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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对过人行横道时汽车停下为你让路的情况习以为常。甚至即便不在人行横道,你可能还会偶尔和迎面而来的司机有眼神交流:我看见你了,你也看见我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你不得不减速让我通过。而作为司机,他的判断是:如果行人表现得好像不会避让车辆时,通常他会减速;而如果行人表现出避让姿态,那么他就不会退让。
然而,生活中的很多方面不同于司机与行人的博弈。就像“青蛙过街”游戏,在游戏中,你需要让你的青蛙穿过正在行驶着许多汽车和卡车的公路,并且不被碾碎。穿过公路后还会有充满危机的湍流、草丛,你必须保证青蛙不会死亡,顺利到达终点。“青蛙过街”的观点是,你并不是在和另一个人博弈,而是在和自然博弈,只能由客观的现实来决定你怎么做,假装无知没有任何帮助。而当你和其他人博弈时,规则是不同的,无知和愚蠢都能有所帮助。对于人或者生物体来说,实用往往才是一切。
真相博弈
真相不会让你获益的方式有很多,相反,隐瞒一部分真相有时候则会获益。
有一个经济学游戏,在游戏中,被试者被带到一个实验室,面临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自己获得5美元,别人获得5美元;另一个选择是自己获得6美元,别人获得1美元。所以选择是在“5美元与5美元”和“6美元与1美元”之间进行。在参加这个实验的被试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自己获得5美元。虽然比起选择6美元,他们会少获得1美元,但是让对方多获得了4美元。总的来说人们还是很大方的。
但是用另外一批被试者来做另外一个实验却得到相反的结果。和前一个实验一样,在这个实验中,被试者在5美元和6美元之间选择,另一个人相对应地获得5美元或者1美元。但不同的是,被试者只能选择自己的报酬而不知道对方会因此获得多少美元。所以,被试者是在“5美元与X美元”和“6美元与Y美元”之间选择,并不知道X和Y代表的是5美元还是1美元。在这种情景中,慷慨的被试者不知道自己怎样选择会给对方带来更多的钱。
纠结的地方在于:如果被试者想知道对方的报酬情况,只需要按一个键就可以了。每个人都可以按,如果他们按键了,就会被告知X和Y分别代表多少钱,这就变得和第一个游戏一样。站在被试者的立场上看,如果选择了6美元(这当然是被试者愿意选择的)会减掉对方4美元,但是只要不去按键,就算被试者选择6美元也可以很诚实地说不知道自己的选择会给对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事实上,在这个游戏中,大部分被试者都会选择拒绝知道对方的报酬情况,并且绝大部分被试者会毫无疑问地选择获得6美元,而不是选择获得5美元。选择不按那个键,如果直接被问到的话,可以很坦然地说不知道选择6美元会给对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假如你也参加这个实验,在实验结束后,你看到了对方的报酬,也会声称自己不知道选择6美元只给对方带来了1美元。
和“青蛙过街”游戏一样,在游戏中的一个选择会造成很多复杂的影响,这和现实生活很相似。在生活中,人们面临的选择都存在利和弊,利弊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性的,切切实实的奖金,也就是指金钱和健康等;另一种是社会性的,即别人怎样看待和评价我的选择(或者不选择)。
获得某些信息会影响人们的社会收益。知道的真相越多,有时候会绑架我们的行为,我们大脑模块中的一些甚至很多的模块会避免了解真相。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中,我们在被别人所观察,掌握某些信息会对我们自己造成伤害。因此,每个人都会有意识地远离这些信息,这是很合理的。如果知道了真相以后,你能做出的选择不会更好或者更有用,那么不知道或者只是简单地知道一些错误的信息是件好事。策略性地选择无知是一项合理的推诿本领。
战略性错误
“一个人”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一些事是如何发生的?
在一项研究中,要求分别由50人组成的两组人评价他们自己的驾驶技巧,不出所料,两组人都给出了他们对于自己的慷慨评价,并且两组评价的平均数“几乎相同”。考虑到驾驶技术是个主观的评价,这个结果似乎并不太令人吃惊。
但如果看到下面这些信息的话,你可能就会惊诧了。其中一组是由50个曾经发生过严重交通事故、受伤住院的人组成;这50人之中有34人经警察认定对交通事故负有责任,其中22起交通事故被定级为“撞到固定物体”或者“翻出车道”。显然,撞车的现实不足以让人们对自己真实的驾驶技术有所认识。事实上,一个更新近的研究揭示,在对驾驶技术和安全性测量的自我报告中,那些在交通事故中造成他人受伤被送到医院的人在评价自己的驾驶技术时,给出的结果和上面实验中的监控组给出的一样。
这些错误可能由一些机制造成,比如选择记忆:我们更倾向于去记住那些说明我们有积极特质的事件;那些给我们带来阴影的事件则似乎更易于从记忆中消退,至少很难去回忆起来。当判断和预测自己以及他人的时候,由于存在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就可能产生一些错误。事实是,我们能记住积极的事而不是消极的事,很可能是我们的大脑按战略性错误来选择的,即自我欺骗。
战略性错误表现为,一个事物在某个方面是不准确的,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对某人来说却是有利的。犯战略性错误是可以对人有利的,例如,因为你可以通过说服别人来使某事发生,那么如果每个人都对你的表现有相同(过度积极)的看法,对你的特质、能力,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有好的评价,这将会使你“情况更好”。在这里,“情况更好”是指设计这种系统的过程,可以通过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利效果来解释。
由此看来,这里没有欺骗,而是说服。“自我欺骗”是因为主体似乎相信一些他们并不具有或一些关于他们的、但并不存在的事情。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些事对于他们来说是“好”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长相,但我们通常认为自己的长相要强过实际。“得了吧,你知道你是什么样子”,这种直觉使得这件事好像是“我们正在欺骗自己”。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长相,但是我们正在欺骗自己说我们比实际上似乎更有魅力。这里有些人表现为自信,即为了向他人表明自己真的有魅力,而大多数人认为这样的人确实比“看上去”更有魅力。 犯战略性错误是好的,我的意思是指“有效”,肯定不是“道德”,这个策略就是当犯错误付出代价低的时候,采用战略性错误就会带来高收益,比如无论当你什么地方错了,你还劝说其他人相信的时候。这是因为发现事物的真实情况,通常是比获得它们的价值更麻烦的事情,当自我欺骗成为犯战略性错误时,通常是个优秀的策略。
控制狂与乐观者
如果我们要界定自私的话,我认为有两种人更加适合:第一种是控制狂,一个人拥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有比实际更大的控制力;第二种则是乐观者,实际上应该是“不合理乐观”的人,通常更多人觉得好的事情会发生的几率大,而坏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让一群人进入一个屋子,随同进来的还有一个称为同盟者的人,这个人要么是穿着得体且自信的人,要么是穿着不合身的运动衫的害羞的人。我们把这些人称为“精悍的人”和“迟钝的人”。实验者把不起作用的电极贴到被试者的手上(来掩饰实验真正的目的),被试者在和同盟者谈了10分钟之后,玩一个类似于“战争”的简单纸牌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每个玩家在一副牌中随机抽出一张,谁抽的牌点数高谁获胜。在每轮游戏中,被试者最高可以下注25美分。人们在和“迟钝的人”对战时,要比和“精悍的人”对战时多下近一半钱的注。
有无数种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如果你对自己的控制力有过高估计,觉得在你身边发生的一件好事与你有很大关系,然后你将更有动力去尝试这件事,并试图去使得一些事情按好的情况发展;相比之下,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控制力,那么你将不太会去尝试。我的意思是高估自己拥有的控制力,并因此高估把一些事做好的概率,不能改变这些好事情真正发生的概率,而这么做只会改变你去做这件事的概率。
所谓“真实的判断”就是根据现状做出最好的决策,并且选择会带来最高期待价值的选项是你能做出的最好的事情。所以,在做非社会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开始有一个期待,就是对于人或其他物种来说,这种机制应该能最大化期待价值。
而第二种乐观者,实际上代表的是大多数会过度乐观的人。一个经典的对乐观主义的研究,研究询问了258个大学生同一类问题,即相比于他们的同学,那些令人高兴的事情,有多大的可能性会在他们身上发生。问题中包含了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积极事件。平均来说,学生预测他们有50%可能会喜欢自己毕业后的工作,预测起薪是10000美元(较高水平)的约在41%以上。
在影响人生的大事上,人们是过度自信的。人们不客气地去故意对他们自己成功的可能性进行过高的估计,他们的这种评价和真实情况相去甚远,而且没有实现的可能,或者没有即将实现的可能。对自己过于乐观的判断是投入有风险、高回报的事情所必要的条件,这一观点在这里显得没有任何意义,处于正确乐观的状态反而会使这件事做得更好。
如果别人通过你现在和过去的行为来评价你,你的行为部分就会被各种信念所影响,表现出对整个系统有益处的信念。如果获得某些信息不会使你获益,那就不会排斥获得一些错误信息或者干脆不知道。
举个例子,一个将死的人不值得别人在时间和精力上对其投资,因为这种投资是没有回报的,我们的大脑会这样预期。事实也是如此,如果病情很严重或者是无药可治时,人们就会倾向于回避自己的病情。你知道了真相并且泄露出去这一行为,对你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好处。
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还是知道真相的好,比如当你饥饿的时候,错误地想象在几公里之外有熟透的浆果是毫无意义的。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有些信息根本就是错误的,就算是正确的,也可能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在理想的情况下:最好是知道真相但又不知道全部真相。如果自己有一系列稳定的行为表现是为了良好的“公共形象”,即尽可能多地传达关于自身特质和能力的最积极的信息,把对自己不利的表现都隐藏起来,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使用。在考虑“自我利益”的时候,并非永远和自私挂钩,而是更多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
[编辑 胡 俊]
E-mail:hj@chinacbr.com
然而,生活中的很多方面不同于司机与行人的博弈。就像“青蛙过街”游戏,在游戏中,你需要让你的青蛙穿过正在行驶着许多汽车和卡车的公路,并且不被碾碎。穿过公路后还会有充满危机的湍流、草丛,你必须保证青蛙不会死亡,顺利到达终点。“青蛙过街”的观点是,你并不是在和另一个人博弈,而是在和自然博弈,只能由客观的现实来决定你怎么做,假装无知没有任何帮助。而当你和其他人博弈时,规则是不同的,无知和愚蠢都能有所帮助。对于人或者生物体来说,实用往往才是一切。
真相博弈
真相不会让你获益的方式有很多,相反,隐瞒一部分真相有时候则会获益。
有一个经济学游戏,在游戏中,被试者被带到一个实验室,面临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自己获得5美元,别人获得5美元;另一个选择是自己获得6美元,别人获得1美元。所以选择是在“5美元与5美元”和“6美元与1美元”之间进行。在参加这个实验的被试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自己获得5美元。虽然比起选择6美元,他们会少获得1美元,但是让对方多获得了4美元。总的来说人们还是很大方的。
但是用另外一批被试者来做另外一个实验却得到相反的结果。和前一个实验一样,在这个实验中,被试者在5美元和6美元之间选择,另一个人相对应地获得5美元或者1美元。但不同的是,被试者只能选择自己的报酬而不知道对方会因此获得多少美元。所以,被试者是在“5美元与X美元”和“6美元与Y美元”之间选择,并不知道X和Y代表的是5美元还是1美元。在这种情景中,慷慨的被试者不知道自己怎样选择会给对方带来更多的钱。
纠结的地方在于:如果被试者想知道对方的报酬情况,只需要按一个键就可以了。每个人都可以按,如果他们按键了,就会被告知X和Y分别代表多少钱,这就变得和第一个游戏一样。站在被试者的立场上看,如果选择了6美元(这当然是被试者愿意选择的)会减掉对方4美元,但是只要不去按键,就算被试者选择6美元也可以很诚实地说不知道自己的选择会给对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事实上,在这个游戏中,大部分被试者都会选择拒绝知道对方的报酬情况,并且绝大部分被试者会毫无疑问地选择获得6美元,而不是选择获得5美元。选择不按那个键,如果直接被问到的话,可以很坦然地说不知道选择6美元会给对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假如你也参加这个实验,在实验结束后,你看到了对方的报酬,也会声称自己不知道选择6美元只给对方带来了1美元。
和“青蛙过街”游戏一样,在游戏中的一个选择会造成很多复杂的影响,这和现实生活很相似。在生活中,人们面临的选择都存在利和弊,利弊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工具性的,切切实实的奖金,也就是指金钱和健康等;另一种是社会性的,即别人怎样看待和评价我的选择(或者不选择)。
获得某些信息会影响人们的社会收益。知道的真相越多,有时候会绑架我们的行为,我们大脑模块中的一些甚至很多的模块会避免了解真相。在我们生存的世界中,我们在被别人所观察,掌握某些信息会对我们自己造成伤害。因此,每个人都会有意识地远离这些信息,这是很合理的。如果知道了真相以后,你能做出的选择不会更好或者更有用,那么不知道或者只是简单地知道一些错误的信息是件好事。策略性地选择无知是一项合理的推诿本领。
战略性错误
“一个人”同时既知道又不知道一些事是如何发生的?
在一项研究中,要求分别由50人组成的两组人评价他们自己的驾驶技巧,不出所料,两组人都给出了他们对于自己的慷慨评价,并且两组评价的平均数“几乎相同”。考虑到驾驶技术是个主观的评价,这个结果似乎并不太令人吃惊。
但如果看到下面这些信息的话,你可能就会惊诧了。其中一组是由50个曾经发生过严重交通事故、受伤住院的人组成;这50人之中有34人经警察认定对交通事故负有责任,其中22起交通事故被定级为“撞到固定物体”或者“翻出车道”。显然,撞车的现实不足以让人们对自己真实的驾驶技术有所认识。事实上,一个更新近的研究揭示,在对驾驶技术和安全性测量的自我报告中,那些在交通事故中造成他人受伤被送到医院的人在评价自己的驾驶技术时,给出的结果和上面实验中的监控组给出的一样。
这些错误可能由一些机制造成,比如选择记忆:我们更倾向于去记住那些说明我们有积极特质的事件;那些给我们带来阴影的事件则似乎更易于从记忆中消退,至少很难去回忆起来。当判断和预测自己以及他人的时候,由于存在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就可能产生一些错误。事实是,我们能记住积极的事而不是消极的事,很可能是我们的大脑按战略性错误来选择的,即自我欺骗。
战略性错误表现为,一个事物在某个方面是不准确的,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对某人来说却是有利的。犯战略性错误是可以对人有利的,例如,因为你可以通过说服别人来使某事发生,那么如果每个人都对你的表现有相同(过度积极)的看法,对你的特质、能力,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有好的评价,这将会使你“情况更好”。在这里,“情况更好”是指设计这种系统的过程,可以通过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利效果来解释。
由此看来,这里没有欺骗,而是说服。“自我欺骗”是因为主体似乎相信一些他们并不具有或一些关于他们的、但并不存在的事情。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些事对于他们来说是“好”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长相,但我们通常认为自己的长相要强过实际。“得了吧,你知道你是什么样子”,这种直觉使得这件事好像是“我们正在欺骗自己”。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长相,但是我们正在欺骗自己说我们比实际上似乎更有魅力。这里有些人表现为自信,即为了向他人表明自己真的有魅力,而大多数人认为这样的人确实比“看上去”更有魅力。 犯战略性错误是好的,我的意思是指“有效”,肯定不是“道德”,这个策略就是当犯错误付出代价低的时候,采用战略性错误就会带来高收益,比如无论当你什么地方错了,你还劝说其他人相信的时候。这是因为发现事物的真实情况,通常是比获得它们的价值更麻烦的事情,当自我欺骗成为犯战略性错误时,通常是个优秀的策略。
控制狂与乐观者
如果我们要界定自私的话,我认为有两种人更加适合:第一种是控制狂,一个人拥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有比实际更大的控制力;第二种则是乐观者,实际上应该是“不合理乐观”的人,通常更多人觉得好的事情会发生的几率大,而坏的事情不会发生在他身上。
让一群人进入一个屋子,随同进来的还有一个称为同盟者的人,这个人要么是穿着得体且自信的人,要么是穿着不合身的运动衫的害羞的人。我们把这些人称为“精悍的人”和“迟钝的人”。实验者把不起作用的电极贴到被试者的手上(来掩饰实验真正的目的),被试者在和同盟者谈了10分钟之后,玩一个类似于“战争”的简单纸牌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每个玩家在一副牌中随机抽出一张,谁抽的牌点数高谁获胜。在每轮游戏中,被试者最高可以下注25美分。人们在和“迟钝的人”对战时,要比和“精悍的人”对战时多下近一半钱的注。
有无数种对于这个现象的解释。如果你对自己的控制力有过高估计,觉得在你身边发生的一件好事与你有很大关系,然后你将更有动力去尝试这件事,并试图去使得一些事情按好的情况发展;相比之下,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控制力,那么你将不太会去尝试。我的意思是高估自己拥有的控制力,并因此高估把一些事做好的概率,不能改变这些好事情真正发生的概率,而这么做只会改变你去做这件事的概率。
所谓“真实的判断”就是根据现状做出最好的决策,并且选择会带来最高期待价值的选项是你能做出的最好的事情。所以,在做非社会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开始有一个期待,就是对于人或其他物种来说,这种机制应该能最大化期待价值。
而第二种乐观者,实际上代表的是大多数会过度乐观的人。一个经典的对乐观主义的研究,研究询问了258个大学生同一类问题,即相比于他们的同学,那些令人高兴的事情,有多大的可能性会在他们身上发生。问题中包含了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积极事件。平均来说,学生预测他们有50%可能会喜欢自己毕业后的工作,预测起薪是10000美元(较高水平)的约在41%以上。
在影响人生的大事上,人们是过度自信的。人们不客气地去故意对他们自己成功的可能性进行过高的估计,他们的这种评价和真实情况相去甚远,而且没有实现的可能,或者没有即将实现的可能。对自己过于乐观的判断是投入有风险、高回报的事情所必要的条件,这一观点在这里显得没有任何意义,处于正确乐观的状态反而会使这件事做得更好。
如果别人通过你现在和过去的行为来评价你,你的行为部分就会被各种信念所影响,表现出对整个系统有益处的信念。如果获得某些信息不会使你获益,那就不会排斥获得一些错误信息或者干脆不知道。
举个例子,一个将死的人不值得别人在时间和精力上对其投资,因为这种投资是没有回报的,我们的大脑会这样预期。事实也是如此,如果病情很严重或者是无药可治时,人们就会倾向于回避自己的病情。你知道了真相并且泄露出去这一行为,对你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好处。
当然,在有些情况下还是知道真相的好,比如当你饥饿的时候,错误地想象在几公里之外有熟透的浆果是毫无意义的。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有些信息根本就是错误的,就算是正确的,也可能对你没有任何好处。
在理想的情况下:最好是知道真相但又不知道全部真相。如果自己有一系列稳定的行为表现是为了良好的“公共形象”,即尽可能多地传达关于自身特质和能力的最积极的信息,把对自己不利的表现都隐藏起来,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使用。在考虑“自我利益”的时候,并非永远和自私挂钩,而是更多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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