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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冠疫情在世界扩散，全球经济形势变幻莫测，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日趋激烈。2020年9月，最新出炉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显示，新加坡位列第六，较去年下降一位。面对激烈竞争，新加坡在防控疫情和稳定金融的同时，加快向数字金融转型，推动区域金融合作，不断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传统的竞争优势
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可追溯到1968年开设亚洲美元市场，政府率先批准美洲银行在新加坡经营离岸金融业务。1972年，政府宣布放宽对银行的外汇交易管制，鼓励跨国银行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1973年，政府取消黄金交易的限制，放宽对非居民客户进入亚元市场的规定。1977年，政府特准亚洲货币单位各项离岸所得缴纳10%所得税的优惠。1978年，政府全面取消外汇管制，设立黄金交易所。随后，政府出台了经营亚洲货币单位的银团贷款（Syndicated Loan）、亚元债券收入免征所得税等政策。这些政策措施推动了新加坡金融业的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确立了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世界上国际金融中心大致可分为在岸型和离岸型两类。在岸型金融中心允许居民和非居民客户共同参与交易活动，离岸型金融中心则将各项交易活动严格限制在非居民客户之间。新加坡属于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主体的商业银行由全面银行、批发银行和离岸银行三类构成。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统计，截至2019年底，新加坡有本地银行4家、外资银行127家，外资数量占全部商业银行的97%，亚元市场总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据国际清算银行（BIS）调查显示，2019年新加坡是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全球第三大外汇交易中心，也是世界第三大财富管理中心，仅次于纽约和瑞士。
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源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地处东八时区，与伦敦時差八个小时，当伦敦结束一天的金融交易而纽约还未开市时，新加坡可以进行金融交易，这就弥补了伦敦、纽约金融交易时段的空缺，因而其金融机构可与世界各地进行24小时交易，使新加坡成为全天候的外汇和证券交易中心。
另外，新加坡位于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黄金水道——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地带。国际货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此交汇，新加坡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与出口的重要基地、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和海事中心，由此带来大量的国际汇兑、贸易融资、海事金融、商业保险、财务运作、财富管理等业务，这为新加坡成功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独特的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局长期稳定，币值平稳，基础设施先进，司法体系完善，公司治理健全，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广泛，签署了全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具备高技能和国际化的人力资源。2019年，在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各国竞争力的综合排名中，新加坡均名列首位;在世界银行各国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中，新加坡位列第二。新加坡的竞争优势和营商环境，使整个东南亚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超过半数流入新加坡，世界500强企业近1/3在此设立区域总部，众多跨国银行在当地开设分支机构，吸引了大量金融专业人才。
新冠疫情下金融发展稳定
在全球疫情迅速扩散的情况下，新加坡经济也急转直下，政府一再下调经济增长预期，警示新加坡将面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今年第一、二季度，新加坡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2%和-13.2%，全年预计为5%～7%。由于区域需求急剧萎缩，新加坡亚洲货币经营单位的非银行贷款增长下降，抵押贷款和担保公司贷款的延期或违约使银行净利息收入回落，私人消费支出减少对信用卡行业造成沉重负担，保险业面临的医疗和商业索赔不断增加。
当前，新加坡将抗击疫情列为国家议程的头等大事，努力稳经济、稳社会和稳民生，政府扩大了财政支出，加大疫情防控的投入，援助受疫情影响的部门行业、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今年2～5月，政府分别推出了40亿新元、484亿新元、51亿新元和330亿新元的四项经济援助计划，由此政府应对疫情的纾困资金达929亿新元，相当于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9.2%。8月，政府再出台总值80亿新元额外纾困计划。作为新加坡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金融管理局下调了政策区间内新元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以保持新元汇率可波动政策区间的宽度与中点不变。
4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了1.25亿新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该援助计划由新加坡金融发展基金（FSDF）提供资金支持，旨在扶助金融服务和金融科技企业应对疫情，增强后续增长的能力。该计划将提供9000万新元的劳动力培训和人力成本支持，投入3500万新元加强数字化和运营弹性，增强金融科技公司对数字平台和工具的访问。
同时，金管局发布公告，敦促企业和个人使用数字金融服务和电子支付，尽量减少前往金融机构办公场所，支持政府推出的安全社交距离措施;金管局希望金融服务机构能够通过数字渠道提供尽可能多的基本金融服务，而不必设立实体网点。目前，当地许多零售银行、保险公司和券商都为客户提供固网或移动金融服务方式，已有超过200万人注册使用PayNow这一数字化跨银行转账服务，超过12万家当地企业已采用PayNow Corporate和SGQR进行电子支付。
面向“工业4.0”的数字金融转型
早在2006年，新加坡就推出了“智慧国2015”计划，2014年又出台了“智慧国家2025”计划，力争建成世界上首个智慧国家。2016年3月，新加坡推出面向“工业4.0”的产业转型计划，为23个工商领域制定转型蓝图，以提高企业生产力、投资技能、推动创新和走向国际化为目标。这些领域涉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新加坡GDP的80%。金融业在新加坡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8年，新加坡金融与保险业增加值占GDP的12.3%，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9%。
在金融服务业转型蓝图中，新加坡提出加大科技研发投资，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商业模式，并加强行业监管，使之成为领先的国际财富管理中心。该蓝图预计，每年新加坡在金融服务领域将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在金融科技领域创造1000个，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金融领域科技创新，提高金融服务的专业性和便利性;继续与金融机构、第三方合作伙伴和高等院校合作，培养数字化和自动化人才，建立强大的本地人才通道;扩大新加坡与其他主要金融科技中心的跨境合作协议网络，使之成为外国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基地。 为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型金融中心，新加坡在提高金融监管标准的基础上，鼓励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发展智慧金融和数字金融，推动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离岸银行业、基金管理业和风险管理业中心。
2019年3月，中国香港发放了首批数字银行牌照，新加坡金管局于当年8月宣布正式开放数字银行牌照申请，发放5张数字银行执照，其中包括2张全面数字银行执照和3张批发数字银行执照，利用大数据为公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创新服务。与传统银行的数字化不同，数字银行无实体经营点，它采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身份识别等技术，通过网站或手机开设账户和进行所有交易。预计新加坡数字银行将于2021年中期开业，这标志着新加坡将走进数字银行时代。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金融合作
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潮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战略博弈引发了贸易战，这对高度外向型的新加坡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新加坡积极推动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以减缓冲击。截至今年2月，新加坡共签署了26个自由贸易协定，是亚洲地区签署自贸协定最多的国家。
目前，新加坡已与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士等主要经济体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签署了包括“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内的多边自贸协定，还以东盟成员国身份与主要对话伙伴签署了自贸协定。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为伙伴国家提供了进入市场的特权，也为区域金融合作创造了条件。
随着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东盟提出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路线图。东盟共同体建成后，提出了金融一体化、金融包容性和金融稳定性这三个区域金融发展战略目标，涵盖资本账户自由化、支付与结算系统和能力建设三大领域。通过“东盟银行业一体化框架”（ABIF），建立合格东盟银行（QAB）;通过东盟保险业一体化框架（AIIF），加快区域保险市场的融合;根据东盟资本市场基础设施（ACMI）藍图，深化东盟区域资本市场的连接。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交汇点，新加坡为区域内贸易结算、跨境投资、兼并收购、风险投资、资产证券化、金融监管等金融合作发挥了重要的媒介和枢纽功能。
新加坡与中国的金融合作全面展开。2010年7月中新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2年10月新加坡授予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特许全面银行牌照，2013年2月授权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作为人民币清算银行，同年5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北京设立代表处。
2013年5月，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启动人民币清算服务，新加坡成为仅次于中国香港的第二大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但近几年的人民币交易量减少，在全球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的排名从第二位跌至第三位。
2015年11月，中新两国启动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磋商，2018年11月签署了《中国与新加坡关于升级
传统的竞争优势
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可追溯到1968年开设亚洲美元市场，政府率先批准美洲银行在新加坡经营离岸金融业务。1972年，政府宣布放宽对银行的外汇交易管制，鼓励跨国银行在新加坡设立分支机构。1973年，政府取消黄金交易的限制，放宽对非居民客户进入亚元市场的规定。1977年，政府特准亚洲货币单位各项离岸所得缴纳10%所得税的优惠。1978年，政府全面取消外汇管制，设立黄金交易所。随后，政府出台了经营亚洲货币单位的银团贷款（Syndicated Loan）、亚元债券收入免征所得税等政策。这些政策措施推动了新加坡金融业的自由化和国际化进程，确立了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世界上国际金融中心大致可分为在岸型和离岸型两类。在岸型金融中心允许居民和非居民客户共同参与交易活动，离岸型金融中心则将各项交易活动严格限制在非居民客户之间。新加坡属于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主体的商业银行由全面银行、批发银行和离岸银行三类构成。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统计，截至2019年底，新加坡有本地银行4家、外资银行127家，外资数量占全部商业银行的97%，亚元市场总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据国际清算银行（BIS）调查显示，2019年新加坡是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全球第三大外汇交易中心，也是世界第三大财富管理中心，仅次于纽约和瑞士。
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源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地处东八时区，与伦敦時差八个小时，当伦敦结束一天的金融交易而纽约还未开市时，新加坡可以进行金融交易，这就弥补了伦敦、纽约金融交易时段的空缺，因而其金融机构可与世界各地进行24小时交易，使新加坡成为全天候的外汇和证券交易中心。
另外，新加坡位于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黄金水道——马六甲海峡的咽喉地带。国际货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此交汇，新加坡成为世界制造业生产与出口的重要基地、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和海事中心，由此带来大量的国际汇兑、贸易融资、海事金融、商业保险、财务运作、财富管理等业务，这为新加坡成功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独特的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政局长期稳定，币值平稳，基础设施先进，司法体系完善，公司治理健全，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广泛，签署了全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具备高技能和国际化的人力资源。2019年，在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世界经济论坛的世界各国竞争力的综合排名中，新加坡均名列首位;在世界银行各国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中，新加坡位列第二。新加坡的竞争优势和营商环境，使整个东南亚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超过半数流入新加坡，世界500强企业近1/3在此设立区域总部，众多跨国银行在当地开设分支机构，吸引了大量金融专业人才。
新冠疫情下金融发展稳定
在全球疫情迅速扩散的情况下，新加坡经济也急转直下，政府一再下调经济增长预期，警示新加坡将面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今年第一、二季度，新加坡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2%和-13.2%，全年预计为5%～7%。由于区域需求急剧萎缩，新加坡亚洲货币经营单位的非银行贷款增长下降，抵押贷款和担保公司贷款的延期或违约使银行净利息收入回落，私人消费支出减少对信用卡行业造成沉重负担，保险业面临的医疗和商业索赔不断增加。
当前，新加坡将抗击疫情列为国家议程的头等大事，努力稳经济、稳社会和稳民生，政府扩大了财政支出，加大疫情防控的投入，援助受疫情影响的部门行业、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今年2～5月，政府分别推出了40亿新元、484亿新元、51亿新元和330亿新元的四项经济援助计划，由此政府应对疫情的纾困资金达929亿新元，相当于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9.2%。8月，政府再出台总值80亿新元额外纾困计划。作为新加坡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金融管理局下调了政策区间内新元名义有效汇率的升值幅度，以保持新元汇率可波动政策区间的宽度与中点不变。
4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了1.25亿新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该援助计划由新加坡金融发展基金（FSDF）提供资金支持，旨在扶助金融服务和金融科技企业应对疫情，增强后续增长的能力。该计划将提供9000万新元的劳动力培训和人力成本支持，投入3500万新元加强数字化和运营弹性，增强金融科技公司对数字平台和工具的访问。
同时，金管局发布公告，敦促企业和个人使用数字金融服务和电子支付，尽量减少前往金融机构办公场所，支持政府推出的安全社交距离措施;金管局希望金融服务机构能够通过数字渠道提供尽可能多的基本金融服务，而不必设立实体网点。目前，当地许多零售银行、保险公司和券商都为客户提供固网或移动金融服务方式，已有超过200万人注册使用PayNow这一数字化跨银行转账服务，超过12万家当地企业已采用PayNow Corporate和SGQR进行电子支付。
面向“工业4.0”的数字金融转型
早在2006年，新加坡就推出了“智慧国2015”计划，2014年又出台了“智慧国家2025”计划，力争建成世界上首个智慧国家。2016年3月，新加坡推出面向“工业4.0”的产业转型计划，为23个工商领域制定转型蓝图，以提高企业生产力、投资技能、推动创新和走向国际化为目标。这些领域涉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占新加坡GDP的80%。金融业在新加坡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8年，新加坡金融与保险业增加值占GDP的12.3%，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9%。
在金融服务业转型蓝图中，新加坡提出加大科技研发投资，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商业模式，并加强行业监管，使之成为领先的国际财富管理中心。该蓝图预计，每年新加坡在金融服务领域将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在金融科技领域创造1000个，具体措施包括：加强金融领域科技创新，提高金融服务的专业性和便利性;继续与金融机构、第三方合作伙伴和高等院校合作，培养数字化和自动化人才，建立强大的本地人才通道;扩大新加坡与其他主要金融科技中心的跨境合作协议网络，使之成为外国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基地。 为打造世界一流的创新型金融中心，新加坡在提高金融监管标准的基础上，鼓励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发展智慧金融和数字金融，推动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主要的离岸银行业、基金管理业和风险管理业中心。
2019年3月，中国香港发放了首批数字银行牌照，新加坡金管局于当年8月宣布正式开放数字银行牌照申请，发放5张数字银行执照，其中包括2张全面数字银行执照和3张批发数字银行执照，利用大数据为公众提供高效便捷的创新服务。与传统银行的数字化不同，数字银行无实体经营点，它采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身份识别等技术，通过网站或手机开设账户和进行所有交易。预计新加坡数字银行将于2021年中期开业，这标志着新加坡将走进数字银行时代。
“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金融合作
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潮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战略博弈引发了贸易战，这对高度外向型的新加坡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新加坡积极推动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以减缓冲击。截至今年2月，新加坡共签署了26个自由贸易协定，是亚洲地区签署自贸协定最多的国家。
目前，新加坡已与美国、欧盟、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士等主要经济体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也签署了包括“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内的多边自贸协定，还以东盟成员国身份与主要对话伙伴签署了自贸协定。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为伙伴国家提供了进入市场的特权，也为区域金融合作创造了条件。
随着东盟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东盟提出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路线图。东盟共同体建成后，提出了金融一体化、金融包容性和金融稳定性这三个区域金融发展战略目标，涵盖资本账户自由化、支付与结算系统和能力建设三大领域。通过“东盟银行业一体化框架”（ABIF），建立合格东盟银行（QAB）;通过东盟保险业一体化框架（AIIF），加快区域保险市场的融合;根据东盟资本市场基础设施（ACMI）藍图，深化东盟区域资本市场的连接。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交汇点，新加坡为区域内贸易结算、跨境投资、兼并收购、风险投资、资产证券化、金融监管等金融合作发挥了重要的媒介和枢纽功能。
新加坡与中国的金融合作全面展开。2010年7月中新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2年10月新加坡授予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特许全面银行牌照，2013年2月授权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作为人民币清算银行，同年5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北京设立代表处。
2013年5月，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启动人民币清算服务，新加坡成为仅次于中国香港的第二大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但近几年的人民币交易量减少，在全球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的排名从第二位跌至第三位。
2015年11月，中新两国启动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磋商，2018年11月签署了《中国与新加坡关于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