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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母都是山西人，20世纪50年代，他们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从山西太原来到内蒙古，支援边疆建设。从那时起，他们的青春和热血，都留在了这里。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后人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我的父亲叫赵俊宝，母亲叫霍桂花。他们相逢相识在革命战争年代，共同的志向，让他们成了革命伴侣，工作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照顾。
我的父亲曾是一名铁路职工，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他在从太原到阳泉的列车上做值乘工作。那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经过一段时期的组织考验，父亲被批准成为晋察冀北岳区二地委城工部正太铁路太原南站地下党支部的一名正式党员。
成为正式党员后，父亲和同志们利用自身工作的有利条件，在太原和阳泉之间，为我们的党建立起了一条秘密的红色交通线，因此革命的同志能够顺利往来，必要的物資能够顺利运送，重要的信件也能够及时传递。这条秘密的红色交通线按照上级党组织“前沿封锁之前交通走廊不能中断”的指示，一直坚持了近五年，直到太原解放前夕才被迫中断。这期间，他们完成了二三百次重要的运送任务，其中不乏一些地方上的领导同志，也都是通过这条红色交通线往来于太原和阳泉之间的。
那时，太原南站的地下党员共有12名，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党支部开会的地点，就设在我父母亲在黑土巷铁路家属区的家中。常常是父亲他们在屋里开会，刚刚嫁过来的母亲就在坐在院门口给他们放哨警戒。
1948年7月，榆次解放，紧接着，解放大军将太原城团团围住，开始了著名的太原攻坚战。我父亲和太原南站的其他党员按照上级要求，就地潜伏下来，并暗中动员一大批有志青年出城投奔解放区，其中，仅正太和同蒲铁路线上的工人就有100多人。不久，阎锡山下令，城内的青壮年男子一律不得出城，我父亲没有了出城的机会，手中的情报也无法送出去。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父亲又通过朋友打入敌人内部，取得了特务组织“296组”的工作证，然后用这个工作证作掩护，悄悄出城，直奔榆次解放区，将城内的情况向前线对敌斗争委员会的康永和、赖若愚、裴丽生等领导做了汇报，还把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带回了太原南站地下党支部。
由于我父亲持有“296组”的工作证，可以随时来往于太原和榆次之间，所以，这在掩护人员和传递情报方面，又为我党开辟了一条新的安全通道。
1948年底，上级党组织交给我父亲他们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将太原城内的城防工事侦察清楚，并绘制出来送到前线指挥部。接到任务后，我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历经三个月的时间，将太原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城防工事秘密侦察清楚，并绘制出了四张城防图。而此时，太原城内的形势异常紧张，除了老弱病残，其他人一个也不允许出城。想到榆次前线指挥部正在急等着这四份城防图，太原南站地下党支部的每一个人都万分焦急，我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由我母亲接受这个任务，将城防图送出去。
为了不被守城门的阎军发现，我母亲将做成四个蜡丸的城防图放入体内，然后混在难民中出了太原城。经过一天一夜的连续奔波，途中还得躲避敌人的流弹，母亲在极度疲惫和饥饿中到达榆次前线指挥部，此时蜡丸已在她的体内渐渐融化，待医务人员从她体内取出四颗蜡丸，才发现蜡丸已与身体粘连，被鲜血染红。就是这份血染的城防图，在太原攻坚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母亲也因身体受损，导致终生无法生育，那年她才21岁。
太原解放后，我父亲继续在铁路系统工作，母亲则在一家卷烟厂工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父亲在母亲的支持下，积极响应上级党组织的号召，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参加战斗，保家卫国。我母亲在国内与其他妇女同志加班赶制棉衣棉鞋，支援朝鲜战争。由于劳累，母亲的旧伤复发，体内出血不止。我父亲在朝鲜战场上英勇作战，与其他铁路职工共同为志愿军提供运输保证，并在战火中与当地朝鲜老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3年，我父亲完成战斗任务回到了太原，被单位安排到人事部门的岗位上，工资有了一些提高，但父亲总是用这些钱，帮助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同事们的家人。两年后，就在我父母亲生活渐渐得到改善的时候，他们得知上级发出了支援内蒙古边疆建设的号召，我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双双报名，并向组织保证：到了内蒙古，要战严寒、斗风沙，坚决完成祖国交给的任务！
那一年，我刚出生。从血缘上来讲，我其实是母亲的侄子，但我的生父生母得知我母亲因为革命工作不能生育后，将我过继给了她。就这样，我来到了我父亲赵俊宝和母亲霍桂花的身边，他们给我取名建国。很快他们抱着未满周岁的我，顶风冒雪，一路向北前往内蒙古。
到达内蒙古后，我的父亲依旧在铁路部门工作，母亲由于身体原因，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内蒙古的冬天特别寒冷，生活条件也很简陋，常常是屋外下雪，屋内结冰，与太原相比，条件差了许多。当时，许多亲戚朋友都写信劝父母亲，在边疆支援上一两年就行了，赶紧回山西来吧。太原铁路局对前去支援内蒙古建设的同志也出台了相关的调回政策，身边不少叔叔阿姨动了心，想返回山西，但我的父亲和母亲却坚持留在内蒙古，留在那片茫茫戈壁上。
我父亲初到内蒙古时，所在的地方是集二铁路，这条铁路是当时我国根据中苏蒙三国政府关于修建从集宁到乌兰巴托的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而修建起来的一条重要铁路，有了这条铁路，从北京经乌兰巴托到莫斯科，比原来从北京经满洲里到莫斯科要一千多公里。所以，它是一条国际干线，也是一条友谊之路。当然，除了这些，集二铁路还极大地繁荣了内蒙古草原深处的经济发展。据当地人回忆，集二铁路没有修建之前，蒙古族的人们把赛汗塔拉叫夏拉呼里，是指荒凉的意思。但随着我父亲他们的到来，集二铁路开通运营，这里的人们把夏拉呼里改为赛汗塔拉，意思是美丽的草原。
集二铁路开通之时，恰逢严冬，此时，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戈壁被茫茫白雪覆盖着，北风呼啸，大雪纷纷。但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更好地完成国际联运任务，我父亲和上千名从山西来的同事，奋战在集二铁路的每一个岗位上。白毛风吹在他们的脸上，卷起的无数砂石像刀子一样划过他们的脸，但一想到从首都北京开来的火车就要奔驰在集宁到乌兰巴托的铁路上了，我父亲他们的内心就好似一团烈火熊熊燃烧着。为此，青年团内蒙古委员会还给我父亲他们写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困难，是用顽强的劳动来克服的。大家不久就会亲眼看到，巨大的机车拖着一列列装满各种建筑物资的车辆，跨过国境线，奔驰在大草原上。你们会更加热爱草原，热爱集二线，热爱你们的工作。让我们向着伟大的社会主义英勇前进吧！
对于集二铁路，我当时还小，不懂得太多，但有一次，我跟随父亲坐火车，路过这条铁路上一座特别大的桥时，父亲告诉我，当年在修筑这座大桥时，一位叫贺月好的工人为了保护国家的财产，被洪水卷走，不幸牺牲，他牺牲时，是一名预备党员，牺牲后，组织追认他为正式党员。这个故事让我对集二铁路有了深刻的印象，对父亲来支援内蒙古建设也渐渐有了新的认识。
我上学后，渐渐懂事，萌发了替父母亲分担家务的念头，于是常常到铁道边捡煤核贴补家用。夏天还好，但到了冬天，就常常被冻得瑟瑟发抖。1971年，我上初中，正逢上山下乡，我被分到一个叫黄河哨的农村，那儿距离呼和浩特不远。临走时，我去看望父亲，他当时因为“政治问题”，被关在铁路货场一间废弃的仓库里。尽管他自己正蒙受着不白之冤，但他还是嘱咐我，到了农村，一定好好劳动，不许偷懒。三年后，按照籍贯所在地，我又被分到山西榆次东赵的一个村子里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
我在东赵下乡期间，正逢太原铁路局招人，于是我报名参加了考试，从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成了一名火车司机，来到太原工作。可能是缘于内心那份对故乡的情结，我从一开始便深深喜欢上了太原这座城市，梦想着有一天把家安在这里。但没两年，父亲来信，动员我还是应该回到内蒙古来工作，于是，在他的一再坚持和督促下，1977年我返回了内蒙古，并在那里结婚成家。
由于母亲长期需要吃药养病，家中生活一直都是特别紧张。我长大成家后，慢慢知道父母亲在太原解放时所做的贡献，而且那时我父亲也已经恢复工作，调到了呼和浩特，在许多个岗位上都是勤勤恳恳，颇受好评。于是我建议他们找组织把我们一家都调回山西，或者讲明家中的困难，寻求一些帮助。但我父母亲都没有答应，成长于战争年代的他们，对党和国家的爱，比任何人都强烈，却不愿意因此谋求一点个人利益。
1998年底，我父亲去世，母亲带着我们一家继续在内蒙古工作生活。日子依旧简朴，但母亲从未有过离开的打算。
由于战争年代受伤，母亲的后半生几乎更加离不开药物，家里的支出也越来越大，常常捉襟见肘，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也没有向组织伸过一次手。我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夏天，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即将到来的前夕，我们家突然来了一群陌生的“家乡人”，他们的口音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太原，想到了老家。经过交谈，我了解到他们是来寻找我父母亲的。原来，随着我们国家越来越富裕，党和国家对革命战争时期抛洒热血的老同志关心也越来越多。当时，山西省民政部门根据一些老战士的回忆，了解到了太原攻坚战中那份血染的城防图，于是经过多番查询和走访，他们辗转来到内蒙古，希望找到我的父母亲。我母亲正当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疾病缠身，身体虚弱，还欠了医院一笔治疗费用。前来寻她的民政人员看到眼前的情景，都禁不住潸然泪下，其中一位曾经和我父母亲一起战斗过的叔叔，含着眼泪拉住我母亲的手，问她，你们这么多年生活得如此艰苦，为什么不找找组织？我母亲说她和父亲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在场的每个人听后，都感动不已，他们自发地将口袋中的钱掏出来，留给我母亲，让她治病、补缴医药费。
不久，经请示上级，山西省民政部门再次派人来到内蒙古，找到我母亲，计划将她接回山西治疗。我母亲听后，一再感谢党和国家没有忘记她们，并表示自己想继续留在内蒙古。为此，山西省民政部门再次向上级请示，决定尊重我母亲的意见，改变原来的计划，在内蒙古当地为我母亲寻找合适的治疗医院。但他们跑了几家相关医院后，都觉得不太理想，于是再次动员我母亲回山西治疗。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跟随山西省民政部门的人员返回了山西，这也是她和父亲离开山西，支援内蒙古建设40多年来，第一次回老家。回到山西后，民政部门把母亲安排在山西省荣军医院，享受地下工作者因公负伤的离休待遇，终生由国家抚养，并请来最好的医生为她诊治。
有一次，我母亲因身体原因，被送到太原市其他医院检查治疗，当医院的领导听说了我母亲的故事后，很是敬佩，于是给我母亲安排了一间较好的病房。住院期间，我母亲听说自己所住的病房一天收费多达四五百元时，说什么也不肯再住下去，要求搬到普通病房。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医院只好将她转到普通病房，她這才放心接受治疗。当时，前来探望她的亲戚朋友都说她当初为太原解放做出过那么大的牺牲，命都差点没了，还落下一身的病，现在住一住高级病房，也是应该的。可我母亲却说，一个人不能总想着居功自傲，更不能处处想着沾国家的光。
由于母亲住进了山西省荣军医院，我和妻子也经常从内蒙古来太原探望她。那时候，许多媒体记者都来采访母亲，电视上和报纸上经常报道和刊登我父母的故事。他们的老战友也主动提出可以帮我们一家调回山西安家落户，可我母亲都没有答应，她教导我们，要继续留在内蒙古，为祖国的边疆建设做贡献。
2011年，母亲在山西省荣军医院安详离世。现在，虽然父母都已离开了我们，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话，继续工作和生活在内蒙古。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原本可以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但他从小受我父母亲的影响，在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回到了内蒙古成家立业，和儿媳一起在内蒙古的教育战线上教书育人，继续完成着我父亲和母亲心愿。
责任编辑 高 璟
作者简介：
林小静，山西省作协会员，山西女作协副秘书长，出版长篇小说《静静的桑干河》，长篇纪实文学《火车来了》，发表中篇小说《蓝手帕》等作品。
我的父亲叫赵俊宝，母亲叫霍桂花。他们相逢相识在革命战争年代，共同的志向，让他们成了革命伴侣，工作上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照顾。
我的父亲曾是一名铁路职工，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他在从太原到阳泉的列车上做值乘工作。那时正值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参加党的地下工作，经过一段时期的组织考验，父亲被批准成为晋察冀北岳区二地委城工部正太铁路太原南站地下党支部的一名正式党员。
成为正式党员后，父亲和同志们利用自身工作的有利条件，在太原和阳泉之间，为我们的党建立起了一条秘密的红色交通线，因此革命的同志能够顺利往来，必要的物資能够顺利运送，重要的信件也能够及时传递。这条秘密的红色交通线按照上级党组织“前沿封锁之前交通走廊不能中断”的指示，一直坚持了近五年，直到太原解放前夕才被迫中断。这期间，他们完成了二三百次重要的运送任务，其中不乏一些地方上的领导同志，也都是通过这条红色交通线往来于太原和阳泉之间的。
那时，太原南站的地下党员共有12名，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党支部开会的地点，就设在我父母亲在黑土巷铁路家属区的家中。常常是父亲他们在屋里开会，刚刚嫁过来的母亲就在坐在院门口给他们放哨警戒。
1948年7月，榆次解放，紧接着，解放大军将太原城团团围住，开始了著名的太原攻坚战。我父亲和太原南站的其他党员按照上级要求，就地潜伏下来，并暗中动员一大批有志青年出城投奔解放区，其中，仅正太和同蒲铁路线上的工人就有100多人。不久，阎锡山下令，城内的青壮年男子一律不得出城，我父亲没有了出城的机会，手中的情报也无法送出去。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父亲又通过朋友打入敌人内部，取得了特务组织“296组”的工作证，然后用这个工作证作掩护，悄悄出城，直奔榆次解放区，将城内的情况向前线对敌斗争委员会的康永和、赖若愚、裴丽生等领导做了汇报，还把上级党组织的要求带回了太原南站地下党支部。
由于我父亲持有“296组”的工作证，可以随时来往于太原和榆次之间，所以，这在掩护人员和传递情报方面，又为我党开辟了一条新的安全通道。
1948年底，上级党组织交给我父亲他们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将太原城内的城防工事侦察清楚，并绘制出来送到前线指挥部。接到任务后，我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历经三个月的时间，将太原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城防工事秘密侦察清楚，并绘制出了四张城防图。而此时，太原城内的形势异常紧张，除了老弱病残，其他人一个也不允许出城。想到榆次前线指挥部正在急等着这四份城防图，太原南站地下党支部的每一个人都万分焦急，我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由我母亲接受这个任务，将城防图送出去。
为了不被守城门的阎军发现，我母亲将做成四个蜡丸的城防图放入体内，然后混在难民中出了太原城。经过一天一夜的连续奔波，途中还得躲避敌人的流弹，母亲在极度疲惫和饥饿中到达榆次前线指挥部，此时蜡丸已在她的体内渐渐融化，待医务人员从她体内取出四颗蜡丸，才发现蜡丸已与身体粘连，被鲜血染红。就是这份血染的城防图，在太原攻坚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母亲也因身体受损，导致终生无法生育，那年她才21岁。
太原解放后，我父亲继续在铁路系统工作，母亲则在一家卷烟厂工作。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父亲在母亲的支持下，积极响应上级党组织的号召，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参加战斗，保家卫国。我母亲在国内与其他妇女同志加班赶制棉衣棉鞋，支援朝鲜战争。由于劳累，母亲的旧伤复发，体内出血不止。我父亲在朝鲜战场上英勇作战，与其他铁路职工共同为志愿军提供运输保证，并在战火中与当地朝鲜老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3年，我父亲完成战斗任务回到了太原，被单位安排到人事部门的岗位上，工资有了一些提高，但父亲总是用这些钱，帮助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同事们的家人。两年后，就在我父母亲生活渐渐得到改善的时候，他们得知上级发出了支援内蒙古边疆建设的号召，我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双双报名，并向组织保证：到了内蒙古，要战严寒、斗风沙，坚决完成祖国交给的任务！
那一年，我刚出生。从血缘上来讲，我其实是母亲的侄子，但我的生父生母得知我母亲因为革命工作不能生育后，将我过继给了她。就这样，我来到了我父亲赵俊宝和母亲霍桂花的身边，他们给我取名建国。很快他们抱着未满周岁的我，顶风冒雪，一路向北前往内蒙古。
到达内蒙古后，我的父亲依旧在铁路部门工作，母亲由于身体原因，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内蒙古的冬天特别寒冷，生活条件也很简陋，常常是屋外下雪，屋内结冰，与太原相比，条件差了许多。当时，许多亲戚朋友都写信劝父母亲，在边疆支援上一两年就行了，赶紧回山西来吧。太原铁路局对前去支援内蒙古建设的同志也出台了相关的调回政策，身边不少叔叔阿姨动了心，想返回山西，但我的父亲和母亲却坚持留在内蒙古，留在那片茫茫戈壁上。
我父亲初到内蒙古时，所在的地方是集二铁路，这条铁路是当时我国根据中苏蒙三国政府关于修建从集宁到乌兰巴托的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而修建起来的一条重要铁路，有了这条铁路，从北京经乌兰巴托到莫斯科，比原来从北京经满洲里到莫斯科要一千多公里。所以，它是一条国际干线，也是一条友谊之路。当然，除了这些，集二铁路还极大地繁荣了内蒙古草原深处的经济发展。据当地人回忆，集二铁路没有修建之前，蒙古族的人们把赛汗塔拉叫夏拉呼里，是指荒凉的意思。但随着我父亲他们的到来，集二铁路开通运营，这里的人们把夏拉呼里改为赛汗塔拉，意思是美丽的草原。
集二铁路开通之时，恰逢严冬，此时，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戈壁被茫茫白雪覆盖着，北风呼啸，大雪纷纷。但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更好地完成国际联运任务，我父亲和上千名从山西来的同事，奋战在集二铁路的每一个岗位上。白毛风吹在他们的脸上，卷起的无数砂石像刀子一样划过他们的脸，但一想到从首都北京开来的火车就要奔驰在集宁到乌兰巴托的铁路上了，我父亲他们的内心就好似一团烈火熊熊燃烧着。为此，青年团内蒙古委员会还给我父亲他们写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困难，是用顽强的劳动来克服的。大家不久就会亲眼看到，巨大的机车拖着一列列装满各种建筑物资的车辆，跨过国境线，奔驰在大草原上。你们会更加热爱草原，热爱集二线，热爱你们的工作。让我们向着伟大的社会主义英勇前进吧！
对于集二铁路，我当时还小，不懂得太多，但有一次，我跟随父亲坐火车，路过这条铁路上一座特别大的桥时，父亲告诉我，当年在修筑这座大桥时，一位叫贺月好的工人为了保护国家的财产，被洪水卷走，不幸牺牲，他牺牲时，是一名预备党员，牺牲后，组织追认他为正式党员。这个故事让我对集二铁路有了深刻的印象，对父亲来支援内蒙古建设也渐渐有了新的认识。
我上学后，渐渐懂事，萌发了替父母亲分担家务的念头，于是常常到铁道边捡煤核贴补家用。夏天还好，但到了冬天，就常常被冻得瑟瑟发抖。1971年，我上初中，正逢上山下乡，我被分到一个叫黄河哨的农村，那儿距离呼和浩特不远。临走时，我去看望父亲，他当时因为“政治问题”，被关在铁路货场一间废弃的仓库里。尽管他自己正蒙受着不白之冤，但他还是嘱咐我，到了农村，一定好好劳动，不许偷懒。三年后，按照籍贯所在地，我又被分到山西榆次东赵的一个村子里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
我在东赵下乡期间，正逢太原铁路局招人，于是我报名参加了考试，从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成了一名火车司机，来到太原工作。可能是缘于内心那份对故乡的情结，我从一开始便深深喜欢上了太原这座城市，梦想着有一天把家安在这里。但没两年，父亲来信，动员我还是应该回到内蒙古来工作，于是，在他的一再坚持和督促下，1977年我返回了内蒙古，并在那里结婚成家。
由于母亲长期需要吃药养病，家中生活一直都是特别紧张。我长大成家后，慢慢知道父母亲在太原解放时所做的贡献，而且那时我父亲也已经恢复工作，调到了呼和浩特，在许多个岗位上都是勤勤恳恳，颇受好评。于是我建议他们找组织把我们一家都调回山西，或者讲明家中的困难，寻求一些帮助。但我父母亲都没有答应，成长于战争年代的他们，对党和国家的爱，比任何人都强烈，却不愿意因此谋求一点个人利益。
1998年底，我父亲去世，母亲带着我们一家继续在内蒙古工作生活。日子依旧简朴，但母亲从未有过离开的打算。
由于战争年代受伤，母亲的后半生几乎更加离不开药物，家里的支出也越来越大，常常捉襟见肘，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也没有向组织伸过一次手。我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夏天，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即将到来的前夕，我们家突然来了一群陌生的“家乡人”，他们的口音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太原，想到了老家。经过交谈，我了解到他们是来寻找我父母亲的。原来，随着我们国家越来越富裕，党和国家对革命战争时期抛洒热血的老同志关心也越来越多。当时，山西省民政部门根据一些老战士的回忆，了解到了太原攻坚战中那份血染的城防图，于是经过多番查询和走访，他们辗转来到内蒙古，希望找到我的父母亲。我母亲正当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疾病缠身，身体虚弱，还欠了医院一笔治疗费用。前来寻她的民政人员看到眼前的情景，都禁不住潸然泪下，其中一位曾经和我父母亲一起战斗过的叔叔，含着眼泪拉住我母亲的手，问她，你们这么多年生活得如此艰苦，为什么不找找组织？我母亲说她和父亲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在场的每个人听后，都感动不已，他们自发地将口袋中的钱掏出来，留给我母亲，让她治病、补缴医药费。
不久，经请示上级，山西省民政部门再次派人来到内蒙古，找到我母亲，计划将她接回山西治疗。我母亲听后，一再感谢党和国家没有忘记她们，并表示自己想继续留在内蒙古。为此，山西省民政部门再次向上级请示，决定尊重我母亲的意见，改变原来的计划，在内蒙古当地为我母亲寻找合适的治疗医院。但他们跑了几家相关医院后，都觉得不太理想，于是再次动员我母亲回山西治疗。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跟随山西省民政部门的人员返回了山西，这也是她和父亲离开山西，支援内蒙古建设40多年来，第一次回老家。回到山西后，民政部门把母亲安排在山西省荣军医院，享受地下工作者因公负伤的离休待遇，终生由国家抚养，并请来最好的医生为她诊治。
有一次，我母亲因身体原因，被送到太原市其他医院检查治疗，当医院的领导听说了我母亲的故事后，很是敬佩，于是给我母亲安排了一间较好的病房。住院期间，我母亲听说自己所住的病房一天收费多达四五百元时，说什么也不肯再住下去，要求搬到普通病房。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医院只好将她转到普通病房，她這才放心接受治疗。当时，前来探望她的亲戚朋友都说她当初为太原解放做出过那么大的牺牲，命都差点没了，还落下一身的病，现在住一住高级病房，也是应该的。可我母亲却说，一个人不能总想着居功自傲，更不能处处想着沾国家的光。
由于母亲住进了山西省荣军医院，我和妻子也经常从内蒙古来太原探望她。那时候，许多媒体记者都来采访母亲，电视上和报纸上经常报道和刊登我父母的故事。他们的老战友也主动提出可以帮我们一家调回山西安家落户，可我母亲都没有答应，她教导我们，要继续留在内蒙古，为祖国的边疆建设做贡献。
2011年，母亲在山西省荣军医院安详离世。现在，虽然父母都已离开了我们，但我们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话，继续工作和生活在内蒙古。我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原本可以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但他从小受我父母亲的影响，在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回到了内蒙古成家立业，和儿媳一起在内蒙古的教育战线上教书育人，继续完成着我父亲和母亲心愿。
责任编辑 高 璟
作者简介：
林小静，山西省作协会员，山西女作协副秘书长，出版长篇小说《静静的桑干河》，长篇纪实文学《火车来了》，发表中篇小说《蓝手帕》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