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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清时期是中国狐文化的鼎盛时期，《聊斋志异》中就有许多男狐和女狐的故事。从狐的品行来看，文中的女狐多是善良多情的形象，男狐除了谦恭知礼的形象以外，还有祟人的男狐。本文试图从蒲松龄笔下的祟人男狐形象出发，分析和探讨男狐祟人的特征、形式，继而探究作家在创作此类男狐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生态度和伦理价值观。
关键词：《聊斋志异》；男狐；祟人
关于男狐作祟现象的历史记载，最早可见于西汉昭帝年间焦延寿的《焦氏易林》。六朝时男狐作祟的故事更为普遍，北魏杨衔之《洛阳伽蓝记》以及干宝《搜神记》中的狐妖就多为男狐。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对男狐祟人现象的描述主要集中在狐人对女性的侵害，对男狐形象的塑造和行为语言的笔墨刻画较少。直至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各类祟人男狐的出现，男狐的形象才丰富和立体起来。
综观整部《聊斋志异》，约有30篇涉及男狐者，其中塑造了具体形象的祟人男狐共有14篇篇目，包括《狐入瓶》、《金陵乙》、《贾儿》、《农人》、《小髻》、《姬生》、《九山王》、《五通》、《遵化署狐》、《王子安》、《狐惩淫》、《黄九郎》、《陵县狐》、《马介甫》。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了蒲松龄对祟人男狐的批判，但是其中也不乏对部分祟人男狐行为的肯定，使得男狐祟人的现象不只是局限在男狐对女性的伤害，也包含了作者对现实中不符礼法的人类行为的反思，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前人对男狐祟人故事的阐发。
一、男狐祟人中的主体对象特征
祟人的男狐，无论年少和年老，往往多表现出动物的原始野性，具有狐狸天生的狡猾、聪灵、欺弱、妖媚特点。如《贾儿》中出现的男狐步步迷惑贾儿母亲的心智以达到为所欲为的性蛊惑。《姬生》中的狐狸“未必大恶，或生以谐引之，狐亦以戏弄之”，对人类自肆高尚正行的引导回以动物的戏弄，表现其狡猾聪灵的一面。《五通》中出现的祟人男狐则直接被作者塑造为一马、两豕、一鸟四类动物形象，透过他们的作害反映出与人有别的动物不节制的原始本能欲望。
除此以外，蒲松龄在创作各类祟人男狐时，也赋予了不同的特征显现其创作的寓意。14篇描写祟人男狐的故事中，作者予以正面批判男狐劣性的有8篇，包括《狐入瓶》、《金陵乙》、《贾儿》、《农人》、《小髻》、《姬生》、《五通》、《陵县狐》；借男狐的祟人嘲讽人类不正之风的有6篇，包括《九山王》、《遵化署狐》、《王子安》、《黄九郎》、《狐惩淫》、《马介甫》。前者中的男狐形象多是年少男狐，外形上以“光自两眸出，晶莹四射”、“四足皆无骨”示人；语言上以“勿见害”表达哀求、“纸上符咒，能奈我何”表达自傲。后者中既有“姝丽”的俊美男狐，也有“容服都雅”的贤达狐仙；他们对世人的祸害很大程度上受到世人顽劣行为的影响或迫害，因此对“奇惨之仇，无不报”，面对人类的非礼请求“勉承君意”以及对悍妇不守妇德的“以小术惧之”。
二、男狐祟人中的客体对象特征
客体对象是未出嫁的年轻女子的作品中，她们在受到祸害之后已经会变被动为主动，以机智的问答套取男狐的缺点和恐惧之处，继而有针对地寻找办法对付他们。《农人》中被男狐所祟的即是居住在山南的贵家女，对自傲自大不怕符咒的男狐赞叹发问“汝道术良深，可幸永好。顾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获取男狐所畏惧的对象之后，告诉自己的父亲寻找当时的农人，及时地解救自己。这样的客体对象是蒲松龄作品中较为积极的一面，透露着作者对自大男狐的鞭笞，也肯定了人类尤其是女性反狐侵害的机智自救。
客体对象是嫁为人妇的貌美对象和剽悍家妇的作品中，她们在受到祸害之后的反应则相对较多，主要呈现为身心俱疲无力反抗、蛊惑醒悟后自尽、机智斗狐杀狐、被训后反复剽悍四种类型。第一种在《贾儿》中尤为明显，贾儿母亲一开始意识到男狐的蛊惑时还能主动要求庖媪和儿子相伴，随着男狐祸祟的程度加深逐渐失去了自制，最终落得“歌哭叫詈，日万状。夜厌与人居”。第二种可见《五通》中被淫占的典商妻子“心甚羞之”、“不胜羞愤，思欲自尽，而投缳则带自绝，屡试皆然，苦不得死”，这是他们作为受害者无力抗争 且自觉失贞的无奈与妥协。第三种如《狐入瓶》中的万村石氏之妇，每每观察祟人男狐逃遁隐匿的瓶，最终“以絮塞其口，置釜中，燂汤而沸之”，机智地消灭了男狐。最后一种是作者极力批判嘲讽的客体对象，是受到狐仙反复教训不改的悍妇，《马介甫》中的杨万石妻尹氏即是典型的悍妇，对家中的各个成员包括公公在内都“少迕之，辄以鞭挞从事”。狐仙马介甫对其多次以小术教训，使其“徒跣而归，面色灰死”。
客体对象是普通平民的作品中，他们受到祸害的反应往往会迅速反击或群起灭之，赶走祟人的男狐。《农人》中的山农一发现偷食的男狐，即“荷锄潜往，力击之”，使得男狐多年后仍心有余悸。《小髻》中的长山居民怀疑拜访的短客即是偷人器具的男狐时，“共操兵杖往”男狐的住处，最终“众噪起，并击之。杖杖皆火，瞬息四散”，赶走了祸害的男狐。
客体对象是名士和官僚的作品中，他们受到祸害的反应往往不同。名士们往往会从男狐祟人的现象中得出人生的反思；而官僚们或沉溺其中无所察觉，或直接施以手段断绝狐患。在《姬生》篇中，名士姬生本欲引偷盗的男狐归正而“反为邪惑”，反思“身有夙根，室有贤助”的重要性，《王子安》更是“为狐奚落”梦中中进士，反思科举考试制度对人迂腐的影响。
三、男狐祟人中作家的创作价值观
（一）宣扬儒家伦理之道
蒲松龄在其《代韩县公募修郑公书院疏》里曾说：“盖以振励斯文，事关名教，表彰盛迹，责在儒生”。对于良善民风的正确引导，成为其写作的第一要义。因此，他借由祟人男狐的描绘，实际上表达了善恶伦理果报，同时也宣扬自己崇尚的伦理教化之道。《贾儿》篇宣扬的是妇德中守贞的伦理道德，《马介甫》篇宣扬的则是妇德中尊老相夫的伦理道德，作家描写现实中的妇女多离不开以上两种儒家伦理道德的价值观。作家形容“娘子军肆其横暴，苦疗妒之无方；胭脂虎啖尽生灵，幸渡迷之有揖。”，他只能借助男狐运用仙术等异能来教训悍妇，让其明白尊老相夫的传统妇德，可以说这是蒲松龄对现实中悍妇行为不满的体现，也是其强烈的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再现。
（二）批判不当的社会风气
《狐惩淫》中的男狐利用某生好蓄媚药的恶习，将媚药放于其妻的粥里，害得其妻出丑，险些丧命。在这里，作家反其道而行，并没有像其他篇目一样将男狐刻画成害人的恶狐，而是赋予其相对顽劣的性质来惩罚不道德的某生，最终“痛改往行，狐亦遂绝”。异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鸩，从无有相戒不蓄媚药者，亦犹人之民兵刃而狎床第也。宁知其毒有甚于砒鸩者哉！顾蓄之不过以媚内耳！乃至见嫉于鬼神；况人之纵淫，有过于蓄药者乎？”深刻地批判了明末性欲开放的社会风气，通过性蛊惑的男狐形象讽刺了人类低靡的生活观念，从而引导人们对此进行反思，并引以为戒。
（三）嘲讽迂腐的科举制度
男狐祟人的故事当中还提到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名士，作者在塑造此类人物形象时，不同于对人物功名求取过程的描写，而是全程贯穿了男狐这类形象。借助男狐对名士的奚落和戏弄，试图提升全文的讽刺力度和幽默风味。因此，在《王子安》篇中，深知科举考试迂腐的作家仅仅通过男狐的前后几句戏语，就将世人对功名的贪恋渴慕之情生动地表达出来。尤其在篇末以“七似”（初入似丐、唱名似囚、归号舍似秋末冷蜂、出场似出笼病鸟、望报似被絷之猱、报条无我似饵毒之蝇、从新另抱似破卵之鸠）形容“秀才入闱”，深刻讽刺了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对世人的摧朽。由此可见，作家在创作此类男狐祟人的篇章时，是有意以诙谐的祟人故事嘲讽迂腐的科举制度，展现其身处封建社会末世对腐朽制度的深度思考。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本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王先霖，周伟民著.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M].广东：花城出版社，1988.
[3]马瑞芳.聊斋志异创作论[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4]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聊斋志异》；男狐；祟人
关于男狐作祟现象的历史记载，最早可见于西汉昭帝年间焦延寿的《焦氏易林》。六朝时男狐作祟的故事更为普遍，北魏杨衔之《洛阳伽蓝记》以及干宝《搜神记》中的狐妖就多为男狐。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对男狐祟人现象的描述主要集中在狐人对女性的侵害，对男狐形象的塑造和行为语言的笔墨刻画较少。直至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各类祟人男狐的出现，男狐的形象才丰富和立体起来。
综观整部《聊斋志异》，约有30篇涉及男狐者，其中塑造了具体形象的祟人男狐共有14篇篇目，包括《狐入瓶》、《金陵乙》、《贾儿》、《农人》、《小髻》、《姬生》、《九山王》、《五通》、《遵化署狐》、《王子安》、《狐惩淫》、《黄九郎》、《陵县狐》、《马介甫》。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了蒲松龄对祟人男狐的批判，但是其中也不乏对部分祟人男狐行为的肯定，使得男狐祟人的现象不只是局限在男狐对女性的伤害，也包含了作者对现实中不符礼法的人类行为的反思，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前人对男狐祟人故事的阐发。
一、男狐祟人中的主体对象特征
祟人的男狐，无论年少和年老，往往多表现出动物的原始野性，具有狐狸天生的狡猾、聪灵、欺弱、妖媚特点。如《贾儿》中出现的男狐步步迷惑贾儿母亲的心智以达到为所欲为的性蛊惑。《姬生》中的狐狸“未必大恶，或生以谐引之，狐亦以戏弄之”，对人类自肆高尚正行的引导回以动物的戏弄，表现其狡猾聪灵的一面。《五通》中出现的祟人男狐则直接被作者塑造为一马、两豕、一鸟四类动物形象，透过他们的作害反映出与人有别的动物不节制的原始本能欲望。
除此以外，蒲松龄在创作各类祟人男狐时，也赋予了不同的特征显现其创作的寓意。14篇描写祟人男狐的故事中，作者予以正面批判男狐劣性的有8篇，包括《狐入瓶》、《金陵乙》、《贾儿》、《农人》、《小髻》、《姬生》、《五通》、《陵县狐》；借男狐的祟人嘲讽人类不正之风的有6篇，包括《九山王》、《遵化署狐》、《王子安》、《黄九郎》、《狐惩淫》、《马介甫》。前者中的男狐形象多是年少男狐，外形上以“光自两眸出，晶莹四射”、“四足皆无骨”示人；语言上以“勿见害”表达哀求、“纸上符咒，能奈我何”表达自傲。后者中既有“姝丽”的俊美男狐，也有“容服都雅”的贤达狐仙；他们对世人的祸害很大程度上受到世人顽劣行为的影响或迫害，因此对“奇惨之仇，无不报”，面对人类的非礼请求“勉承君意”以及对悍妇不守妇德的“以小术惧之”。
二、男狐祟人中的客体对象特征
客体对象是未出嫁的年轻女子的作品中，她们在受到祸害之后已经会变被动为主动，以机智的问答套取男狐的缺点和恐惧之处，继而有针对地寻找办法对付他们。《农人》中被男狐所祟的即是居住在山南的贵家女，对自傲自大不怕符咒的男狐赞叹发问“汝道术良深，可幸永好。顾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获取男狐所畏惧的对象之后，告诉自己的父亲寻找当时的农人，及时地解救自己。这样的客体对象是蒲松龄作品中较为积极的一面，透露着作者对自大男狐的鞭笞，也肯定了人类尤其是女性反狐侵害的机智自救。
客体对象是嫁为人妇的貌美对象和剽悍家妇的作品中，她们在受到祸害之后的反应则相对较多，主要呈现为身心俱疲无力反抗、蛊惑醒悟后自尽、机智斗狐杀狐、被训后反复剽悍四种类型。第一种在《贾儿》中尤为明显，贾儿母亲一开始意识到男狐的蛊惑时还能主动要求庖媪和儿子相伴，随着男狐祸祟的程度加深逐渐失去了自制，最终落得“歌哭叫詈，日万状。夜厌与人居”。第二种可见《五通》中被淫占的典商妻子“心甚羞之”、“不胜羞愤，思欲自尽，而投缳则带自绝，屡试皆然，苦不得死”，这是他们作为受害者无力抗争 且自觉失贞的无奈与妥协。第三种如《狐入瓶》中的万村石氏之妇，每每观察祟人男狐逃遁隐匿的瓶，最终“以絮塞其口，置釜中，燂汤而沸之”，机智地消灭了男狐。最后一种是作者极力批判嘲讽的客体对象，是受到狐仙反复教训不改的悍妇，《马介甫》中的杨万石妻尹氏即是典型的悍妇，对家中的各个成员包括公公在内都“少迕之，辄以鞭挞从事”。狐仙马介甫对其多次以小术教训，使其“徒跣而归，面色灰死”。
客体对象是普通平民的作品中，他们受到祸害的反应往往会迅速反击或群起灭之，赶走祟人的男狐。《农人》中的山农一发现偷食的男狐，即“荷锄潜往，力击之”，使得男狐多年后仍心有余悸。《小髻》中的长山居民怀疑拜访的短客即是偷人器具的男狐时，“共操兵杖往”男狐的住处，最终“众噪起，并击之。杖杖皆火，瞬息四散”，赶走了祸害的男狐。
客体对象是名士和官僚的作品中，他们受到祸害的反应往往不同。名士们往往会从男狐祟人的现象中得出人生的反思；而官僚们或沉溺其中无所察觉，或直接施以手段断绝狐患。在《姬生》篇中，名士姬生本欲引偷盗的男狐归正而“反为邪惑”，反思“身有夙根，室有贤助”的重要性，《王子安》更是“为狐奚落”梦中中进士，反思科举考试制度对人迂腐的影响。
三、男狐祟人中作家的创作价值观
（一）宣扬儒家伦理之道
蒲松龄在其《代韩县公募修郑公书院疏》里曾说：“盖以振励斯文，事关名教，表彰盛迹，责在儒生”。对于良善民风的正确引导，成为其写作的第一要义。因此，他借由祟人男狐的描绘，实际上表达了善恶伦理果报，同时也宣扬自己崇尚的伦理教化之道。《贾儿》篇宣扬的是妇德中守贞的伦理道德，《马介甫》篇宣扬的则是妇德中尊老相夫的伦理道德，作家描写现实中的妇女多离不开以上两种儒家伦理道德的价值观。作家形容“娘子军肆其横暴，苦疗妒之无方；胭脂虎啖尽生灵，幸渡迷之有揖。”，他只能借助男狐运用仙术等异能来教训悍妇，让其明白尊老相夫的传统妇德，可以说这是蒲松龄对现实中悍妇行为不满的体现，也是其强烈的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再现。
（二）批判不当的社会风气
《狐惩淫》中的男狐利用某生好蓄媚药的恶习，将媚药放于其妻的粥里，害得其妻出丑，险些丧命。在这里，作家反其道而行，并没有像其他篇目一样将男狐刻画成害人的恶狐，而是赋予其相对顽劣的性质来惩罚不道德的某生，最终“痛改往行，狐亦遂绝”。异史氏曰：“居家者相戒勿蓄砒鸩，从无有相戒不蓄媚药者，亦犹人之民兵刃而狎床第也。宁知其毒有甚于砒鸩者哉！顾蓄之不过以媚内耳！乃至见嫉于鬼神；况人之纵淫，有过于蓄药者乎？”深刻地批判了明末性欲开放的社会风气，通过性蛊惑的男狐形象讽刺了人类低靡的生活观念，从而引导人们对此进行反思，并引以为戒。
（三）嘲讽迂腐的科举制度
男狐祟人的故事当中还提到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名士，作者在塑造此类人物形象时，不同于对人物功名求取过程的描写，而是全程贯穿了男狐这类形象。借助男狐对名士的奚落和戏弄，试图提升全文的讽刺力度和幽默风味。因此，在《王子安》篇中，深知科举考试迂腐的作家仅仅通过男狐的前后几句戏语，就将世人对功名的贪恋渴慕之情生动地表达出来。尤其在篇末以“七似”（初入似丐、唱名似囚、归号舍似秋末冷蜂、出场似出笼病鸟、望报似被絷之猱、报条无我似饵毒之蝇、从新另抱似破卵之鸠）形容“秀才入闱”，深刻讽刺了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对世人的摧朽。由此可见，作家在创作此类男狐祟人的篇章时，是有意以诙谐的祟人故事嘲讽迂腐的科举制度，展现其身处封建社会末世对腐朽制度的深度思考。
参考文献：
[1]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会校会注会评本聊斋志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王先霖，周伟民著.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M].广东：花城出版社，1988.
[3]马瑞芳.聊斋志异创作论[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4]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