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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斯特教授认为：用基因作为解释健康差别的基础，是错误的。
美国是否应该为个别种族开发特定的药物?这个话题引起了广泛争论。《科技创业》的记者为此特地采访了社会学家特洛伊·达斯特(Troy Duster)。他是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曾任人类基因计划的种族，法律及社会问题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达斯特著有《通往优生学的后门》一书，关注不同民族及种群用不同的目标药物，是否具有科学及医学的根据。
科技创业：研究人员们开始对美国不同族群之间的基因差别有更深入的了解，一些人正推动用这些信息为目标种族开发新的治疗方法，甚至特别的药物，并证明它们是合理的。这是个好主意吗?
达斯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明了的答案。我认为，在某些情况及场合下，种族问题可以是其他需要考虑因素的替代品。例如，我们知道，在美国，镰状细胞性贫血与种族是有关系的，因为美国的西非洲后裔患上这种病的机会比较大。由于在美国没有足够的基金来进行全面的全民体检，设立一个与种族有关的体检计划应该是合理的。然而，这与说我们将根据种族来向一个群体开药方是不同的。我认为，假设种族是非常精确的分类，并可以根据它来开药方，这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种族是个巨大的、粗略的类别，其中有很多遗传的变化，尝试为这种群体开发一种专门药品的想法，直觉上是行不通的，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也是错误的。
科技创业：可是某些药业公司已经在谈论这一话题。
达斯特：是啊。我认为，这是因为利润和市场。药业公司不直接向个人销售药品，它们卖给市场。因此，目前的部分情况是，一种由市场推动的生物技术正在努力为它的产品寻找一个人口基础。
科技创业：但正如你所说的，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研究不同人口群体之间基于基因的医疗差别，是否有潜在的效益?
达斯特：甲组的人患前列腺癌的比例为什么比乙组的人高一倍多?这样的问题是完全合理的。而当甲组的人是美国黑人，而乙组的人是美国白人，我们就会碰到如何处理白人和黑人的尖锐问题。我们知道，任何种族内的基因都有各种变化，我认为，一开始就用基因作为解释上述区别的基础，是个错误的方法。反之，将焦点放在外部或环境因素来了解健康差异的模式，更合乎事实。简单来说，看到任何两个群体(宗教、性别、阶层、种族、年龄、来自美国的哪个地区等)之间的健康差异，并问问为什么，这是好事。然而，要解释这些差别，DNA应该是最后才考虑的因素。每一位分子遗传学家都知道，我们粗略地称非洲人、欧洲人、亚洲人，这是广义的分类，每个分类内的基因差别非常大。
科技创业：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学研究中采用这种广义的分类似乎非常普遍。从建议中的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临床试验指引，到多种新药成功用于某种特定人口的报道，都出现过。与此同时，大部分科学家长期以来坚持认为，种族分类没有生物学基础。你如何解决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趋势呢?
达斯特：矛盾是存在的，它存在于科学文献中，有时候就存在于一篇文章中。我必须补充一点，有时候，它还在于作者的脑子里。我认为，处理这一矛盾的方法是承认：在种族被利用的方法中，它是一种不断变化的、有专断性的、内部自相矛盾的类别，而且，种族也是群体之间深深植根的一套结构关系。有些人希望强调生物学类别的专断性。不过，设想一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基因异质性，但当这个地方的人在非洲以外旅行时，很可能被视为基因同质治疗。是他们的治疗方法造成模式化的健康差别。如果就这样回到DNA上，好象DNA是差别的源头，那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科技创业：霍华德大学宣布，计划建立大型的美国黑人DNA数据库，以更深入了解影响这个群体的疾病。你也知道，对这种研究褒贬不一。你怎么看?
达斯特：我们可能看到一些好处，但是我们必须永远将好处与坏处作出比较。而且，在这个遗传性、种族、医药方面多元世界中，我认为。我们在收集某一种族的基因材料时，应该极为小心，因为这项计划开始发出的信息是，种族与基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我关注的是其象征性的后果：他们正要取得非洲裔群体的DNA，数据库似乎也会是一致性的，或者更加同质。我肯定(霍华德大学研究员)不会这样幼稚，他们是深思熟虑的人，而且对基因相当熟悉。我只是想，我们得知霍华德大学在搜集这类黑人的数据时，我们会问，为什么他们只找黑人?含蓄的答案是：黑人的DNA中有些特别的东西。这当中有着非常强的象征意义。这正是我为什么会认为，开始这种工作时需要十分小心的原因。
科技创业：基因技术的长足进步有没有影响你对遗传差别及不同种族群体的看法呢?
达斯特：有的。这使我对生物医学中简约主义者(喜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人)的冲动做出了更尖锐的批评。“人类基因计划”与其他的发展已经对以遗传学或生物学的方法尝试去解释复杂的社会行为(从罪案、暴力到IQ测试中的表现)给予了科学的、合理性的、新的认可。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通往优生学的后门》时，对分子遗传学被用来做复杂行为的、很有诱惑力的解释，提出了率直的警告。直到1997年左右，行为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还几乎是完全分开的，但是现在，我们正看到这两个领域有趣的、受关注的地方并在了一起。我的批评更清楚了，因为我看见，我们除了对用分子遗传学的认可外，正在放弃任何其他“解释”行为的尝试。
科技创业：作为一位社会学家，你的观点与遗传学家们明显有着很大的差别。社会学家和遗传学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达斯特：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遗传学家，除非他们接受过培训。就算是我那些最有善意的同事，也会说出象这样的话：“我希望你的研究组中有遗传学家。”而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做出这样的回答：“我希望你的实验室中有社会学家。”这当中的假设是，如果你要在这个领域中工作，你必须懂得遗传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遗传学家，你可以不必知道任何关于社会学的知识。你只是需要做好遗传学的东西就够了。
科技创业：真是这样的吗?总的来说，遗传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与他们的研究所涉及的社会及种族因素是协调的吗?
达斯特：总的来说，如果是指在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答案是“不”，当然也有例外。许多人很健忘，忘记了他们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社会关注的问题。很少有人理解他们研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根源，以及他们研究的衍生结果。只要支持研究的基金继续支持，种族、法律和社会的问题就可以扔给别人去担心了。
美国是否应该为个别种族开发特定的药物?这个话题引起了广泛争论。《科技创业》的记者为此特地采访了社会学家特洛伊·达斯特(Troy Duster)。他是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曾任人类基因计划的种族，法律及社会问题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达斯特著有《通往优生学的后门》一书，关注不同民族及种群用不同的目标药物，是否具有科学及医学的根据。
科技创业：研究人员们开始对美国不同族群之间的基因差别有更深入的了解，一些人正推动用这些信息为目标种族开发新的治疗方法，甚至特别的药物，并证明它们是合理的。这是个好主意吗?
达斯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明了的答案。我认为，在某些情况及场合下，种族问题可以是其他需要考虑因素的替代品。例如，我们知道，在美国，镰状细胞性贫血与种族是有关系的，因为美国的西非洲后裔患上这种病的机会比较大。由于在美国没有足够的基金来进行全面的全民体检，设立一个与种族有关的体检计划应该是合理的。然而，这与说我们将根据种族来向一个群体开药方是不同的。我认为，假设种族是非常精确的分类，并可以根据它来开药方，这一开始就是错误的。种族是个巨大的、粗略的类别，其中有很多遗传的变化，尝试为这种群体开发一种专门药品的想法，直觉上是行不通的，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也是错误的。
科技创业：可是某些药业公司已经在谈论这一话题。
达斯特：是啊。我认为，这是因为利润和市场。药业公司不直接向个人销售药品，它们卖给市场。因此，目前的部分情况是，一种由市场推动的生物技术正在努力为它的产品寻找一个人口基础。
科技创业：但正如你所说的，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研究不同人口群体之间基于基因的医疗差别，是否有潜在的效益?
达斯特：甲组的人患前列腺癌的比例为什么比乙组的人高一倍多?这样的问题是完全合理的。而当甲组的人是美国黑人，而乙组的人是美国白人，我们就会碰到如何处理白人和黑人的尖锐问题。我们知道，任何种族内的基因都有各种变化，我认为，一开始就用基因作为解释上述区别的基础，是个错误的方法。反之，将焦点放在外部或环境因素来了解健康差异的模式，更合乎事实。简单来说，看到任何两个群体(宗教、性别、阶层、种族、年龄、来自美国的哪个地区等)之间的健康差异，并问问为什么，这是好事。然而，要解释这些差别，DNA应该是最后才考虑的因素。每一位分子遗传学家都知道，我们粗略地称非洲人、欧洲人、亚洲人，这是广义的分类，每个分类内的基因差别非常大。
科技创业：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学研究中采用这种广义的分类似乎非常普遍。从建议中的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临床试验指引，到多种新药成功用于某种特定人口的报道，都出现过。与此同时，大部分科学家长期以来坚持认为，种族分类没有生物学基础。你如何解决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趋势呢?
达斯特：矛盾是存在的，它存在于科学文献中，有时候就存在于一篇文章中。我必须补充一点，有时候，它还在于作者的脑子里。我认为，处理这一矛盾的方法是承认：在种族被利用的方法中，它是一种不断变化的、有专断性的、内部自相矛盾的类别，而且，种族也是群体之间深深植根的一套结构关系。有些人希望强调生物学类别的专断性。不过，设想一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基因异质性，但当这个地方的人在非洲以外旅行时，很可能被视为基因同质治疗。是他们的治疗方法造成模式化的健康差别。如果就这样回到DNA上，好象DNA是差别的源头，那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科技创业：霍华德大学宣布，计划建立大型的美国黑人DNA数据库，以更深入了解影响这个群体的疾病。你也知道，对这种研究褒贬不一。你怎么看?
达斯特：我们可能看到一些好处，但是我们必须永远将好处与坏处作出比较。而且，在这个遗传性、种族、医药方面多元世界中，我认为。我们在收集某一种族的基因材料时，应该极为小心，因为这项计划开始发出的信息是，种族与基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我关注的是其象征性的后果：他们正要取得非洲裔群体的DNA，数据库似乎也会是一致性的，或者更加同质。我肯定(霍华德大学研究员)不会这样幼稚，他们是深思熟虑的人，而且对基因相当熟悉。我只是想，我们得知霍华德大学在搜集这类黑人的数据时，我们会问，为什么他们只找黑人?含蓄的答案是：黑人的DNA中有些特别的东西。这当中有着非常强的象征意义。这正是我为什么会认为，开始这种工作时需要十分小心的原因。
科技创业：基因技术的长足进步有没有影响你对遗传差别及不同种族群体的看法呢?
达斯特：有的。这使我对生物医学中简约主义者(喜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人)的冲动做出了更尖锐的批评。“人类基因计划”与其他的发展已经对以遗传学或生物学的方法尝试去解释复杂的社会行为(从罪案、暴力到IQ测试中的表现)给予了科学的、合理性的、新的认可。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通往优生学的后门》时，对分子遗传学被用来做复杂行为的、很有诱惑力的解释，提出了率直的警告。直到1997年左右，行为遗传学与分子遗传学还几乎是完全分开的，但是现在，我们正看到这两个领域有趣的、受关注的地方并在了一起。我的批评更清楚了，因为我看见，我们除了对用分子遗传学的认可外，正在放弃任何其他“解释”行为的尝试。
科技创业：作为一位社会学家，你的观点与遗传学家们明显有着很大的差别。社会学家和遗传学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达斯特：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遗传学家，除非他们接受过培训。就算是我那些最有善意的同事，也会说出象这样的话：“我希望你的研究组中有遗传学家。”而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做出这样的回答：“我希望你的实验室中有社会学家。”这当中的假设是，如果你要在这个领域中工作，你必须懂得遗传学。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遗传学家，你可以不必知道任何关于社会学的知识。你只是需要做好遗传学的东西就够了。
科技创业：真是这样的吗?总的来说，遗传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与他们的研究所涉及的社会及种族因素是协调的吗?
达斯特：总的来说，如果是指在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答案是“不”，当然也有例外。许多人很健忘，忘记了他们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社会关注的问题。很少有人理解他们研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根源，以及他们研究的衍生结果。只要支持研究的基金继续支持，种族、法律和社会的问题就可以扔给别人去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