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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索日常生活中的“无规则”和“无设计”的创意空间和人们的日常行为及策略,通过梳理公共空间的概念和场所营造案例寻找如何营造可持续的社区公共空间。通过文献分析和个案研究法,从城市使用者的角度探讨社区公共空间设计的现状问题以及机会点。场所营造是一个多方协作的过程。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中,需要为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更大的空间。社区的可持续空间应是由不同的城市使用者共同构建的,它是包容的、多元的、弹性的。
关键词:公共空间;可持续设计;包容性设计;场所营造;日常生活实践
中图分类号:TU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20)03-0055-03
引言
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城市空间布局、基础设施的设计及管理越来越规范化。政府竭尽所能地“理性的”规划和管理城市,把规划当作是“为人们提供适当生活环境,让他们生活幸福和谐的唯一途径”[1]。1950年代起,包豪斯式的“全面设计”(Total;Design)理念遭到了质疑,有学者开始探索日常生活中的“无规则”和“无设计”的创意空间和人们的日常行为及策略。在研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时,列斐伏尔(Lefebvre)[2]和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de;Certeau)[3]批判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被理性地组织、巧妙地细分,以配合一个被社会经济生产高度操控的时间表和城市空间。他们批判这种所谓的现代生产方式死气沉沉、没有文化,亦缺乏创意。可持续的公共空间应该是怎样的?场所营造究竟是为了营造什么?本文试图用三个日常生活与场所营造的案例来展开论述。
一、公共空间的概念
“公共”一词具有时空性和可变化性[4]。早在古希腊时期,公共空间的概念就开始形成,它是一个体现民主的场所,给公民进行投票、集会和各种日常交流。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化,公共空间也有了不同的定义。在当代社会,公共空间不仅包括自然的环境空间,同时还包括了各种可以自由出入的人造空间,例如街道、广场、公园等具有居住、商业属性的空间【5】。
在设计领域里,公共性是研究公共空间的视角之一【6】。正如塞内特(Sennett)所言,“公共”不仅是一个远离家庭和亲朋密友的社会生活领域,而且还是一个包含了广泛的、多样化的人群的公共领域。“公共”一词包含了“公平”(equitable)和“所有人都可以使用”(accessible;to;all)[7]。因此,空间以及空间里面所有的设施、服务等应不受限制地供社区所有人使用。
社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居民生活、休闲、消费、沟通、实现社会身份认同和形成社交网络的舞台。一个社区有着一定范围的地域、一定规模的设施、一定特征的文化,它强调的是“集体活动”、“共鸣”和“社交网络”[8]。
二、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现状问题
(一)设计规划缺乏多元化
罗维(Rowe)[9]在《East;Asia;Modern:Shaping;the;Contemporary;City》论著中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东亚城市的都市化发展在很多方面都极为相似,这些城市都依照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指标去发展——对高层建筑趋之若鹜,致力打造科技先进的建筑物。然而,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就有不少学者就城市建设层面提出“使用者与市民的参与运动”(user;and;citizen;participation)。在城市规划及重新过程中,市民强烈关注的是这项规划是否考虑到本土的文化、社区生活以及周边环境与生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10】。罗维认为,这些西方先进城市体验到的“公民社会”和集体参与,在这些东亚城市尚未出现,或者也只是刚起步而已【11】。
(二)本土文化的缺失
大卫·哈维(David;Harvey)[12]对消费社会给城市文化带来的冲击进行批判,他指出过度的商业发展和过度侧重于视城市为景点而进行的商业开发,容易导致本土文化的消失,毁灭了本土社区的素质、本土邻里之间的社会联系,以及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郭恩慈[13]在《东亚城市空间生产:探索东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一书中提到,在城市中的某些地区火角落,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去防卫及持续一些蕴含传统的、艺术的及地域性的活动,以维持他们所居住地的固有面貌、文化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生活意义。
(三)城市设计和管理缺乏包容性
在城市中,那些中高档的住宅区和公寓,大多数都是以“士绅”的高尚生活方式为蓝图去建造的。这些中产阶级所占用的住宅建筑,往往自成一国,警卫深严,层层监控,将不合资格的人们拒之门外。为了给人们提供足够的安全感,住宅的设计充分考虑了隐私性。至于那些精心设计的户外空间和公共设施,也似乎只是为每一个个体而非集体去打造。于是,社区和商品房越是高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越显得疏离【14】。人们的日常行为活动被规范着、约束着【15】。
三、日常生活与场所营造研究
(一)鸭寮街二手市场案例研究
深水埗位于香港九龙区域,是香港最早期的发展区域之一。由于早年缺乏城巿规划,以致巿容混乱,而建筑物多于五、六十年代建成,十分残旧,非法僭建举目皆是。深水埗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数远远落后于香港许多其他地区,因此也被人称为“贫民窟”,老弱妇孺所占人口比例很高。这区的私人回收机构和拾荒者比其他地区更活跃,许多回收中心和二手物品的私人回收中心都设在这个地区。
在深水埗地铁站出口附近的鸭寮街,不少档主和小贩在出售各种各样的二手物品。鸭寮街最着名的商品是二手音响,同时还售卖各種有特色的商品,如旧唱片、锅碗瓢盆、旧电器、鞋子、自行车、陈年的挂历、古老时钟、废旧的电灯开关和废旧的零件,甚至还有用过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牙膏。这些卖家有长者、学生、中年人、南亚少数族裔、年轻人等,摆满横竖交错的三条街道。与那些装饰精美的二手店或古董店不同,这些小贩往往随意摆放,物品十分混杂,如图1。观察发现,那些卖耳机线、手表、影碟、二手电子产品以及厨具的摊位是最热闹的,其次是旧衣服鞋子。而那些长者卖其他零碎小件东西的摊位相对人少一些。 二手跳蚤市场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和服务附近家庭收入比较低的街坊邻居,同时也提供一个大型的露天场所处理二手物品。但近年来,随着观光游客的增多,有些商人似乎看到了商机,也来参与跳蚤市场。逐渐商业化之后,这里的活动还是有点背离了初衷。例如,一些摊主会从其他地方低价收购一些低端商品再进行贩卖。物品的种类和价格也不再完全是针对有需要的贫困居民。
(二)“天光墟”案例研究
墟市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墟市没有固定铺位,原是一种在空旷位置朝桁晚拆并从事交易的集体经济活动。随着人口和物资丰富,开始加入娱乐等元素,吸引更多人前往“凑热闹”,称之为“趁墟”。
1.空间的转化使用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市镇和街道用途有了更多规划,政府所属的小贩管理亦开始出现。于是,这些原是占有公共空间而进行买卖的活动,因没有牌照而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固定的商场或铺位。但事实上,这种经济活动文化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低调地配合社会生存,在城市的“夹缝”中进行活动。正如德·塞尔托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指出,城市使用者会伪装或改造自己以求生存(survival)(Siu,2010)。“天光墟”一般是清晨或半夜開始摆摊,于天亮前结束,从而避免被检控。售卖的物品众多,有二手或捐赠,也有厂商过量生产物品和拾荒而来的物品。这种墟巿维持至今,仍存在于社会各区,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底层人的生活形态。
2.重建生活空间
天光墟的附近有一座天桥,天桥两边的入口已经封住,行人不能通过,于是天桥变成了露宿者的家园。露宿者把天桥分成不同的小块地盘,把所有的家当(被子、床、柜子等)放在里面,他们可以完全在里面生活,包括如厕等,有时候他们会用剪开的塑料瓶来解决大小便的问题。这些人都是天光墟的常客,买些过期的食品果腹,买些旧衣物裹身......在城市的管理中,很多公共空间是不允许露宿的,比如说社区公园,如果被发现会被警察驱赶的。曾经有出现过政府突然通知露宿者要清洗街道的事情,并驱赶露宿者,将他们所有家当全部丢弃,甚至包括身份证钱包等重要物品。面对警察的驱赶,露宿者也不会选择正面冲突,他们就像打游击战那样,选择一种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城市的裂缝中生产下来;他们懂得霸占空间,各自划分自己的地盘,但不会侵入他人的领地,因此很少发生争执和冲突。
(三)老旧小区场所营造案例研究1.文化与创意行为在一些老旧小区——那些草根阶层居住的地方,我们经常可以看
到各种各样的废弃旧家具,由于体积比较庞大,清洁工人也不方便清理,久而久之,它们就搁置在那里,成为公共设施的一部分。显然,这些旧家具弃置的地点是经过人们的考虑的,并不是随意扔在社区的垃圾桶旁边。大多数时候,它们都可以和谐地融入在环境里面,并没有显得格格不入,如图2。
这些被居民遗弃的旧家具,创造了一个个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公共空间,如图3。居民把这些桌子凳子搬到他们“理想”的地点——夏天下午时分,人们会把凳子搬到大树下的阴凉处;下雨时候,人们会主动地把凳子搬到楼底下避免大雨淋湿。于是,这些废弃的家具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在不同的时间点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2.充满生命力的“集体创作”
小区散发着活力,成为周边的一个引力空间,把老人、妇女、小孩吸引了过来,连周边小区的居民也常来互动。本来没有人会驻足停留的空间,放置了几件“垃圾”之后,又重新注入了活力——数张废旧木凳,让街坊们可以坐下来闲聊家常,家长们接送小孩放学经过的时候也会搭上几句话;几张废旧沙发堆放在一起,竟然成了小孩的“乐园”,如图4;人们还会从家里搬出麻将桌,拉上几把废旧木凳,几个“雀友”酒足饭饱后围在一起“搓几圈”,既增进感情又打发了时间,这些由真实用户参与营造的场所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图5。居民们还会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对废弃家具进行改造,如图6。
虽然在设计初期已经在小区的很多地方安装了户外长凳,但不是所有的户外空间和设施都那么受大众的欢迎——显然,那些暴露下烈日底下的没有树荫遮挡的公共区域,就很少人会停留太久。因此,居民并不太喜欢使用这些已经配套好的公共设施,相反,他们更加偏爱使用那些可以让他们自由移动的废旧凳子。
3.重建联系
老旧小区住了很多市井小民,老年人比例较高。街坊们习惯了旧时那种邻里相处方式——同住一条街巷,彼此串门,同享其乐融融的热闹生活。当搬到了钢筋水泥的高层住宅之后,小区楼下的公共空间就成为街坊们聚会聊天的唯一场所。这些小区的物业比较随意,管理部门并没有明文规定空间使用的方法与限制,因此在某程度上给居民增加了不少的自由度。使居民可以主动参与和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空间,增加了日常生活的社群互动性,让居民产生了社区归属感,重建了人与物的联系以及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17】。
四、社区可持续公共空间的设计思考
从公共空间的概念出发,结合场所营造案例,我们对都市公共性以及使用者和公共空间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总结以下几点思考:第一,社区公共空间要考虑设计的公平性和开放性,应尽量考虑
不同的用户群体,包括老人、小孩、残障者、贫穷者对生活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开放社区的公共资源。目前不少设计方法(例如包容性设计、参与性设计、服务设计等)和平台组织(例如民间组织、研究团体等)都可以提供有效的工具来营造社区空间的可持续。
第二,在场所营造过程中,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充满本土文化行为和策略的空间,是由不同的城市使用者共同构建的。一方面,管理者为了让城市看上去整齐、干净和繁荣,并不希望看到城市发展过程的“无规则”和“无秩序”[17]。因此,他们要千方百计地规划和管理城市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这些城市的使用者:弱者,他们会运用各种策略重塑他们的生活环境,从而生存下去。
第三,我们需要结合自下而上的空间共处经验,制定弹性制度,鼓励一些协作式的社会组织发挥效用。当下不少社区的公共空间是单一、充满限制的,这些空间并没能很好地给不同使用者提供交流、互动、实践和创作的机会。可持续的社区公共空间应是包容的、多元的。设计师和规划者需要在设计过程中开放设计通道,让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充分沟通,最大限度平衡各方利益。 结论
在我国很多城市,人们一直努力地依照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指标去发展,大规模地把城市重建。城市管理者竭尽所能地“理性的”规划和管理城市,然而,一个充满本土文化行为和策略的可持续空间,应是由不同的城市使用者共同构建的,它是包容的、多元的、弹性的。正如塞内特和雅各布斯(Jacobs)所言:城市空间不应是疏离的,应该尽量减少城市的限制和“坚固的墙壁”。场所营造是一个协作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创造一个以真正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公共空间,为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更大的空间。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课题羊城青年学人课题(2019GZQN4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9年度青年项目(GD19YYS06)。
参考文献
[1];Siu;KWM.;Open;for;all:open;spaces;and;new;urban;lifestyles;[J];.;The;International;of;Journal;of;the;Humanities,;2010;(7),25-38.
[2];Lefebvre;H.;The;right;to;the;city;[J];.;Praktyka;Teoretyczna,2012(5),183-197.
[3]de;Certeau,M.(1984).The;practice;of;everyday;life.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4]許凯,SemsrothK“.公共性”的没落到复兴——与欧洲城市空间对照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空间[J].城市规划学刊,2013(3):61-69.
[5];Carmona;M,de;Magalh?es;C;and;Hammond;L.;Public;space:The;management;dimension;[M];.;London,;Routledge,2008.;
[6];Hsia;C.;J.;Public;Space;[M];.;Taipei,Artists;Publisher,1994,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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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owe,P.;G.;East;Asia;Modern:Shaping;the;Contemporary;City;[M];.;London,Reakti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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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Xiao,J.;X.,&;Siu,K.;W.;M.;Public;design;and;household;participation;in;recycling;for;sustainability:A;Case;Study;in;Hong;Kong.;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2016,12(1):27-40.
[12];Harvey;D.;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An;enquiry;into;the;origins;of;cultural;change;[M];.;New;York,;Blackwell,Oxford,1989,24-40.
[13]郭恩慈.东亚城市空间生产:探索东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M].台北:田园城市文化,2011.
[14];Xue;CQL,Hui;KC;and;Zang;P.;Public;buildings;in;Hong;Kong:A;short;account;of;evolution;since;the;1960s;[J];.;Habitat;International,2013(38),57-69.
[15];Le;Corbusier.;The;City;of;Tomorrow;and;Its;Planning;(3rd;edition);(F.;Etchell,Trans.).;London:The;Architectural;Press,1971.
[16]张帅,张希晨.常州老旧小区户外公共空间适老化更新设计研究[J].设计,2019(11):44-47.
[17]杨保军,陈鹏.社会冲突理论视角下的规划变革[J].城市规划学刊,2015(1):24-31.
[18];Surabhi;P.,Tan;Y.,&;Mirko;G.;Place;making;for;innovation;and;knowledge-intensive;activities:The;Australian;experience.;Technological;Forecasting;and;Social;Change.;2019(9):616-625.;
关键词:公共空间;可持续设计;包容性设计;场所营造;日常生活实践
中图分类号:TU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20)03-0055-03
引言
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城市空间布局、基础设施的设计及管理越来越规范化。政府竭尽所能地“理性的”规划和管理城市,把规划当作是“为人们提供适当生活环境,让他们生活幸福和谐的唯一途径”[1]。1950年代起,包豪斯式的“全面设计”(Total;Design)理念遭到了质疑,有学者开始探索日常生活中的“无规则”和“无设计”的创意空间和人们的日常行为及策略。在研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时,列斐伏尔(Lefebvre)[2]和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de;Certeau)[3]批判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被理性地组织、巧妙地细分,以配合一个被社会经济生产高度操控的时间表和城市空间。他们批判这种所谓的现代生产方式死气沉沉、没有文化,亦缺乏创意。可持续的公共空间应该是怎样的?场所营造究竟是为了营造什么?本文试图用三个日常生活与场所营造的案例来展开论述。
一、公共空间的概念
“公共”一词具有时空性和可变化性[4]。早在古希腊时期,公共空间的概念就开始形成,它是一个体现民主的场所,给公民进行投票、集会和各种日常交流。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化,公共空间也有了不同的定义。在当代社会,公共空间不仅包括自然的环境空间,同时还包括了各种可以自由出入的人造空间,例如街道、广场、公园等具有居住、商业属性的空间【5】。
在设计领域里,公共性是研究公共空间的视角之一【6】。正如塞内特(Sennett)所言,“公共”不仅是一个远离家庭和亲朋密友的社会生活领域,而且还是一个包含了广泛的、多样化的人群的公共领域。“公共”一词包含了“公平”(equitable)和“所有人都可以使用”(accessible;to;all)[7]。因此,空间以及空间里面所有的设施、服务等应不受限制地供社区所有人使用。
社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居民生活、休闲、消费、沟通、实现社会身份认同和形成社交网络的舞台。一个社区有着一定范围的地域、一定规模的设施、一定特征的文化,它强调的是“集体活动”、“共鸣”和“社交网络”[8]。
二、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现状问题
(一)设计规划缺乏多元化
罗维(Rowe)[9]在《East;Asia;Modern:Shaping;the;Contemporary;City》论著中指出,在过去的50年东亚城市的都市化发展在很多方面都极为相似,这些城市都依照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指标去发展——对高层建筑趋之若鹜,致力打造科技先进的建筑物。然而,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就有不少学者就城市建设层面提出“使用者与市民的参与运动”(user;and;citizen;participation)。在城市规划及重新过程中,市民强烈关注的是这项规划是否考虑到本土的文化、社区生活以及周边环境与生活文化的可持续发展【10】。罗维认为,这些西方先进城市体验到的“公民社会”和集体参与,在这些东亚城市尚未出现,或者也只是刚起步而已【11】。
(二)本土文化的缺失
大卫·哈维(David;Harvey)[12]对消费社会给城市文化带来的冲击进行批判,他指出过度的商业发展和过度侧重于视城市为景点而进行的商业开发,容易导致本土文化的消失,毁灭了本土社区的素质、本土邻里之间的社会联系,以及本土传统文化的传承。郭恩慈[13]在《东亚城市空间生产:探索东京、上海、香港的城市文化》一书中提到,在城市中的某些地区火角落,人们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去防卫及持续一些蕴含传统的、艺术的及地域性的活动,以维持他们所居住地的固有面貌、文化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生活意义。
(三)城市设计和管理缺乏包容性
在城市中,那些中高档的住宅区和公寓,大多数都是以“士绅”的高尚生活方式为蓝图去建造的。这些中产阶级所占用的住宅建筑,往往自成一国,警卫深严,层层监控,将不合资格的人们拒之门外。为了给人们提供足够的安全感,住宅的设计充分考虑了隐私性。至于那些精心设计的户外空间和公共设施,也似乎只是为每一个个体而非集体去打造。于是,社区和商品房越是高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越显得疏离【14】。人们的日常行为活动被规范着、约束着【15】。
三、日常生活与场所营造研究
(一)鸭寮街二手市场案例研究
深水埗位于香港九龙区域,是香港最早期的发展区域之一。由于早年缺乏城巿规划,以致巿容混乱,而建筑物多于五、六十年代建成,十分残旧,非法僭建举目皆是。深水埗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数远远落后于香港许多其他地区,因此也被人称为“贫民窟”,老弱妇孺所占人口比例很高。这区的私人回收机构和拾荒者比其他地区更活跃,许多回收中心和二手物品的私人回收中心都设在这个地区。
在深水埗地铁站出口附近的鸭寮街,不少档主和小贩在出售各种各样的二手物品。鸭寮街最着名的商品是二手音响,同时还售卖各種有特色的商品,如旧唱片、锅碗瓢盆、旧电器、鞋子、自行车、陈年的挂历、古老时钟、废旧的电灯开关和废旧的零件,甚至还有用过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牙膏。这些卖家有长者、学生、中年人、南亚少数族裔、年轻人等,摆满横竖交错的三条街道。与那些装饰精美的二手店或古董店不同,这些小贩往往随意摆放,物品十分混杂,如图1。观察发现,那些卖耳机线、手表、影碟、二手电子产品以及厨具的摊位是最热闹的,其次是旧衣服鞋子。而那些长者卖其他零碎小件东西的摊位相对人少一些。 二手跳蚤市场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和服务附近家庭收入比较低的街坊邻居,同时也提供一个大型的露天场所处理二手物品。但近年来,随着观光游客的增多,有些商人似乎看到了商机,也来参与跳蚤市场。逐渐商业化之后,这里的活动还是有点背离了初衷。例如,一些摊主会从其他地方低价收购一些低端商品再进行贩卖。物品的种类和价格也不再完全是针对有需要的贫困居民。
(二)“天光墟”案例研究
墟市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墟市没有固定铺位,原是一种在空旷位置朝桁晚拆并从事交易的集体经济活动。随着人口和物资丰富,开始加入娱乐等元素,吸引更多人前往“凑热闹”,称之为“趁墟”。
1.空间的转化使用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市镇和街道用途有了更多规划,政府所属的小贩管理亦开始出现。于是,这些原是占有公共空间而进行买卖的活动,因没有牌照而被禁止,取而代之的是固定的商场或铺位。但事实上,这种经济活动文化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低调地配合社会生存,在城市的“夹缝”中进行活动。正如德·塞尔托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指出,城市使用者会伪装或改造自己以求生存(survival)(Siu,2010)。“天光墟”一般是清晨或半夜開始摆摊,于天亮前结束,从而避免被检控。售卖的物品众多,有二手或捐赠,也有厂商过量生产物品和拾荒而来的物品。这种墟巿维持至今,仍存在于社会各区,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底层人的生活形态。
2.重建生活空间
天光墟的附近有一座天桥,天桥两边的入口已经封住,行人不能通过,于是天桥变成了露宿者的家园。露宿者把天桥分成不同的小块地盘,把所有的家当(被子、床、柜子等)放在里面,他们可以完全在里面生活,包括如厕等,有时候他们会用剪开的塑料瓶来解决大小便的问题。这些人都是天光墟的常客,买些过期的食品果腹,买些旧衣物裹身......在城市的管理中,很多公共空间是不允许露宿的,比如说社区公园,如果被发现会被警察驱赶的。曾经有出现过政府突然通知露宿者要清洗街道的事情,并驱赶露宿者,将他们所有家当全部丢弃,甚至包括身份证钱包等重要物品。面对警察的驱赶,露宿者也不会选择正面冲突,他们就像打游击战那样,选择一种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城市的裂缝中生产下来;他们懂得霸占空间,各自划分自己的地盘,但不会侵入他人的领地,因此很少发生争执和冲突。
(三)老旧小区场所营造案例研究1.文化与创意行为在一些老旧小区——那些草根阶层居住的地方,我们经常可以看
到各种各样的废弃旧家具,由于体积比较庞大,清洁工人也不方便清理,久而久之,它们就搁置在那里,成为公共设施的一部分。显然,这些旧家具弃置的地点是经过人们的考虑的,并不是随意扔在社区的垃圾桶旁边。大多数时候,它们都可以和谐地融入在环境里面,并没有显得格格不入,如图2。
这些被居民遗弃的旧家具,创造了一个个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公共空间,如图3。居民把这些桌子凳子搬到他们“理想”的地点——夏天下午时分,人们会把凳子搬到大树下的阴凉处;下雨时候,人们会主动地把凳子搬到楼底下避免大雨淋湿。于是,这些废弃的家具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在不同的时间点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2.充满生命力的“集体创作”
小区散发着活力,成为周边的一个引力空间,把老人、妇女、小孩吸引了过来,连周边小区的居民也常来互动。本来没有人会驻足停留的空间,放置了几件“垃圾”之后,又重新注入了活力——数张废旧木凳,让街坊们可以坐下来闲聊家常,家长们接送小孩放学经过的时候也会搭上几句话;几张废旧沙发堆放在一起,竟然成了小孩的“乐园”,如图4;人们还会从家里搬出麻将桌,拉上几把废旧木凳,几个“雀友”酒足饭饱后围在一起“搓几圈”,既增进感情又打发了时间,这些由真实用户参与营造的场所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如图5。居民们还会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对废弃家具进行改造,如图6。
虽然在设计初期已经在小区的很多地方安装了户外长凳,但不是所有的户外空间和设施都那么受大众的欢迎——显然,那些暴露下烈日底下的没有树荫遮挡的公共区域,就很少人会停留太久。因此,居民并不太喜欢使用这些已经配套好的公共设施,相反,他们更加偏爱使用那些可以让他们自由移动的废旧凳子。
3.重建联系
老旧小区住了很多市井小民,老年人比例较高。街坊们习惯了旧时那种邻里相处方式——同住一条街巷,彼此串门,同享其乐融融的热闹生活。当搬到了钢筋水泥的高层住宅之后,小区楼下的公共空间就成为街坊们聚会聊天的唯一场所。这些小区的物业比较随意,管理部门并没有明文规定空间使用的方法与限制,因此在某程度上给居民增加了不少的自由度。使居民可以主动参与和打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空间,增加了日常生活的社群互动性,让居民产生了社区归属感,重建了人与物的联系以及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17】。
四、社区可持续公共空间的设计思考
从公共空间的概念出发,结合场所营造案例,我们对都市公共性以及使用者和公共空间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总结以下几点思考:第一,社区公共空间要考虑设计的公平性和开放性,应尽量考虑
不同的用户群体,包括老人、小孩、残障者、贫穷者对生活的需求,最大限度地开放社区的公共资源。目前不少设计方法(例如包容性设计、参与性设计、服务设计等)和平台组织(例如民间组织、研究团体等)都可以提供有效的工具来营造社区空间的可持续。
第二,在场所营造过程中,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充满本土文化行为和策略的空间,是由不同的城市使用者共同构建的。一方面,管理者为了让城市看上去整齐、干净和繁荣,并不希望看到城市发展过程的“无规则”和“无秩序”[17]。因此,他们要千方百计地规划和管理城市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这些城市的使用者:弱者,他们会运用各种策略重塑他们的生活环境,从而生存下去。
第三,我们需要结合自下而上的空间共处经验,制定弹性制度,鼓励一些协作式的社会组织发挥效用。当下不少社区的公共空间是单一、充满限制的,这些空间并没能很好地给不同使用者提供交流、互动、实践和创作的机会。可持续的社区公共空间应是包容的、多元的。设计师和规划者需要在设计过程中开放设计通道,让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充分沟通,最大限度平衡各方利益。 结论
在我国很多城市,人们一直努力地依照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指标去发展,大规模地把城市重建。城市管理者竭尽所能地“理性的”规划和管理城市,然而,一个充满本土文化行为和策略的可持续空间,应是由不同的城市使用者共同构建的,它是包容的、多元的、弹性的。正如塞内特和雅各布斯(Jacobs)所言:城市空间不应是疏离的,应该尽量减少城市的限制和“坚固的墙壁”。场所营造是一个协作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创造一个以真正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公共空间,为个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供更大的空间。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课题羊城青年学人课题(2019GZQN4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9年度青年项目(GD19YYS06)。
参考文献
[1];Siu;KWM.;Open;for;all:open;spaces;and;new;urban;lifestyles;[J];.;The;International;of;Journal;of;the;Humanities,;2010;(7),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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