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与趋向:大变局中的捷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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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90年10 月成立的捷摩共,经历了建党、被孤立和参与执政联盟的历程。 作为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上唯一保留马克思主义特点的党,其发展道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一)始终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并且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具有自己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二)党的政策和活动始终以群众的利益为基础;(三)坚持在议会中展开合法斗争。 但捷摩共也面临着如下问题:一是党员年龄老化而缺乏年轻血液。 二是作为政府协议的合作者,如何在现有政治体制中处理好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在尊重共产主义思想路线的同时维护好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力争在一个较有利的政治环境中开展工作,以维持自己的合法活动空间。
  关键词:捷摩共;实践;议会斗争
  中图分类号:D33/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2-0027-03
  1989年东欧剧变,原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有的解散,从此完全退出政坛;有的转向了社会民主主义,改称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而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简称“捷摩共”)成为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保留马克思主义特点并沿用“共产党”名称的党,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简称“捷共”)的直接继承党,在背负沉重历史包袱和面对急剧动荡的局势中,长期活跃在捷克政坛上。
  一、捷摩共的成立与政策主张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就经历过社会主义改革的高潮与失败,和东欧其他的国家比起来,捷克斯洛伐克从上层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尝试所带来更深远的影响与更加乐观的改革前景,改革前与改革后一直都是这样的[1]。1989年,整个中东欧地区的政党体系都在此次的革命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捷克在内,超过十万人的群众示威游行活动使捷联邦议会不得不通过宪法,作出取消捷共继续作为领导地位的决定。就这样,捷克斯洛伐克通过“天鹅绒革命”走向多元化政治体系的道路(因为这场变革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治制度更迭,所以被称为“天鹅绒革命”),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和平解体。在联邦解体之前,捷克与斯洛伐克就分别通过了各自的宪法。捷克议会两院的选举正常,执政联盟是根据每次众议院选举的结果组建起来的,基本上实现了正常的权力交接。权力独立后沿着联邦时期的转型轨道顺利前行,被西方誉为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典范。“天鹅绒革命”之后,1990年3月捷共十八大决定在保持党的名称不变的前提下,党的组织形式改为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与斯洛伐克共产党两个独立的党。
  捷克的左翼政党中,社会民主党和捷摩共一样都属于核心,且作为本国左翼阵营的主导力量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属于重建社会党,然而,两党在议会选举与组阁问题中却难以形成合作。当社会民主党多次赢得议会选举时却拒绝与捷摩共合作,并且还多次挖墙脚。两大政党的意识形态差异、对本党的纯洁性的考虑、不同的政策主张,这三大原因导致了两党成为难以合作的左翼阵营。对外关系上,社会民主党主张加入欧盟和北约,积极融入西方社会;捷摩共对于加入北约的反对态度则极其强硬,强烈要求停止捷克军队的北约军事行动并且退出北约。对于加入欧盟虽然持不反对态度,支持欧洲一体化,但是反对以目前的这种不平等的形式加入欧盟,强调与各国能够以更加平等的姿态展开合作。捷克国内反共、疑共的社会大环境并未彻底改变,右翼党与捷摩共更是水火不容。捷克已经不再处于政治上的非理性状态,因为它经历了多年的政治经济转型,捷摩共也已度过最为困难的时期,捷克当局却依然处在全欧洲的“反共产主义气氛”。
  在民主和政治方面,扩展和巩固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发展人权,让公民有更多权利;加强国家法制建设,提高国家法制水平;取消议会参议院,彻底将教会、国家分离开来,希望以此建立一个公民社会;一些社会政策中提到,捷摩共强调民生方面就业、住房、医疗服务以及劳动者权益的保障等等;它要求在经济政策方面实行计划性的市场经济,在各种所有制结构中公平竞争,通过有计划地投资于现代化建设来振兴国民经济,扩大内需,扩大外贸出口,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将拥有较多弊端的私有化纠正,反对向外国的资本势力出售土地。
  二、捷摩共的实践探索
  1990年10月,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為独立的党和捷共的后继党。11月捷摩共正式在捷克内政部登记,捷摩共正式成立。捷摩共的纲领既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下的共产主义,因此,有些学者将其称为“新共产主义”。它的最终奋斗目标与大多数共产主义政党一样,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世纪之交,捷摩共主张建立一个公民平等和自由的民主社会;一个劳动者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具有多种所有权形式的政治经济多元化社会;一个没有战争、疾病和恐怖主义的安全和和平的社会。捷摩共强调通过合法的议会斗争,在实现手段上逐步取得成就[2]。由于捷摩共对现行民主政治制度的排斥,所以被划分成一个反体制政党,他们认为这种体制并不能为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带来什么好处,只会让犯罪和腐败滋生,但富人和精英阶层却能得到自由和民主。捷摩共在捷克可以参加民主选举,因为他们属于捷克的一个合法政党,但是浓厚的右翼政治氛围使其他政党在组织执政联盟时屡屡将其孤立。
  为了表明与过去划清界限,捷克社会民主党在1995年决议中列入了“禁止与捷摩共进行政治合作”的内容。长期以来,捷摩共无论是在议会中还是在其他代议机构中都受到排挤,在政治上被边缘化、被忽略,只有在地方代议机关中才有机会参与治理,因为那里与国家的根本政治方向无关。到2008年地方选举后,捷摩共成员才在州级代议机关成为其他政党的联盟伙伴(目前,乌斯季州由该党执政)。2013年的提前议会大选中获得第二,但受到了捷克社会民主党中一些议员在中央政府的反对,所以捷摩共又一次成为反对党。到了2018年7月,由“不满意公民行动2011”与捷克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的少数派政府,在捷摩共的支持下获得议会信任投票成功组阁。作为政府的协议合作伙伴,脱离了反对党阵营氛围,间接参与了国家政权。   兴国改制时期,党和国家在理论制度层面明确社会 主义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新问题新挑战,强调中国 共产党作为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实践层面,农村通过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城市恢复商品经济,市场缓 慢复苏。在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经 济蓬勃发展,各类经济主体的市场潜能被激发出来。至此, 我国的社会主义致富实践更具增长动力与发展活力。
  强国定制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进入新 时代,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6],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较于之前追求发 展速度,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党和国家将经济建设统一于社会发展全局下,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力夯实实体经济之基,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同发展战略成果 显著。我国始终坚持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重视科学技术与创新活力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 作用,而一切科技创新都源自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致富实践进程中,广大劳动人民是发展的贡献者和受益 者,也是中国崛起的见证者。
  70 多年来,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注重给予劳动人民更 多的劳动权利与自由。在劳动权利方面,国家出台一系 列惠民利民就业政策和生活保障政策,稳就业保民生。 2020 年,我国为应对疫情冲击,打出“减负、稳岗、扩就业的政策组合拳”[7],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186 万人,超 额完成了之前设定的 900 万人的目标任务 [7],就业形势 好于预期;2020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 4.24%[7],失业水平 稳步回落。在劳动自由方面,国务院多次对劳动者工作 时间和节假日等相关规定进行修订,劳动人民每年法定 假日及休息日由建国初期的 59 日增至现在的 115 日,充 分保证了劳动人民充分享有闲暇的时光来休闲娱乐,实 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证明了,着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8] 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广大劳动人民在创造财 富的同时提升了自身的幸福感和参与感,劳动日益成为 人民自由自觉的活动。
  二、财富生产目的的批判与回归
  (一)《资本论》对以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财富生 产目的批判
  前文指出,人类劳动创造的能够满足人民群众需要 的有用物即为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财富具备 了商品的形式。《资本论》开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 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3]47  因此,我 们谈商品即是谈财富。《资本论》认为人类劳动创造的 财富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双重属性。其中,人类具体劳 动创造的使用价值是财富的自然属性,人类抽象劳动创 造的价值是财富的社会属性。
  《资本论》认为,人类开展财富生产活动的初心是财 富的使用价值,这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 必然性”[3]56,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需求。而在私有制 和社会分工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人类通过交换即可获 得自身所需要的财富使用价值。在财富交换过程中,不 同财富所有者之间交换行为的顺利实现,是以不同财富 体内所蕴含的同量的人类抽象劳动为前提的。换言之,不同财富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以财富价值为基础,财富的价值决定着不同财富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比例。于是, 财富的价值因具备可以和任何不同财富使用价值相交换 的魔力,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占有。尤其是资本主义 社会,资产阶级基于财富交换目的而开展财富生产活动, 以财富的使用价值满足他人的某种特殊需要,从而获得 财富的价值。财富的使用价值成为资产阶级实现财富价 值的中介。
  这种被资本主义异化了的生产目的使得财富生产的 过程是劳动过程,更是价值增殖过程。作为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的主导者,资本家的直接目的是无休止地谋取抽 象财富,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来实现对抽象财富的占有。
  《资本论》揭示了财富价值创造的秘密。在资本主义生 产领域,是因为资本家购买了具备特殊使用价值——再 现自身价值并且创造大于自身价值的商品——劳动力, 并且在生产中不断消费、最大化地榨取其使用价值,使其 在生产领域最大限度地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 伴随着资本主义物质财富的不断增长,资本家对雇佣工 人的剥削和压迫也在不断加深。工人阶级在创造绝大部 分财富使用价值的同时仅能获得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必 需品的财富价值,无法实现对市场上财富使用价值的支 付能力。
  资本主义财富使用价值的生产以实现资产阶级对财 富价值的欲望为使命,实现少数人的利益,必将导致资本 主义生产的无限度、无节制,超出市场需求界限,造成社 会上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无支付能力的财富使用价值的生 产浪费。這种资本主义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必将导致 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
  (二)财富生产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致富实践
  《资本论》揭示了以财富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 产目的必将导致生产的相对过剩,从而引起经济危机的 爆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克服了资本主义生产 目的的异化,实现了对财富使用价值生产目的的回归。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社会经济的发展 始终坚持财富增长与人民幸福同向而行。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党和国家基于人民群众期盼和 需要的深刻体悟,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大力发 展经济。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 3679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82.7 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 革开放之初的 1.8% 上升到 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 长贡献率超过 30%。”[9]  在经济建设中,党和国家始终将 人民对财富使用价值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9],着力提升人民 幸福感和获得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的道路上,财富使用 价值的生产正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理性需求,不局限 于小康层面,而是努力实现人民物质需要与精神愉悦的双 重满足,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三、财富分配方式的批判与超越
  (一)《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财富分配方式的批判
  商品经济下财富使用价值的获得以财富价值的让渡 为前提,换言之,占有财富使用价值就要支付财富价值。 因此,财富使用价值的占有取决于财富价值的占有,进而 取决于这个社会对财富价值的分配方式。《资本论》阐 释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下的财富价值的分配方 式是,工人阶级被分到的是劳动力价值,而资本家阶级被 分到的是剩余价值。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并非“为了它的 服务或者它的产品来满足买者的个人需要”[3]714,而是 为了实现价值增殖。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将劳动力商 品出卖给资本家阶级所获得的工资价值只是劳动力的价 值,他们分配到的仅是自身创造财富价值的一小部分,而 绝大部分被没有付出劳动的资本家阶级占有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大工人阶级是财富价值的创造者 却不是财富价值的占有者,但他们是财富使用价值的消 费群体。工人阶级需要让渡被分到的劳动力价值来获得 他们自己创造的财富使用价值。工人阶级明明最渴望财 富的使用价值,却难以实现对它们的支付能力。这样的 资本主义财富价值的分配方式造成的结果,必然一极是 工人阶级穷困潦倒;另一极是资产阶级穷奢极欲。资本 主义财富增长的规律是,极少数人财富的积累和绝大多 数人贫困、无知、堕落和疾病的积累。
  (二)财富价值分配惠及劳动人民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致富实践
  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我国按照劳动人民创造的财 富分配财富价值,主张在分配中实现劳动人民创造的财 富价值,采取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财富 分配方式。多年来,我国深刻认识到“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 党的重要使命”[10],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 分配中的比重,发挥税收等调节机制在再分配中的作用, 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力求建立最大化人民福祉和 公允有效的分配体系,努力实现财富积累与共同富裕并 驾齐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重视贫困地区发展问题,致力于扶贫脱贫事业。从建国初期的小规模救济式扶贫到 1978 年的体制改革推动式扶贫,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大大减少。从 1983 年开始,我国在扶助贫困户发展的 同时,更加关注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旨在提升其自身脱 贫能力。1986 年,我国正式成立专门扶贫机构,确立开 发式扶贫方针,瞄准机制精确到县。1994 年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要集中力量用七年时间 解决八千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2000 年底该计划基本 实现。2001 年我国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 2010 年)》,指出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在全国开展 整村扶贫工作,提高贫困村生活质量和水平。这一时期, 我国确定的贫困村有 14.8 万个,截止到 2012 年底,我国贫困人口已减少到 9899 万人。 十八大以来,我国将扶贫脱贫工作放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8 年来做了很多新的部署和新的决策,绘制 “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②的扶贫开发愿景,贯彻落实 “六个精准”③“五个一批”④从而回答“四个问题”⑤。 截止到 2017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9377 元,与 2012 年相比,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 10.4%。”[11]2018 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至 1660 万人,2019 年底减至 551 万人,累计减少 1109 万,脱贫攻 坚成果显著。2020 年疫情肆虐的情况下,我国集中精力 抓好“六稳”“六保”⑥工作,取得了在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决定性成就。实 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富价值的分配方式克服了资 本主义财富价值分配方式剥削性,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 对财富使用价值的支付能力,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努力增 进民生福祉,保障了广大劳动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实现了理论 之矢与现实之的有机结合;跨越了《资本论》中具有剥 削性质的资本主义财富生产方式的藩篱,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财富生产方式;摒弃了《资本论》 中以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财富生产目的,回归以使用 价值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财富生产目的; 超越了《资本论》中背离人民的资本主义财富价值分配 方式,建立惠及人民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财 富价值分配方式。
  ②“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精准扶贫中的标准简称。“一达标”指农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达到国家现行扶贫标准;“两 不愁”指不愁吃(含安全饮水)、不愁穿;“三保障”指义务 教育、安全住房、基本医疗有保障。。
  ③“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 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④“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 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⑤“四个问题”:1. 要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确保把真正的 贫困人口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 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2. 要解決好“谁来扶”的 问题,加快形成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 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3. 要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按 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 4. 要解决好“怎么退”的问题,一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引 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明 天,立足当地资源,实现就地脱贫。   ⑥“六稳”“六保”:“六稳”指的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 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六保”分别是保居民就业、保基 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保基层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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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国家统计局 . 扶贫开发成就举世瞩目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进展——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 五 [DB/OL].(2018-09-03).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9/ t20180903_1620407.html.
  [12] 钱智勇 , 刘思远 . 跨越《资本论》中财富异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J]. 思想教育研究 ,2020(9).
  作者簡介:马聪(1995—),女,满族,吉林松原人,单位为齐齐哈尔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 克思主义理论。
  (责任编辑:御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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