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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吴城文化是江西境内主要的商代文化遗存，受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影响和浸润，凝聚着吴城先民的聪慧劳作和创新精神。吴城遗址为代表的江西商代文化是一支有着自己的分布地域和自身文化特征又受到强烈商文化影响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关键词 吴城遗址 考古 文化
吴城商代遗址位于江西省樟树市（原清江县）山前乡吴城村，该遗址的发现令世人瞩目。
根据吴城遗址发现的各种遗迹和出土的大量文物，我们跨过历史的门槛，可以看到一幅远古的图画，它清晰地展现了三千多年前吴城先民们的生活场景。
吴城地区丘陵起伏，水网密布，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这是一片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沃土。在靠近肖江的向阳坡上，花繁枝茂，翠竹丛中掩映着一座又一座茅草盖顶的简陋房屋。这种茅舍面积不很大，室内宽度还不到4米，呈长方形半地穴式，地面和墙壁都经过焙烧，糊有一层青灰色的硬面，屋里整洁、干燥，中间有一个灶台，人们就在这里做饭和取暖。
田野里，奴隶们正在使用石铲、石锛这些粗笨原始的生产工具翻松土地。这时的农产品种类已日渐增多，单是粮食作物就有稻、粱、黍、麦、菽、稷等，此外还有桑、麻、瓜果之类经济作物。春天播下种子，到秋天又用陶刀、石镰把庄稼收割回来。
肖江上，有些奴隶正在驾舟打鱼，挂满了陶网坠或石网坠的鱼网拖上来了，一条条肥美的鲜鱼在船舱里活蹦乱跳。附近山丘上的树林里，还有些奴隶正在打猎，他们使用弓箭、石矛射杀、追逐着野兽。
山坡上，有几处铸造青铜器的作坊。此时，作坊里炉火烧得正旺，熔炉旁堆满了木炭和矿石。一部分奴隶正在把从附近山上开凿拣选来的白色或红色的粉砂岩石打磨平整，再用铜凿、铜刀镂刻浇铸不同器物用的模子，上面还刻有精美的花纹，有的还刻上简单的文字符号，这就是石范。另一部分奴隶正在炉前挥汗操作，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熔炼，滚沸的铜汁出炉了，大家相互配合，立即将铜汁注入石范，待铜汁冷却凝固，拆除石范，再进行一番细致的打磨修整，一件简单的铜器就制作成功了。至于形体比较大的器物，比如铜鼎、铜斝之类的容器，那就不是一次就能浇铸成功的，必须先分开浇铸部件，然后再进行总体熔接。
在吴城，曾经陆续出土蝉纹铜锛、兽足虎耳铜鼎、凤首器盖、铜斝、铜矛等一批造型别致、纹饰华美的青铜器，反映了商代青铜铸造工匠的高超技艺；那伴出的大量铜渣、木炭和石范，则表明这些青铜器就是在吴城当地铸造的。
离村庄不远处还有多座制造陶器的作坊。有些奴隶在揉泥，有些奴隶在制坯，有用手捏的，也有用木构辘轳车轮制的，陶坯成型后，用陶拍子拍印上方格纹、叶脉纹、水波纹等多种多样的纹样，还用小竹竿戳印上整齐的圆圈纹，有的奴隶拿着尖头木棒在陶坯上刻划了各种文字符号和图案花纹。陶坯经过一段时间的晾干，再放入陶窑里加温焙烧。
这种陶窑呈上小下大的覆钵状，顶部有圆形的烟囱，窑膛的长度和宽度也不过150厘米左右，一窑烧不了几件陶器。陶器种类很多，有些是作炊器用的，大部分是作盛器用的，还有一些是作为生产工具使用的。
吴城先民烧造的陶器除大量的泥质软陶、夹砂灰陶、印纹硬陶外，还有的器表施了一层酱褐色或黄绿色的釉彩，被称之为“釉陶”；也有的器表先用泥浆水刷上一层红陶衣，再用黑色颜料描画上简炼生动的图案，被称之为“彩陶”。还有一些粗看同釉陶器差不多，但实际上已和陶器有了很大的区别：它采用含有氧化硅和氧化铝成分为主的瓷土作胎骨，器表施有一层莹亮光润的釉，又经过1100℃—1200℃高温的焙烧，这就已经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点，堪称是后世兴旺发达的瓷器家族的远古祖先，被称之为“原始瓷器”。这种“原始瓷器”的碎片以前在河南郑州、安阳的商代遗址中也曾出土过，但吴城遗址出土的数量比那里要多得多。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商代吴城地区占据着主要的位置，而渔猎在当时是一种辅助性的生产；当时不但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分工，而且在手工业内部也已经有了较细的分工和简单的协作。和原始社会相比，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已有了显著的提高，奴隶在从事着大规模的生产，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奴隶在生产的过程中，已经熟练掌握了冶铸青铜器和烧制原始瓷器的技术。
村上有人去世了，人们会将死者安葬在墓葬区，墓葬中多少要放置一些死者生前日常使用的生活器具。在吴城遗址发掘清理过23座墓葬，葬式有土坑竖穴墓、瓮棺葬、二次葬。墓葬中随葬品的多寡优劣相差悬殊，多至20多件，有青铜器、仿青铜陶鼎、甗形器、陶尊、陶盆等，应该是中小奴隶主的墓葬，而少的只有几块陶片，或许这就是奴隶的墓葬，这一现象正反映了当时已经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贫富不均的状况。
吴城遗址出土的大量精致锋利的铜矛、铜戈、石矛、石戈、石镞，说明当时已经制造并使用各种专门武器，这正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两次剖析吴城西城墙时在城壕底部出土的25具人颅骨，经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专家对其中的16具颅骨和颅骨残片进行鉴定，得出了这样的鉴定结论：“可能是男性的为5具，性别不明的为11具。结合牙齿齿冠磨损状况和颅骨缝愈合度判断，年龄大多为20～40岁的青壮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有两具颅骨有明显的被锐器砍伤的痕迹，可能与战争或俘虏有一定的关系。从保存比较完整的几具颅骨的形态特征看，具有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征。”可见这些身首异处的颅骨是被人为杀戮的武装奴隶的残骸，当年这里曾发生过场面颇为壮观又极为惨烈的一方强攻城池和另一方坚守家园的战争。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文化遗物的特征比较，吴城遗址可分为商代中期、商代晚期和商末至西周初三期，延续时间长达数百年。吴城遗址出土的器物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遗物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陶鬲的造型作风、演变规律大体与中原的陶鬲相似，陶器上部分刻划文字的结构也与殷墟甲骨文类似，从斝、戈、锛、斧等青铜器上也可以看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吴城文化具有不少明显的地方特点，如生产工具中的凹刃石斧、带纹饰的马鞍形陶刀，以及吴城特有的双腹甗、贯耳深腹罐、高领折肩深削腹瓶、小口折肩罐等陶器群，大量的几何形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等，都是与中原文化有所差别的。商代居住在肖江畔的吴城先民在这里耕作、渔猎、制陶和炼铜，创造了光辉的“吴城文化”。 从考古发掘揭示的各种遗迹判断，吴城城址内可以划分为制陶区、冶炼区、居住区和墓葬区。考古发现证实吴城是一座颇具规模且分工周全、布局合理的商代方国都邑。
考古资料证实，在中原地区夏商文明的影响下，江西地区的原始氏族制逐渐解体，从而步入文明时代，赣江中下游地区在商代中期已开始形成吴城方国文明，这一文明在商代晚期进入鼎盛时期。
凸现吴城方国文明的特征是：制造并使用各种专门武器，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征战与祭祀已经成为方国的大事；在农业聚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早期城市，成为当地文化中心，社会形态和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已掌握整套科学的青铜开采和冶炼技术，并已成功铸造有一批风格独特的精美青铜器；成功烧造和广泛使用原始瓷器；日常交往中已经使用文字，这些文字尽管难以释读而又失传，但它们在中华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首先提出了“吴城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指出以吴城遗址为代表的江西商代文化是一支有着自己的分布地域和自身文化特征又受到强烈商文化影响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丰富的考古材料证明，吴城文化是江西境内主要的商代文化遗存，它曾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影响和浸润，凝聚着吴城先民的聪慧劳作和创新精神。我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是一个基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当时赣江—鄱阳湖地区的奴隶制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吴城先民们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同样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璀璨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吴城商代遗址之后，江西又发现并发掘清理了新干商代大墓和瑞昌铜岭商周铜矿采炼遗址。吴城商代遗址以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形象展示了这座商代方国都邑的大致文化面貌；被誉为“长江中游青铜王国”的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则以琳琅满目的文物珍宝全面展现了江西商代文化的繁荣昌盛与发达程度。吴城遗址和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足以改变人们对南国商代文明的整体性认识和传统的历史观。瑞昌铜岭商周铜矿采炼遗址的发掘，又以事实雄辩地证明，江西的青铜文化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三大考古发现表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在江南地区同样有光彩耀眼的青铜文化，可使我们认识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分布格局，表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重要舞台。在黄河流域华夏族先民奋发开拓中原大地的时候，江西先民也同样在赣鄱流域这块肥土沃壤辛勤劳作，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作者单位：江西省都昌县博物馆）
关键词 吴城遗址 考古 文化
吴城商代遗址位于江西省樟树市（原清江县）山前乡吴城村，该遗址的发现令世人瞩目。
根据吴城遗址发现的各种遗迹和出土的大量文物，我们跨过历史的门槛，可以看到一幅远古的图画，它清晰地展现了三千多年前吴城先民们的生活场景。
吴城地区丘陵起伏，水网密布，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这是一片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沃土。在靠近肖江的向阳坡上，花繁枝茂，翠竹丛中掩映着一座又一座茅草盖顶的简陋房屋。这种茅舍面积不很大，室内宽度还不到4米，呈长方形半地穴式，地面和墙壁都经过焙烧，糊有一层青灰色的硬面，屋里整洁、干燥，中间有一个灶台，人们就在这里做饭和取暖。
田野里，奴隶们正在使用石铲、石锛这些粗笨原始的生产工具翻松土地。这时的农产品种类已日渐增多，单是粮食作物就有稻、粱、黍、麦、菽、稷等，此外还有桑、麻、瓜果之类经济作物。春天播下种子，到秋天又用陶刀、石镰把庄稼收割回来。
肖江上，有些奴隶正在驾舟打鱼，挂满了陶网坠或石网坠的鱼网拖上来了，一条条肥美的鲜鱼在船舱里活蹦乱跳。附近山丘上的树林里，还有些奴隶正在打猎，他们使用弓箭、石矛射杀、追逐着野兽。
山坡上，有几处铸造青铜器的作坊。此时，作坊里炉火烧得正旺，熔炉旁堆满了木炭和矿石。一部分奴隶正在把从附近山上开凿拣选来的白色或红色的粉砂岩石打磨平整，再用铜凿、铜刀镂刻浇铸不同器物用的模子，上面还刻有精美的花纹，有的还刻上简单的文字符号，这就是石范。另一部分奴隶正在炉前挥汗操作，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熔炼，滚沸的铜汁出炉了，大家相互配合，立即将铜汁注入石范，待铜汁冷却凝固，拆除石范，再进行一番细致的打磨修整，一件简单的铜器就制作成功了。至于形体比较大的器物，比如铜鼎、铜斝之类的容器，那就不是一次就能浇铸成功的，必须先分开浇铸部件，然后再进行总体熔接。
在吴城，曾经陆续出土蝉纹铜锛、兽足虎耳铜鼎、凤首器盖、铜斝、铜矛等一批造型别致、纹饰华美的青铜器，反映了商代青铜铸造工匠的高超技艺；那伴出的大量铜渣、木炭和石范，则表明这些青铜器就是在吴城当地铸造的。
离村庄不远处还有多座制造陶器的作坊。有些奴隶在揉泥，有些奴隶在制坯，有用手捏的，也有用木构辘轳车轮制的，陶坯成型后，用陶拍子拍印上方格纹、叶脉纹、水波纹等多种多样的纹样，还用小竹竿戳印上整齐的圆圈纹，有的奴隶拿着尖头木棒在陶坯上刻划了各种文字符号和图案花纹。陶坯经过一段时间的晾干，再放入陶窑里加温焙烧。
这种陶窑呈上小下大的覆钵状，顶部有圆形的烟囱，窑膛的长度和宽度也不过150厘米左右，一窑烧不了几件陶器。陶器种类很多，有些是作炊器用的，大部分是作盛器用的，还有一些是作为生产工具使用的。
吴城先民烧造的陶器除大量的泥质软陶、夹砂灰陶、印纹硬陶外，还有的器表施了一层酱褐色或黄绿色的釉彩，被称之为“釉陶”；也有的器表先用泥浆水刷上一层红陶衣，再用黑色颜料描画上简炼生动的图案，被称之为“彩陶”。还有一些粗看同釉陶器差不多，但实际上已和陶器有了很大的区别：它采用含有氧化硅和氧化铝成分为主的瓷土作胎骨，器表施有一层莹亮光润的釉，又经过1100℃—1200℃高温的焙烧，这就已经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点，堪称是后世兴旺发达的瓷器家族的远古祖先，被称之为“原始瓷器”。这种“原始瓷器”的碎片以前在河南郑州、安阳的商代遗址中也曾出土过，但吴城遗址出土的数量比那里要多得多。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在商代吴城地区占据着主要的位置，而渔猎在当时是一种辅助性的生产；当时不但农业和手工业已经分工，而且在手工业内部也已经有了较细的分工和简单的协作。和原始社会相比，奴隶社会的生产力已有了显著的提高，奴隶在从事着大规模的生产，为社会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奴隶在生产的过程中，已经熟练掌握了冶铸青铜器和烧制原始瓷器的技术。
村上有人去世了，人们会将死者安葬在墓葬区，墓葬中多少要放置一些死者生前日常使用的生活器具。在吴城遗址发掘清理过23座墓葬，葬式有土坑竖穴墓、瓮棺葬、二次葬。墓葬中随葬品的多寡优劣相差悬殊，多至20多件，有青铜器、仿青铜陶鼎、甗形器、陶尊、陶盆等，应该是中小奴隶主的墓葬，而少的只有几块陶片，或许这就是奴隶的墓葬，这一现象正反映了当时已经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贫富不均的状况。
吴城遗址出土的大量精致锋利的铜矛、铜戈、石矛、石戈、石镞，说明当时已经制造并使用各种专门武器，这正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两次剖析吴城西城墙时在城壕底部出土的25具人颅骨，经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的专家对其中的16具颅骨和颅骨残片进行鉴定，得出了这样的鉴定结论：“可能是男性的为5具，性别不明的为11具。结合牙齿齿冠磨损状况和颅骨缝愈合度判断，年龄大多为20～40岁的青壮年。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有两具颅骨有明显的被锐器砍伤的痕迹，可能与战争或俘虏有一定的关系。从保存比较完整的几具颅骨的形态特征看，具有蒙古人种的某些特征。”可见这些身首异处的颅骨是被人为杀戮的武装奴隶的残骸，当年这里曾发生过场面颇为壮观又极为惨烈的一方强攻城池和另一方坚守家园的战争。
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文化遗物的特征比较，吴城遗址可分为商代中期、商代晚期和商末至西周初三期，延续时间长达数百年。吴城遗址出土的器物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的遗物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陶鬲的造型作风、演变规律大体与中原的陶鬲相似，陶器上部分刻划文字的结构也与殷墟甲骨文类似，从斝、戈、锛、斧等青铜器上也可以看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吴城文化具有不少明显的地方特点，如生产工具中的凹刃石斧、带纹饰的马鞍形陶刀，以及吴城特有的双腹甗、贯耳深腹罐、高领折肩深削腹瓶、小口折肩罐等陶器群，大量的几何形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等，都是与中原文化有所差别的。商代居住在肖江畔的吴城先民在这里耕作、渔猎、制陶和炼铜，创造了光辉的“吴城文化”。 从考古发掘揭示的各种遗迹判断，吴城城址内可以划分为制陶区、冶炼区、居住区和墓葬区。考古发现证实吴城是一座颇具规模且分工周全、布局合理的商代方国都邑。
考古资料证实，在中原地区夏商文明的影响下，江西地区的原始氏族制逐渐解体，从而步入文明时代，赣江中下游地区在商代中期已开始形成吴城方国文明，这一文明在商代晚期进入鼎盛时期。
凸现吴城方国文明的特征是：制造并使用各种专门武器，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征战与祭祀已经成为方国的大事；在农业聚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早期城市，成为当地文化中心，社会形态和经济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已掌握整套科学的青铜开采和冶炼技术，并已成功铸造有一批风格独特的精美青铜器；成功烧造和广泛使用原始瓷器；日常交往中已经使用文字，这些文字尽管难以释读而又失传，但它们在中华文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首先提出了“吴城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指出以吴城遗址为代表的江西商代文化是一支有着自己的分布地域和自身文化特征又受到强烈商文化影响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丰富的考古材料证明，吴城文化是江西境内主要的商代文化遗存，它曾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影响和浸润，凝聚着吴城先民的聪慧劳作和创新精神。我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是一个基本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当时赣江—鄱阳湖地区的奴隶制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吴城先民们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同样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璀璨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吴城商代遗址之后，江西又发现并发掘清理了新干商代大墓和瑞昌铜岭商周铜矿采炼遗址。吴城商代遗址以丰富的遗迹和遗物，形象展示了这座商代方国都邑的大致文化面貌；被誉为“长江中游青铜王国”的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则以琳琅满目的文物珍宝全面展现了江西商代文化的繁荣昌盛与发达程度。吴城遗址和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足以改变人们对南国商代文明的整体性认识和传统的历史观。瑞昌铜岭商周铜矿采炼遗址的发掘，又以事实雄辩地证明，江西的青铜文化有着雄厚的物质基础。三大考古发现表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在江南地区同样有光彩耀眼的青铜文化，可使我们认识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分布格局，表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重要舞台。在黄河流域华夏族先民奋发开拓中原大地的时候，江西先民也同样在赣鄱流域这块肥土沃壤辛勤劳作，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作者单位：江西省都昌县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