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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大学的校长，用“网络体”的真情告白作为给学生的毕业致词而走红于媒体，我们不应该让学生们用四年的时间等一场“根叔”式的价值教诲，我们所希望的是“根叔”式的常规教育，让人自由发展的教育，这才是大学的精神所在。
BQ=杨澜&《北京青年》周刊
L=李培根
毕业前的十几分钟 这是一场集体的作秀吗？
BQ：2010年之后，您的毕业致词演讲，广受社会关注。现在很多大学校长开始群起而仿之，引用网络语言，代替过去的官样文章，学生们感到很亲切。但同时，也有一些批评的意见，认为我们的大学校长现在都很媚俗，在哗众取宠，您怎么看待大学校长的语境在这两年发生的变化？
L：我认为重要的，是大学校长怎么用心去跟学生说话，而不在于形式如何。就像自家孩子要出远门了，我肯定不会跟他说套话和官话。叮咛也好，嘱咐也好，用心最重要。媒体其实不必过分关注，因为很多大学校长也正是在语境的变化中寻找新环境下与学生相处的方式。毕业致词，只是校长们工作中的一个方面。
BQ：学生对你们的致词，反响非常热烈。但同时，也有一点儿无奈在里边。他们用四年才能等到这么一次校长用如此平等、亲切的语言跟他们说话的机会，那不是有点可怜吗？
L：我们的大学校长，平常就该多与学生互动，把他们当成孩子一样用心交流。在我们学校，每个学期都有多个机会，我和学生们在一起，他们随意向我提问。
世界上最遥远的，也许是老师和学生的距离
BQ：您曾经说过，现在高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被拉大了。
L：是的，曾经很亲密。
BQ：为什么被拉大了，怎么被拉大了，拉大了以后现在又怎么样了？
L：最主要的是大环境的影响，它使得教师们，难以把主要的心思、精力用在学生教育这个方面。比如说最现实的工资收入是很低的，我们大学最高的是一级教授，只有院士才是一级教授，因此一级教授只是很少数。
BQ：基本的工资能有七八千？
L：2800块。坦率地讲，我们的实际收入，现在远不止这个。工资已经是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对于教师来讲，不能够只靠工资来生活。
BQ：所以要有别的方式，比如科研、拉项目来创收？
L：很多学校的津贴与学时挂钩，那老师们也会想着多一些学时，而这个学时可能又与老师的科研项目多少有关，大家可能拼命拉项目，以便尽量多教一些科目。然而教课效果怎么样，怎样用心去教，就很少关注，若教师的精力不能专一地投放到学生教育的身上，势必会出现如今大学教育所面临的这些尴尬问题——更多的孩子用“玩在大学”取代了曾经的“学在大学”。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大环境的影响。
要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教育不是培养“工具”
BQ：您一直非常推崇，教育要回归到学生的本位。让学生作为个体，能够全面、充分地发展。以学生为本位的理念固然很好，但您觉得做到这一点，有多难，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L：几乎每一所学校，几乎每一个校长都讲以学生为本。但是他从什么意义上去理解这个以学生为本，我想还是有差别的。
BQ：您从什么意义上来理解？
L：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需要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别人会问，这学生不都是人吗，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当然都是人。但是，真正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首要是要明确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以前的教育方针，是让受教育的人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有的讲的是，教育应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
BQ：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L：你说这话不对吧？似乎也不合适，当然希望学生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但是我认为，教育的目的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层面。这只是一个工具的目的，把人培养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BQ：而且还细分了各种工具。有作为工程师的工具，有作为医生的工具......
L：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但是不能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一个人应该是什么呢？应该要强调人的自由和发展，这一点很重要。坦率地讲，我从念书一直到做教师，很长的时间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是在我做校长之后，才慢慢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教育无疑应该在人的自由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在少年、青年时代，都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可以使他自由发展的话，以后又怎么自由发展？
BQ：只把他局限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去培养。他不仅是一个工具，而且是只能干一件事的工具？
L：我们应该使教育对学生的心灵开放，同时也要使学生的心灵对教育开放。所以我讲，如何理解教育？又怎样真正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其实不仅是教育界，而是全社会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大学的尊严需要捍卫
BQ：复旦大学的杨玉良校长说，大学的精神是虚脱的，那可能不只是教师，其实也是学生的一种状态？
L：大学精神虚脱的这个现象，的确有他的道理，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变得太功利。所以我今年在毕业致词“远方”里，跟学生说了一些心里话，其实也是引导我们的学生来思考，为什么社会现在变得这么功利。
BQ：而且这么短视。
L：我们要逐步让精神回归，这其实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能只把它推给国家，而是我们自己要正视这个问题。青年学生要走向社会，当然也有责任去思考这些。在你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间，多想一想，怎么样让精神回归。
BQ：你说到，其实教育的尊严是需要来捍卫的。既然说到捍卫，它可能就是已经遇到了很多的挑衅，或者是挑战。
L：如果我们整个社会，都对教育有足够敬畏感的话，即使这个校长没有级别，政府的官员们，社会的大众们，也应该对他们很尊重。如果只是依靠级别而带来的敬畏，不是对于教育尊严本身的敬畏感。
BQ：教师也好，医生也好，过去都是我们社会最受尊重的人。现在都没有受到足够多的尊重，您认为只是这个社会的问题吗？是不是我们的老师们也做了一些让人不够起敬意的事情？
L：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教师也好，医生也好，有少数人就是做了一些不那么高尚的事情，甚至，某些事情都不道德。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群体的声誉。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在降低。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谈非典型腐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一些问题严格意义上讲就是腐败的，但是我们大家似乎习以为常，而不认为那是腐败了。
BQ：我们已经觉得那是小菜一碟了。
L：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变得越来越低。今年，在人大会上我有一个发言，正是学雷锋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观点是说，我们不能够仅仅是仰望道德楷模，比如说雷锋是道德楷模，我们就要宣传学雷锋。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俯察道德底线，不能让社会的道德底线再变得越来越低。
BQ：就是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的问题。
L：对。教师也好，医生也好，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道德底线降低以后，他们一定会受到影响。我希望我们的学校，能有鲜明的精神追求，这个追求最关键的两个字就是自由。而对于学校的功能追求，就是起到引领的作用，不光是科技上面的，而且要引领社会进步，包括文化及其他方面。如果从校长职位上退下来之后，我也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时间跟学生在一起。
BQ=杨澜&《北京青年》周刊
L=李培根
毕业前的十几分钟 这是一场集体的作秀吗？
BQ：2010年之后，您的毕业致词演讲，广受社会关注。现在很多大学校长开始群起而仿之，引用网络语言，代替过去的官样文章，学生们感到很亲切。但同时，也有一些批评的意见，认为我们的大学校长现在都很媚俗，在哗众取宠，您怎么看待大学校长的语境在这两年发生的变化？
L：我认为重要的，是大学校长怎么用心去跟学生说话，而不在于形式如何。就像自家孩子要出远门了，我肯定不会跟他说套话和官话。叮咛也好，嘱咐也好，用心最重要。媒体其实不必过分关注，因为很多大学校长也正是在语境的变化中寻找新环境下与学生相处的方式。毕业致词，只是校长们工作中的一个方面。
BQ：学生对你们的致词，反响非常热烈。但同时，也有一点儿无奈在里边。他们用四年才能等到这么一次校长用如此平等、亲切的语言跟他们说话的机会，那不是有点可怜吗？
L：我们的大学校长，平常就该多与学生互动，把他们当成孩子一样用心交流。在我们学校，每个学期都有多个机会，我和学生们在一起，他们随意向我提问。
世界上最遥远的，也许是老师和学生的距离
BQ：您曾经说过，现在高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被拉大了。
L：是的，曾经很亲密。
BQ：为什么被拉大了，怎么被拉大了，拉大了以后现在又怎么样了？
L：最主要的是大环境的影响，它使得教师们，难以把主要的心思、精力用在学生教育这个方面。比如说最现实的工资收入是很低的，我们大学最高的是一级教授，只有院士才是一级教授，因此一级教授只是很少数。
BQ：基本的工资能有七八千？
L：2800块。坦率地讲，我们的实际收入，现在远不止这个。工资已经是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对于教师来讲，不能够只靠工资来生活。
BQ：所以要有别的方式，比如科研、拉项目来创收？
L：很多学校的津贴与学时挂钩，那老师们也会想着多一些学时，而这个学时可能又与老师的科研项目多少有关，大家可能拼命拉项目，以便尽量多教一些科目。然而教课效果怎么样，怎样用心去教，就很少关注，若教师的精力不能专一地投放到学生教育的身上，势必会出现如今大学教育所面临的这些尴尬问题——更多的孩子用“玩在大学”取代了曾经的“学在大学”。所以最关键的还是大环境的影响。
要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教育不是培养“工具”
BQ：您一直非常推崇，教育要回归到学生的本位。让学生作为个体，能够全面、充分地发展。以学生为本位的理念固然很好，但您觉得做到这一点，有多难，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L：几乎每一所学校，几乎每一个校长都讲以学生为本。但是他从什么意义上去理解这个以学生为本，我想还是有差别的。
BQ：您从什么意义上来理解？
L：我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需要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别人会问，这学生不都是人吗，学生也好，教师也好，当然都是人。但是，真正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首要是要明确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以前的教育方针，是让受教育的人在德育、智育、体育等几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有的讲的是，教育应该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
BQ：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L：你说这话不对吧？似乎也不合适，当然希望学生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但是我认为，教育的目的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层面。这只是一个工具的目的，把人培养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BQ：而且还细分了各种工具。有作为工程师的工具，有作为医生的工具......
L：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但是不能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一个人应该是什么呢？应该要强调人的自由和发展，这一点很重要。坦率地讲，我从念书一直到做教师，很长的时间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是在我做校长之后，才慢慢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教育无疑应该在人的自由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在少年、青年时代，都没有一个好的环境可以使他自由发展的话，以后又怎么自由发展？
BQ：只把他局限在某一个专业领域去培养。他不仅是一个工具，而且是只能干一件事的工具？
L：我们应该使教育对学生的心灵开放，同时也要使学生的心灵对教育开放。所以我讲，如何理解教育？又怎样真正从人的意义上理解教育？其实不仅是教育界，而是全社会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大学的尊严需要捍卫
BQ：复旦大学的杨玉良校长说，大学的精神是虚脱的，那可能不只是教师，其实也是学生的一种状态？
L：大学精神虚脱的这个现象，的确有他的道理，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变得太功利。所以我今年在毕业致词“远方”里，跟学生说了一些心里话，其实也是引导我们的学生来思考，为什么社会现在变得这么功利。
BQ：而且这么短视。
L：我们要逐步让精神回归，这其实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能只把它推给国家，而是我们自己要正视这个问题。青年学生要走向社会，当然也有责任去思考这些。在你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中间，多想一想，怎么样让精神回归。
BQ：你说到，其实教育的尊严是需要来捍卫的。既然说到捍卫，它可能就是已经遇到了很多的挑衅，或者是挑战。
L：如果我们整个社会，都对教育有足够敬畏感的话，即使这个校长没有级别，政府的官员们，社会的大众们，也应该对他们很尊重。如果只是依靠级别而带来的敬畏，不是对于教育尊严本身的敬畏感。
BQ：教师也好，医生也好，过去都是我们社会最受尊重的人。现在都没有受到足够多的尊重，您认为只是这个社会的问题吗？是不是我们的老师们也做了一些让人不够起敬意的事情？
L：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教师也好，医生也好，有少数人就是做了一些不那么高尚的事情，甚至，某些事情都不道德。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群体的声誉。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在降低。我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谈非典型腐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一些问题严格意义上讲就是腐败的，但是我们大家似乎习以为常，而不认为那是腐败了。
BQ：我们已经觉得那是小菜一碟了。
L：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变得越来越低。今年，在人大会上我有一个发言，正是学雷锋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观点是说，我们不能够仅仅是仰望道德楷模，比如说雷锋是道德楷模，我们就要宣传学雷锋。今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俯察道德底线，不能让社会的道德底线再变得越来越低。
BQ：就是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的问题。
L：对。教师也好，医生也好，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道德底线降低以后，他们一定会受到影响。我希望我们的学校，能有鲜明的精神追求，这个追求最关键的两个字就是自由。而对于学校的功能追求，就是起到引领的作用，不光是科技上面的，而且要引领社会进步，包括文化及其他方面。如果从校长职位上退下来之后，我也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时间跟学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