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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许不能算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因为他太沉迷于工作，对他的合作伙伴也太过于苛刻，但是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他是一个闪光的代表人物
丁文江何许人也？他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创办地质研究所，是一位以地质学名世的科学家。他又投身实业，一手创建北票煤矿，使其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工矿企业，是一位近代实业家。在北票煤矿任总经理时期，他与胡适创刊《努力周报》，三十年代又创刊《独立评论》，成为这两本刊物最主要的撰稿人，是一位媒体人和时评家。在此期间，他参与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次“三观”大讨论——“科学与玄学”之争，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青年导师。
1925年，丁文江与孙传芳合作，担任淞沪总办，规划了今天大上海的雏形，参与了收回“会审公廨”的谈判取得局部成果，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在北伐战争中，他站在北洋军阀一边，以雷霆手段挫败了上海工人运动和浙江的叛乱，是一位合格的军事家。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短时间内便把中央研究院治理得井井有条，是一位杰出的学术管理者。
丁文江曾对胡适说：曹孟德自诩“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我们这般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吧！话虽如此，可终其一生，丁文江从来没做过一天“饭桶”。
早年，丁文江还只是一个海龟工科男的时候，就凭一己之力，搞成了中国最早的地质研究所，培养了一大批地质学人才，为中国地质学打下了基础。
寂寞的工科海归
1911年4月，丁文江拿到了格拉斯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的学位，踏上了回国之路。回到中国，丁文江便在昆明置办了假辫子，留上了威廉二世式的小胡子，穿上了长袍褂子，戴上了黑纱瓜皮小帽，从一个留洋回来的“海龟”，摇身一变成了“周扒皮”。
对于像丁文江这样从西洋留学回来的学生，清政府实行了“功名双轨制”。按照清朝《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各国留学生毕业后，并“未赴部考试”的，要进行强迫考试办法，“凡毕业后留学生，均需来京考试，否则永远停其差遣”。虽然大清王朝已然风雨飘摇，但毕竟还是合法政府，要想获得国内承认的“同等学历”，就不得不到北京学部一试身手。同是地质学家的章鸿钊回忆：“我和丁文江初次在北京见面，顿感相见恨晚。那时候在中国能碰上一位地质界的朋友相当不易。”地质学放在今天可能不是什么高科技，可是放到晚清，可就是最先进的技术了。国内急缺这类人才，凡那时留学回来的都受到了国家重视。丁文江搭上了科举功名的末班车，顺利考中进士，与他同届的工学进士，便有大名鼎鼎的李四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独立。不久，清帝逊位，大清王朝走入历史，江苏地面渐趋平稳。丁文江便受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荪的邀请担任南洋中学化学及西洋史等课程的教员。由于丁文江的地质学背景，学校还专门开设了地质学“选修课”。丁文江很快发现即便在上海南洋中学这样比较开化的地方，师生仍不知地质学为何物，更谈不上能找到合适的教科书。丁文江便把自己曾经的课堂笔记编成教材。丁文江后来了解到，大学的情况比中学里好不到那里去。就像九十年代后期，张朝阳不得不向人们说明什么是“网站”，而马云苦苦向人们解释什么是“电子商务”一样，丁文江的处境比他们还要寂寥。
一个人搞起地质研究所
丁文江在南洋中学只呆了短短几个月。次年一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丁文江为工商部矿政司佥事。民国初建，事事不如人意。丁文江来到北京，刚到工商部矿政司工作就困难重重。丁文江曾谈及初上任时的窘境，科室里只有一个佥事两个科员，都不是学地质的，所谓“科”只是个办公文的机关，而地质科，却毫无公文可办。他屡次要求地质考察，可上面说没有经费。只有两次应商人邀请、出钱，做过短期调查。
虚度几个月的时光后，丁文江与矿政司的朋友张轶欧商议，呈请工商部改现有管理机构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附设教学机构地质研究所，由丁文江担任所长。他还提交了“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把创办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团的计划写得一清二楚。于是，便借用北京大学旧址开办了地质研究所。招生广告中写道：“本部试办地质调查所事宜，特设研究所，以造就地质人才。三年毕业，充任地质调查员。第一学期招生三十人，免收学费，食宿自理。”对于考生资格，凡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者，十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皆可报名。这一次总共招收了二十五名学员，其中有五人来自南洋中学，他们都是丁文江教过的学生，报考地质研究所显然是受到丁的影响。
地质研究所开学后最要紧的一项便是实地训练，丁文江倡议每星期必由教员率领分组实地工作一次，同学们便分头参加实地教学，走遍了北京城外方圆数百里的地方。实地归来，必须提出报告，再由丁文江等教员指出得失。经过高强度的实地训练，毕业时学生们多可独立工作，要不是丁文江那样拼命努力，中国的地质调查工作还不知道要到民国几年才搞得起来。
那时候，地质学尚属高精尖学科，聘请教员是最大的难题。在国内能找到受过高等地质学教育的只有与丁文江同年的工学进士章鸿钊。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地质系，后来也成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剩下的教员只好从西方聘请。由于经费紧张，丁文江好不容易聘请了德国年轻的地质学家梭尔格，能争取到梭尔格先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位德国教授在北京呆了三年，对谁都看不惯，与同事关系很僵。只有丁文江能和他谈到一起，或许是因为年轻时在英国小镇融入乡里的经历，英国早已成了丁文江的第二故乡，他与外国专家交往起来便容易许多。更重要的是，丁文江那种对科学工作虚心好学的精神，使他与同是科学家的梭尔格先生逐渐惺惺相惜。丁文江先生后来对他的朋友们说：“外国专家不能和中国人好好合作，不一定是外国人的错。”
1914年，另一位闲着没事的外国专家也被丁文江挖到地质研究所来，他就是《瑞典地质勘探》的主编安特生先生。他和他的两名助手来中国担任农商部顾问，部里无人会利用这样的专家，地质所却有与外国专家良好合作的经验。安特生便应丁文江之邀，兼职当了地质所教员。安特生也与丁文江结下深厚的友谊，他曾回忆说：“他也许不能算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因为他太沉迷于工作，对他的合作伙伴也太过于苛刻，批评毫不留情，眼里不容沙子，但是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他是一个闪光的代表人物。”尽管梭尔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便回国参军，安特生作为从部里借调来的专家只干了一年，但中外科学家互相协作的模式已在地质所建立起来。 亲自任教，亲自带队
1913年10月，张謇、刘厚生担任了农工商部的总长和次长，地质所总算遇上了伯乐。刘厚生赏识丁文江的人品学问，变卖了自己收藏的几件古玩，筹款五万元资助地质调研所得工作，从此，调研所的经费便宽裕起来。1914年7月，丁文江的老友张轶欧被正式任命为农商部矿政司司长，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丁文江的工作更加顺利了。之后不久，丁文江所撰的动物学教科书被定为民国新教科书之一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专供中学和师范教学使用。而这一本教科书实际上就是丁文江在英国读书时的课堂笔记和读书报告。
地质研究所的工作虽已上了正轨，但到了第二年秋季，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最头疼的是请不到古生物学的教师，丁文江便亲自任教，承担了生物学讲座的重任。据时在地质研究所学习的朱庭祜回忆：“（丁文江）在地质研究所兼授古生物学及地文学。同学们对他的印象是：记忆力相当好，对很难记忆的古生物名词，记得很熟，讲解时没有发生错误；科学知识很丰富。教地文学是要分析宇宙间一切自然现象来推论地球历史如何发展的，他讲起来左右逢源，还要讲一点天文和气象知识，以为野外工作如测量地形及方位等方面之用。当时国内各种科学均落后，多学一些与地质工作有关的科学是有用处的。”
1915年春天，丁文江带领学生到京西一带作地质考察。山高路险，初次经受锻炼的这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担的青年学生叫苦不迭。丁文江便用种种办法鼓励大家，他自己精力充沛。如将到目的地而时间尚早，必多绕一些山路多看一些地质，沿途还要出题考问学生们，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只要一开始考察，他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11月，他又带领学生到山东考察，登上了泰山，沿途便研究泰山的地质及岩层。他告诉学生们：“泰山就是地质史学上所称最标准的太古界杂岩层。”而后又到新泰、蒙阴、大汶口，这一路均是荒山野岭，学生们连日登山，疲惫不堪，吃饭就只有几个馍，这样的生活使城市里娇生惯养的学生极不习惯，许多学生精力不济，只有丁文江精力充足，还用唱歌、背咏古诗词来鼓励学生们坚持向前。翁文灏回忆：“彼所注意者，尤为如何增加学生实地工作之时间与机会，原定课程，重行排列，使野外旅行成为必修科目，并扩大其范围。在每次旅行中，均详细注视学生如何观察绘图及采集标本等事，且任何工作，先生无不以身作则，即余亦因追随调查，颇受其益。师生足迹所至，遍及数省。”
1916年夏，毕业生们各自被分配到了指定区域工作，并定期将地质调查结果写成报告，返回给地质研究所。这样丁文江终于带出一批优秀的地质学人才。
在历史大潮中的工科男
1913年初，宋教仁被击毙在上海火车站，南方的国民党与北洋集团的蜜月期宣告结束。夏天，“二次革命”惨遭失败，北洋军进入南方各省，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南方党人被扫地出门，北洋集团的军事力量达到顶峰；另一方面袁世凯手中的北洋军进驻地方，开始地方化，这使得袁世凯对于军队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第二年的新宪法埋葬了宋教仁版的临时约法，袁世凯俨然成为大独裁者，新总统的权力堪比皇帝。
新政治强人还算把中国稳定下来，使得丁文江尚能做一些地质调研工作。这一时期地质所虽说不尽如人意，但好歹有经费，也有教学和四处考察的空间。1915年底，袁世凯即将登上帝位之时，地质所已经初具规模，成果颇丰。1916年初，袁世凯登上帝位，而丁文江却再次前往皖南、浙西进行考察。与此同时，他升官了，农商任命矿政司长张轶欧兼任地质调查局局长，安特生为顾问，而丁文江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当上了“会办”，从一个处级干部跨进了副局级的行列，与丁文江一起创办地质所的章鸿钊、翁文灏都受到提拔。
这时，地质调查局有39人的编制，每年有经费68000元，财务独立核算，办公地点也搬到丰盛胡同3号，在北兵马司还有附属房屋。这年7月，地质研究所第一批学员到了毕业的时候，一共有22名学员走出地质所，地质工作没有专业调研员的时代总算是熬过去了，丁文江亲手带出来的这批学生出师后，中国地质调查工作才算有规模的展开工作。
袁世凯死后，国内局势动荡、财政更兼困难，地质局又被降格为地质所，但这丝毫不影响丁文江的工作，第二年初丁文江又带着人马到河南调查，之后又前往湖南、江西调查萍乡煤矿和上珠岭铁矿，7月，这次调查的成果《中国铁矿志》和《中国矿业立法及其发展》先后发表。
袁世凯留下了一地鸡毛叫后来者欲哭无泪，既无合适的法统可以延续，有无可靠的军队赖以支持，财政更是一塌糊涂，地方上北洋军、护国军和各路人马犬牙交错，还没等人民缓过神来就是“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护法运动”。新生的共和国遭遇了理论与现实双重破产，只剩下一具躯壳。
当政治精英们或你争我夺、或痛哭流涕的时候，丁文江却一直奉行着“该干嘛干嘛”的原则。但丁文江绝不是不懂政治，政治形势的变换一直在他眼里，据翁文灏回忆“袁世凯称帝时，丁文江曾想毁掉地质矿产的所有报告，以免为贼所用。”好在复辟不得人心，袁世凯旋即败亡。
从地质学家到公共知识分子
1918年，丁文江在北京高等师范兼任教学，并前往山西大同调查矿务。一晃到了年底，在世界的另一头，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打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1月德国战败祈和，第一次世纪大战宣告结束。12月，丁文江接到了梁启超的邀请，希望他通往硝烟刚刚散去的欧洲访问。
这次访问前，丁文江并不认识梁启超，之所以受邀同往，主要是梁很想有一位科学家同行，“才能对于现代欧洲有彻底的认识”，于是找到了在地质学界崭露头角的丁文江。12月底，丁文江与梁启超、蒋百里、刘子楷、张君劢、徐振飞、杨鼎甫一行七人从上海出发，前往欧洲考察，并兼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这次考察对于丁文江的意义重大，从前丁文江还只是一个地质学方面的专家，而这次欧洲之行使他有机会深入梁启超的圈子，打开学界人脉。经过这次游历，丁文江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跨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
丁文江这次欧洲之行还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给北大地质系挖了两块宝。据胡适曾回忆，北大地质系第一批毕业生很多都跑到丁文江的地质所找工作，丁文江亲自出题考试，结果却是一塌糊涂。丁文江便说，“适之，你们地质系是我们地质所人才的源泉，我是特别关心。可你们的毕业生来我们这里找工作，我亲自给他们出了一个很简单的考试，每人分到十种岩石叫他们辨认，结果没有一个及格的！”便把成绩单递给胡适，果然是满江红。胡适建议一道去看蔡元培先生，把这惨不忍睹的成绩单给他看看，叫他知道北大地质系是怎样遭。丁文江有些不好意思，“这不是干涉北大么？”胡说却说：“蔡先生一定会欢迎你的批评”。蔡元培看过成绩单，不但没生气还很感谢丁文江，那一次便定下邀请李四光到北大任教和聘请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的事情。巴黎和会之后，丁文江又在瑞典、英国等地考察矿务，在英国见到了“同年进士”李四光，便代蔡元培先生邀请李四光回国任教。1919年下半年，丁文江到美国游历时，又把葛利普教授挖到北大，这两位先生的到来，极大地改善了北大地质系的教学质量。
胡适曾这样评价丁文江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五年：“他的最大贡献是他对于地质学有个全部的认识，所以他计划地质调查所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树立一个纯粹科学研究的机构，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部就班发展的领导中心。”
在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经历了鼎革之变，世界经历了一场大战。丁文江在这十年里以不变应万变，用自己在英国学到的地质学知识，为中国的地质工作打下基础，而那些与他同时出国，先后归国的同学，他们志存高远、意气风发，都想干一番大事业，所以少有不卷入政治的，可在纷纷扰扰之后又留下了什么？
责任编辑 董颖
丁文江何许人也？他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创办地质研究所，是一位以地质学名世的科学家。他又投身实业，一手创建北票煤矿，使其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工矿企业，是一位近代实业家。在北票煤矿任总经理时期，他与胡适创刊《努力周报》，三十年代又创刊《独立评论》，成为这两本刊物最主要的撰稿人，是一位媒体人和时评家。在此期间，他参与了近代中国最重要的一次“三观”大讨论——“科学与玄学”之争，高举科学主义的大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青年导师。
1925年，丁文江与孙传芳合作，担任淞沪总办，规划了今天大上海的雏形，参与了收回“会审公廨”的谈判取得局部成果，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在北伐战争中，他站在北洋军阀一边，以雷霆手段挫败了上海工人运动和浙江的叛乱，是一位合格的军事家。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他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短时间内便把中央研究院治理得井井有条，是一位杰出的学术管理者。
丁文江曾对胡适说：曹孟德自诩“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我们这般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吧！话虽如此，可终其一生，丁文江从来没做过一天“饭桶”。
早年，丁文江还只是一个海龟工科男的时候，就凭一己之力，搞成了中国最早的地质研究所，培养了一大批地质学人才，为中国地质学打下了基础。
寂寞的工科海归
1911年4月，丁文江拿到了格拉斯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的学位，踏上了回国之路。回到中国，丁文江便在昆明置办了假辫子，留上了威廉二世式的小胡子，穿上了长袍褂子，戴上了黑纱瓜皮小帽，从一个留洋回来的“海龟”，摇身一变成了“周扒皮”。
对于像丁文江这样从西洋留学回来的学生，清政府实行了“功名双轨制”。按照清朝《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各国留学生毕业后，并“未赴部考试”的，要进行强迫考试办法，“凡毕业后留学生，均需来京考试，否则永远停其差遣”。虽然大清王朝已然风雨飘摇，但毕竟还是合法政府，要想获得国内承认的“同等学历”，就不得不到北京学部一试身手。同是地质学家的章鸿钊回忆：“我和丁文江初次在北京见面，顿感相见恨晚。那时候在中国能碰上一位地质界的朋友相当不易。”地质学放在今天可能不是什么高科技，可是放到晚清，可就是最先进的技术了。国内急缺这类人才，凡那时留学回来的都受到了国家重视。丁文江搭上了科举功名的末班车，顺利考中进士，与他同届的工学进士，便有大名鼎鼎的李四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独立。不久，清帝逊位，大清王朝走入历史，江苏地面渐趋平稳。丁文江便受上海南洋中学校长王培荪的邀请担任南洋中学化学及西洋史等课程的教员。由于丁文江的地质学背景，学校还专门开设了地质学“选修课”。丁文江很快发现即便在上海南洋中学这样比较开化的地方，师生仍不知地质学为何物，更谈不上能找到合适的教科书。丁文江便把自己曾经的课堂笔记编成教材。丁文江后来了解到，大学的情况比中学里好不到那里去。就像九十年代后期，张朝阳不得不向人们说明什么是“网站”，而马云苦苦向人们解释什么是“电子商务”一样，丁文江的处境比他们还要寂寥。
一个人搞起地质研究所
丁文江在南洋中学只呆了短短几个月。次年一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丁文江为工商部矿政司佥事。民国初建，事事不如人意。丁文江来到北京，刚到工商部矿政司工作就困难重重。丁文江曾谈及初上任时的窘境，科室里只有一个佥事两个科员，都不是学地质的，所谓“科”只是个办公文的机关，而地质科，却毫无公文可办。他屡次要求地质考察，可上面说没有经费。只有两次应商人邀请、出钱，做过短期调查。
虚度几个月的时光后，丁文江与矿政司的朋友张轶欧商议，呈请工商部改现有管理机构地质科为地质调查所，附设教学机构地质研究所，由丁文江担任所长。他还提交了“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把创办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团的计划写得一清二楚。于是，便借用北京大学旧址开办了地质研究所。招生广告中写道：“本部试办地质调查所事宜，特设研究所，以造就地质人才。三年毕业，充任地质调查员。第一学期招生三十人，免收学费，食宿自理。”对于考生资格，凡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者，十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皆可报名。这一次总共招收了二十五名学员，其中有五人来自南洋中学，他们都是丁文江教过的学生，报考地质研究所显然是受到丁的影响。
地质研究所开学后最要紧的一项便是实地训练，丁文江倡议每星期必由教员率领分组实地工作一次，同学们便分头参加实地教学，走遍了北京城外方圆数百里的地方。实地归来，必须提出报告，再由丁文江等教员指出得失。经过高强度的实地训练，毕业时学生们多可独立工作，要不是丁文江那样拼命努力，中国的地质调查工作还不知道要到民国几年才搞得起来。
那时候，地质学尚属高精尖学科，聘请教员是最大的难题。在国内能找到受过高等地质学教育的只有与丁文江同年的工学进士章鸿钊。他毕业于东京大学地质系，后来也成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剩下的教员只好从西方聘请。由于经费紧张，丁文江好不容易聘请了德国年轻的地质学家梭尔格，能争取到梭尔格先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这位德国教授在北京呆了三年，对谁都看不惯，与同事关系很僵。只有丁文江能和他谈到一起，或许是因为年轻时在英国小镇融入乡里的经历，英国早已成了丁文江的第二故乡，他与外国专家交往起来便容易许多。更重要的是，丁文江那种对科学工作虚心好学的精神，使他与同是科学家的梭尔格先生逐渐惺惺相惜。丁文江先生后来对他的朋友们说：“外国专家不能和中国人好好合作，不一定是外国人的错。”
1914年，另一位闲着没事的外国专家也被丁文江挖到地质研究所来，他就是《瑞典地质勘探》的主编安特生先生。他和他的两名助手来中国担任农商部顾问，部里无人会利用这样的专家，地质所却有与外国专家良好合作的经验。安特生便应丁文江之邀，兼职当了地质所教员。安特生也与丁文江结下深厚的友谊，他曾回忆说：“他也许不能算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因为他太沉迷于工作，对他的合作伙伴也太过于苛刻，批评毫不留情，眼里不容沙子，但是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他是一个闪光的代表人物。”尽管梭尔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便回国参军，安特生作为从部里借调来的专家只干了一年，但中外科学家互相协作的模式已在地质所建立起来。 亲自任教，亲自带队
1913年10月，张謇、刘厚生担任了农工商部的总长和次长，地质所总算遇上了伯乐。刘厚生赏识丁文江的人品学问，变卖了自己收藏的几件古玩，筹款五万元资助地质调研所得工作，从此，调研所的经费便宽裕起来。1914年7月，丁文江的老友张轶欧被正式任命为农商部矿政司司长，在他的大力支持下，丁文江的工作更加顺利了。之后不久，丁文江所撰的动物学教科书被定为民国新教科书之一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专供中学和师范教学使用。而这一本教科书实际上就是丁文江在英国读书时的课堂笔记和读书报告。
地质研究所的工作虽已上了正轨，但到了第二年秋季，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最头疼的是请不到古生物学的教师，丁文江便亲自任教，承担了生物学讲座的重任。据时在地质研究所学习的朱庭祜回忆：“（丁文江）在地质研究所兼授古生物学及地文学。同学们对他的印象是：记忆力相当好，对很难记忆的古生物名词，记得很熟，讲解时没有发生错误；科学知识很丰富。教地文学是要分析宇宙间一切自然现象来推论地球历史如何发展的，他讲起来左右逢源，还要讲一点天文和气象知识，以为野外工作如测量地形及方位等方面之用。当时国内各种科学均落后，多学一些与地质工作有关的科学是有用处的。”
1915年春天，丁文江带领学生到京西一带作地质考察。山高路险，初次经受锻炼的这些手不能提肩不能担的青年学生叫苦不迭。丁文江便用种种办法鼓励大家，他自己精力充沛。如将到目的地而时间尚早，必多绕一些山路多看一些地质，沿途还要出题考问学生们，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只要一开始考察，他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11月，他又带领学生到山东考察，登上了泰山，沿途便研究泰山的地质及岩层。他告诉学生们：“泰山就是地质史学上所称最标准的太古界杂岩层。”而后又到新泰、蒙阴、大汶口，这一路均是荒山野岭，学生们连日登山，疲惫不堪，吃饭就只有几个馍，这样的生活使城市里娇生惯养的学生极不习惯，许多学生精力不济，只有丁文江精力充足，还用唱歌、背咏古诗词来鼓励学生们坚持向前。翁文灏回忆：“彼所注意者，尤为如何增加学生实地工作之时间与机会，原定课程，重行排列，使野外旅行成为必修科目，并扩大其范围。在每次旅行中，均详细注视学生如何观察绘图及采集标本等事，且任何工作，先生无不以身作则，即余亦因追随调查，颇受其益。师生足迹所至，遍及数省。”
1916年夏，毕业生们各自被分配到了指定区域工作，并定期将地质调查结果写成报告，返回给地质研究所。这样丁文江终于带出一批优秀的地质学人才。
在历史大潮中的工科男
1913年初，宋教仁被击毙在上海火车站，南方的国民党与北洋集团的蜜月期宣告结束。夏天，“二次革命”惨遭失败，北洋军进入南方各省，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南方党人被扫地出门，北洋集团的军事力量达到顶峰；另一方面袁世凯手中的北洋军进驻地方，开始地方化，这使得袁世凯对于军队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第二年的新宪法埋葬了宋教仁版的临时约法，袁世凯俨然成为大独裁者，新总统的权力堪比皇帝。
新政治强人还算把中国稳定下来，使得丁文江尚能做一些地质调研工作。这一时期地质所虽说不尽如人意，但好歹有经费，也有教学和四处考察的空间。1915年底，袁世凯即将登上帝位之时，地质所已经初具规模，成果颇丰。1916年初，袁世凯登上帝位，而丁文江却再次前往皖南、浙西进行考察。与此同时，他升官了，农商任命矿政司长张轶欧兼任地质调查局局长，安特生为顾问，而丁文江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当上了“会办”，从一个处级干部跨进了副局级的行列，与丁文江一起创办地质所的章鸿钊、翁文灏都受到提拔。
这时，地质调查局有39人的编制，每年有经费68000元，财务独立核算，办公地点也搬到丰盛胡同3号，在北兵马司还有附属房屋。这年7月，地质研究所第一批学员到了毕业的时候，一共有22名学员走出地质所，地质工作没有专业调研员的时代总算是熬过去了，丁文江亲手带出来的这批学生出师后，中国地质调查工作才算有规模的展开工作。
袁世凯死后，国内局势动荡、财政更兼困难，地质局又被降格为地质所，但这丝毫不影响丁文江的工作，第二年初丁文江又带着人马到河南调查，之后又前往湖南、江西调查萍乡煤矿和上珠岭铁矿，7月，这次调查的成果《中国铁矿志》和《中国矿业立法及其发展》先后发表。
袁世凯留下了一地鸡毛叫后来者欲哭无泪，既无合适的法统可以延续，有无可靠的军队赖以支持，财政更是一塌糊涂，地方上北洋军、护国军和各路人马犬牙交错，还没等人民缓过神来就是“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护法运动”。新生的共和国遭遇了理论与现实双重破产，只剩下一具躯壳。
当政治精英们或你争我夺、或痛哭流涕的时候，丁文江却一直奉行着“该干嘛干嘛”的原则。但丁文江绝不是不懂政治，政治形势的变换一直在他眼里，据翁文灏回忆“袁世凯称帝时，丁文江曾想毁掉地质矿产的所有报告，以免为贼所用。”好在复辟不得人心，袁世凯旋即败亡。
从地质学家到公共知识分子
1918年，丁文江在北京高等师范兼任教学，并前往山西大同调查矿务。一晃到了年底，在世界的另一头，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打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1月德国战败祈和，第一次世纪大战宣告结束。12月，丁文江接到了梁启超的邀请，希望他通往硝烟刚刚散去的欧洲访问。
这次访问前，丁文江并不认识梁启超，之所以受邀同往，主要是梁很想有一位科学家同行，“才能对于现代欧洲有彻底的认识”，于是找到了在地质学界崭露头角的丁文江。12月底，丁文江与梁启超、蒋百里、刘子楷、张君劢、徐振飞、杨鼎甫一行七人从上海出发，前往欧洲考察，并兼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这次考察对于丁文江的意义重大，从前丁文江还只是一个地质学方面的专家，而这次欧洲之行使他有机会深入梁启超的圈子，打开学界人脉。经过这次游历，丁文江摇身一变，成了一位跨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
丁文江这次欧洲之行还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给北大地质系挖了两块宝。据胡适曾回忆，北大地质系第一批毕业生很多都跑到丁文江的地质所找工作，丁文江亲自出题考试，结果却是一塌糊涂。丁文江便说，“适之，你们地质系是我们地质所人才的源泉，我是特别关心。可你们的毕业生来我们这里找工作，我亲自给他们出了一个很简单的考试，每人分到十种岩石叫他们辨认，结果没有一个及格的！”便把成绩单递给胡适，果然是满江红。胡适建议一道去看蔡元培先生，把这惨不忍睹的成绩单给他看看，叫他知道北大地质系是怎样遭。丁文江有些不好意思，“这不是干涉北大么？”胡说却说：“蔡先生一定会欢迎你的批评”。蔡元培看过成绩单，不但没生气还很感谢丁文江，那一次便定下邀请李四光到北大任教和聘请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的事情。巴黎和会之后，丁文江又在瑞典、英国等地考察矿务，在英国见到了“同年进士”李四光，便代蔡元培先生邀请李四光回国任教。1919年下半年，丁文江到美国游历时，又把葛利普教授挖到北大，这两位先生的到来，极大地改善了北大地质系的教学质量。
胡适曾这样评价丁文江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五年：“他的最大贡献是他对于地质学有个全部的认识，所以他计划地质调查所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树立一个纯粹科学研究的机构，作为中国地质学的建立和按部就班发展的领导中心。”
在 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经历了鼎革之变，世界经历了一场大战。丁文江在这十年里以不变应万变，用自己在英国学到的地质学知识，为中国的地质工作打下基础，而那些与他同时出国，先后归国的同学，他们志存高远、意气风发，都想干一番大事业，所以少有不卷入政治的，可在纷纷扰扰之后又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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