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求，1959年生，江西余江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金融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走进吴晓求教授的办公室，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电脑显示屏上的大盘走势图，满屏黑底上是醒目的红与绿。显然，他刚才正在研究当天的行情。“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不就是这个吗？”他笑道，“我都研究了20年了。”
　　吴晓求出生在江西省余江县，16岁开始当木工学徒，做过营业员、收购员，干过机关办公室秘书、宣传干事。1979年，他考入江西财经学院，大学三年级时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篇9000字的论文《试论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诸因素》而引起不小关注。1983年，吴晓求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读硕士，7年后，他以25万字的论文《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供求分析》拿到博士学位。同年10月，吴晓求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3年后，再度破格晋升为教授，那年他34岁，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之一。1994年，吴晓求的研究转向金融证券方向，1996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至今。他是中国金融专业证券投资方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也被视为中国证券理论的奠基人之一。
　　20年间，中国股市历经多次起伏，在最近迎来了新一轮的“过山车”式震荡，市值高峰时突破了10万亿美元。这与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否相吻合？越发明显的泡沫化倾向会产生无法预计的后果吗？《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刚刚开始，窗外便一阵电闪雷鸣，天气急转直下，暴雨来去匆匆，正如这两天的中国股市一样。
　　创业板风险最大
　　《环球人物》：中国股市这一轮走牛十分迅猛，您认为原因何在？
　　吴晓求：我们先看一下大背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6年，中国股市一直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但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得到了较好的恢复、转型和发展，这意味着股市会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成长起来。因此，从2014年7月开始的新一轮行情是有基础和逻辑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实体经济与2008年时已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企业竞争力、规模还是国际化程度都有明显提升;二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推进改革，很多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转型速度加快，清理产能过剩的力度也在加大，“互联网 ”“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战略都支撑了这次的股市成长;三是过去房地产行业吸引了大量社会闲散资本，导致房地产过度发展、风险加大，而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商品房的投资流动性差，房地产投资进入了理性发展阶段，因此，社会资本要寻找新的投资渠道，股市就成为了价值洼地。
　　《环球人物》：但您也提出当下资本市场的风险正在急剧加大，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泡沫”，这是为什么？
　　吴晓求：股市在这一轮增长的中前期是非常正常的，符合市场预期，并不存在泡沫。但之后的增速如此之快是超乎预料的，进入一定阶段后，市场风险就开始显现了。中国股市一直存在很强的投机性：交易规模非常大，日成交量最高峰时接近2.5万亿元，比全球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总量还多，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的市值最高峰也就是美国的40%左右，但交易量是其10倍;我们的日换手率在3%以上，这意味着30天左右股票就在市场里全部转手了一遍，而美国市场的换手率只有0.2%。而且中国股市涨跌迅猛，波动非常大。我认为，股市目前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泡沫，突出表现在创业板、部分中小板以及一些概念题材股上，市场风险正急剧加大。投资者要保持高度警惕，脱离了基本价值的上涨是难以为继的，迟早会回到其应有的价值体系中来。
　　《环球人物》：泡沫的形成原因是什么？
　　吴晓求：从投资者结构看，中国股市缺乏基石投资者，即数量规模相对较大，投资比例相对稳定的资金，比如社保基金、养老金等;从投资文化看，很少有人把股市看成财富管理的市场，而是看成投机性市场，进股市都怀着超高的财富增长梦想，有强烈的投机预期;再有，现在很多概念化的东西被过度渲染，比如“互联网 ”就正在被很多上市公司滥用，收购个网站就说是企业转型，导致股价大幅上涨，企业从中套利。
　　《环球人物》：泡沫近期是否有破裂的危险？哪个板块风险最大？
　　吴晓求：这几天的剧烈动荡就是部分泡沫已经破裂，市场正在调整。风险最大的是创业板，价格已经完全脱离了其基本价值，静态市盈率（市盈率即股票市价与其每股收益的比值）为200多倍，动态市盈率也有100多倍，比当年的纳斯达克严重得多，这些企业靠什么支撑？大多都在制造概念。对这些泡沫化的东西必须加以限制、引导，否则就是助纣为虐、火上浇油。
　　解决三个问题再炒股
　　《环球人物》：在风险急剧加大的市场中，普通投资者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吴晓求：普通投资者最大的问题是跟风。市场低迷的时候不来，涨疯了的时候来了，但这时风险也来了。这种现象在中国股市里一轮又一轮，无休止地重复着。其实在2000点的时候，股市里到处都是有投资价值的东西，但没有人来;现在价格抬得这么高了，天都快亮了，你来了。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一定要知道投资价值在哪里，要是连基本常识都没有，风险承受能力又很小，那就要远离股市，投资最好去买国债、存银行。如果在股市里只跟着别人跑，迟早都会死的。当市场快速上涨的时候，你要克服心里的诱惑，别来;当市场低迷的时候，你得克服心中的孤独感，要来。投资也是对人性的考验，如果不能克服急躁、急功近利，不能享受孤独和冷清，就不要来股市投资。
　　《环球人物》：中国股民形成投机心态的原因是什么？ 　　吴晓求：一是没有深刻理解资本市场的价值。股票是一种财富管理工具，是企业的证券化资产，在成熟市场国家，个人财富的1/3以上是放在股市进行投资组合的。但中国人很少认为股票像房子、古董那样是自己的资产，而是把它看成一种筹码，不知哪一天就打水漂了。因此“跑”的意识非常强烈，不会长期持有。其实，财富管理最重要的要素是具有流动性，流动性是避险的最好机制。二是和人们的预期有关，觉得政府一会儿推动股市发展，一会儿又控制其发展，未来怎么变化说不定。因此，政府的管理理念也要改革，可以制定标准和事后处罚，但不要过度介入，市场只要做到信息披露真实、透明，不弄虚作假就可以了。
　　《环球人物》：普通人投资股市需要具备哪些基本常识？
　　吴晓求：一是良好的心态。不能过于从众，要有风险承受力，股市长期看风险很小，但短期会存在巨大的风险。二是对市场要有本质上的了解，对行业前景一点都不了解的人不能来。一些基本指标要清楚，比如市盈率是什么，企业股本多大，国家政策是否支持该行业发展等。如果只是因为“别人买所以我买”，可能短期会获利，但长期一定会“死”。三是有相对稳定的盈利目标。人的欲望是无限膨胀的，3个月盈利20%已经很好了，如果还要“必须翻番”“看看究竟能涨到哪”就坏了，投资是为了盈利，不是跟市场较劲，必须适可而止。
　　我常说，投资股市要先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买股票而不是存银行、买国债？是因为收益率、流动性比其他投资方式要好，能让财富更快增长，同时能忍受一定的风险，而不是“别人发财了我也来发财”。第二，你为什么买这只或这几只股票？因为你觉得该行业有很大发展前景，或者盈利稳定安全，这样你就不会被短时的波动而吓跑。第三，为什么现在买或卖？因为你对未来有信心，因为中国经济总体健康，这样你在2000点时就会买入，赚够了预期收益就会卖掉。只有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你投资股市之后才能睡好觉。
　　《环球人物》：如果股市长期风险很小，普通股民可否长期持有？
　　吴晓求：可以。但长期持有不等于僵化持有，明明风险来了，市场或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你还要持有;房地产过去火爆，现在进入理性期了你还要持有，很多新兴行业起来了你视而不见，肯定是错误的。另外，达到心中盈利目标后也不必继续持有，卖掉后无论涨到多少都不必捶胸顿足，超过实际价值的涨幅是虚幻的，还会跌回去。
　　股市泡沫的危害被夸大了
　　《环球人物》：对于资本市场的泡沫，学界通常认为危害极大，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吴晓求：经济领域中的泡沫并没有明确的计量标准，大多出于经验感知，主要依据是达到某种状态需要多少年才能完成，如果根本不能实现，或者非常虚幻，那就是泡沫。在中国，有三种泡沫要加以区分：一是经济泡沫，主要是大规模投资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二是房地产泡沫;三是股票价格的泡沫。很多人都在抨击股市泡沫，而对过去出现的经济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视而不见，这其实是危言耸听的误导，把股市泡沫过分夸大了。其实在三种泡沫中，危害最大的是经济泡沫，消耗大量资源、破坏生态环境，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消化产能过剩;其次是房地产泡沫，也要消耗很多资源;股市泡沫则是相对最轻的，它会带来个人财富的缩水，但跟资源和环境没有直接关系。
　　《环球人物》：中国股市泡沫一旦破裂会像日本、美国那样吗？
　　吴晓求：中国的金融结构与日本完全不同。日本股市泡沫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之所以20年都没消除，是因为其金融体系和资本之间没有制度壁垒，企业和银行相互持股，你出了事我要帮忙，企业缺钱，银行直接提供贷款。中国则不是，河水与井水之间有严格的隔离，企业出了事也要还银行钱。在这种情况下，股市出现泡沫，少部分人的财富会缩水，但大多数人的财富是安全的。中国和美国也不同。美国股市里有大量的养老金，中国则没有。这既是中国股市的缺陷，也意味着股市出现泡沫后对经济的影响不太严重。所以我认为，目前股市是有泡沫，要高度重视，但不要过分夸大。
　　《环球人物》：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资本市场如何根治内幕交易等顽疾？
　　吴晓求：与国际大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股市的违规违法现象比它们都要疯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行为最近愈演愈烈。尤其是内幕交易很多，比如在企业重组之前大量买进，之后股价连续出现涨停板，里面一定有问题。现在有了大数据平台，相关部门应该追查到底，严厉打击，重塑市场公信力。此次修改《证券法》，将会在两个方面产生根本性变化：一是发行审核机制，从目前的核准制过渡到注册制，加大市场透明度，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二是让什么样的企业上市。以前我们重资产、重盈利、重意识、重规模，而新兴高科技企业在初创期可能就是租了两间房子，没有资产，没有盈利，但确实有价值。因此，我们要从过去工业化社会的思维过渡到后工业化时代的思维上来，以前我们注重的是历史，今后我们要更加注重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