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北京，阮义忠做的第一件事，是为一个女孩的“礼物”签名题字。
　　只因，女孩带着阮义忠的新书《人与土地》坐上火车，邻座的农民工将书借去，入神地看了两个多钟头。下火车时，女孩主动将书送给了这位身旁的陌生人。4月17日的微博上，她分享了旅途中的这段小插曲。
　　看见微博后，出版社工作人员当即联系女孩，许诺会再送一本书给她。这段故事，这句承诺，都被第一时间告诉了阮义忠。六十二岁的摄影大师听说后高兴得异乎寻常：“因为我的书，在火车上，陌生人之间也能发生这样温馨的交流，实在是让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他自言，虽然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阮义忠”三个字几乎成为摄影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字，然而《人与土地》摄影图文集的出版，却是自己第一次与普通民众进行心与心的沟通与对话。
　　


　　宜兰少年闯台北
　　四十岁左右的摄影爱好者，提起阮义忠，总不忘提起两本书：《当代摄影大师》与《当代摄影新锐》。在今天看来，书中介绍的布列松、安德列·柯特兹、卡帕等人，都是最老掉牙的几位“大人物”。然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两本读物，却几乎帮内地一众摄影青年，扫了摄影史的盲。
　　这两本书原是阮义忠发表在台湾《雄狮美术》上的专栏文字，几乎是作者翻阅资料的读书笔记。1986年，专栏被集结成书。在《当代摄影大师》第一版序言中，阮义忠开门见山地写道：“怎么也没想到这是自己的第一本书。”
　　如若将时间倒推十几年，让阮义忠想象一下自己的第一本书，答案一定是画集。那时候的宜兰少年，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高中的课堂上，我也拿着钢笔不停画。靠不同笔触，变化出粗细不同的线条。”
　　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阮义忠坦言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学生”。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画画，功课没有特别上心，反倒是其他文学书籍读了一大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联考当天。每场考试，阮义忠都匆匆把卷子答完，以便可以提前离场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联考还没放榜，阮义忠已经料到上大学无望。他抱着自己的厚厚一叠画稿，来到《幼狮文艺》在台北的编辑部，寻求工作的机会。
　　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狭仄的小空间，到处堆满了书。在楼梯下方的角落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阮义忠向他打听主编痖弦在不在。那个男人看着他答道：“我就是。”
　　接过阮义忠的画稿，痖弦的眼睛一下亮了起来，当场拍板让阮义忠来担任美编。“当时我画的都是一些抽象的画，里面加入了我对文学的领悟，不客气地说，有点像马蒂斯的线条。”年少气盛的阮义忠相信，是自己的才气征服了这位著名诗人。待到年纪大了，才体会到，自己应该感谢痖弦，正是痖弦的应允，为他打开了人生的第一扇重要的门。
　　在过程中学会了观察
　　为阮义忠打开人生第二扇大门的是黄永松。1973年，两年半兵役结束，阮义忠没能回到《幼狮文艺》。像五年前一样，他抱着自己的作品寻找工作机会。阮义忠找到当时《Echo》杂志的主编黄永松。两人相谈甚欢，直到临别时，黄永松才突然想到，问起这位即将上任的“艺术编辑”，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相机。
　　“我老实回答他，我不会拍照，”阮义忠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不由哈哈大笑，“我看到他的脸当时就绿了”。但黄永松很快镇定下来，鼓励阮义忠道：“没关系的，多走多看多拍，很快就能学会的。”黄永松的这两句话，被阮义忠一直记在心间，直到今天还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起。
　　等到阮义忠第一次拿起相机，才明白拍照这回事，并不像黄永松口中那样轻描淡写。“我那时才清楚‘汗颜’两个字怎么写。”阮义忠感叹道。机械的复杂、技术的隔阂倒是其次，阮义忠发现，自己一直沉浸在自我的想象世界中，从来没有抬头好好观察过周遭的世界。
　　《Echo》是《汉声》的前身，作为一本关心民间手工艺的刊物，阮义忠拍摄的大部分任务都是手工艺的制作过程。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需要拍摄下来，他自己也坦言这些工作繁琐而枯燥，“几乎快要疯了”。但在这些过程中，阮义忠学会了观察。
　　那个年代，台北居住着很多“外省人”，从一条街的街头拍到街尾，不仅能拍遍天南地北的各种手艺，也能拍到来自五湖四海的不同之人。阮义忠因而开始关注陌生人，洞察表象之下人的本质。
　　1975年，阮义忠加入台湾电视文化公司，着手创办《家庭月刊》杂志。用阮义忠的话说，《家庭月刊》是“做给太太小姐看的，教她们如何穿衣、打扮”。但是每期，阮义忠有十来页的篇幅自由发挥，用来介绍台湾值得旅游的地方。他没有选择奇峰怪石、湖光山色，却将目光瞄准了乡间的工匠与农夫、老人与儿童，将小村庄日常的喧嚣与寂静，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来。
　　首期专栏的导语，阮义忠以这样一句话收尾：“人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风景。”
　　


　　


　　血脉相通的喜乐
　　从家乡宜兰，到花莲，再到台中的埔里，再到台东，甚至美浓……拿着地图和火车票，阮义忠踏上了自己的乡土之旅。他用黑白胶片记录下的乡土影像，就是日后《人与土地》的雏形。一路上，阮义忠所见、所拍，都是最好的风景。在艳阳高照的夏日午后，阮义忠看到埔里镇水头村的孩子在水渠的两堤上跳来跃去；在南投的鱼池乡，他镜头选中的是稻田里农夫浸入泥沼的双腿；在花莲的乡间，一位泰雅族少女问他为何迟迟不愿归去，阮义忠答曰：“我在寻找脸上有记号的老人。”
　　这些“记号”会以什么方式呈现，在拍摄之前，阮义忠心中并没有数。然而他总能在猛然一瞥间精准地抓住。看到阮义忠拍下屏东旭海村民们比赛翻筋斗的照片，画家陈丹青问阮义忠：“这张照片，是上帝帮你按的快门吧？”
　　1981年，与三个好友一起，阮义忠为台湾电视公司制作电视纪录片。节目的内容与这组照片基本无异，但做了一段时间后，阮义忠又跑回去拿起了相机。在他看来，做电视和拍照片，“方法完全不一样”。电视人总是在想这段素材可不可以用，而摄影却让他有足够的时间体会、观察，去领悟眼前景象的特色，去感受与拍摄对象“血脉相通的喜乐”。
　　他犹记得在台东看见一位在水沟里洗浴的老伯。原本在心中打了千遍草稿，估量着怎样让对方答应自己的拍照要求。没想到老伯只是淡淡一笑，用手遮住隐私之处，拍完后还向阮义忠点头致谢。“我当时就被震到了，好像不仅拍他，也拍到了我自己。”那个老伯的微笑与态度，被阮义忠称为“天底下最优雅的姿态。”
　　“摄影家充其量是50%的创作者，另外的50%，要看拍摄对象。”在台湾乡间十几年，阮义忠拍过无数的儿童、老人、农夫，他被这些“活生生的人与事物影响”，也从这些拍摄对象身上领悟到“写真之道”：“与拍摄对象的生命发生共振、共鸣，这才是最好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