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经济思想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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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国陷入了大范围的经济萧条之中。面对经济下行,失业增加等负面影响,政府开始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采取“双松”政策以保证经济的软着陆。本文以凯恩斯主义发展史为切入点,并对我国金融危机前后主要宏观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凯恩斯主义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影响,由此引发对凯恩斯流派在实践中的思考。
  关键词:凯恩斯;宏观经济数据;金融危机
  一、背景
  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世界最发达的两大经济体--英国和美国先后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灾难,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衰退,凯恩斯经济流派就在此时萌芽。凯恩斯主义学说与亚当斯密所主张的自由放任主义相悖,其核心的经济政策主张是政府干预论,具体表现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宽松财政政策以达到刺激消费和扩大投资的目的。凯恩斯认为,国家干预的目的是克服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非充分就业的国民经济均衡,政府干预应当以需求管理为主,扩大政府开支,增加政府需求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以便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
  凯恩斯流派指出,当个人消费需求以及社会总投资不足时,政府支出成为了社会总需求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政府应通过举债的方式来扩大开支,而这部分增长的开支主要投入于基建工程项目,以此来实现充分就业,拉动内需。此外,在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应通过减税政策帮助企业摆脱困境,提高企业生产和再投资的热情。除了上述以政府为主导的财政政策以外,凯恩斯还提出了以施行宽松性的货币政策为主导,以此达到提高货币供应量和刺激投资的目的,比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基本利率等。凯恩斯以及其后继者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蓝图都是在沿着上述思路进行设计的。
  二、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步入对新经济模式的探索,经济总量连续数年保持着9%的增速。邓小平于1992年的南巡讲话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的高潮,但同时也导致经济过热,热钱不断流入,物价持续攀升。因此,中央政府于1993年施行了经济紧缩政策,致力于压缩基建项目支出,增加企业税率,缩减信贷规模;1994年各项紧缩措施更为严厉,政府接连两次提高贷款利率,最终于第二年控制了经济过热。至此,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宏观市场调控政策开始登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舞台。
  我国第二次大范围施行市场宏观调控的时期为2003至2004年间。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进一步打入了国际市场,由于制造业、房地产业等行业的经济总产量实现了高速增长,以至于超出了预期合理的增长水平,进入了非理性繁荣阶段,因此政府采取了又一轮的紧缩措施,比如抑制产能,上调存款和贷款基准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率,缩减财政赤字等等。
  我国第三次实行紧缩的宏观调控发生在2007年到2008年上半年。面对一度的股市过热和通货膨胀,2007年政府又施行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信贷的总量和投放节奏,防止经济不合理的过快增长。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经济全球化,2008年起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很快便波及到了中国,这一次虽然不及20世纪30年的经济大萧条,但论其破坏程度和波及面却远远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末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2008年的这场金融危机中,遵循经济自由化为主导观念的资本主义国家损失惨重,所以,这些国家在后期的经济复苏阶段纷纷施行了政府干预,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总需求。为了度过这次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拨款4万亿的计划,实行经济刺激,拉动内需,实现充分就业,与此同时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下文将通过分析我国近十年的一些宏观经济数据,研究在我国凯恩斯主义的实际应用。
  三、近十年来(2007年-2016年)凯恩斯主义对我国宏观调控的指导
  1.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从1998年直至2007年,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我国决策部门一直遵循的基本调控措施,然而由于2007年出现的金融泡沫,使得我国在2008年中央经济会议中决定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我国国内经济受到重挫,大量中小型企业纷纷面临破产,失业率急速上升,所以政府决策部门迅速做出反应,十几年来初次决定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增加货币供给,并下调贷款利率,减轻企业融资成本,在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了早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我国政府于2010年决定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置否,“双松”制度成为我国在经济复苏的路上的关键角色。
  2008年之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由稳健转为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放在首位。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出台了四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用于保证就业,刺激投资,从而实现“软着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政府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再一次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极大地抵御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在衰退边缘挣扎之时,支撑起全球经济的增长。
  2.后金融危机时代,财政政策的變化
  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仍然保持着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并不代表完全相同的政策内容,而是每年都各有其侧重点,比如2010年着重于促进农村改革与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2012年则是保持适度的财政赤字,实施结构性减税。
  虽然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总需求管理短时间内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在后期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消费疲软。在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达到12.1%的高点之后便一蹶不振,直至跌到了2015年的6.9%,还仍没有上涨的趋势。与此同时,全社会固定资产同比增长率从2008年前一直维持的20%以上,跌至2015年的10%。这些后金融危机出现的现象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总需求管理为何失灵。   由于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政府投资等手段,拉动投资,消费,净出口以实现经济增长,但其只是短期内的刺激政策,所以在经济高速增長背后导致了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降,房地产泡沫等副作用。为了解决这种结构性问题,在2015年和2016年连续两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政府把经济工作重心转移到供给侧改革,力求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四、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1.存贷款基准利率
  下图显示了2007年以来我国存贷款利率变动的趋势:由下调到缓慢上升之后再下调。凯恩斯认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影响市场利率,从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例如经济下行时期可以降低贷款利率以刺激私人投资的增加,反之,在经济过热时期可以提高贷款利率以抑制私人投资,降低总需求。如图1所示,2007年年底,为了防止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央行将存款基准利率从3.87%上调至4.14%。当金融危机肆虐中国,存贷款利率连续4次下调,旨在于刺激消费,降低中小型企业融资成本。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房地产泡沫膨胀,产能过剩,我国政府开始逐步上调利率为经济降温。
  2.存款准备金率
  中央银行往往把法定准备金率视作重要的货币政策段之一,通过调节法定准备金率来调整货币的供应量。一般来说,当中央银行上调法定准备金率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可用于贷款的资金减少,使得市面上流通的货币量也相应减少;反之,当法定准备金率下调时,货币供应量相应增加。
  在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央行连续多次提高准备金率,减少市面上流通的货币量,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当金融危机来临时,央行开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以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迈进后金融危机时代,市场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热情过高,央行再次重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2011年末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一度创下22%的历史新高。由此可见,存款准备金率的调节情况和上文所提到的利率的变动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说明了凯恩斯主义的运用在宏观调控货币方面作用显著。
  五、由后金融危机时代引发的对凯恩斯主义的思考
  经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考验,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宏观市场调控对经济复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中国以4万亿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有效地拉动了就业,刺激了行业投资,让欧美各国经济被严重挫伤的同时,中国依然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需要清醒的认识到,当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理念推崇备至的时候,往往会忽视其局限性的存在,比如,凯恩斯提出的有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举措,大多只属于短期的刺激政策。虽然政府巨额投资让中国经济重回正轨,却留下了大量的过剩产能,地方政府的高额负债,银行业过高的杠杆率。此外,每一次紧缩措施都造成了大批中小型企业倒闭,股市暴跌,市场低迷。客观上说,凯恩斯的一套经济政策并非“包治百病”,也并非是为中国的经济量身打造。因此,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可以拿来借鉴。
  总而言之,在借鉴凯恩斯主义学说的同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况,从长远发展考虑,深化供给侧改革,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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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裴悦琪(1997- ),女,汉族,安徽合肥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4级本科,经济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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