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春，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再版，这已经是这本书自抗战之初问世以来，在中国大陆出现的第十几个版本。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本书的内容，可谓是平白、浅显，近乎于中小学历史教材，写法比较类似于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年》，尽管具备较强的可读性，但学术性并不能算很强。不仅如此，蒋在书中的很多论述也显得主观、随意，缺乏足够史料的证据支撑。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样一本有着诸多缺点、学术性也不是很强的小书，问世之后能够不断再版，并且位列民国经典史学论著之列呢？
　　答案或许就在于这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开创性。本书将中国近代史界定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把中国能否近代化以及如何近代化作为论述的主要线索。这跟中国传统的史学论著要么限于体例（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没有明显叙事线索，要么就以供君王臧否执政得失（《贞观政要》《资治通鉴》）作为叙述主线的做法，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与反差。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一下子沦为落后挨打的对象，强烈的落差感让救亡与富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历史和国事的主要侧重点。而这一主题，直到蒋先生写作出版本书的抗战之初，仍然没有任何变化。正基于此，蒋在本书中开创的学术传统，便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曾经的主流框架。1949年以前的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述，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列强的炮火声中开启的，因而要考察这一历史进程，就不得不关注中国与西方在这百年历史进程中的交流、互动与对抗。而这一点，对于本书作者蒋廷黻来说，可谓是深有体会。早在1911年，他便远赴美国求学，后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中学和西学知识的兼修，使得他能够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全球化视野里，考察中国的发展与变迁。比如在书中分析鸦片战争时，他就通过中英双方对于这场战争的不同指称（中方称“鸦片战争”，英方称“通商战争”），来分析中英双方的不同利益诉求。又如分析太平天国运动时，蒋并没有简单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受基督教影响而诞生的，就把太平天国简单归类为西化的产物，而是在分析其宗教革命的同时，也考察其在种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方面的得失。透过这些分析，蒋的博大视野和不俗史识，得以清晰的展现。
　　也正是因为以近代化进程作为叙事线索，蒋在书中对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评价，才没有陷入传统士人阶层那种“卖国贼”、“贪腐成性”的道德指责，而是充分肯定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变革中国传统制度的决心与勇气。开始于同治年间的自强运动（今称“洋务运动”），尽管随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而最后宣告失败，但其开启的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却在民国和随后的共和国时期得以延续。蒋对恭亲王、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自强派官僚的开创性贡献，也给予大力的褒扬。
　　蒋在本书开篇，将中国近代落后的三大原因，总结为：科学不如人，技术不如人，以及国家观念和国家能力不如人。如果说自强运动所针对的，是前两点原因的改善的话，那么从戊戌变法、晚清新政，再到国共两党的革命，所聚焦的，都是第三点落后原因，也就是希望重新构建一个强大而有凝聚力的现代国家。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国家主义导向，蒋在书的结尾处才充分肯定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设置“训政”时期的合理性。
　　时至今日，中国的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尽管国内存在诸多矛盾，但仍然可谓是稳步走在复兴进程之中。此时，回顾蒋先生半个多世纪前，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成败得失的相关分析，仍然可以体味出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近代史大纲：附外三种》
　　蒋廷黻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