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的英国，有一位多少被人忽略的作家华尔浦尔(Horace Walpole)，但是许多读者都听说过他的名言：“对于感受的人来说，生活是一出悲剧；对于思考的人来说，生活是一出喜剧。”(Life is a tragedy to those who feel，a comedyto those who think．)
　　正是此人，在1764年创作了一部充满罪恶、暴力和凶杀的小说。小说的背景是中世纪、是所谓的“哥特式”城堡，即《奥特朗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小说的副标题则是“一个哥特故事”(A Gothic Story)。由此，便有了“哥特小说”之谓，便有了我们关于中世纪城堡和修道院的一切联想。与之相伴，哥特式的建筑风格也被逐渐定型于恐怖、怪诞、神秘的文学叙述。
　　甚至在当代的“学者小说”中，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艾柯(Emberto Eco)的《玫瑰的名字》《福科摆》《昨日之岛》，托尔金(John Ronald Tolkien)的《指环王》等等，读到“哥特式”场景与某种特定氛围的天然联结。“哥特”本来与文学无涉，而何以标志了文学的风格、又铸就了文学的想象呢?
　　以外部环境解释文学的内在风格，其实并非华尔浦尔、或者任何一位英国人之所长，最著名的例子倒是法国批评家斯塔尔夫人(Staěl)和泰纳(Taine)。有趣的是，这两位法国人都注意到欧洲“南方”与“北方”的深刻差异。其中“北方”所代表的精神气质，恰好带有某些本然的“哥特”意味。
　　在他们看来，欧洲的南方人“住在可爱的风景区，站在光明愉快的海岸上，向往于航海或商业，并没有强大的胃欲”；北方人“住在寒冷潮湿的地带，深入崎岖卑湿的森林、或濒临惊涛骇浪的海岸，为忧郁或过激的感觉所缠绕，倾向于狂醉和贪食”。因此，“南方”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拉丁传统，“倾向于……情感和气质方面的发展”，法国就是典型；“北方”则关联于基督教的骑士制度和日耳曼民族的激烈情绪，“喜欢战斗流血的生活”，英国和德国都属于此类。
　　在这样的基础上，“南方”与“北方”(地域)、“希腊罗马传统”与“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时代及社会体制)、“多神教”与“一神教”(文化形态和宗教观念)，都被纳入了文学性质的讨论，也都可能与我们面前的这部“哥特小说”隐约相关。但是在上述讨论中付之阙如的，却正是“哥特小说”。甚至英国人自己的批评家赫兹利特(W.Hazlitt)，也认为华尔浦尔的“哥特小说”只不过“使人感到惊骇，但对想象力不起作用”。乃至二十世纪又有更加刻薄的“酷评”，指称“哥特小说”是“书商和书刊经营者”对于大众趣味的“迎合”。
　　以“经典”的阅读传统而论，“哥特小说”始终是不人流的。与之相对照，托尔金的《指环王》却在英国Waterstone和美国Amazon两家书店评选的“最伟大小说”中，两度获得桂冠。我们也许只能说：华尔浦尔所开启的那些“哥特小说”，实在是生不逢时。
　　但是无论如何，历来的读者其实并不特别在意批评家的口味。华尔浦尔似乎已经暗示过我们：阅读小说的人多半是在感受，却未必那么认真地思考。而这“感受”同样可以是认真的。习惯于思考的批评家，往往用过于严肃的标准框范一切对象，结果有时倒使自身成了一出“喜剧”。因为在任何严肃的思考之上，可能还有“上帝在发笑”。
　　总之，“哥特小说”读则读矣，不一定要去追究它们是否与基督教有关、是否真的被历史所“低估”。否则，岂不无趣?
　　
　　(《丽姬娅——经典哥特小说集》，[美]爱伦坡等著，中国华侨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