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阳时间的侠

　　一如既往的高效，只用了四个月，路阳完成了电影《刺杀小说家》的全部拍摄工作，春节档期间多部电影同时上映，《刺杀小说家》引起了很多讨论，导演陆川不吝辞色地说这是一部让中国电影有尊严的作品，是今年中国电影的颜值担当，仿佛电影已经跑到了时间前面，尽管今年才刚刚开始。但在导演路阳这里，关于这部电影的念想已在他脑海中留存很久，那是《绣春刀》热映后的第二年，电影引发的热潮余温仍在，网络上，关于中国新武侠风格的讨论还频繁出现他的名字，但路阳从不是那种愿意在原地停留太久的创作者，他需要去新的世界看看，也是那一年，他读到作家双雪涛的短篇小说《刺杀小说家》。
　　“小说其实在讨论创作。关于创作的天赋、创作的可能性，创作和生活的关系，以及创作的困境。这些部分都在不停地刺激着我。”
　　在拍摄现场，回忆起最初阅读小说时的那天下午，路阳依然有不少话想说，小说有很多令路阳好奇的地方，那些奇异又莫名的叙述，那些像在现实又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设计，让他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的很多经验：他看过的书，思考过的问题，见过的人，打过的游戏，乃至生活细枝末节的方方面面。路阳告诉我们，他花了一个小时读完原著小说后，整个下午都无法抑制地思考着要如何把小说变成电影，这个决定下的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他应如何在这个段落增加什么，又要在那个场景里融合什么，种种可能令他按捺不住地激动。不过路阳也知道，他需要冷静。
　　小说里描述创作困境的部分，令路阳感同身受。身为电影导演，路阳从没怀疑过自己的热情，他习惯不遗余力地动用天赋，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收集灵感，利用想象力搭建一條通往新世界的道路。但他也知道，电影艺术从来都不仅仅只停留在想象中，只靠热情是不够的，电影是一种更复杂的解释，视听结合的形式需要创作者投入巨大的创作能量，团队的通力合作则需要主导者过人的耐心和统筹力，身为一名导演，不仅仅要面对自己，还要面对他人，电影的制作，是一个人对一群人的交流，也是一个人与一群人交换时间。
　　它需要热情，想象，也需要行动。任何一种需要都非常难，所以在一切开始之前，谨慎而细致地思考是必须的。
　　于是路阳整整思考了五年。将小说电影化的难度不断超出他的预料，直到后来，他意识到，小说真正打动他的，其实是更内核的部分，那个内核的部分来自于双雪涛，也来自于路阳自己：小说里，父亲为了找到失踪的孩子，愿意付出一切，甚至会去相信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这种相信的力量，这种浓郁的情感，最终让一个普通人在某个时刻展现出巨大光彩。而故事雏形只是他们去传达的工具，表面看小说在用亲子关系表现了人为什么要有信念和希望，但在此之外，路阳还看到了类型片创作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独立存在的。他决定不试图用电影去复制或解释小说，双雪涛的小说有自己的表现力和不可替代的气息，任何具象的东西都无法还原文学。同理，任何文字也无法精确描述路阳的电影。
　　于是他知道，他接下来要完成的，是一部名为《刺杀小说家》的电影。
　　“不管电影还是小说，其实里面的角色和他们经历的事情，看似一场冒险，一个想象，但实际都和我们的生活相关。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不断遭遇麻烦，但他依然死守一条底线，那就是他自己的创作。”
　　路阳这么告诉我们。
　　从确定团队到落地执行，路阳开始了自己与时间的缠斗。
　　2016年3月，路阳与作者双雪涛，编剧禹扬和陈舒会面，敲定合作。随后，几人差不多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完成了电影大纲，与此同时，路阳根据大纲，找来两位画师进行概念创作。大纲初稿有25000字，进入到剧本时加到55000字，期间编剧秦海燕也加入到创作中，最终完稿的剧本有47000字，至此，路阳知道，自己要拍的这部电影，《刺杀小说家》的世界已初具雏形。

　　“武侠电影看似是一个古代的故事，但我总能感觉到这些故事与我们此刻的生活有关联。”

　　剧本工作一结束，路阳马不停蹄投入到分镜头制作的工作中，他明白要保持创作激情的方式是不要让自己停下来，时间已不知不觉从夏天来到了冬天，分镜头影响着一部电影的品质好坏，因而它的创作比剧本更加复杂，尤其是，分镜头制作需要联动各个部门通力完成，交流和沟通至关重要。那段时间，路阳几乎每天都在开会，为了制定一个理想的拍摄方案，考虑到之后做特效方便，他们有时甚至一个镜头需要做五六套方案，以预防可能出现的任何想象的意外，就这样细熬慢赶下，最终完成的分镜头大约有2100个，电影如期开机。 　　而此时，留给路阳的拍摄时间只有四个月，四个月时间里，所有流程，大到演员档期的安排，小到布景道具上一棵树的编号，都需要做进详细的计划里，甚至精确到分钟。那段时间，路阳的大脑每天都在高速运转，他并不是没有经验，事实上《绣春刀》当时的拍摄时间甚至更短，只用了67天。但尽管如此，经验还是一再提醒着他，电影制作中任何微小的变动，都可能给整个团队带来麻烦，超期是一件时刻警醒着路阳的事情，他不能对时间松懈，也不能对时间让步。
　　几乎每个参与拍摄《刺杀小说家》的工作人员事后都曾感叹，路阳太累了。路阳自己也告诉我们，事实上，开拍半个月时，他便明显感觉到强烈的疲倦，但他总是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每天平均十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他也没有因此放松身为导演对自己的要求，第二次合作的演员杨幂说路阳的习惯是拍摄always 再来一条，再来一条。
　　“一个导演和演员的合作，基本是一个双向选择。通常大家都有各自的预期，但真的开始时，其实每次都会有新发现，只有不断尝试，才可以让这个东西越来越好，我希望演员能超出导演预期，因为这样，导演才有可能超出自己的预期。我们才可以一同创作一个新世界。”
　　在路阳看来，这种再来一条实在非常正常，就算时间有限，他也必须要精益求精。类似的执着也表现在视效制作工作上，《刺杀小说家》的特效制作前后花了两年多时间，在此之前，路阳已经花了一年时间学习特效电影的工业流程，熟悉特效工作的整个框架与流程，随后搭建了一套《刺杀小说家》事后常被津津乐道的、全华班底的特效团队。在路阳看来，由于电影工业化流程的丰富是需要不断尝试的，他希望能够给到国内专业人士机会和时间去成长， 2000个特效镜头，前后近800人的参与，除了常规的创作问题，路阳也在和每个人的时间赛跑，显而易见他跑赢了。
　　拍摄电影时一直与时间缠斗，但路阳电影里创造的世界却不常受到时间的牵制。《绣春刀》背景在明朝，却轻而易举地走进当代人内心，人们发现遥远的武侠江湖可以不仅仅是一种强调胜负与设定的刺激，还可以有人心在世的芜杂与无奈。
　　“武侠电影看似是一个古代的故事，但我总能感觉到这些故事与我们此刻的生活有关联。”
　　谈到武侠电影，路阳再次同我们强调着。电影虽然很短只有两小时，但他希望它能有一种持续很久的力量，不管在什么时间，环境变化，但人心的本质不会变化。
　　而《刺杀小说家》的背景是未来，观众却可以感同身受到故事里每个人物身上的一种能力和希望，雷佳音的石头并没有让观众觉得多遥不可及，而路空文的小说一定可以写完，小橘子会找到，赤发鬼不会赢。虽然虚构与现实在电影镜头里模糊了界限，但一定有一些观众在电影的某个时刻，相信着虚构真的可以影响着现实。
　　在路阳看来，其实《刺杀小说家》电影到最后，想要讨论的，是一个个体和世界的关系，个体和命运的关系，以及个体是否信服，甚至去改变命运的可能。人总会经历困难的时刻，他人会伤害你，但别人其实无法左右你的意志，意志是一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不受时间影响的，“我希望用电影的方式将这种内在的力量外化。”
　　戏里戏外，路阳都仿佛像位身怀自信、频频试险的侠客，不论身处怎样的困境，却始终留有希望。路阳不断向外界传达一种与时间有关的当代侠客精神，电影里，他让我们知道侠可以是过去，也可以是现在，侠甚至可以是未来。而在电影外，他让我们看到侠是一种掌握时间的能力。
　　掌握时间的人总归是有希望的。

杨幂想象的侠

　　或许很难有人会把杨幂与想象一词联系起来，倘若放下明星的身份，旁观此刻摄影棚里的她，很容易感到一种强烈的现实气氛。静态里，那张很长时间定义过大众审美的面孔，此时流露出笃定和坦然;而动态里，杨幂的肢体语言常常看似漫不经心，却释放出敏锐的信号，留意着周遭世界的动静，似乎不管外界发生什么，她都有足够把握做出该有的应对。
　　以这样旁观的初印象来看，《刺杀小说家》里的屠灵，似乎就以杨幂为原型而设计的。这是一个意志力很强的女性角色，她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如同电影里屠灵刚刚登场时，暴雨夜的山城马路边，她徐徐拉开车门，带身处险境的关宁成功逃离。尽管没有太多台词，但观众的好奇心都被唤醒了，随着剧情推动，和关宁一样，大家开始关心屠灵这个角色的内心，她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她的过去和未来又会怎样。屠灵不是一个轻易对自己夸夸其谈的角色，她遇事果敢，毫不拖泥带水，骨子里的热情和正义藏在她的美丽外表下，电影直到最后都没有告诉观众完整答案，我们却从这份坚强的美中，想象到了很多种可能。
　　屠灵这个角色的确很像最近几年的杨幂，不论是拍摄影视剧，参加综艺，乃至接受采访，无论什么场合，杨幂似乎都变得更加清晰，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那被大众過分强调和设定的美，如今显然已不再束缚着她，一种更加自信，更加坦率的东西出现在杨幂的眉宇流光里，出现在她尽可能准确和认真的表达里，无论那个表达的形式是什么。这两年很多人说杨幂变得更立体了，不再是一个被角色塑造的演员，她终于自如地将一部分自我释放给外界，又将内心深处某些可贵的东西好好保护了起来，一如电影里的屠灵一样，她们都是善良而热情的人，但身处一个很多时候身不由己的环境里，她们与自我相处的方式是尽量少谈论自己，无论外界的声音如何，褒奖贬抑还是玩笑，始终让自己待在一个平静的空间。

　　最近几年，杨幂几乎从不试图用过多的语言去解释自己，她越来越像一个行动派。惯用行动去面对外界的任何评价。电影里关宁每次想要问屠灵一件事，得到的通常只是一个眼神，一个简短但是非常明确真实的答案，有时甚至直接二话不说被屠灵带着干起某件事来，屠灵不断给予关宁新的想象，让他从最初对屠灵的不信任，转变为最后的感动。这个过程，某种程度上，好像也相似地出现在杨幂的过去和现在。
　　《刺杀小说家》是杨幂从影至今动作戏占比最多的一部作品，但在和我们谈论这次电影的拍摄时，她似乎避免强调自己拍摄时所做的那些准备，偶尔谈起一点什么，也总是先随性笑笑，然后用一种仿佛是朋友倾诉般的口气告诉我们：“戏里我有打人也有被打，拍摄过程辛苦还好，也挺过瘾。”而在影片对外释放的特辑中，有一场图书馆的打戏里，即使有防护措施，可吊着威亚被一次次摔落在地，又腾空飞出，无所顾忌地在书架与地板之间来回摆荡。可比杨幂轻描淡写的回答看上去困难多了，镜头捕捉着杨幂的表情，有一幕她落地后轻轻咬了咬嘴角，但听到导演那边的指令后，又迅速恢复平静，起身继续。
　　“其实当时刚好生理期，也蛮疲惫和不适的，不过想着既然来了，也做了那么多准备，还是应该坚持一下，现在想想幸亏是自己坚持做了。”
　　杨幂没有继续说下去她以为的幸亏是什么，她的目光再次出现一种介于坦然和平静之间的色彩，继续让我们想起电影里的屠灵。《刺杀小说家》上映后，许多观众对杨幂的表演感到惊喜，但这些惊喜背后，是她不想刻意宣扬的努力和对自我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在电影开拍前，杨幂就进组开始了练习，先是体能训练，随后是预演。电影有非常多动作戏和奔跑的镜头，于是那段时间，杨幂每天都在片场侧踢、空翻、搏击，就像一个即将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样，重复单调且枯燥地折磨着自己。电影上映后，杨幂提及自己的这段时间练习，却也没有强调太多辛苦或者外人想象中会得到的某种形容，只是像讲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一样，提到有几次训练结束，负责帮她放松肌肉的武术指导，160斤的人踩在她的腿上，几乎没什么感觉。

　　“原来我那一块的肌肉已经僵硬到这种程度了。”
　　仿佛已经接受有时苦中作乐是身为演员的责任，那些身体的挑战此刻更像是一个可以拿来分享的玩笑，杨幂轻轻地垂下双眼，望着自己的双腿，像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关于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做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就不需要过分夸夸其谈，语言之外的东西属于他人，电影里的屠灵是这样，电影外的杨幂也如此，做永远比说更重要，而如何做则需要非常强烈的主见。在杨幂眼中，屠灵就是那种特别有自己主见的人，即使她的环境里她并不是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她就是个打工人，但一旦发现事情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她也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改变然后付诸行动。
　　一个有自己判断的人，一个不轻易夸夸其谈，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人，无形之间，似乎也传达出了一点我们此刻眼中，杨幂身上的侠的属性。于是，我们问杨幂如何理解侠，她思索了片刻告诉我们其实她很难去给到具体的定义，侠可以有很多形容，是一个具有想象力的词，仗义的，孤独的，勇敢的，温柔的，都可以是侠。
　　杨幂的回答令人惊喜，拿出外界最近几年对她荧幕形象的若干评价，诸如美、飒爽、冷酷，她一笑带过，随后和我们谈起她对屠灵的另一种理解。
　　“这是个难得和男主角没有感情纠葛的女性角色，不再那么‘工具化’，前半段她虽然听命于老板，但后半段自我意识的‘复苏’让整个角色形象瞬间立体起来。”
　　前不久，杨幂出演了女性主题独白剧《听见她说》，这是由赵薇发起的女性独白剧，有八个单元，分别对应当下女性生存的八大痛点：全职主妇、家庭暴力、容貌焦虑、大龄单身、重男轻女、原生家庭、中年危机、物化女性。最新一集《完美女孩》，主题就是有关社会中对“女性的物化”，时间虽然被设置在了一千年之后，但其中影射的正是当下许许多多女性在工作、生活、家庭中所面临的困境。杨幂扮演的“完美女孩2020”是被精心研制开发的完美机器人“小爱”，她原本以为自己的诞生是为了“爱与和平”，然而实际上，她的诞生，只是为了“取悦男性”。在被错误执行指令，被返修，被暴力伤害，最终报废之后，她才仿佛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完美”。
　　节目上线后，杨幂在微博上写下自己心目中对完美女孩的定义：有自我，有情感，而不是为迎合别人的需求而存在的AI。“我始终认为，每个独立的个体都应该是鲜活而美好的，而不是被別人的喜好塑造，被市场的标准标价，被打磨成像商品一样千篇一律的无趣样子。”
　　尽管在这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艺人免不了被当作“商品”，但杨幂一直在努力并倔强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出道时她是活在一个固定意义的预设形象里，但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发现，杨幂不动声色地一点一点突破了原本固定在她名字下面的种种限制。如今的杨幂，似乎不那么容易被外界的评价影响了，而在这种自我渐渐清晰的过程里，一如她对侠的定义一样，杨幂自己也呈现出了令其他人产生更多好奇的新的姿态。 　　电影上她可以是冷静的、聪敏的、飒爽的，综艺里的她有时直言快语，有时果敢主见，有时又流露一点点可爱。但无论是哪一种表现，总能看到有一点没有变化，便是她眼神中的坚定，那种骨子里的坚定，离开言语的修饰，或许是电影里一个练习过很多次的过肩摔镜头，也可以是综艺里，面对出乎意料的设定，得体又风趣的回应。
　　我们必须说，在杨幂身上那些强烈的现实感之后，是一种想象的延伸，仿佛我们也成了电影里的关宁，对屠灵的每一个行动都难以自抑地猜想，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这次拍摄中，我们和杨幂做了一个问答游戏，我们打趣问道如果你是一位侠士，你有什么独门秘籍或隐藏技能？
　　杨幂的眼睛微微亮了一下，接着说读心术。
　　这又是一个令人觉得有趣的答案，在社交网络时代，我们每个人的自我都看似有了充分的表达渠道，然而似乎我们比从前更难以去理解他人，我们失去了对旁人的理解和想象，带着某种被预设的，被提前规定好的立场，去定义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在杨幂身上，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很多个类似的定义，杨幂从不试图去反驳，但这几年显然她用另一种非语言的方式，去消解大众从前对她的片面认知。

　　“每个独立的个体都应该是鲜活而美好的，而不是被别人的喜好塑造，被市场的标准标价，被打磨成像商品一 样千篇一律的无趣样子。”

　　杨幂在试图拥抱别人，那些喜欢她，认可她，甚至讨厌她，排斥她的人。她越来越多呈现出一种松弛的姿态，一边把新的想象力还给那些关注她的人，一边坚定地做自己，以一种温和而有礼的姿态，接纳着在她身边的各种声音。
　　虽然杨幂挠着头说她也不确定自己的侠属性，但在当天的拍摄结束后，似乎每个人都对杨幂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理解，一种只有近距离接触才可以感受到的，未经修饰的友善和细心，给予了旁人非常大的想象空间。而她一直被津津乐道的美，如今有了更清晰的自我色彩，以一种自我的不变应对外界的变，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困难的修行，但当天的杨幂显然非常接近这种理想状态。
　　或许从今往后起，每个人都可以想象更多一些他们眼中的杨幂，但杨幂不会根据他人的想象而改变自己，拥抱理解，坚持自我，她看上去还会更潇洒。

董子健自我的侠

　　“我非常理解路空文在想什么。”
　　董子健看似随意却充满自信地说着自己在《刺杀小说家》里扮演的角色，金色外套勾勒出他清晰利落的身体线条，镜头后的董子健看上去像一只刚落地的鸟，轻盈矫健。之后的采访，让我们知道他的自信是完全有理由的，他对自己的角色，完全有备而来。
　　如今人们提到董子健依然惯于用少年感去概括他，但当实际看到董子健本人，你会发现在这具体的少年气质背后却并不是单一的色彩，顺理成章地，我们联想到他出演过的各种角色，看似重复实则各有千秋，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导演们总是要选择他的原因。
　　董子健有一种身为演员令人羡慕的天赋，一种能成为很多人、更多人的可能。虽然在谈到表演时，他不无谦虚地直言自己实在不算天赋型。
　　“对演员来说，天赋很重要，有时甚至比努力更重要，但我其实并不算天赋型的。”
　　自认不算天赋型的董子健，在《刺殺小说家》电影开拍前，提前三个月就进组训练，先是学习重庆话，然后做体能训练，瘦了近40斤。电影里由他扮演的少年路空文虽然是名小说家，但伏案写作的戏份并不多，董子健很多拍摄工作都要在山城的户外进行，甚至还有不少动作戏，对体能的要求和对方言的掌握一样高。
　　董子健把这些全部扛了下来，据说有一场拍了几天的游泳戏，董子健每天都要泡在水里八个小时，常常上岸后两腿会暂时发麻抬不起来，他就慢慢等它恢复知觉，再进行下一次拍摄。
　　《刺杀小说家》上映前发布的花絮纪录片里，让大家看到了他训练过程中的一部分，有一幕镜头里，董子健的手被道具划破，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还能更好，真的。”
　　像是把“还能更好”四个字深深刻在骨子里，在拍摄现场和我们聊起演员这个职业时，董子健用非常坚定的语气告诉我们，不管扮演什么角色，一个演员永远不可能达到最理想的状态，永远都会有一个差距在那里，有时，你甚至不知道差距是什么，你只知道，还能更好。
　　说这种话的董子健，仿佛就是电影里站在天台上，思索小说情节下一步如何进展的路空文。写小说是一种创作，表演也是一种创作，董子健说他理解路空文，我们亦能理解他。
　　“你理解的侠是什么？”
　　我们问董子健，他先是笑了笑，略经思索后，他脱口而出：“我觉得首先应该是一种不断摸索自己的心态吧。”随后又补充道 “因为我的职业是演员，演员总是要不停出演不同的角色，进入不同的世界，我觉得也挺像一位侠客去冒险的。其实每一次表演，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冒险。” 　　每一次表演都是一场冒险，这一次董子健选择冒险的世界，最初创造它的人对董子健而言并不陌生。董子健有阅读的习惯，双雪涛的小说他很早就看过，《平原上的摩西》《我的朋友安德烈》都是他喜欢的短篇小说。得知要拍电影《刺杀小说家》，董子健又买来收录原著的短篇小说集《飞行家》。董子健喜欢双雪涛的小说，但和路阳一样，他也很清楚电影和小说是完全迥异的两种创作形态。双雪涛在书中的想象是内敛的，而路阳导演的剧本传达出来的感觉是张扬的。
　　在张扬与内敛之间，选择一种折中而保险的表演方式，如果说提前进组进行排演是一种身体上的考验，那么对于表演的诠释，如何分配情感，如何理解角色的每一次处境，并依此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是对董子健的挑战。他已经演过太多少年的角色了，虽然每一次每一位少年的特质都有所不同，但外界还是轻易将这种特质的不同略去，转而用一种粗糙不假思索的方式去定义他的表演。

　　“我觉得侠不能够轻易崇拜谁，他可以有勇敢学习的心 态，但不能太有企图心，侠要始终做自己。”

　　董子健心里很清楚，对演员而言，任何角色都是一个全新的角色，少年和少年之间也有巨大的差异。路阳最初和他提及这个角色时，希望他可以表演出一种年龄差。他很快明白路阳导演需要的是什么，但他还有自己的一点理解，对董子健而言，空文是一个新的世界，小说家的世界，小说家同时又是一个少年。路空文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在网络上度过，写一部只有一小部分人追看连载的奇幻小说。小说写了六年，却始终没有什么好运气，无人问津，生活每况愈下，甚至需要依靠家人的支持才得以活下去。他十分清楚这个状况，却依然要坚持写下去。路空文身上有个类似于 “一线生机”的东西，不知道结局但仍心存幻想的希望，这是这个角色有别于他之前饰演过的其他角色的地方。
　　身体上排演在进行，内心里的排演也没中断，就这样董子健不动声色地进入了《刺杀小说家》的世界里，完成了他演员生涯的又一个“少年”角色。
　　“然后，我觉得还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清醒。”
　　毫无疑问，表演时的董子健是清醒的，即使那很多看似浑然天成的部分，其实也是建立在他清晰的思考下完成的。在真正开始进入路空文这个角色时，董子健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个发现是矛盾的，身为小说家，路空文足够敏锐，对世界的细微变化有自己的视角;但小说家之外的路空文则是迟钝的，似乎因为太过于投入虚构，而缺乏对真实生活很多情感层次的理解。董子健敏锐而清醒地洞悉到了这一点，他于是又调整着自己的表演方式，用一种看似笨拙的肢体语言去接近他想象中的路空文，他坦言这也是一种学习。
　　当我们问起董子健从事演员职业这么久，有没有崇拜的偶像，或者自己理想中希望达到的目标时，董子健摇了摇头，他随后解释这并不是傲慢，而是他认为崇拜是一种盲目的东西，他不太喜欢这个东西，他更喜欢学习。他不希望自己有过多这样的企图心，这样会限制一个演员的发展，并且他也不希望，至少目前就清楚自己想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一方面他觉得表演需要趣味，只有给自己留足上升空间，才会有更多趣味的可能;另一方面，他希望自己的未来是未知的，只有这样，他的表演才可以有所持续。
　　“我觉得侠不能够轻易崇拜谁，他可以有勇敢学习的心态，但不能太有企图心，侠要始终做自己。”
　　这是董子健给我们的，关于当代侠字的最后一个解释。
　　出道迄今，董子健算是幸运的，他也从来不否认自己的幸运。在演艺家庭出生，十几岁就有机会出演电影《青春派》，成年后也片约不断，《少年巴比伦》《六弄咖啡馆》《山河故人》，人们轻而易举记住董子健身上那种少年赤诚和天真，然而仔细思索，这些少年角色都有很多不同，董子健每一次表演都有着细腻的进步，他的可塑性，他的天赋可能是只有靠近后才会发现，那绝不完全是运气，也不完全是勤奋，那是什么呢？
　　也许就像董子健所说，那是自我，一个名叫董子健的自我。他年少成名，却似乎与名声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距离，面对观众的喜爱，他也没有盲目，遇到喜爱的事就义无反顾去做，遇到喜爱的人，就跟随内心结伴生活，面对潮流，他也很少盲目，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喜好做出选择。有时这选择甚至很叛逆，会做出看似不吻合演艺圈规则的事情，在名声最好的时期里选择结婚，之后又很快做了父亲，但这似乎也不像是叛逆，更像是一种缺乏野心的勇敢，一种成年人难以保持的纯真，这或许是他总是能拿捏住不同类型少年角色的原因。虽然采访中途，提及少年感一詞，董子健坦言自己并不太明白这究竟是什么，他也不太会分析自己有什么气质，对于少年感这回事，他拿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流金岁月》中一起合作过的老戏骨陈道明举例。
　　“陈老师身上有很多童趣的地方，我很喜欢，我觉得他也很少年的。”
　　在很多事情上，董子健好像从不愿多做解释，思考，决定，然后行动，仅此而已，演员是一个游离于各种身份的职业，但正因如此，如何保护好自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董子健不解释，但他行动。正如他最后告诉我们的答案一样，成为自己也是侠的一种当代释义，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定义自己的身份，是否带着清醒而不盲目的态度，董子健显然正在践行做他口中那个清醒而自我的侠。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这份自我还可以保持很久。

郭京飞隐匿的侠

　　《刺杀小说家》首映当天，微博出现过一个热搜，郭京飞在哪。
　　“一开始真的只是抱着过来帮帮朋友的心态，友情客串，来玩儿的。”
　　對于在电影里出乎意料的登场方式引起大家注意，郭京飞虽然表现出略微意外，言语间还有些不好意思，但呈现在外，更多的却是种洒脱，仿佛这件事只是一个寻常不过的家长里短。
　　“那只眼睛和那身衣服，没有他们以为的那么难演。”
　　郭京飞紧接着如此回应那个热搜答案，戏剧表演出身的他，关于如何控制和利用五官去表现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物体，这种技巧，其实从专业角度来看是非常基础的。戏剧学院的表演课上，这是几乎必须练习的课程，老师们会让他们动用想象力，去思考如何诠释各种非人类形态的物体。
　　接到《刺杀小说家》的邀约，让他扮演一个老僧，以及一个全程依靠动态捕捉技术，加后期制作的名为“黑甲武士”的虚拟形象，全身上下，郭京飞只有眼睛会真实地出现在银幕上。这两个角色并没有让郭京飞觉得困难，仿佛回到大学时的表演课，他告诉我们类似的表演经验非常丰富，他可以很轻松地帮助导演路阳完成这件事。除此之外，他说自己并没有思考更多。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郭京飞都很少担心观众看不看得见自己这件事，回忆起在戏剧舞台的那些年，时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强调话剧演员不能背台，不能背对观众，一定要让观众看到你的脸。郭京飞当时就有一个疑惑，为什么不可以背呢？ 他觉得背台没什么，如果角色需要，如果那是一种实际情况，一切都可行，可以商量，更何况，偶尔试试不露脸的表演也很有趣。当时，他真的在戏剧舞台上背台过，若干年后，他又在电影了尝试了。真的有趣吗？我们问郭京飞，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虽然这事在国外电影很常见，但国内这么拍好像是头一遭，是真的有意思。”
　　随后谈到电影拍摄过程，郭京飞坦言，其实结束后他对自己拍摄的部分只留下了有趣和新鲜的印象，其余的就是剧组整个团队的辛苦，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这部分，整部电影都努力尝试了不少国产电影可能不太情愿，觉得太过冒险而鲜少尝试过的事。这些事曾经是他向往的，但有段时间又被他忘记了，关于电影创作，关于表演这种艺术近乎执念的追求。
　　演员郭京飞应该要进入生活，而进入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在郭京飞的理解中侠是不要给自己添堵。年轻时，在中央戏剧学院，郭京飞和他的一部分同学，总会思索为什么别人和我不一样。而真正成熟后，生活里的柴米油盐则让他开始考虑为什么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带着这样的思考，郭京飞离开了话剧舞台，进入影视圈，参与拍摄了很多部大众影视作品。郭京飞说他从中感受到了一种舒适感。那些作品让他开始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生活的服务者，借由大众影视剧的表演，他清楚地察觉到自己正与许多普通人的日常发生着联系，这种联系并没有什么过分重要的意义。它不试图施加影响，也不强迫改变什么，只是一些人的茶余饭后，另一些人的工作对象，但郭京飞却感到满足，自己和世界上的一部分人陌生又熟悉，大家在有限的范围里想象着对方，这件事也让他觉得有趣。

　　他提起自己有一次在飞机上被一位影迷认出来，对方脱口而出：“啊，你原来这么高。”郭京飞事后好好揣摩了一会这句话，他想大概因为那段时间他出演了很多喜剧角色，通常这样的角色容易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而忽视其他，就算是样貌、身材之类不会改变的基本特征，有时也会被忽视掉。这种小小的发现也会带给他乐趣。
　　郭京飞身上有着一股北京人的仗义色彩，圈里朋友的戏，如果需要他帮忙，且时间允许，他总会答应，他更喜欢称这种帮忙为看热闹。
　　“我是个看热闹的人。”
　　采访中，他不止一次这么形容自己。看热闹算侠吗？当我们问起他如何理解侠这个字时，他反问道，且同时说，自己并不喜欢侠。在他看来，侠的世界比较遥远，能成为侠的人，一定是在精神上有强烈自我，自成一派，不妥协不放弃，敢于同命运对抗的人。而他对很多事情都比较悲观，认定生活里需要妥协的地方远远大于需要硬来和死磕的地方，当然，偶尔也会有心痒，心痒的时候，他选择稍微不那么近地看看热闹。
　　加入《刺杀小说家》剧组，最初郭京飞的打算，就是看看热闹。即使他知道路阳导演在做一点点不一样的事，他身上有一种闷头到底的勇敢，这勇敢也许会带来很多不一样的结果，郭京飞却始终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一个相助者的身份。郭京飞抬起手，做出一个示意的动作，仿佛在回忆一年前断断续续的拍摄过程，随后他说，路阳他们才是真的侠，整个团队都有着一股侠气，不断遇到困难，又不断解决困难。
　　“那架风车真的被我们打下来了。”
　　不经意间，郭京飞用堂·吉诃德的典故来为一年前那场拍摄，做了一个英雄主义浪漫色彩的定义。人称代词也由他们变成我们，之前一直小心翼翼强调的看热闹的人，旁观者身份不经意间发生了变化，郭京飞也没有意识到这微妙的转变，转而继续和我们谈他心中的侠。
　　侠不是刻意对抗世界，而是坚持自己，现在大环境更强调需要，可你说一个人读了那么长时间的书看了那么多电影做了那么多准备，到头来别人告诉你不需要，如果是一位侠，侠会选择不服。 　　郭京飞坦言自己做不到这种坚持，尽管他加入了这个他认为是有侠精神的电影团队，也贡献了非常独特和精彩的表演，他却仍然认为自己没有深入其中。
　　“我还没有到时候，我的注意力也没有到那个点。”
　　然而，之后在谈到一段表演的具体细节时，郭京飞细致地和我们描绘了一场他和董子健的对手戏，那是《刺杀小说家》电影里为数不多的幽默段落，郭京飞饰演的寄生怪物被董子健飾演的少年戏弄，被迫做出很多夸张的动作，整个过程，郭京飞只能用一只眼睛去表达怪物的各种情绪。他着重强调了董子健和自己的配合，强调这种配合，让他得到了满足感。
　　郭京飞毫无疑问完全投入其中，但他似乎习惯性将自己的这部分情感低调处理。后来在我们继续的聊天中，时不时地，他便忍不住和我们讨论电影创作的审美，电影表演者的责任，说完后又摇摇头直言自己本来在家过舒适日子，忽然路过一帮路阳这样的侠客，热热闹闹喊着要做一点厉害的事情，侠客们浑身闪光，于是自己便跟着去看热闹。
　　当天我们没有回复郭京飞，看热闹算一种侠的精神吗？但此刻我们想说，算。旁观和参与，算;妥协与坚持也算。不管带着如何的心情，侠的精神有时不一定会把我们引入理想的结局，但就算实现不了理想，折中的参与也是另外一种不放弃。
　　采访郭京飞让我们想起那些从某个时间起，决定把一部分自己隐匿起来的人。但有些东西再如何隐匿，也会有某个时刻，露出它闪光的地方。
　　郭京飞在《刺杀小说家》里扮演的“黑甲武士”明明是一具盔甲，但在采访中，他却屡次说，他演的是一件衣服。

王圣迪希望的侠

　　王圣迪滔滔不绝地和我们聊了好一会儿，希腊神话和武侠电视剧，三个截然不同的话题却因为是她所以显得毫无违和，像所有这个年纪的小女孩一样，对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充满好奇，同时对自己说出口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胸有成竹的自信，不太需要做任何修饰，这是十一岁的特权，人们总能，也总要理解她。
　　据说《刺杀小说家》最初选角时，在小橘子一角上陷入瓶颈。路阳导演理想中的小橘子年龄是十二岁，好奇心旺盛，勇敢又坚强。可惜先前定角的小女孩，要么是过于懂事，要么由于个头长得太快，与董子健在一起，像一对少年，而不是一对兄妹。最后，负责选角的导演带来了王圣迪，聪敏的王圣迪只试了一场戏就打动了路阳，和这个世界上很多同龄且具有天赋的小演员一样，表演需要的领悟力并没有和她年龄该有的天真冲突，路阳当即决定就是她了，王圣迪并不符合他最初对小橘子年纪的设定，路阳回头就修改了剧本。
　　电影里的小橘子，行走于现实和虚构世界，身处一个不太安全的环境。现实里她是失踪的未成年人，小说中她是在乱世中顽强生存的遗孤。但无论哪一个角色，身处怎样的处境，她都让所有人产生了希望。
　　拍摄时，我们问圣迪平时喜欢看武侠小说吗？她很快摇头，说比起武侠小说，自己更喜欢看希腊神话，
　　虽然没有看过武侠小说，拍摄当天，王圣迪还是需要在摄影师的指导下扮演一名小小的女侠。她难掩兴奋之情，兴冲冲告诉我们，女侠的理想装扮是“大长袖子，头上戴着凤冠”，“还要酷酷的”，话毕，她看了看自己，又补充说，“不过照我这个年纪，在那种古代剧的套路里，应该是一开始可爱，后来黑化”，“最好还会飞”，她补充道。
　　虽然只是一次短暂的拍摄，但王圣迪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专业性，站在立体的八卦阵布景前，摄影师告诉她，要冲着镜头摆一个习武之人起势的姿势，她笑着点点头。结果这边镜头刚刚起立，拍摄的人还没有开始强调什么时，那边她已率先做出表情：微微收住下颌，双唇紧闭，先前明亮的双眼里某种活泼的色彩忽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没错，我们在武侠小说世界里常看到的习武少年的目光。也许在那个瞬间，不经意地，现场的大人们都有了些小小的期待。再过两年，十三岁的王圣迪会怎样的呢？紧接着，十八岁呢？
　　我们没有问王圣迪是如何理解侠这个字，这个问题的答案多少已在我们心中。它一定会出现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每个人的身上，那就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