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改革者的命运似乎大多很悲惨。
　　吴起在楚悼王时实施变法。悼王死，贵族叛乱。吴起伏于王尸之上，仍中乱箭而亡。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孝公卒，新君与旧贵族联手报复，商鞅遭车裂而死 。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变法，神宗死，旧党当权，新法尽废，王安石罢相归去，抑郁以终。
　　张居正在实行改革成效卓著，但死后，家破子死，自己也差点被破棺戮尸。
　　康梁变法，光绪支持，但旧派上台，变法诸“君子”，杀头的杀头，逃亡的逃亡。百日维新，就此消歇。
　　何以“变法者”总遭厄运？我想：
　　一是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大抵是在中央积弱，内忧外患，弊窦丛生之时。为了维持王室政权，君主有心振作，便支持改革。但改革的第一目标必是强王室而弱诸侯，下层百姓在改革中并无多少利益，难于得到来自下层的真心拥护。
　　二是历朝历代，但有改革，大都倚仗君主的支持。而强王室的改革又必然会损害亲贵豪强的利益。一旦君主慑于亲贵豪强的压力，撤销对改革的支持，或因君主死亡，或因君主遭废弃，反改革的势力歙然聚集，改革者作为泄愤的对象而遭报复。
　　改革的轮回反复搬演，因为形势未变。倘若形势改变，改革能使多数人获益，而改革又成为领导集团的共识，其结果当有不同。义之所在，永厚先生充满希望，这就有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