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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警察沟通了两个多小时后，年逾70的李依辛才真正意识到，自己跟着“投资老师”“炒天然气”亏掉的八十多万，是被骗了。2018年12月14日，她在女儿的劝说下来到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报案，种种线索表明，她刚刚经历的一场长达3个月的惊心动魄的“炒期货”投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事实上，这起诈骗案最终查实涉及的441名受害人中，有400多人是直到接到了警方的电话，才意识到自己遭受了诈骗。”常年侦办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福田區公安分局民警陈仁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起诈骗案的行骗套路比普通电诈更复杂，且在虚构交易平台的技术加持下，带有较强的专业迷惑性，导致许多受害人甚至在被骗之后都没意识到这是个骗局。
福田警方侦查发现，一方面，该犯罪团伙在国内设立了广州作案窝点，名为广州恒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恒禧”），主要负责吸粉、对接代理、会计出纳以及对接洗钱公司，为整个犯罪起到后台支撑作用;另一方面，该犯罪团伙实施诈骗的核心成员集中在马来西亚分公司，直接面对受害人，充当“聊手”和“讲师”。
2019年2月4日，该犯罪团伙主要作案人员从马来西亚乘坐包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福田警方提前部署了15个抓捕组共100名警力奔赴广州，在嫌疑人抵达机场时实施抓捕。
2021年4月1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这一起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经对涉案虚假平台数据库审计，最终查实有441名被害人在该平台上交易，共计损失8571万余元。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对首要分子刘戈亮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判处其余四名主犯杜恩龙、吴舒云、方红豫、吴湛有期徒刑十一年至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福田警方在侦查中了解到，该作案团伙实施诈骗已有三年之久，他们自行非法搭建虚构CIG、HDI、AGE、中北选等四个期货交易平台，通过设置高杠杆、高点差、高平仓线、仓息等参数，诱骗受害人炒卖所谓的沪深300指数、恒生指数、黄金指数、美元指数、石油指数、天然气等产品，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这是一起典型的网络投资理财类电诈案，犯罪团伙精准筛选人群实施诈骗，受害人规模不大，但人均受骗金额高，几乎是瞄准有钱人行骗。陈仁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近几年的电诈案中，以投资理财为名的电信诈骗案数量占比不算高，但诈骗金额很大，许多受害人有一定积蓄，有投资理财需求却缺乏相关经验知识，很容易掉进犯罪团伙的诈骗陷阱。
70岁的李依辛是个高学历的退休公职人员，平时会在社交平台上加几个交流群，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2018年9月初，一个网名为“方鑫”的人通过社交平台添加了她好友，“方鑫”自称做投资，听说李依辛对投资理财感兴趣，给她发了一个“虹牛直播间”的链接，称有专业的老师在直播间讲炒股知识，分享投资经验。
李依辛进了直播间，原本只想随便看看，没想到直播间里每天几万人看直播、互动问询，时常有人发弹幕说自己听了“讲师”的建议，大赚了一笔。“讲师”也常常晒出自己“超神预测”的投资战绩截图，印有高额盈利数字的醒目“喜报”频频出现，每逢此时，直播间就阵阵欢呼。
4月1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图/深圳中院
观望了两个多月，李依辛心动了。看着几万人热烈讨论和投资“喜报”，她觉得日进斗金似乎很容易。她开始相信“讲师”所说的“股市行情不好，做金融产品投资才能赚钱”的观点，她向“方鑫”询问如何加入投资，对方给她推荐了一个号称炒天然气的国际期货交易平台“age”，并表示这是国际上的一个交易平台，受正规监管，非常安全。
从网页界面上看，age平台官网散发着正规且专业的气息，其中有充满专业术语的介绍模块，“安全”一词高频出现。在这个平台上，国际商品交易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实时波动，交易消息不断跳动，显得平台用户活跃度颇高。在并不具备投资经验的李依辛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正规且专业的投资平台，她决定试试。
福田警方侦查发现，通过潜入各种生活社交群，添加对金融股票、投资理财感兴趣的人为好友，是该犯罪团伙行骗第一步。在寻找目标受害人时，该团伙负责销售拉新的业务员，常采用“广撒网”“多次洗粉”的手段，经过2～3次对感兴趣人群的筛选拉群，再挑选出对股票投资有较大兴趣、又不具备基础投资知识的人，主动添加好友。
为了进一步获取李依辛的信任，“方鑫”向她推荐了宣称擅长做资产配置和金融产品投资的“金琳”。2018年11月22日，李依辛按照“金琳”的引导，在age上操作入金。在入金过程中，“金琳”通过远程控制其电脑，指导她分17笔共入金33万余元。
第一次入金后，“方鑫”告诉李依辛，要想接受直播间里最厉害的“天晟老师”的指导，需要入金一百万，才能加入其主管的“百万战队”。随后三天，李依辛又分两次共入金68万余元，并在“方鑫”的介绍下添加了老股民“金荣”，后者引导其远程安装了“买卖神判”和“九阳选股器”两个软件。
陈仁泽介绍，这一团伙在引诱受害人入金之后，在操作的过程中掌握的原则是“先小赚，再大亏”。其向受害人推荐的交易平台，完全是其自行搭建的虚假平台，所有交易操作都没有接入真实的市场，所有交易参数全部由后台人工自行设置，受害人入金后在平台上经历的“小涨大跌”，只是一场由诈骗分子全程操纵的数字游戏。
李依辛按照“讲师”指导进行交易操作时，先是赚了1万美元，一周后又亏掉了部分钱。看到发生亏损，她产生了一点怀疑，在系统上尝试操作出金，结果系统账户中的36万余元顺利提现。这样一来，她的疑虑彻底打消，又把大部分钱转回了系统账户。 接下来的半个月，李依辛按照“讲师”的指导在平台上进行交易，账户里的一百多万元迅速“亏损”至只剩十万元，最终提现金额仅6万余元。为了安抚李依辛的情绪，讲师“金琳”以“申请补返佣金”为由，要求李依辛签署一份和解协议，最终向李依辛退返了8万余元。
在这场持续3个多月的炒期货骗局中，李依辛最终损失了88万余元。负责对其实施诈骗的人员向警方交代，李依辛因入金阔绰，被犯罪团伙内部称作“百万大妈”，由多个诈骗人员共同负责，最终退返几万元也是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担心其意识到这是个骗局而报警。
正是这一套“风控兜底”的手段，讓许多受害人在受骗后都很难认清这个骗局的本质。一旦受害人亏损达到50%后，业务员通常先是百般拖延，再转移给风控人员跟进，对受害人逐步劝退，还要对亏损较多、可能报警的受害人进行安抚，必要时还会退还部分佣金，让受害人签署和解协议，并要求其删除相关聊天记录，避免受到公安机关打击处理。
福田警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一案件侦查过程中，只有少数几个受害人是意识到受骗主动报警，绝大多数受害人都是在接到办案民警电话之后，才意识到上当受骗的。甚至直到警方关闭age平台的前一天，系统后台显示仍有人在进行交易。
警方侦查发现，犯罪团伙仅通过age平台就骗了441人，而此前还有三个行骗的平台，因无人报警、服务器关闭数据丢失等，更多受害人已不可考。
这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背后，是一个组织严密、分工精细的体系。基层业务员以初高中学历为主，管理层中不乏知名大学毕业、经验丰富的金融领域从业者。
2015年4月至2019年2月，刘戈亮等人注册成立了广州恒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恒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恒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东方投顾技术研究院等，在广州市天河区设立办公地点，建立了销售、技术、媒体等部门，由杜恩龙、方红豫、吴琮瑞等人主管，后期为逃避司法打击，又在马来西亚设立了海外事业部，由吴湛主管。
据涉案人员交代，用于前期“洗粉”诱导的诈骗话术，主要由媒体中心负责，主管人吴琮瑞毕业于某知名高校金融系，有金融投资领域工作经验，熟悉相关交易流程;团伙内有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平台设计，他们设计了用于实施诈骗的期货交易平台，平台的所有交易参数均由后台人为设置。
同时，受害人在虚假平台上进行交易时，还有“点差”“杠杆”“平仓线”等关键参数，这意味着每操作一笔交易，就会扣除相应的手续费和点差费。交易预付款亏损完之后，会自动亏损账户内保证金等剩余资金，导致实际亏损金额远远大于主动交易金额。
陈仁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起案件的诈骗套路比一般电诈案复杂。普通电诈案是重前期铺垫，通过各种方式诱导受害人转账之后，立刻跑路，受害人会很快意识到受骗。而这起案件的诈骗手段狡猾且谨慎，会让受害人以为只是投资不利的亏损，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骗局。
另外，犯罪团伙内部还会由于业务员与大股东对这场游戏的利益目标不一致，频频发生冲突。
按照流程，由基层业务员用社交平台添加对股票有兴趣的客户，诱骗客户进入投资交流群、直播间，以股票老师、开户顾问等身份为客户分析、推荐股票，并推荐虚假平台;有些成员则在直播间或投资群里充当水军，发送在虚假平台上盈利的截图，诱骗客户到虚假平台上开户交易。
客户向虚假平台提供的账号转入资金后，资金并未实际接入任何真实的期货市场，而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转入犯罪集团控制的多个银行账号上，虚假平台的后台则为客户生成虚假的账号，并填入相应的资金数字。
此后，业务员指导客户交易，通过反向喊单等方式诱导客户高买低卖、频繁交易、小赚大亏，直至客户出现50%以上亏损，才让客户止损离场，并通过控制的账户向客户付款，造成正常出金的假象。客户在交易过程中的手续费、点差和亏损就成了该犯罪集团的非法盈利。
在这一过程中，业务员的一部分佣金按“手数”计算，操作一笔交易，赚一笔交易的手续费，也就是说，受害人“开仓”和“平仓”操作越频繁，业务员的佣金就越高。而对大股东来说，只有受害人在交易中“亏损”，才算有利润，如果频繁操作交易，甚至可能造成受害人账面数字浮盈，一旦操作提现，则需要公司贴钱。
这一矛盾在公司内部会议中被多次提及——后台账户里，至今依然有留存的老客户勤勤恳恳刷单，本金都没有发生亏损的情况。只要销售还想刷手续费，这种事情就会屡禁不止——在age这个平台上，虽然涨跌总体上可人为控制，但为了让平台看上去“更真”，数据很多的时候也是随机波动的，只是在要“收割”的时候才人为干预。
福田警方在查实交易平台后台数据时发现，确实有极个别受害人在频繁刷单后出现了账面浮盈，继而提现或继续刷单的情况。
“犯罪分子抓住了受害人以小搏大、投机取巧的心理。由于平台的交易数据实时波动，受害人一旦入金，大多会被激发出赌性，直到本金亏损无几，被业务员劝退才离场。”陈仁泽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许多基层业务员由于学历低、年纪小、社会阅历少，并不能清楚认知到公司和自己的行为涉嫌诈骗，有的业务员甚至一直以为自己从事的是正常的金融公司投资管理与销售运营工作，直到被警方逮捕，才意识到自己加入了诈骗团伙。
接触过多起电信诈骗案的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博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近年来，一些电信诈骗团伙将窝点转移到了境外，同时又在国内招聘涉世未深的低学历年轻人加以洗脑和话术培训。
在近年金融类电诈案中，投资理财类诈骗通常涉案金额最高、人均损失最大。尽管银监会、证监会多次提示投资者警惕“庄家”“大V”联合诱骗和“杀猪盘”风险，多地警方也在加大对非法投资理财、证券期货交易诈骗的打击，但由于非法证券期货交易具有流动性强、隐蔽性高、法律适用性存在分歧（涉及跨国犯罪）等特点，打击难度非常大。
陈仁泽指出，10起投资理财类诈骗案的金额总和，可能比100起其他类型诈骗案加起来还高。
事实上，辨别金融类诈骗可以从机构资质和交易信息两方面入手，国内从事投资理财、网络贷款的正规金融机构均有官方备案，正规交易过程及标的物也可以通过其他官方途径查询确认。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政法所行业法治研究室主任徐丹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金融机构资质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查询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息。
普通投资者在接触证券期货交易机构时，可以从交流中提供的信息进行辨别。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聂成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诈骗分子往往自称“老师”“股神”，以“保本稳赚”“知道内幕信息”“低风险高收益”之类的说法吸引投资者。另外，投资者可以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看相关机构是否已经被投资者投诉、举报，以及是否已涉嫌诈骗。
此外，各种互联网产品对个人信息的滥收滥用、地下组织对个人信息的非法倒卖，依旧是金融类诈骗案高发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以证券账户问题、个人征信问题为由的网络贷款类诈骗高发，和各种投资、网贷平台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有密切关系。”陈仁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诈骗分子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职业以及在某平台的证券交易记录或贷款记录时，是很容易骗取受害人信任的。
徐丹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已于5月1日正式施行，其对互联网App限定了个人信息的收集范围。同时，筹备已久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进入二读阶段。
（文中李依辛为化名）
“事实上，这起诈骗案最终查实涉及的441名受害人中，有400多人是直到接到了警方的电话，才意识到自己遭受了诈骗。”常年侦办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福田區公安分局民警陈仁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起诈骗案的行骗套路比普通电诈更复杂，且在虚构交易平台的技术加持下，带有较强的专业迷惑性，导致许多受害人甚至在被骗之后都没意识到这是个骗局。
福田警方侦查发现，一方面，该犯罪团伙在国内设立了广州作案窝点，名为广州恒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恒禧”），主要负责吸粉、对接代理、会计出纳以及对接洗钱公司，为整个犯罪起到后台支撑作用;另一方面，该犯罪团伙实施诈骗的核心成员集中在马来西亚分公司，直接面对受害人，充当“聊手”和“讲师”。
2019年2月4日，该犯罪团伙主要作案人员从马来西亚乘坐包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福田警方提前部署了15个抓捕组共100名警力奔赴广州，在嫌疑人抵达机场时实施抓捕。
2021年4月1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这一起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经对涉案虚假平台数据库审计，最终查实有441名被害人在该平台上交易，共计损失8571万余元。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对首要分子刘戈亮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一百万元，判处其余四名主犯杜恩龙、吴舒云、方红豫、吴湛有期徒刑十一年至六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福田警方在侦查中了解到，该作案团伙实施诈骗已有三年之久，他们自行非法搭建虚构CIG、HDI、AGE、中北选等四个期货交易平台，通过设置高杠杆、高点差、高平仓线、仓息等参数，诱骗受害人炒卖所谓的沪深300指数、恒生指数、黄金指数、美元指数、石油指数、天然气等产品，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这是一起典型的网络投资理财类电诈案，犯罪团伙精准筛选人群实施诈骗，受害人规模不大，但人均受骗金额高，几乎是瞄准有钱人行骗。陈仁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近几年的电诈案中，以投资理财为名的电信诈骗案数量占比不算高，但诈骗金额很大，许多受害人有一定积蓄，有投资理财需求却缺乏相关经验知识，很容易掉进犯罪团伙的诈骗陷阱。
“一条龙”骗局
70岁的李依辛是个高学历的退休公职人员，平时会在社交平台上加几个交流群，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2018年9月初，一个网名为“方鑫”的人通过社交平台添加了她好友，“方鑫”自称做投资，听说李依辛对投资理财感兴趣，给她发了一个“虹牛直播间”的链接，称有专业的老师在直播间讲炒股知识，分享投资经验。
李依辛进了直播间，原本只想随便看看，没想到直播间里每天几万人看直播、互动问询，时常有人发弹幕说自己听了“讲师”的建议，大赚了一笔。“讲师”也常常晒出自己“超神预测”的投资战绩截图，印有高额盈利数字的醒目“喜报”频频出现，每逢此时，直播间就阵阵欢呼。
观望了两个多月，李依辛心动了。看着几万人热烈讨论和投资“喜报”，她觉得日进斗金似乎很容易。她开始相信“讲师”所说的“股市行情不好，做金融产品投资才能赚钱”的观点，她向“方鑫”询问如何加入投资，对方给她推荐了一个号称炒天然气的国际期货交易平台“age”，并表示这是国际上的一个交易平台，受正规监管，非常安全。
从网页界面上看，age平台官网散发着正规且专业的气息，其中有充满专业术语的介绍模块，“安全”一词高频出现。在这个平台上，国际商品交易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实时波动，交易消息不断跳动，显得平台用户活跃度颇高。在并不具备投资经验的李依辛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正规且专业的投资平台，她决定试试。
福田警方侦查发现，通过潜入各种生活社交群，添加对金融股票、投资理财感兴趣的人为好友，是该犯罪团伙行骗第一步。在寻找目标受害人时，该团伙负责销售拉新的业务员，常采用“广撒网”“多次洗粉”的手段，经过2～3次对感兴趣人群的筛选拉群，再挑选出对股票投资有较大兴趣、又不具备基础投资知识的人，主动添加好友。
为了进一步获取李依辛的信任，“方鑫”向她推荐了宣称擅长做资产配置和金融产品投资的“金琳”。2018年11月22日，李依辛按照“金琳”的引导，在age上操作入金。在入金过程中，“金琳”通过远程控制其电脑，指导她分17笔共入金33万余元。
第一次入金后，“方鑫”告诉李依辛，要想接受直播间里最厉害的“天晟老师”的指导，需要入金一百万，才能加入其主管的“百万战队”。随后三天，李依辛又分两次共入金68万余元，并在“方鑫”的介绍下添加了老股民“金荣”，后者引导其远程安装了“买卖神判”和“九阳选股器”两个软件。
陈仁泽介绍，这一团伙在引诱受害人入金之后，在操作的过程中掌握的原则是“先小赚，再大亏”。
陈仁泽介绍，这一团伙在引诱受害人入金之后，在操作的过程中掌握的原则是“先小赚，再大亏”。其向受害人推荐的交易平台，完全是其自行搭建的虚假平台，所有交易操作都没有接入真实的市场，所有交易参数全部由后台人工自行设置，受害人入金后在平台上经历的“小涨大跌”，只是一场由诈骗分子全程操纵的数字游戏。
李依辛按照“讲师”指导进行交易操作时，先是赚了1万美元，一周后又亏掉了部分钱。看到发生亏损，她产生了一点怀疑，在系统上尝试操作出金，结果系统账户中的36万余元顺利提现。这样一来，她的疑虑彻底打消，又把大部分钱转回了系统账户。 接下来的半个月，李依辛按照“讲师”的指导在平台上进行交易，账户里的一百多万元迅速“亏损”至只剩十万元，最终提现金额仅6万余元。为了安抚李依辛的情绪，讲师“金琳”以“申请补返佣金”为由，要求李依辛签署一份和解协议，最终向李依辛退返了8万余元。
在这场持续3个多月的炒期货骗局中，李依辛最终损失了88万余元。负责对其实施诈骗的人员向警方交代，李依辛因入金阔绰，被犯罪团伙内部称作“百万大妈”，由多个诈骗人员共同负责，最终退返几万元也是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担心其意识到这是个骗局而报警。
正是这一套“风控兜底”的手段，讓许多受害人在受骗后都很难认清这个骗局的本质。一旦受害人亏损达到50%后，业务员通常先是百般拖延，再转移给风控人员跟进，对受害人逐步劝退，还要对亏损较多、可能报警的受害人进行安抚，必要时还会退还部分佣金，让受害人签署和解协议，并要求其删除相关聊天记录，避免受到公安机关打击处理。
福田警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这一案件侦查过程中，只有少数几个受害人是意识到受骗主动报警，绝大多数受害人都是在接到办案民警电话之后，才意识到上当受骗的。甚至直到警方关闭age平台的前一天，系统后台显示仍有人在进行交易。
警方侦查发现，犯罪团伙仅通过age平台就骗了441人，而此前还有三个行骗的平台，因无人报警、服务器关闭数据丢失等，更多受害人已不可考。
“刷单”分歧
这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背后，是一个组织严密、分工精细的体系。基层业务员以初高中学历为主，管理层中不乏知名大学毕业、经验丰富的金融领域从业者。
2015年4月至2019年2月，刘戈亮等人注册成立了广州恒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恒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恒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东方投顾技术研究院等，在广州市天河区设立办公地点，建立了销售、技术、媒体等部门，由杜恩龙、方红豫、吴琮瑞等人主管，后期为逃避司法打击，又在马来西亚设立了海外事业部，由吴湛主管。
据涉案人员交代，用于前期“洗粉”诱导的诈骗话术，主要由媒体中心负责，主管人吴琮瑞毕业于某知名高校金融系，有金融投资领域工作经验，熟悉相关交易流程;团伙内有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平台设计，他们设计了用于实施诈骗的期货交易平台，平台的所有交易参数均由后台人为设置。
同时，受害人在虚假平台上进行交易时，还有“点差”“杠杆”“平仓线”等关键参数，这意味着每操作一笔交易，就会扣除相应的手续费和点差费。交易预付款亏损完之后，会自动亏损账户内保证金等剩余资金，导致实际亏损金额远远大于主动交易金额。
陈仁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起案件的诈骗套路比一般电诈案复杂。普通电诈案是重前期铺垫，通过各种方式诱导受害人转账之后，立刻跑路，受害人会很快意识到受骗。而这起案件的诈骗手段狡猾且谨慎，会让受害人以为只是投资不利的亏损，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骗局。
另外，犯罪团伙内部还会由于业务员与大股东对这场游戏的利益目标不一致，频频发生冲突。
按照流程，由基层业务员用社交平台添加对股票有兴趣的客户，诱骗客户进入投资交流群、直播间，以股票老师、开户顾问等身份为客户分析、推荐股票，并推荐虚假平台;有些成员则在直播间或投资群里充当水军，发送在虚假平台上盈利的截图，诱骗客户到虚假平台上开户交易。
客户向虚假平台提供的账号转入资金后，资金并未实际接入任何真实的期货市场，而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转入犯罪集团控制的多个银行账号上，虚假平台的后台则为客户生成虚假的账号，并填入相应的资金数字。
此后，业务员指导客户交易，通过反向喊单等方式诱导客户高买低卖、频繁交易、小赚大亏，直至客户出现50%以上亏损，才让客户止损离场，并通过控制的账户向客户付款，造成正常出金的假象。客户在交易过程中的手续费、点差和亏损就成了该犯罪集团的非法盈利。
在这一过程中，业务员的一部分佣金按“手数”计算，操作一笔交易，赚一笔交易的手续费，也就是说，受害人“开仓”和“平仓”操作越频繁，业务员的佣金就越高。而对大股东来说，只有受害人在交易中“亏损”，才算有利润，如果频繁操作交易，甚至可能造成受害人账面数字浮盈，一旦操作提现，则需要公司贴钱。
这一矛盾在公司内部会议中被多次提及——后台账户里，至今依然有留存的老客户勤勤恳恳刷单，本金都没有发生亏损的情况。只要销售还想刷手续费，这种事情就会屡禁不止——在age这个平台上，虽然涨跌总体上可人为控制，但为了让平台看上去“更真”，数据很多的时候也是随机波动的，只是在要“收割”的时候才人为干预。
福田警方在查实交易平台后台数据时发现，确实有极个别受害人在频繁刷单后出现了账面浮盈，继而提现或继续刷单的情况。
“犯罪分子抓住了受害人以小搏大、投机取巧的心理。由于平台的交易数据实时波动，受害人一旦入金，大多会被激发出赌性，直到本金亏损无几，被业务员劝退才离场。”陈仁泽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许多基层业务员由于学历低、年纪小、社会阅历少，并不能清楚认知到公司和自己的行为涉嫌诈骗，有的业务员甚至一直以为自己从事的是正常的金融公司投资管理与销售运营工作，直到被警方逮捕，才意识到自己加入了诈骗团伙。
接触过多起电信诈骗案的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博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近年来，一些电信诈骗团伙将窝点转移到了境外，同时又在国内招聘涉世未深的低学历年轻人加以洗脑和话术培训。
信息泄露是帮凶
在近年金融类电诈案中，投资理财类诈骗通常涉案金额最高、人均损失最大。尽管银监会、证监会多次提示投资者警惕“庄家”“大V”联合诱骗和“杀猪盘”风险，多地警方也在加大对非法投资理财、证券期货交易诈骗的打击，但由于非法证券期货交易具有流动性强、隐蔽性高、法律适用性存在分歧（涉及跨国犯罪）等特点，打击难度非常大。
陈仁泽指出，10起投资理财类诈骗案的金额总和，可能比100起其他类型诈骗案加起来还高。
事实上，辨别金融类诈骗可以从机构资质和交易信息两方面入手，国内从事投资理财、网络贷款的正规金融机构均有官方备案，正规交易过程及标的物也可以通过其他官方途径查询确认。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政法所行业法治研究室主任徐丹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金融机构资质可以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中国期货业协会网站，查询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信息。
普通投资者在接触证券期货交易机构时，可以从交流中提供的信息进行辨别。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律师聂成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诈骗分子往往自称“老师”“股神”，以“保本稳赚”“知道内幕信息”“低风险高收益”之类的说法吸引投资者。另外，投资者可以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看相关机构是否已经被投资者投诉、举报，以及是否已涉嫌诈骗。
此外，各种互联网产品对个人信息的滥收滥用、地下组织对个人信息的非法倒卖，依旧是金融类诈骗案高发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以证券账户问题、个人征信问题为由的网络贷款类诈骗高发，和各种投资、网贷平台的个人信息泄露问题有密切关系。”陈仁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诈骗分子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身份证号、职业以及在某平台的证券交易记录或贷款记录时，是很容易骗取受害人信任的。
徐丹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已于5月1日正式施行，其对互联网App限定了个人信息的收集范围。同时，筹备已久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进入二读阶段。
（文中李依辛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