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真实世界》这本书里讲了一件事，伊斯兰世界广为流传穆罕穆德说过这样一句话：“学问虽远在中国，亦當求之。”有学者质疑这句话的真实性。不过我想，如果将前半句理解为让步状语从句，就不难理解了：学问即使远在中国，我们也应该去追求。因为玄奘不远万里求取真经的故事在中国深入人心，这种想法在中国完全不难理解。
　　在真实历史中，阿拉伯商人为了利润很早就到了中国。公元9世纪时，阿拉伯独桅三角帆抵达了广州的洋面，采办中国商品。阿拉伯商人注意到，当时中国的集市上已有茶叶出售。当然，此时距离茶叶一举成为占广州出口贸易百分之九十份额的大宗货物，还有一千年。
　　在汉语文献之外，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陈博翼从其他语言的文献中发现，穆罕穆德的叔叔很有可能曾经随使团到了广州。在当时某些穆斯林心目中，广州是仅次于麦加、麦地那位于第三的圣城——因为使节团中有早期的“圣伴”和级别很高的人士葬在广州。广州还有中国最早、最大的穆斯林圣地——怀圣寺，就是穆罕穆德叔叔创建的。科大卫在《皇帝与祖宗》一书中说，早期广州只有府治是中国人在管，府治周边是阿拉伯人的世界。
　　如果因此我们将广州仅仅看做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就未免狭隘了。香港茶商提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茶文化时，会说到一句话：“出处不如聚处。”这句话现在不多见，在罗贯中《平妖传》中出现过：“常言：‘出处不如聚处。’东京是三教聚集之所，若到那里时，便不能够传道得法，看也看些好景致.吃也吃些好东西。”
　　宋朝曾几《造侄寄建茶诗》，前四句是这样的：
　　汝已去闽岭，茶酒犹粲然。买应从聚处，寄不下常年。
　　宋代俗语就有“所出不如所聚”。宋代俗语在香港茶商那里仍然是口头禅，这说明香港的商业精神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用今天的话说，“出处不如聚处”指的是货物、人才在聚集的地方比出产的地方品种多，质量好。另有一种情况是让人吃惊的：“聚处”的东西价格还比“出处”便宜——这个宋人发现的规律被人遗忘了。比如说今天有人发现中国商品在美国比中国便宜，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广州作为茶的“聚处”，一度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全世界的评价自然纷至沓来，法国人拉佩鲁斯在日记中写得很透彻，“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这种说法很多，看来在鸦片战争之前，来广州的洋人受的气不少。
　　但1830年英国下议院的结论是这样的：“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这种说法同样也很多。
　　这两种说法如何调和？
　　美国学者范岱克的《广州贸易》解释清楚了这个问题。广州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着150年控制澳门贸易的特殊技术。当一首外国船只来到广州，粤海关会从澳门找来翻译进行交流。在这里，广州官员会公平一致地对待每一艘外国船只。
　　民间经常提到的海关官员“敲竹杠”在经济史里叫做“规礼”，这比外国人通常说的“港口费”多出一点。“18世纪20年代，规礼成为每一艘船必须固定交纳的费用。1830年规礼数额减少了，但是索取和计算方式仍然继续存在。1830-1842年规礼总数没有变化，1843年规礼被取缔了。”所以，“规礼”与贪腐不能完全挂钩，因为贪腐的特点在我看来是黑幕重重、混乱、不公平、不到鱼死网破不会终止。
　　从1700年1842年，很少有外国人因为无法协商好“可接受”的贸易条款而拒绝再回广州贸易。是的，尽管在许多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商人们普遍曾叫苦不迭，但第二年他们公司还是派出了更多船只来广州交易。
　　正是如此，在破败不堪的清政府的运转不灵的体系之下，广州海关官员仍然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今天，多数人都知道普洱熟茶渥堆技术是1973年发明的。但其实，1957年广州就成功研究出一套完整的“人工加速普洱茶后发酵加工工艺技术”，此项技术列入当时国家二级保密技术，并生产出第一批人工加速后发酵的普洱茶。
　　普洱茶发酵技术由沉默的广州人掌握还不算神奇，真正神奇的是，有一款广云贡饼知名的普洱名茶叫做“广云贡饼”，这里的“广”指的是“广东”，“云”指的是“云南”，“贡饼”指的是茶的品质达到了极高水平。据《普洱茶》等书记载，“广云贡饼”中，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物资紧张，广东人在其中默默掺入了广东茶叶，但这种并非由普洱茶制作的“广云贡饼”普洱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保存至今已成为奇货可居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