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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1月11日，是中国的购物狂欢节——电商竞相推出优惠打折活动，消费者捡便宜淘货囤货，都忙活得不亦乐乎。淘来囤去，商品无非两类，一是平日里想买又舍不得买的，感觉平日里价格不菲，如今突然便宜了一大截，得买来圆一下梦、刷一下存在感;一是平日里经常用的、消耗量大的日常用品，如今便宜了一些，还满百送五十再八折之类的，买一大堆囤着，反正都得用，过日子得精打细算。
民国那会儿没有“双十一”，更没什么电商平台支付宝，商业环境与支付方式都远远不可能与今日相比。但人的基本需求层面是差不多的，无外乎也是上述两种，一种是平日想买又舍不得买的，一种是平日必须买的日常用品;从名流精英到平民百姓，都必得有这两种商品需求。那么，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民国有“双十一”，那个时代的女士先生们得淘点囤点啥？
小资文学的“祖师奶奶”张爱玲（1920—1995），是在中学时代就拿“处女作”稿费买口红的主儿。对于金钱与商品，她早有自己的消费主张。如果那会儿有“双十一”，她的“购物车”里囤得最多的应当就是口红吧。
张爱玲曾在《童言无忌》中写道：“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祺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张爱玲还有一句名言，叫“出名要趁早”。且看她中学时代就有“处女作”发表，又赚稿费买口红，真是“想红要趁早”，早买口红就早“红”喽！张爱玲写稿发稿买口红的年龄，恐怕要比其他所有的中国女作家都早;待到二十三岁时又因发表小说《沉香屑》，在上海文坛一炮而红，不知道是不是沾了口红的“红运”，就此红透了华语文学的“半边天”。
张爱玲对口红的痴迷与执着，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她的生活与文学之中。也许是用“处女作”稿费买的第一支口红品牌令人终生难忘之故，后来有人写了一部概括张爱玲上海生涯的书，名叫《海上花·张爱玲》，竟然将第九章就直接命名为“小号的丹祺唇膏”。
这里说“竟然”，仿佛有些大惊小怪似的——作家创作一部小说，其中一个章节名目有些“创意”，何必如此惊讶？其实，读者只须稍稍翻看此书，就会“拍案而起”：这哪里是什么评述张爱玲的专集，简直就是旧上海摩登女郎的时尚“购物车”！单单瞅一瞅每个章节的名目，就让人仿佛听到那一张“夜上海”的唱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都市时尚“日用品”与“爆款”，以及女生与女人们平日里想买又舍不得买的“轻奢品牌”，都藏在里边喽。
岂止一支丹祺唇膏，挨个按章节名目排下去，“购物车”的清单太长太长，如“一、童男子闻到的香水;二、桃花赛璐璐梳子;三、八岁梳的爱司头;五、磨白了的梳妆台;六、桑子红胭脂;七、有网眼的黑色丝袜;八、十岁要穿的高跟鞋;九、小号的丹祺唇膏;十、指甲上的银色蔻丹;十一、挑拨性的爵士乐;十三、绿短袄上的翡翠胸针;十四、绿色的面网;十五、美女月份牌;十六、维多利亚时代的“卷首玉照”;二十七、十几克拉的火油钻;二十八、翠绿烧料镯子;二十九、美丽牌香烟;三十三、栀子花香水;三十六、帶喇叭的手摇唱机;三十七、淡绿鸵鸟毛折扇;三十八、练习淑女风度的钢琴;四十一、粉红底子油纸伞;四十二、女生手中的《玲珑》;五十八、拨号式圆盘电话……”等等。
且看第四十二章“女生手中的《玲珑》”，这里提到的《玲珑》，是一种袖珍开本（六十四开）的杂志，于1931年创刊，以“提倡社会高尚娱乐，增进妇女优美生活”为办刊宗旨，多以社会名媛、摩登女性或女学生的照片为封面，被誉为中国第一本时尚杂志，曾经风靡上海妇女圈。这本杂志和如今的智能手机差不多大小，而内容也差不多就是女生与女人们都感兴趣的时尚情感话题。由于每期间隔时间较短（一周），话题更新速度较快，内容既时髦实用，又图文并茂，推送时尚用品广告又多，几乎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尚生活APP。
其实，早在《海上花·张爱玲》问世约四十年前，刚刚与胡兰成坠入爱河的二十四岁的张爱玲，就已经在《流言》一书（1944年12月初版）中的《论女人》一文中，提到过“一九三○年间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玲珑》杂志”，且称其“就是一面传授影星美容秘诀，一面教导‘美’了‘容’的女子怎样严密防范男子的进攻”，足可见其APP功能如何强大。而正是这《玲珑》杂志上，也曾刊载过“祖师奶奶”第一支口红品牌“丹祺唇膏”的广告。广告中称：
丹祺点唇，色泽自然，不深不淡，与普通点唇管迥异。用后唇色立变，神妙无比。且色泽可与个人面容天然符合。丹祺更有一特色，即色泽永存，着水不进。
这样的广告词，简直就是如今“祼妆”、“伪素颜”之类的彩妆标榜！看来，张爱玲的彩妆美学，从中学时代到青年时代，一直是在“摩登”前列的。几乎与《论女人》同时发表的小说《留情》（1945年2月刊于《杂志》第十四卷五期），张爱玲借小说人物再次表达了她对口红品级档次与女人品位高低的见解：“她的高价的嘴唇膏是保证不落色的，一定是杨家的茶杯洗得不干净，也不知是谁喝过的。”
事实上，张爱玲对口红的见解与评判，在小说与散文中都时有流露;而《玲珑》中的丹祺唇膏广告早已透露了这一秘密，张爱玲的时尚品位，恐怕早已成为同时代女人们的彩妆经验了。如果她们都有“购物车”，“双十一”一到，张爱玲还未必能“秒杀”得过她们哩。
与张爱玲一生钟爱口红的“摩登”相比，一代诗僧苏曼殊（1884—1918）的“摩登”，在于特别爱吃甜食，从时髦的“摩尔登”进口糖果到本地土产的糕饼酥糖，最后还因吃糖而死。去年，恰恰是这位“糖僧”因吃糖而死一百周年，这样的奇人奇葩，确实也百年难遇。
话说清末民初，上海广东路河南路口的同芳居茶楼，在茶客点餐之前，照例要摆好瓜子、花生、果脯、点心四小碟，算是餐前招待。据说，有一段时期，果脯或者点心，会被替换成一小碟名为“摩尔登”的西洋糖果。可别小看这一盘糖，它可是那会儿的“网红”零食，是这茶楼的“洋招牌”，大有来历。 原来，这座同芳居茶楼，不是一般的小茶馆、点心铺。它可是旧上海广式茶点“四大居”之一，另外三家是利男居、怡珍居、群芳居。它于1876年开业，位于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广东路转角处，是一家远近闻名、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必去的粤式茶楼。这里店堂舒适雅洁，茶具精致;茗饮之外，还兼卖粤式糕点和西式糖果。
苏曼殊算是半个广东人，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他曾在日本留学，与陈独秀、鲁迅都是旧相识;“辛亥革命”后归国，在上海办报。据传，当年苏曼殊也是这里的常客，但他似乎不是为着这里粤式茶点来一解乡愁的，而是特别喜欢这里售卖的一种叫“摩尔登”的西洋糖果，来此必吃、离此必带。当时，因其早年出家为僧，曾剃过光头披过袈裟，又因其极爱吃糖，遂得了个“糖僧”的绰号。
这种“摩尔登”糖通常装盛在扁平的玻璃瓶里，糖体浑圆，色多淡红或淡黄，乍看起来与如今的果味硬糖并无太大差异，算不上什么特别稀罕的吃食。如今还有存世的“摩尔登”糖瓶，可见其上贴有红色标签两张，上方标签有中文注明“摩尔登十景糖”，下方标签则为英文，写有“J.T.MORTON”、“LONDON”字样，可知其出产于英国伦敦。这样的中英文双语标签与扁玻璃瓶的包装方式，确实有些特别，如果没有中文标签，将瓶里的糖换成酒水饮料，也颇有洋酒的样式。
试想，在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都市里，这样的进口糖果的确算“洋玩意”;又据说西洋的“茶花女”最爱吃这种糖，当时《巴黎茶花女遗事》也已译介到中国，于是来玩“洋格”、开“洋荤”者也就不乏其人了。苏曼殊是出过洋、留过学、读过洋书的人，当然不会只是为赶时髦而来，一开始应当是“真爱”。当然，听说“茶花女”爱吃这糖，他也就说自己也爱吃这糖，则确实也有点蹭热点的意思了。不过，他蹭这热点，事出有因。据说他也曾想翻译《茶花女》，并公开声称这是他最喜欢的书，且自称“日食摩尔登糖三袋，此茶花女酷嗜之物也”。不过，翻译《茶花女》这事儿，却被林纾占了先，苏曼殊终究“慢”了一点，只能吃几颗摩尔登糖安慰一下自己了。
除了摩尔登糖，苏曼殊几乎爱吃一切带甜味的零食。当时，苏州的酥糖有各种各样的品种，玫瑰、橘红、黄豆、芝麻等，他可以一口气吃掉十几包。著名报人、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写过一首打油诗来调侃他，诗云：
松糖橘饼又玫瑰，甜蜜香酥笑开口。
想是大师心里苦，要从苦处得甜来。
因为爱吃甜食，又不好好刷牙，苏曼殊有很多蛀牙，不得已拔掉牙齿装上金牙，但仍然嗜糖如命。不过，兜里没钱还想买零食，竟然想到拔下一颗金牙换糖吃，也真是为糖痴狂了。为此，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鲁迅曾经的顶头上司）的章士钊又写诗调侃他，诗云：
齿豁曾教金作床，只缘偏嗜胶牙糖。
忽然糖尽囊羞涩，又脱金床付质房。
最终，这位用生命去吃糖的“糖僧”，因肠胃病年仅三十四岁就死在了上海医院里。据说，在住院期间，他还偷偷跑到街上大吃八宝饭、年糕、冰淇淋等甜食，导致肠胃病加剧而医治无效，搭上了一条才华横溢的性命。如果当年有“双十一”，这位“糖僧”，一定少不了囤点上至摩尔登糖，下至橘饼年糕的中、外甜食，一个人宅在家里就可以嗨翻天，根本不用出门;更犯不着临到嘴馋时，拔下一颗金牙去换糖吃，还被朋友笑话。
莫说“糖僧”的世界你不懂，其实，热炒了二三十年的“大师”生活圈，你也不会太明白。都说民国“大师”们学问高、见识大、藏书多，殊不知这些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1890—1969），七十多年前还有过一桩“卖书换煤”的尴尬事儿。
须知，当时可没有集中供暖这回事儿，囤煤过冬可是比天还大的事儿（当年笔者北漂那会儿，就挨过凌晨两点突然断了供暖，三点钟就给冻醒了的真事儿）。对于指望着烧煤取暖、挨过寒冬的大师们而言，那一刻的真心话只能是一句“囤书不如囤煤”了。拿着一大堆剧烈贬值的“金元券”，一斤钞票买不到一斤米的陈寅恪，勉强糊口度日，惨淡经营。可寒冬将至，如果当年有“双十一”，陈寅恪恐怕也别无多想，就只是想多囤点煤，能暂且不被冻死就谢天谢地了。
话说七十多年前，1947年冬，陈寅恪曾将其个人藏书，一批东方语言学专业书籍卖给北京大学。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在本年事辑中说到此事：“是岁寒甚。清华各院住宅本装有水汀，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国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买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这一则材料下又引陈在“文革”中的《第七次交代稿》云：“复员重返清华。天气很冷，常发心脏病。将所藏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
1947年冬的这一“卖书换煤”事件，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于季羡林所撰《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再次提及，并补充说明了一些细节。文中这样写道：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元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魯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 季文写于1995年12月，五年后，陈寅恪的后人陈流求等撰《我们的父亲陈寅恪》一文（2010年4月15日载于《南方周末》），再次提及1947年的卖书事件，与季羡林的忆述基本吻合。文中这样写道：
北平的冬天寒冷，室内需要生煤炉取暖，学校恢复后经费支绌，各家自行筹措解决取暖。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得知我家经济困窘，而父亲又最畏寒，购煤款无从筹措，便想法帮助老友渡此难关，于是商定，父亲将自己所有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方面极为珍贵的书籍，如《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巴利文藏经、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胡适伯父要北大以美金支付书款，免得我们拿到法币，瞬间贬值。这笔钱除买煤外，还贴补了家用。母亲对我们讲过：父亲在国外省吃俭用购回的这批珍贵书籍，目盲后无法再阅读，而父亲以前的一位学生，当时已可以自立门户，就把有关内容的书籍交付给他了。北大复员后新成立东方语言学系，有研究东方语言的青年学者，能让这些书发挥作用，所以并不计较书款多少，售价是否抵值。
综上所述，陈寅恪1947年卖书买煤之事的来龙去脉基本清楚，无非是学者生活拮据，不得已卖书换煤、御寒过冬;但文人风骨依旧，并不计较金钱，带有半捐半售性质。查阅抗战胜利后的北平文教界历史文献，可知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法币，导致物价飞涨、币值剧贬;当时北大教授的经济状况普遍堪忧，临危受命的北大校长胡适曾多次出席北大教授会，商讨解决北大教授们的薪资保值办法。这不仅仅是北大教授们的经济危机，也是北平各大院校教职员工都在面临的经济危机，更是整个北平文教界的经济危机，陈寅恪当然也不例外。
说一千，道一万，陈寅恪“卖书换煤”这桩事儿，并不是“双十一”能够解决的。就算当年有“双十一”，文质彬彬、病体衰弱的陈教授，也“秒杀”不过都等着抢煤过冬的众多北平消费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通货膨胀与民生艰难，与二十世纪初的“糖僧”的糖果世界，又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祖师奶奶”的口红心得，都不可同日而语了。还好，我们这个世纪有了“雙十一”，都市男女的购物车里应有尽有——要美妆有美妆，要美食有美食，想囤点啥就囤点啥。当然，还可以在这一天，泡一杯咖啡或绿茶，坐在已集中供暖或者空调开放的居室中，于清点“购物车”的间隙，再回想回想张爱玲、苏曼殊与陈寅恪的那个时代。
民国那会儿没有“双十一”，更没什么电商平台支付宝，商业环境与支付方式都远远不可能与今日相比。但人的基本需求层面是差不多的，无外乎也是上述两种，一种是平日想买又舍不得买的，一种是平日必须买的日常用品;从名流精英到平民百姓，都必得有这两种商品需求。那么，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民国有“双十一”，那个时代的女士先生们得淘点囤点啥？
张爱玲：口红与“想红”
小资文学的“祖师奶奶”张爱玲（1920—1995），是在中学时代就拿“处女作”稿费买口红的主儿。对于金钱与商品，她早有自己的消费主张。如果那会儿有“双十一”，她的“购物车”里囤得最多的应当就是口红吧。
张爱玲曾在《童言无忌》中写道：“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祺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
张爱玲还有一句名言，叫“出名要趁早”。且看她中学时代就有“处女作”发表，又赚稿费买口红，真是“想红要趁早”，早买口红就早“红”喽！张爱玲写稿发稿买口红的年龄，恐怕要比其他所有的中国女作家都早;待到二十三岁时又因发表小说《沉香屑》，在上海文坛一炮而红，不知道是不是沾了口红的“红运”，就此红透了华语文学的“半边天”。
张爱玲对口红的痴迷与执着，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她的生活与文学之中。也许是用“处女作”稿费买的第一支口红品牌令人终生难忘之故，后来有人写了一部概括张爱玲上海生涯的书，名叫《海上花·张爱玲》，竟然将第九章就直接命名为“小号的丹祺唇膏”。
这里说“竟然”，仿佛有些大惊小怪似的——作家创作一部小说，其中一个章节名目有些“创意”，何必如此惊讶？其实，读者只须稍稍翻看此书，就会“拍案而起”：这哪里是什么评述张爱玲的专集，简直就是旧上海摩登女郎的时尚“购物车”！单单瞅一瞅每个章节的名目，就让人仿佛听到那一张“夜上海”的唱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都市时尚“日用品”与“爆款”，以及女生与女人们平日里想买又舍不得买的“轻奢品牌”，都藏在里边喽。
岂止一支丹祺唇膏，挨个按章节名目排下去，“购物车”的清单太长太长，如“一、童男子闻到的香水;二、桃花赛璐璐梳子;三、八岁梳的爱司头;五、磨白了的梳妆台;六、桑子红胭脂;七、有网眼的黑色丝袜;八、十岁要穿的高跟鞋;九、小号的丹祺唇膏;十、指甲上的银色蔻丹;十一、挑拨性的爵士乐;十三、绿短袄上的翡翠胸针;十四、绿色的面网;十五、美女月份牌;十六、维多利亚时代的“卷首玉照”;二十七、十几克拉的火油钻;二十八、翠绿烧料镯子;二十九、美丽牌香烟;三十三、栀子花香水;三十六、帶喇叭的手摇唱机;三十七、淡绿鸵鸟毛折扇;三十八、练习淑女风度的钢琴;四十一、粉红底子油纸伞;四十二、女生手中的《玲珑》;五十八、拨号式圆盘电话……”等等。
且看第四十二章“女生手中的《玲珑》”，这里提到的《玲珑》，是一种袖珍开本（六十四开）的杂志，于1931年创刊，以“提倡社会高尚娱乐，增进妇女优美生活”为办刊宗旨，多以社会名媛、摩登女性或女学生的照片为封面，被誉为中国第一本时尚杂志，曾经风靡上海妇女圈。这本杂志和如今的智能手机差不多大小，而内容也差不多就是女生与女人们都感兴趣的时尚情感话题。由于每期间隔时间较短（一周），话题更新速度较快，内容既时髦实用，又图文并茂，推送时尚用品广告又多，几乎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尚生活APP。
其实，早在《海上花·张爱玲》问世约四十年前，刚刚与胡兰成坠入爱河的二十四岁的张爱玲，就已经在《流言》一书（1944年12月初版）中的《论女人》一文中，提到过“一九三○年间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玲珑》杂志”，且称其“就是一面传授影星美容秘诀，一面教导‘美’了‘容’的女子怎样严密防范男子的进攻”，足可见其APP功能如何强大。而正是这《玲珑》杂志上，也曾刊载过“祖师奶奶”第一支口红品牌“丹祺唇膏”的广告。广告中称：
丹祺点唇，色泽自然，不深不淡，与普通点唇管迥异。用后唇色立变，神妙无比。且色泽可与个人面容天然符合。丹祺更有一特色，即色泽永存，着水不进。
这样的广告词，简直就是如今“祼妆”、“伪素颜”之类的彩妆标榜！看来，张爱玲的彩妆美学，从中学时代到青年时代，一直是在“摩登”前列的。几乎与《论女人》同时发表的小说《留情》（1945年2月刊于《杂志》第十四卷五期），张爱玲借小说人物再次表达了她对口红品级档次与女人品位高低的见解：“她的高价的嘴唇膏是保证不落色的，一定是杨家的茶杯洗得不干净，也不知是谁喝过的。”
事实上，张爱玲对口红的见解与评判，在小说与散文中都时有流露;而《玲珑》中的丹祺唇膏广告早已透露了这一秘密，张爱玲的时尚品位，恐怕早已成为同时代女人们的彩妆经验了。如果她们都有“购物车”，“双十一”一到，张爱玲还未必能“秒杀”得过她们哩。
苏曼殊：用生命去吃糖
与张爱玲一生钟爱口红的“摩登”相比，一代诗僧苏曼殊（1884—1918）的“摩登”，在于特别爱吃甜食，从时髦的“摩尔登”进口糖果到本地土产的糕饼酥糖，最后还因吃糖而死。去年，恰恰是这位“糖僧”因吃糖而死一百周年，这样的奇人奇葩，确实也百年难遇。
话说清末民初，上海广东路河南路口的同芳居茶楼，在茶客点餐之前，照例要摆好瓜子、花生、果脯、点心四小碟，算是餐前招待。据说，有一段时期，果脯或者点心，会被替换成一小碟名为“摩尔登”的西洋糖果。可别小看这一盘糖，它可是那会儿的“网红”零食，是这茶楼的“洋招牌”，大有来历。 原来，这座同芳居茶楼，不是一般的小茶馆、点心铺。它可是旧上海广式茶点“四大居”之一，另外三家是利男居、怡珍居、群芳居。它于1876年开业，位于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广东路转角处，是一家远近闻名、旅居上海的广东人必去的粤式茶楼。这里店堂舒适雅洁，茶具精致;茗饮之外，还兼卖粤式糕点和西式糖果。
苏曼殊算是半个广东人，父亲是广东茶商，母亲是日本人。他曾在日本留学，与陈独秀、鲁迅都是旧相识;“辛亥革命”后归国，在上海办报。据传，当年苏曼殊也是这里的常客，但他似乎不是为着这里粤式茶点来一解乡愁的，而是特别喜欢这里售卖的一种叫“摩尔登”的西洋糖果，来此必吃、离此必带。当时，因其早年出家为僧，曾剃过光头披过袈裟，又因其极爱吃糖，遂得了个“糖僧”的绰号。
这种“摩尔登”糖通常装盛在扁平的玻璃瓶里，糖体浑圆，色多淡红或淡黄，乍看起来与如今的果味硬糖并无太大差异，算不上什么特别稀罕的吃食。如今还有存世的“摩尔登”糖瓶，可见其上贴有红色标签两张，上方标签有中文注明“摩尔登十景糖”，下方标签则为英文，写有“J.T.MORTON”、“LONDON”字样，可知其出产于英国伦敦。这样的中英文双语标签与扁玻璃瓶的包装方式，确实有些特别，如果没有中文标签，将瓶里的糖换成酒水饮料，也颇有洋酒的样式。
试想，在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都市里，这样的进口糖果的确算“洋玩意”;又据说西洋的“茶花女”最爱吃这种糖，当时《巴黎茶花女遗事》也已译介到中国，于是来玩“洋格”、开“洋荤”者也就不乏其人了。苏曼殊是出过洋、留过学、读过洋书的人，当然不会只是为赶时髦而来，一开始应当是“真爱”。当然，听说“茶花女”爱吃这糖，他也就说自己也爱吃这糖，则确实也有点蹭热点的意思了。不过，他蹭这热点，事出有因。据说他也曾想翻译《茶花女》，并公开声称这是他最喜欢的书，且自称“日食摩尔登糖三袋，此茶花女酷嗜之物也”。不过，翻译《茶花女》这事儿，却被林纾占了先，苏曼殊终究“慢”了一点，只能吃几颗摩尔登糖安慰一下自己了。
除了摩尔登糖，苏曼殊几乎爱吃一切带甜味的零食。当时，苏州的酥糖有各种各样的品种，玫瑰、橘红、黄豆、芝麻等，他可以一口气吃掉十几包。著名报人、鸳鸯蝴蝶派作家包天笑，写过一首打油诗来调侃他，诗云：
松糖橘饼又玫瑰，甜蜜香酥笑开口。
想是大师心里苦，要从苦处得甜来。
因为爱吃甜食，又不好好刷牙，苏曼殊有很多蛀牙，不得已拔掉牙齿装上金牙，但仍然嗜糖如命。不过，兜里没钱还想买零食，竟然想到拔下一颗金牙换糖吃，也真是为糖痴狂了。为此，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长（鲁迅曾经的顶头上司）的章士钊又写诗调侃他，诗云：
齿豁曾教金作床，只缘偏嗜胶牙糖。
忽然糖尽囊羞涩，又脱金床付质房。
最终，这位用生命去吃糖的“糖僧”，因肠胃病年仅三十四岁就死在了上海医院里。据说，在住院期间，他还偷偷跑到街上大吃八宝饭、年糕、冰淇淋等甜食，导致肠胃病加剧而医治无效，搭上了一条才华横溢的性命。如果当年有“双十一”，这位“糖僧”，一定少不了囤点上至摩尔登糖，下至橘饼年糕的中、外甜食，一个人宅在家里就可以嗨翻天，根本不用出门;更犯不着临到嘴馋时，拔下一颗金牙去换糖吃，还被朋友笑话。
陈寅恪：囤书不如囤煤
莫说“糖僧”的世界你不懂，其实，热炒了二三十年的“大师”生活圈，你也不会太明白。都说民国“大师”们学问高、见识大、藏书多，殊不知这些大师中的大师、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1890—1969），七十多年前还有过一桩“卖书换煤”的尴尬事儿。
须知，当时可没有集中供暖这回事儿，囤煤过冬可是比天还大的事儿（当年笔者北漂那会儿，就挨过凌晨两点突然断了供暖，三点钟就给冻醒了的真事儿）。对于指望着烧煤取暖、挨过寒冬的大师们而言，那一刻的真心话只能是一句“囤书不如囤煤”了。拿着一大堆剧烈贬值的“金元券”，一斤钞票买不到一斤米的陈寅恪，勉强糊口度日，惨淡经营。可寒冬将至，如果当年有“双十一”，陈寅恪恐怕也别无多想，就只是想多囤点煤，能暂且不被冻死就谢天谢地了。
话说七十多年前，1947年冬，陈寅恪曾将其个人藏书，一批东方语言学专业书籍卖给北京大学。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在本年事辑中说到此事：“是岁寒甚。清华各院住宅本装有水汀，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国志、突厥文字典等等，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此师昔年所告）用以买煤。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这一则材料下又引陈在“文革”中的《第七次交代稿》云：“复员重返清华。天气很冷，常发心脏病。将所藏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
1947年冬的这一“卖书换煤”事件，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于季羡林所撰《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再次提及，并补充说明了一些细节。文中这样写道：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元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魯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 季文写于1995年12月，五年后，陈寅恪的后人陈流求等撰《我们的父亲陈寅恪》一文（2010年4月15日载于《南方周末》），再次提及1947年的卖书事件，与季羡林的忆述基本吻合。文中这样写道：
北平的冬天寒冷，室内需要生煤炉取暖，学校恢复后经费支绌，各家自行筹措解决取暖。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得知我家经济困窘，而父亲又最畏寒，购煤款无从筹措，便想法帮助老友渡此难关，于是商定，父亲将自己所有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方面极为珍贵的书籍，如《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巴利文藏经、蒙古文蒙古图志、突厥文字典”等“最好的东方语言学书籍，全数卖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胡适伯父要北大以美金支付书款，免得我们拿到法币，瞬间贬值。这笔钱除买煤外，还贴补了家用。母亲对我们讲过：父亲在国外省吃俭用购回的这批珍贵书籍，目盲后无法再阅读，而父亲以前的一位学生，当时已可以自立门户，就把有关内容的书籍交付给他了。北大复员后新成立东方语言学系，有研究东方语言的青年学者，能让这些书发挥作用，所以并不计较书款多少，售价是否抵值。
综上所述，陈寅恪1947年卖书买煤之事的来龙去脉基本清楚，无非是学者生活拮据，不得已卖书换煤、御寒过冬;但文人风骨依旧，并不计较金钱，带有半捐半售性质。查阅抗战胜利后的北平文教界历史文献，可知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法币，导致物价飞涨、币值剧贬;当时北大教授的经济状况普遍堪忧，临危受命的北大校长胡适曾多次出席北大教授会，商讨解决北大教授们的薪资保值办法。这不仅仅是北大教授们的经济危机，也是北平各大院校教职员工都在面临的经济危机，更是整个北平文教界的经济危机，陈寅恪当然也不例外。
说一千，道一万，陈寅恪“卖书换煤”这桩事儿，并不是“双十一”能够解决的。就算当年有“双十一”，文质彬彬、病体衰弱的陈教授，也“秒杀”不过都等着抢煤过冬的众多北平消费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通货膨胀与民生艰难，与二十世纪初的“糖僧”的糖果世界，又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祖师奶奶”的口红心得，都不可同日而语了。还好，我们这个世纪有了“雙十一”，都市男女的购物车里应有尽有——要美妆有美妆，要美食有美食，想囤点啥就囤点啥。当然，还可以在这一天，泡一杯咖啡或绿茶，坐在已集中供暖或者空调开放的居室中，于清点“购物车”的间隙，再回想回想张爱玲、苏曼殊与陈寅恪的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