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7日，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出版集团下的“自然科研”正式签署《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据称已有超过12500名科学家和约900个组织签署了该宣言。《旧金山宣言》是2012年12月美国科学促进会等75家科研机构和150多位知名科学家共同发起签署的，其主旨是呼吁科学界在招聘、晋升和项目资助等的评审中，停止使用基于期刊的单一指标，尤其是“影响因子”来评估科学家的贡献。然而，多年以来学界对“影响因子”的确存在着滥用或者误读。邹建军先生全面而细致地论证了不可只以“影响因子”来评价学术研究的诸多理由，是一篇重要的学术文献。
　　“影响因子”是对期刊影响力的评价，以其来评估论文本身或者作者并不合理。作为基于某一期刊的论文平均被引次数而计算的数据，它从未被规定甚至是建议用于评价单篇论文或者学者个人。事实上，一篇发表在高影响因子刊物上的论文完全可能没被引用，或者引用次数不如发表在影响因子相对较低刊物上的论文，并且高影响因子刊物上的论文也往往只有少数被高频引用。影响因子的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在2009年来到中国时对“利用SCI论文数量、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估科研”等问题时，曾有如此回应：“用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估每个人的科研表现和科研能力，包括他个人的评估，奖金也好，赞助也罢，都是不合理的。”现行科研评价体系往往关心的只是你的论文发表在什么期刊上，却并不关心论文的内容到底有多少价值。究其原因，“影响因子”可能提供了一种在科研管理机构看来简单、客观的管理方式，量化的数据相比更费时费力的代表作制度、同行评议或第三方评价来说，的确是太容易了。
　　期刊“影响因子”只是反映了被关注度或者说“热门”程度，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的价值。期刊影响因子并不能反映关注的正向或反向，引用既可能是持赞成态度的，也可能是持批判态度的，而批判态度完全可能是对其科学价值的否定。再者，不同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有“冷”“热”之分，热门学科往往资金投入大，相关的学科杂志也多，“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往往较高。在2017—2018年CSSCI来源期刊中，经济学期刊有75种之多，而中国文学却只有16种，中国文学的从业人员却总是大于经济学的，科研管理机构往往一刀切，罔顾学科差异，要求在晋升时发表同样篇数的CSSCI（且不论基于影响因子的CSSCI刊物能否用来评估作者本人）。这种种滥用“影响因子”的规定，甚至可能妨碍真正的科研创新，因为它总是鼓励科研工作者往已经高度热门的领域迁移，追逐所谓的热点，而不是潜心于真正有开创性的工作。
　　根据期刊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它统计的时段只是两年，一篇论文在发表后的两年里没有被引用，其原因可能是它针对的只是一个相对较小的研究群体受众，或者没有追赶研究热点，也或者是它过于超前，而与论文自身的质量或重要性没什么关系。两年时间，对于应用学科来说，一项成果可能已经产生广泛影响，但对于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来说，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淀，但丁创作《神曲》前后长达14年，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也有十余年，并且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多少盛行一时的著作消散在历史的烟云中，又有多少在当时默默无闻的著作成了今天的经典，这种影响是“影响因子”完全体现不出来的。
　　滥用“影响因子”的确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社会，同行评議取代“影响因子”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不公平，因而建构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需要综合考量影响因子、代表作制度、同行评议、第三方评审等众多因素。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