突出家学优势……
这次修史虽说势头喜人，令狐德菜还是压力山大。毕竟，他是修史的发起者，也是上次修史失败的见证者，更是主编，任务繁重，还主修《周书》。因此，这次修史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只能成不能败，成了，皆大欢喜，败了，恐怕再没机会了。
书斋岁月自是辛苦。且不说《周书》等着他着笔，其他四史也需要他亲莅指导。单是把握一个度就够难了：修史于唐，政治性要远远重于学术性。且史海泛舟，爬罗剔抉，考验的不仅是修书者的学识，更是耐心和毅力。所幸，他和他的团队终于坚持下来了。七年后，贞观十年，五史终于修成，成为献给唐太宗登基十周年的大礼。
这份大礼很大程度上来自令狐德棻的坚持和捧场，唐太宗当然不会亏待他，在贞观六年就赏他礼部侍郎的官职、彭阳县男的爵位，书成后，又赐他帛400匹以示礼遇。
见唐太宗满意，令狐德棻总算松了口气。
作为儒生，学富五车便要兼济天下，他对仕途自然是在意的。虽说他早在隋末就做了唐高祖堂弟的记室参军，唐高祖时又为丞相的记室，但他是一介文人，缺少军事才能和政治谋略，要想有所作为，在群星灿烂的初唐站住脚，只能另辟蹊径——走学术路线。得到皇帝赏识，说明他选对了人生道路。
励志人生
令狐德棻本就对历史情有独钟，加之对领导意图领会得剔透——唐初两次修史，结果不同，目的却一样，都是资鉴以正名，唐高祖为代隋正名，唐太宗为夺嫡正名，尤其是唐太宗，有了武功，此时迫切需要文治——身为主编的令狐德棻自然要在五史中贯彻这种精神，《周书》尤其如此。
于是，《周书》就成了图解李唐文治精神的教科书。通过西魏一北周一隋一唐政权之间的起承转合，其政治架构的系统性、正统性和正确性让唐太宗爱他没商量。同时，他精于取合，以初唐政治需要为纲，符合这个标准的文献资料，不管多长多杂，一律抄录；不符合的，无论多精多短，一律删除。
因主修者的不同，唐初所修五史的历史观方面也不尽相同，《隋书》《梁书》《陈书》重人事，《北齐书》重天命。《周书》取了个折中，天命人事并重：北周是天命所在，君臣又励精图治，终成一番大业，是大唐的前世，也预示着大唐的今生。
如此立意、取合，朝廷自然喜欢。而且令狐德莱不动声色地在修史中发挥了八卦艺术，给李唐在周朝的两位祖先戴高帽子，更让唐太宗欣喜：干夸不过瘾，令狐德棻干脆改改历史，北周功臣排排坐，李唐祖先李虎由第三排成了第一。祖先英雄子孙好汉，拼爹拼爷成功，唐太宗的龙椅坐得更风光、更理直气壮。 粉饰李虎的同时，令狐德棻也趁机让自己的祖先搭了趟便车。门第社会，炫贵是必须的；近水楼台，这些权他还是有的。难得忠孝两全的好事，唐太宗也默许了。
修完《周书》一年后，令狐德棻参与修订了《新礼》。这是一部礼仪大全，是大唐子民的行为规范。修成后，令狐德棻的爵位又上了一层楼：子爵。
一年后，令狐德棻又修订了《氏族志》。以李唐为首的关陇集团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终于依靠这次修订版中的排位完成了对门阀士族的重新洗牌，从而战胜山东士族，成为初唐新贵。令狐德棻在诸位朝廷大佬心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又诏令修晋史。
唐初修五史，却单单漏了晋史——不是遗忘，而是晋史太多，有18家传世。五史修成，唐太宗豪气顿生，要重起炉灶修晋史，由丞相房玄龄监修。而史学达人令狐德棻当然是顶梁柱。
从修完《周书》到这时，已是整整十年。十年一个轮回，其间，令狐德棻也做过太子右庶子和刺史之类的官，但不仅没有升迁，反而由于种种原因被削职为民。现在，他又回到起点，澄明安详的书斋生涯终于让他沉静下来。
《晋书》编辑部庞大，光编辑就有18人之多。房玄龄身为丞相，哪能天天来亲自写作？责任就落到资深编辑令狐德棻身上。他是学术界老前辈，岁数高，学问大，德高望重，大家都自然而然地推他为领袖，唯他马首是瞻。令狐德棻也不负众望，老当益壮，首创与“本纪”“列传”并列的“载记”体例，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十六国政权，赋予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以适当的历史地位。
《晋书》修成后，令狐德棻重新崛起，被任命为秘书少监。
到唐高宗时，令狐德棻依然活跃在学术前沿，撰写国史和实录。《唐太宗实录》和《唐高宗实录（截止到显庆三年，即658年）》的相继完成不仅使他站到了学术之巅，还让他名利双收，被封为公爵。修史，使令狐德棻完成了一个学术达人的励志人生。
政治欲望
其实，一开始，令狐德棻也是有政治欲望的，而不仅仅是做个学术达人。
他出身于关中望族，在唐初，关陇集团被抬上了天。这样的氛围，他想没有任何想法都难。但唐高祖、唐太宗看中的都是他的修史才能，他只好勉力而为，将之作为完成政治欲望前的一种过渡和铺垫。其间，他虽也担任礼部侍郎等职，但那只是兼职，修史才是根本。
唐初五史修好后，令狐德棻有一种失重的感觉，被压抑的政治抱负又冒出了头。恰在这时，唐太宗给了他一个官职：太子右庶子。
太子李承乾顽劣，唐太宗望子成龙，期望奇迹出现，走马灯似地换太子右庶子。多位大儒接手，又不断下课。这次，终于轮到了令狐德棻。
这是个烫手山芋，但他不能不接。谁也没料到，这一年距李承乾被废还剩两年时间。令狐德棻自然希望李承乾能达到唐太宗的期望，便竭尽所能地辅佐。但是，改变一个成年人太难了，何况他是太子。结果，奇迹没有出现，唐太宗忍无可忍，太子被废，令狐德棻的仕途也跟着玩完。好在，令狐德棻是唐太宗选拔的老师，和那些太子党不同，只负了领导责任，被削官为民。这年令狐德棻正好60岁。
沮丧是难免的，不过，睿智如令狐德棻，当然明白这只是唐太宗的权宜之计：自己是关陇贵族，又是文治旗手，朝廷怎么会不用他呢？暂时闲置是堵众人之口，更是等机会。
果然，一年后，令狐德棻被任命为雅州（今四川雅安）刺史。可惜，不久，他受到牵连，又被免职。两次被免职让令狐德棻大受打击：看来，自己真不会玩政治，想华丽丽地转身都难。
令狐德棻按部就班地消沉了几年，唐高宗即位后，又给了他希望。
这天，唐高宗给宰臣学士们出考题：什么是王道、霸道，顺序先后如何？现在推行的政策哪种最要紧？夏禹、商汤为何兴国，夏桀、商纣为何亡国？
令狐德棻引经据典，答得最好：王道用德，霸道用刑，王道比霸道好；轻徭薄税最要紧；夏禹、商汤罪己，所以兴国，夏桀、商纣罪人拒谏，所以亡国。
此时，令狐德棻是礼部侍郎、弘文馆学士、太常卿……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头衔都是清贵职务，也都和治平没什么关系。但唐高宗亲民问政，崭露头角的机会难得，令狐德棻就顾不得矜持，急忙冒泡。
唐高宗听得很高兴：即位之初，难免要作秀，令狐德棻如此配合，倒使这场真人秀高潮迭起。但高宗也只是高兴一下而已。这些大道理听归听，至于如何做，那就不劳别人费心了。
自己的热心贴了皇帝的冷脸，令狐德棻懂了，后来又埋头修《唐高宗实录》。看来，修史才是他的宿命，而政治如雾里看花，美虽美，与他始终隔着一层。
终极修行
公元666年，令狐德棻仙逝，享年83岁。
令狐德棻的一生很励志：由男爵而子爵而公爵。奇特的是，这些爵位是通过学术成果，而非士人看重的治平政绩得来的。唐初八史的作者，除却魏征、房玄龄是由股肱大臣而封公爵外，姚思廉只是男爵，还有一位是子爵，还有没爵位的。令狐德棻成了其中的佼佼者。
这种恩遇，除了他在史学上的成就外，也来自他的关中祖籍：令狐家族一直是皇室的盟友，从前是，现在也是。只是，太平盛世，有房玄龄等一帮嫡系臣子抬轿子，作为外围人士，令狐德棻只能靠边站。而盟友的身份又使他不可能受冷落。
于是，修史就成了令狐德棻的宿命。修修史，著著书，八卦八卦，敲敲边鼓，弄弄风月，既风雅又没有风险，既能应应景又能装点门面，何乐而不为？何况，唐太宗给过他两次机会，他没有把握住，只能怨自己命苦。治平之类的大事，还是劳烦别人吧。
不过，曲径通幽，不需治平，仅仅是修史，令狐德棻就功德圆满。他不仅完成了（《周书》《唐太宗实录》等皇皇巨著，唐初其他七史也无不印有他的戳记。
这是一场艰难的修行。在通向人生终点的路上，不管有多少欲望，多少诱惑，都要自觉不自觉地放弃，繁华落尽，才是澄明。这个大半生蜗居书斋修史的八卦男，这个坚持不懈的修行者，以亲身经历向后人证实了成功的另一种可能性：仰望理想，俯视现实，圆融就在俯仰之间。
编辑/葡萄
武德初年，唐高祖虽已称帝，但全国还未统一，各路诸侯正闹得欢。唐高祖忙着用武力收拾残局、用道德感召可能归顺的人，怎一个忙字了得？这天，他忙里偷闲，和起居合人、秘书丞令狐德棻（fěn）聊起了时尚：“近来男人的帽子、女人的发髻都做得又高又大，不知是什么道理？”
头上那点儿事，或高或低，或大或小，变来变去，都是为了紧跟潮流。这种娱乐八卦本可调侃一下，一笑了之。但问的人是皇帝，答的人是令狐德棻，应对便成了经典。
令狐德棻回答：“帽子和发髻都是头上的事，也是君主的象征。晋将亡时，女装都是上小下大；刘宋兴时，又调了个个儿。这些时尚不简单，都是现实的征兆啊。”这席话高明，将衣帽发型上升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且不动声色地拍马：这是大唐兴盛的征兆啊！
这话，唐高祖爱听。再自信的人也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尤其是在尘埃未定的时刻。八卦不忘政事，且引经据典，这个令狐德棻是个人才！唐高祖很高兴，觉得自己问对了人。
有了这段铺垫，令狐德棻开始了下文：申请购募天下图书。他是秘书丞，掌管经籍图书。但隋末大乱，经籍图书散失大半，如果不趁机搜集搜集，文化种子怕是要灭绝了。而在一统国家、拯救黎民之余还拯救文化，也是大唐无与伦比的气魄。
工作也得讲方法，不能板着脸要经费，惹皇帝烦。八卦一点儿、讨巧一点儿，不仅于气节无亏，反倒是一种谈话的艺术，能让领导愉快地接受建议。果然，正在兴头上的唐高祖力挺这个项目：它关系到李唐的文化建设嘛。
于是，一场浩大的书籍抢救运动开始了：鼓励民众献书，对献书者奖励；对收来的孤本善本则让书吏修缮补录。一时间，响应者众多，数年间，各类图书书籍的收藏已经初具规模。
其实，征求书籍只是第一步。令狐德棻的第二步要宏大得多——修史。
三年后，令狐德棻终于寻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开始了第二轮公关。他从两个层面阐述了修前代史的必要性、迫切性和正确性：从史学方面看，由于战争频仍，史书文籍散失严重，如不在“耳目犹接”时修史，将面临史学断层；从政治方面看，大唐和北周、隋一脉相承，且三朝帝王的祖籍同出关中武川（今属内蒙古呼和浩特），唐高祖的父祖都是北周唐公，为前代修史，既可为帝王父祖立传，又可为李唐正名。
除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令狐德棻修史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一层：他也出身于关中望族，父祖也曾在北周为官，修史既可乘东风为父祖立碑作传，又可提升自己的资历。既不损公，又可肥私，何乐而不为？
学术路线
修史是项大工程，虽说有朝廷支持，虽说令狐德棻这两年搜集了不少史书文集，但要开始修史，还是面临许多难题。待修的史传有魏、周、隋、梁、齐、陈六史之多，而统筹却不到位，没有明确总监和主编人选，钦定的修史人员有半数不擅长修史，财政等也难以为继……众多不利因素使此次修史历时数年，却无疾而终。
令狐德棻自然懊恼，但并不泄气。或许，是他太心急了，修史更需要时间的积累和阅历的沉淀，那他就耐心等待吧。史虽修不成，书还是要搜集的。令狐德棻致力于继续积攒图书素材，到贞观初年，朝廷已集书二十余万卷，为再次修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诏重修前代史，此时距第一次修史已过去了整整七年。七年的积淀与磨砺让这次修史底气十足。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和教训，这次修史少走弯路，直奔主题：房玄龄、魏征被任命为总监，令狐德棻被任命为主编；已完备的《魏书》不再修著；史学家姚思廉等子承父业，突出家学优势……
这次修史虽说势头喜人，令狐德菜还是压力山大。毕竟，他是修史的发起者，也是上次修史失败的见证者，更是主编，任务繁重，还主修《周书》。因此，这次修史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只能成不能败，成了，皆大欢喜，败了，恐怕再没机会了。
书斋岁月自是辛苦。且不说《周书》等着他着笔，其他四史也需要他亲莅指导。单是把握一个度就够难了：修史于唐，政治性要远远重于学术性。且史海泛舟，爬罗剔抉，考验的不仅是修书者的学识，更是耐心和毅力。所幸，他和他的团队终于坚持下来了。七年后，贞观十年，五史终于修成，成为献给唐太宗登基十周年的大礼。
这份大礼很大程度上来自令狐德棻的坚持和捧场，唐太宗当然不会亏待他，在贞观六年就赏他礼部侍郎的官职、彭阳县男的爵位，书成后，又赐他帛400匹以示礼遇。
见唐太宗满意，令狐德棻总算松了口气。
作为儒生，学富五车便要兼济天下，他对仕途自然是在意的。虽说他早在隋末就做了唐高祖堂弟的记室参军，唐高祖时又为丞相的记室，但他是一介文人，缺少军事才能和政治谋略，要想有所作为，在群星灿烂的初唐站住脚，只能另辟蹊径——走学术路线。得到皇帝赏识，说明他选对了人生道路。
励志人生
令狐德棻本就对历史情有独钟，加之对领导意图领会得剔透——唐初两次修史，结果不同，目的却一样，都是资鉴以正名，唐高祖为代隋正名，唐太宗为夺嫡正名，尤其是唐太宗，有了武功，此时迫切需要文治——身为主编的令狐德棻自然要在五史中贯彻这种精神，《周书》尤其如此。
于是，《周书》就成了图解李唐文治精神的教科书。通过西魏一北周一隋一唐政权之间的起承转合，其政治架构的系统性、正统性和正确性让唐太宗爱他没商量。同时，他精于取合，以初唐政治需要为纲，符合这个标准的文献资料，不管多长多杂，一律抄录；不符合的，无论多精多短，一律删除。
因主修者的不同，唐初所修五史的历史观方面也不尽相同，《隋书》《梁书》《陈书》重人事，《北齐书》重天命。《周书》取了个折中，天命人事并重：北周是天命所在，君臣又励精图治，终成一番大业，是大唐的前世，也预示着大唐的今生。
如此立意、取合，朝廷自然喜欢。而且令狐德莱不动声色地在修史中发挥了八卦艺术，给李唐在周朝的两位祖先戴高帽子，更让唐太宗欣喜：干夸不过瘾，令狐德棻干脆改改历史，北周功臣排排坐，李唐祖先李虎由第三排成了第一。祖先英雄子孙好汉，拼爹拼爷成功，唐太宗的龙椅坐得更风光、更理直气壮。 粉饰李虎的同时，令狐德棻也趁机让自己的祖先搭了趟便车。门第社会，炫贵是必须的；近水楼台，这些权他还是有的。难得忠孝两全的好事，唐太宗也默许了。
修完《周书》一年后，令狐德棻参与修订了《新礼》。这是一部礼仪大全，是大唐子民的行为规范。修成后，令狐德棻的爵位又上了一层楼：子爵。
一年后，令狐德棻又修订了《氏族志》。以李唐为首的关陇集团在唐太宗的支持下，终于依靠这次修订版中的排位完成了对门阀士族的重新洗牌，从而战胜山东士族，成为初唐新贵。令狐德棻在诸位朝廷大佬心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又诏令修晋史。
唐初修五史，却单单漏了晋史——不是遗忘，而是晋史太多，有18家传世。五史修成，唐太宗豪气顿生，要重起炉灶修晋史，由丞相房玄龄监修。而史学达人令狐德棻当然是顶梁柱。
从修完《周书》到这时，已是整整十年。十年一个轮回，其间，令狐德棻也做过太子右庶子和刺史之类的官，但不仅没有升迁，反而由于种种原因被削职为民。现在，他又回到起点，澄明安详的书斋生涯终于让他沉静下来。
《晋书》编辑部庞大，光编辑就有18人之多。房玄龄身为丞相，哪能天天来亲自写作？责任就落到资深编辑令狐德棻身上。他是学术界老前辈，岁数高，学问大，德高望重，大家都自然而然地推他为领袖，唯他马首是瞻。令狐德棻也不负众望，老当益壮，首创与“本纪”“列传”并列的“载记”体例，记述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十六国政权，赋予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以适当的历史地位。
《晋书》修成后，令狐德棻重新崛起，被任命为秘书少监。
到唐高宗时，令狐德棻依然活跃在学术前沿，撰写国史和实录。《唐太宗实录》和《唐高宗实录（截止到显庆三年，即658年）》的相继完成不仅使他站到了学术之巅，还让他名利双收，被封为公爵。修史，使令狐德棻完成了一个学术达人的励志人生。
政治欲望
其实，一开始，令狐德棻也是有政治欲望的，而不仅仅是做个学术达人。
他出身于关中望族，在唐初，关陇集团被抬上了天。这样的氛围，他想没有任何想法都难。但唐高祖、唐太宗看中的都是他的修史才能，他只好勉力而为，将之作为完成政治欲望前的一种过渡和铺垫。其间，他虽也担任礼部侍郎等职，但那只是兼职，修史才是根本。
唐初五史修好后，令狐德棻有一种失重的感觉，被压抑的政治抱负又冒出了头。恰在这时，唐太宗给了他一个官职：太子右庶子。
太子李承乾顽劣，唐太宗望子成龙，期望奇迹出现，走马灯似地换太子右庶子。多位大儒接手，又不断下课。这次，终于轮到了令狐德棻。
这是个烫手山芋，但他不能不接。谁也没料到，这一年距李承乾被废还剩两年时间。令狐德棻自然希望李承乾能达到唐太宗的期望，便竭尽所能地辅佐。但是，改变一个成年人太难了，何况他是太子。结果，奇迹没有出现，唐太宗忍无可忍，太子被废，令狐德棻的仕途也跟着玩完。好在，令狐德棻是唐太宗选拔的老师，和那些太子党不同，只负了领导责任，被削官为民。这年令狐德棻正好60岁。
沮丧是难免的，不过，睿智如令狐德棻，当然明白这只是唐太宗的权宜之计：自己是关陇贵族，又是文治旗手，朝廷怎么会不用他呢？暂时闲置是堵众人之口，更是等机会。
果然，一年后，令狐德棻被任命为雅州（今四川雅安）刺史。可惜，不久，他受到牵连，又被免职。两次被免职让令狐德棻大受打击：看来，自己真不会玩政治，想华丽丽地转身都难。
令狐德棻按部就班地消沉了几年，唐高宗即位后，又给了他希望。
这天，唐高宗给宰臣学士们出考题：什么是王道、霸道，顺序先后如何？现在推行的政策哪种最要紧？夏禹、商汤为何兴国，夏桀、商纣为何亡国？
令狐德棻引经据典，答得最好：王道用德，霸道用刑，王道比霸道好；轻徭薄税最要紧；夏禹、商汤罪己，所以兴国，夏桀、商纣罪人拒谏，所以亡国。
此时，令狐德棻是礼部侍郎、弘文馆学士、太常卿……一连串眼花缭乱的头衔都是清贵职务，也都和治平没什么关系。但唐高宗亲民问政，崭露头角的机会难得，令狐德棻就顾不得矜持，急忙冒泡。
唐高宗听得很高兴：即位之初，难免要作秀，令狐德棻如此配合，倒使这场真人秀高潮迭起。但高宗也只是高兴一下而已。这些大道理听归听，至于如何做，那就不劳别人费心了。
自己的热心贴了皇帝的冷脸，令狐德棻懂了，后来又埋头修《唐高宗实录》。看来，修史才是他的宿命，而政治如雾里看花，美虽美，与他始终隔着一层。
终极修行
公元666年，令狐德棻仙逝，享年83岁。
令狐德棻的一生很励志：由男爵而子爵而公爵。奇特的是，这些爵位是通过学术成果，而非士人看重的治平政绩得来的。唐初八史的作者，除却魏征、房玄龄是由股肱大臣而封公爵外，姚思廉只是男爵，还有一位是子爵，还有没爵位的。令狐德棻成了其中的佼佼者。
这种恩遇，除了他在史学上的成就外，也来自他的关中祖籍：令狐家族一直是皇室的盟友，从前是，现在也是。只是，太平盛世，有房玄龄等一帮嫡系臣子抬轿子，作为外围人士，令狐德棻只能靠边站。而盟友的身份又使他不可能受冷落。
于是，修史就成了令狐德棻的宿命。修修史，著著书，八卦八卦，敲敲边鼓，弄弄风月，既风雅又没有风险，既能应应景又能装点门面，何乐而不为？何况，唐太宗给过他两次机会，他没有把握住，只能怨自己命苦。治平之类的大事，还是劳烦别人吧。
不过，曲径通幽，不需治平，仅仅是修史，令狐德棻就功德圆满。他不仅完成了（《周书》《唐太宗实录》等皇皇巨著，唐初其他七史也无不印有他的戳记。
这是一场艰难的修行。在通向人生终点的路上，不管有多少欲望，多少诱惑，都要自觉不自觉地放弃，繁华落尽，才是澄明。这个大半生蜗居书斋修史的八卦男，这个坚持不懈的修行者，以亲身经历向后人证实了成功的另一种可能性：仰望理想，俯视现实，圆融就在俯仰之间。
编辑/葡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