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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州县衙役的充任，在来源籍贯、家庭出身、充任年龄和素质以及期限等方面都有比较严格的制度规定。但从《南部档案》来看，这些有关衙役充任的制度规定并未全部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清代南部县衙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制度规定的充任条件，而且大大超过了法定的充任期限。这充分体现了清代衙役制度表达与实践的差异。
关键词 南部档案，清代，充任衙役，制度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l(2010)10-0030-06
衙役为官府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有关清代衙役的论著比较丰富，不少学者已从衙役的组织、职能、地位、经济待遇以及纪律控制等宏观和制度层面进行了比较全面地论述。本文拟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下称《南部档案》)为中心，从微观和实践层面对清代州县衙役的充任加以探讨。
一、衙役的充任条件
清代州县衙役服务于州县各衙门，职司赋税催征、人证传唤、公文传递、衙门安全、盗贼缉捕等，这就决定了衙役的充任有一些必要的条件，而，从清朝制度看，清廷确实制定有相应的充任条件。
2，出身“身无过犯”的自耕农
清制：“凡衙门应役之人，除库丁、斗级、民壮仍列于齐民，其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可见，清代多数衙役的法律地位极其低下，除库丁、斗级和民壮仍具有普通百姓之地位身份外，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则为“贱役”，其地位相当于“奴仆及倡优”。作为“贱役”，不仅本人，而且三代子孙都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及做官。尽管如此，清代典制对衙役的出身仍有严格的规定。“府州县额设祗侯、禁子、弓兵于该纳税粮三石之下、二石之上户内差点，免其杂泛差役，勿得将量多上户差点”，“(铺兵)于附近有丁力，粮近一石之上、二石之下者点充”。这些规定表明，衙役出身于拥有一定数量土地之社会阶层，如自耕农；而无地、地少和地多之社会阶层则不能充任衙役，如奴仆、佃农、雇农、地主、绅衿等。否则，主官会受到降级的处罚，“倘有实系宦仆，捏称农民充当，其主知而不行首明者，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
从《南部档案》来看，衙役“俱系载粮民籍”。嘉庆二十二年，南部县117名衙役共载粮14两3钱5分7厘，平均每名载粮1钱2分3厘。其中载粮最多的达8钱1分，最少的仅1分2厘。另在清代衙役的充认状中，亦有对衙役出身自耕农的明确要求，如巴县陈洪自愿充任捕役的投充状：
具投充，正里七甲民陈洪，为肯恩收录事。
情蚁载册良民，身无过犯，愿投充天案捕班，勤慎办理公务，以效犬马之力，不得推委。是以恳请太老爷台前赏准，收录施行。
县正堂批：准充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十二日，具投充人陈洪。
又如南部县李天锡充任衙役的认状：
具认状人李天锡今于
太老爷台前为认状事。当堂认充衙役一名，实系崇教乡八甲载粮民籍身家，并无重役过犯等弊。中间不虚，认状是实。
准认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
具认状人李天锡。
无论是巴县的陈洪还是南部县的李天锡，在“充认状”中强调的出身是一致的，即“身无过犯”的“载册良民”“载粮民籍身家”，亦即今天所谓“无犯罪前科”的自耕农。
3，中青年为始充年龄条件
在衙役充任的年龄条件上，清制既禁止使用未成年人，又禁止使用老年人。《大清会典事例》规定，“差役有缉捕人犯、行刑、管解之责，非年未及壮、臂力轻弱者可以充当”。所谓“年未及壮”就是指未成年人，所谓“臂力轻弱”则是指身弱力小的成年人。如果州县官以“年幼之人”充任衙役，主官将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殃及府、道、司、抚、督。《六部处分则例》特别规定：“外省吏役将年幼之人充当者，本管官照不行裁革冗役例，将二级调用，专管稽查之司道，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一年。”结合上述出身“载粮民籍”和“力壮”“少壮”素质要求，根据事例相关规定，衙役的充任年龄应当在16至70岁之间。
从《南部档案》来看，清代南部县衙役的始充年龄与制度要求相比较是总体相符，部分有违。清代南部县各衙门及各类衙役的始充平均年龄见下两表：
从表中可看出，嘉庆二十二年，南部县各衙门共有额设衙役117名，始充平均年龄为27.1岁。其中，超过27.1岁的有44名，低于27.1岁的有73名。知县衙门衙役的始充平均年龄最大，达28.2岁，而儒学衙门最低，仅16岁。据《南部档案》记载，儒学衙门衙役只有4名，始充年龄分别为24、12、14、14岁。显然，儒学衙门三名衙役的始充年龄是违背制度规定的。总体而论，各衙门的各类衙役基本上属于中青年。其二，从衙役类别来看，始充年龄超过27.1岁的有更夫、禁卒、捕役和斗级，而门子、皂隶等低于此数。始充平均年龄最高的是更夫，达46岁，而最低的则是膳夫，只有14岁。这表明不同的衙役类别因职责不同，有不同的始充年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州县官对衙役始充的年龄限制应该非常熟悉，但从南部县申报上级官府的清册来看，不少衙役的始充年龄并不符合制度的规定，尤其是铺司兵王茂宾9岁就开始充任，而州县官仍然将其申报。可见，清代衙役的始充年龄规 定并未在实践中得到完全贯彻执行，而负有稽查之责的府、道、司、抚、督也对此视而不见。
此外，清代州县衙役各司其职，这就要求衙役具备相应的专门知识和素质，并且不同的衙役类别还有不同的要求，如捕役“务须挑选年力壮健干捕又必有家属之人”，民壮“当挑年力壮健有家口之人”，铺兵“须要少壮正身”，仵作应掌握检验尸伤的知识和经验，膳夫应有丰富的烹饪技术，如此等等。而衙役的基本素质是“年力壮健”，因为州县常要传唤人证、缉拿凶犯，如“年力壮健”之役前往，人证凶犯不敢抗拒行凶，可以立时传唤拘获。如“怯懦无能”之役前往，不仅不能顺利传唤捉拿，有时反而会被人证凶犯殴伤，甚至毙命。《大清会典事例》即载：乾隆五十二年，“白河县差拿王添德一案，该役畏惧凶恶，不敢上前捉拿，反被凶犯追赶殴伤，致毙二命。”而《南部档案》中亦有不少衙役传唤人证、缉拿凶犯被殴之档件。对此，乾隆帝曾谕：“嗣后，著各省督抚转饬各州县，于充选差役时，务须加意慎重，择其年力壮健者充当，仍不时留心察看，不得以退缩庸懦之人滥行充数。”
二、衙役的充任期限
从制度层面来看，清代衙役的充任并不是实行终身制，而是有三年的服役期限。但在州县行政实践中，衙役服役逾期者十分普遍，甚至有充当衙役数十年的。“咸丰九年巴县额设衙役70人，60岁以上就有43人”。如参考南部县衙役27.1岁的始充平均年龄，则是年巴县一半以上的衙役超过了法定的三年服役期限。嘉庆二十二年(1817)，南部县各衙门共有额设衙役117名，其服役时间见后表：
通过计算，嘉庆二十二年，南部县衙役平均服役时间22.2年，全都超过了法定的三年服役期限。从表中可知，服役时间最短的衙役是宋文炳，已服役7年，是年宋文炳“三十三岁，于嘉庆十五年八月初三日投充”。而服役时间最长的衙役是向文瑞，长达56年，是年向文瑞“六十五岁，于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投充”。造成衙役服役超期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衙役违背制度规定，不断改名换姓。改名换姓是清代衙役久据役位惯用的伎俩，从《南部档案》保存的清代南部县向上级申报的衙役清册来看，多数衙役与其册名不相符。针对这种现象，清代律例明令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国初定：凡在外大小各衙门，有侵剋钱粮婪赃之衙役，遇赦免罪者，如复入衙门著役，被旁人出首者，将复令人役官，以知情纵令论革职。其不题参之督抚，降一级留任。如非本任内革役，不行查出收用者，本官降一级调用。其不查参之督抚，罚俸一年”“(雍正)十一年议准：凡各衙门官员，如有听信请托，将役满及革退书役，听其更易姓名，改移籍贯，滥准人册……如系役满革退书役，本官明知故纵，滥准入册，将本官照革役复入衙门例革职。其役满革役，本官实不知情，止系一时失察，准其承充者，降一级调用”。“倘有役满不退者杖一百，革役。本管官不行查出，交部议处”。但是，这些规定“实际执行时则全然走样，他们挂名、冒籍，终归想尽一切办法继续充任吏胥，获取更多利益”。
其二，来自他省的知州知县并不熟知地方情形，加之实际任期短暂，为减轻自己的行政压力、减少管理失误，不得不依赖老诚谙练的衙役，听任衙役变换姓名，从而使得衙役服役期限超过制度规定。
其三，清代衙役役期制度存在弊端。在清代，不仅官员与书吏衙役的任期有所不同，而且任满后的前途亦有较大差别。地方官员的任期一般为三年，期满后经过考核，政绩卓著者可获得升迁。书吏的役期为五年，期满后可参加总督、巡抚组织的考试，由吏部按试卷定等级以“无过十之五”的比例分别录用，一等为从九品，二等为未人流。而衙役的役期为三年，比同在衙门服役的书吏少两年。对衙役更不利的是，照规定衙役役期满后“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即使在服役期间勤快、谨慎、廉洁，也不能和书吏一样获得出仕为官的制度机会。不仅如此，由于多数衙役为贱役，其三代子孙也同样失去了参加科举考试和出仕为官的机会。显然，清代的制度设计对衙役是最不利的。因而，衙役不仅在服役期间会雁过拔毛、巧取豪夺，而且在三年役期满后总会想方设法保住职位，从而导致其服役期大大超过三年。
因而，在清代州县政治实践中，一旦获得额设衙役资格，且办公勤慎，老成谙练，很少有到三年之期而离职的。即使在服役期间出现“有误卯期”“滋事”等情状，经衙役本人禀请或总役、头役具保，在州县官恩准后，仍可继续留任。《南部档案》中保存了不少类似的案例。快役杨文福误卯示革后禀请留任的禀文如下：
禀，具禀该班散役小的杨文福蒙恩票差役，行催张丕甫、张兰芝、赵国甫、赵兰才、何芝才、何汝盈等税拨，有误卵期，示革在案。应宜俯首，曷敢冒恳。役情愿效力犬马，为此恳乞恩案赏准收入，沾恩无暨。伏候
批示遵行。
姑准入卯
乾隆五十年十月初三日
快役小的杨文福跪。
衙役杨文福蒙恩票往催张丕甫等税拨，因违误卯期被示革。但杨文福“情愿效力犬马”，禀请恳乞知县“赏准收入”，知县做出了“姑准人卯”的批示。
有时总役或头役会为出现细微事故的衙役出具保状，如：
具保状，总头靳元玉今于
太老爷台前为保状事。当堂保得杨成因酒滋事，蒙恩责惩无亏。自今之后安分守法，再不滋事。倘日后滋事，惟役是问。中间不虚，保状是实。
准保
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二日
具保状总头靳元玉。
衙役杨成因酒滋事被责惩，总头靳元玉保杨成“安分守法，再不滋事”，否则惟已是问。知县在靳元玉承诺的保状上做出了“准保”的批示。
但这并不意味着衙役可以高枕无忧，如其有名无实、疾病缠身、贪赃枉法，也会无奈自请辞退或被斥革，如：
具辞状，捕头小的万珍、姚章、余珍，为恳赏准辞退事。
情因役等身充捕头，冰兢守法。奈役□□□染旧疾，年已六十，举步艰动，恐误差遣，只得恳请太爷台前赏准辞退施行。
县正堂批：准退
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具。
捕头万珍等冰兢守法，但身染旧疾，且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为不误差遣，恳请辞退，获得了知县“准退”的批示。
有时，具保的头役或总役为“免隐匿之咎”，也会禀请将其具保的衙役斥革，如：
禀，具禀春秋班总役杨潮为禀恳斥革事。情役班内差役刘举自役保伊入衙充差以来，止有充差之名，毫无办公之实。若不禀恳示革，诚恐日后在乡藉差名色讵酿祸端，役难免隐匿之咎。是以据情禀恳
案下俯赐赏准示革，役沾恩不忘，伏乞。
不上班唤责
道光元年九月十六日具。
总役杨潮保荐刘举人衙充差，但刘举“止有充差之名，毫无办公之实”，故杨潮禀恳将刘举示革，以“免隐匿之咎”。南部县知县不仅在禀文上做出了“不上班唤责”的批示。而且次日就派遣差役持签传唤刘举赴县以凭责革。其签如下：
特授南部县正堂李签仰该役持签立即前去，速唤抗不赴班之差役刘举，刻即随签赴县，以凭责革。去役毋得刻延干咎。速速。
道光元年九月十七日。
综上所述，清代州县衙役照例应由本州县的、拥有一定数量土地且“系载粮民籍”的、年龄在16至70岁之间的以及年富力强或具备相应专门技艺的良民充任。衙役的法定服役期限为三年。但从州县行政实践来看，衙役充任的制度规定并未全部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清代南部县衙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制度规定的充任条件，而且大大超过了充任期限，恰如时人所论衙役“子孙相沿袭亲，若一有相援者更迭为之”，正所谓“仕宦如历传舍，而吏胥坐长子孙。这充分体现了清代州县衙役制度表达与实践的差异。
关键词 南部档案，清代，充任衙役，制度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l(2010)10-0030-06
衙役为官府之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能少”。有关清代衙役的论著比较丰富，不少学者已从衙役的组织、职能、地位、经济待遇以及纪律控制等宏观和制度层面进行了比较全面地论述。本文拟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下称《南部档案》)为中心，从微观和实践层面对清代州县衙役的充任加以探讨。
一、衙役的充任条件
清代州县衙役服务于州县各衙门，职司赋税催征、人证传唤、公文传递、衙门安全、盗贼缉捕等，这就决定了衙役的充任有一些必要的条件，而，从清朝制度看，清廷确实制定有相应的充任条件。
2，出身“身无过犯”的自耕农
清制：“凡衙门应役之人，除库丁、斗级、民壮仍列于齐民，其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可见，清代多数衙役的法律地位极其低下，除库丁、斗级和民壮仍具有普通百姓之地位身份外，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则为“贱役”，其地位相当于“奴仆及倡优”。作为“贱役”，不仅本人，而且三代子孙都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及做官。尽管如此，清代典制对衙役的出身仍有严格的规定。“府州县额设祗侯、禁子、弓兵于该纳税粮三石之下、二石之上户内差点，免其杂泛差役，勿得将量多上户差点”，“(铺兵)于附近有丁力，粮近一石之上、二石之下者点充”。这些规定表明，衙役出身于拥有一定数量土地之社会阶层，如自耕农；而无地、地少和地多之社会阶层则不能充任衙役，如奴仆、佃农、雇农、地主、绅衿等。否则，主官会受到降级的处罚，“倘有实系宦仆，捏称农民充当，其主知而不行首明者，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
从《南部档案》来看，衙役“俱系载粮民籍”。嘉庆二十二年，南部县117名衙役共载粮14两3钱5分7厘，平均每名载粮1钱2分3厘。其中载粮最多的达8钱1分，最少的仅1分2厘。另在清代衙役的充认状中，亦有对衙役出身自耕农的明确要求，如巴县陈洪自愿充任捕役的投充状：
具投充，正里七甲民陈洪，为肯恩收录事。
情蚁载册良民，身无过犯，愿投充天案捕班，勤慎办理公务，以效犬马之力，不得推委。是以恳请太老爷台前赏准，收录施行。
县正堂批：准充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十二日，具投充人陈洪。
又如南部县李天锡充任衙役的认状：
具认状人李天锡今于
太老爷台前为认状事。当堂认充衙役一名，实系崇教乡八甲载粮民籍身家，并无重役过犯等弊。中间不虚，认状是实。
准认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十四日
具认状人李天锡。
无论是巴县的陈洪还是南部县的李天锡，在“充认状”中强调的出身是一致的，即“身无过犯”的“载册良民”“载粮民籍身家”，亦即今天所谓“无犯罪前科”的自耕农。
3，中青年为始充年龄条件
在衙役充任的年龄条件上，清制既禁止使用未成年人，又禁止使用老年人。《大清会典事例》规定，“差役有缉捕人犯、行刑、管解之责，非年未及壮、臂力轻弱者可以充当”。所谓“年未及壮”就是指未成年人，所谓“臂力轻弱”则是指身弱力小的成年人。如果州县官以“年幼之人”充任衙役，主官将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殃及府、道、司、抚、督。《六部处分则例》特别规定：“外省吏役将年幼之人充当者，本管官照不行裁革冗役例，将二级调用，专管稽查之司道，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一年。”结合上述出身“载粮民籍”和“力壮”“少壮”素质要求，根据事例相关规定，衙役的充任年龄应当在16至70岁之间。
从《南部档案》来看，清代南部县衙役的始充年龄与制度要求相比较是总体相符，部分有违。清代南部县各衙门及各类衙役的始充平均年龄见下两表：
从表中可看出，嘉庆二十二年，南部县各衙门共有额设衙役117名，始充平均年龄为27.1岁。其中，超过27.1岁的有44名，低于27.1岁的有73名。知县衙门衙役的始充平均年龄最大，达28.2岁，而儒学衙门最低，仅16岁。据《南部档案》记载，儒学衙门衙役只有4名，始充年龄分别为24、12、14、14岁。显然，儒学衙门三名衙役的始充年龄是违背制度规定的。总体而论，各衙门的各类衙役基本上属于中青年。其二，从衙役类别来看，始充年龄超过27.1岁的有更夫、禁卒、捕役和斗级，而门子、皂隶等低于此数。始充平均年龄最高的是更夫，达46岁，而最低的则是膳夫，只有14岁。这表明不同的衙役类别因职责不同，有不同的始充年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州县官对衙役始充的年龄限制应该非常熟悉，但从南部县申报上级官府的清册来看，不少衙役的始充年龄并不符合制度的规定，尤其是铺司兵王茂宾9岁就开始充任，而州县官仍然将其申报。可见，清代衙役的始充年龄规 定并未在实践中得到完全贯彻执行，而负有稽查之责的府、道、司、抚、督也对此视而不见。
此外，清代州县衙役各司其职，这就要求衙役具备相应的专门知识和素质，并且不同的衙役类别还有不同的要求，如捕役“务须挑选年力壮健干捕又必有家属之人”，民壮“当挑年力壮健有家口之人”，铺兵“须要少壮正身”，仵作应掌握检验尸伤的知识和经验，膳夫应有丰富的烹饪技术，如此等等。而衙役的基本素质是“年力壮健”，因为州县常要传唤人证、缉拿凶犯，如“年力壮健”之役前往，人证凶犯不敢抗拒行凶，可以立时传唤拘获。如“怯懦无能”之役前往，不仅不能顺利传唤捉拿，有时反而会被人证凶犯殴伤，甚至毙命。《大清会典事例》即载：乾隆五十二年，“白河县差拿王添德一案，该役畏惧凶恶，不敢上前捉拿，反被凶犯追赶殴伤，致毙二命。”而《南部档案》中亦有不少衙役传唤人证、缉拿凶犯被殴之档件。对此，乾隆帝曾谕：“嗣后，著各省督抚转饬各州县，于充选差役时，务须加意慎重，择其年力壮健者充当，仍不时留心察看，不得以退缩庸懦之人滥行充数。”
二、衙役的充任期限
从制度层面来看，清代衙役的充任并不是实行终身制，而是有三年的服役期限。但在州县行政实践中，衙役服役逾期者十分普遍，甚至有充当衙役数十年的。“咸丰九年巴县额设衙役70人，60岁以上就有43人”。如参考南部县衙役27.1岁的始充平均年龄，则是年巴县一半以上的衙役超过了法定的三年服役期限。嘉庆二十二年(1817)，南部县各衙门共有额设衙役117名，其服役时间见后表：
通过计算，嘉庆二十二年，南部县衙役平均服役时间22.2年，全都超过了法定的三年服役期限。从表中可知，服役时间最短的衙役是宋文炳，已服役7年，是年宋文炳“三十三岁，于嘉庆十五年八月初三日投充”。而服役时间最长的衙役是向文瑞，长达56年，是年向文瑞“六十五岁，于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投充”。造成衙役服役超期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衙役违背制度规定，不断改名换姓。改名换姓是清代衙役久据役位惯用的伎俩，从《南部档案》保存的清代南部县向上级申报的衙役清册来看，多数衙役与其册名不相符。针对这种现象，清代律例明令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国初定：凡在外大小各衙门，有侵剋钱粮婪赃之衙役，遇赦免罪者，如复入衙门著役，被旁人出首者，将复令人役官，以知情纵令论革职。其不题参之督抚，降一级留任。如非本任内革役，不行查出收用者，本官降一级调用。其不查参之督抚，罚俸一年”“(雍正)十一年议准：凡各衙门官员，如有听信请托，将役满及革退书役，听其更易姓名，改移籍贯，滥准人册……如系役满革退书役，本官明知故纵，滥准入册，将本官照革役复入衙门例革职。其役满革役，本官实不知情，止系一时失察，准其承充者，降一级调用”。“倘有役满不退者杖一百，革役。本管官不行查出，交部议处”。但是，这些规定“实际执行时则全然走样，他们挂名、冒籍，终归想尽一切办法继续充任吏胥，获取更多利益”。
其二，来自他省的知州知县并不熟知地方情形，加之实际任期短暂，为减轻自己的行政压力、减少管理失误，不得不依赖老诚谙练的衙役，听任衙役变换姓名，从而使得衙役服役期限超过制度规定。
其三，清代衙役役期制度存在弊端。在清代，不仅官员与书吏衙役的任期有所不同，而且任满后的前途亦有较大差别。地方官员的任期一般为三年，期满后经过考核，政绩卓著者可获得升迁。书吏的役期为五年，期满后可参加总督、巡抚组织的考试，由吏部按试卷定等级以“无过十之五”的比例分别录用，一等为从九品，二等为未人流。而衙役的役期为三年，比同在衙门服役的书吏少两年。对衙役更不利的是，照规定衙役役期满后“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即使在服役期间勤快、谨慎、廉洁，也不能和书吏一样获得出仕为官的制度机会。不仅如此，由于多数衙役为贱役，其三代子孙也同样失去了参加科举考试和出仕为官的机会。显然，清代的制度设计对衙役是最不利的。因而，衙役不仅在服役期间会雁过拔毛、巧取豪夺，而且在三年役期满后总会想方设法保住职位，从而导致其服役期大大超过三年。
因而，在清代州县政治实践中，一旦获得额设衙役资格，且办公勤慎，老成谙练，很少有到三年之期而离职的。即使在服役期间出现“有误卯期”“滋事”等情状，经衙役本人禀请或总役、头役具保，在州县官恩准后，仍可继续留任。《南部档案》中保存了不少类似的案例。快役杨文福误卯示革后禀请留任的禀文如下：
禀，具禀该班散役小的杨文福蒙恩票差役，行催张丕甫、张兰芝、赵国甫、赵兰才、何芝才、何汝盈等税拨，有误卵期，示革在案。应宜俯首，曷敢冒恳。役情愿效力犬马，为此恳乞恩案赏准收入，沾恩无暨。伏候
批示遵行。
姑准入卯
乾隆五十年十月初三日
快役小的杨文福跪。
衙役杨文福蒙恩票往催张丕甫等税拨，因违误卯期被示革。但杨文福“情愿效力犬马”，禀请恳乞知县“赏准收入”，知县做出了“姑准人卯”的批示。
有时总役或头役会为出现细微事故的衙役出具保状，如：
具保状，总头靳元玉今于
太老爷台前为保状事。当堂保得杨成因酒滋事，蒙恩责惩无亏。自今之后安分守法，再不滋事。倘日后滋事，惟役是问。中间不虚，保状是实。
准保
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二日
具保状总头靳元玉。
衙役杨成因酒滋事被责惩，总头靳元玉保杨成“安分守法，再不滋事”，否则惟已是问。知县在靳元玉承诺的保状上做出了“准保”的批示。
但这并不意味着衙役可以高枕无忧，如其有名无实、疾病缠身、贪赃枉法，也会无奈自请辞退或被斥革，如：
具辞状，捕头小的万珍、姚章、余珍，为恳赏准辞退事。
情因役等身充捕头，冰兢守法。奈役□□□染旧疾，年已六十，举步艰动，恐误差遣，只得恳请太爷台前赏准辞退施行。
县正堂批：准退
乾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具。
捕头万珍等冰兢守法，但身染旧疾，且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为不误差遣，恳请辞退，获得了知县“准退”的批示。
有时，具保的头役或总役为“免隐匿之咎”，也会禀请将其具保的衙役斥革，如：
禀，具禀春秋班总役杨潮为禀恳斥革事。情役班内差役刘举自役保伊入衙充差以来，止有充差之名，毫无办公之实。若不禀恳示革，诚恐日后在乡藉差名色讵酿祸端，役难免隐匿之咎。是以据情禀恳
案下俯赐赏准示革，役沾恩不忘，伏乞。
不上班唤责
道光元年九月十六日具。
总役杨潮保荐刘举人衙充差，但刘举“止有充差之名，毫无办公之实”，故杨潮禀恳将刘举示革，以“免隐匿之咎”。南部县知县不仅在禀文上做出了“不上班唤责”的批示。而且次日就派遣差役持签传唤刘举赴县以凭责革。其签如下：
特授南部县正堂李签仰该役持签立即前去，速唤抗不赴班之差役刘举，刻即随签赴县，以凭责革。去役毋得刻延干咎。速速。
道光元年九月十七日。
综上所述，清代州县衙役照例应由本州县的、拥有一定数量土地且“系载粮民籍”的、年龄在16至70岁之间的以及年富力强或具备相应专门技艺的良民充任。衙役的法定服役期限为三年。但从州县行政实践来看，衙役充任的制度规定并未全部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清代南部县衙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制度规定的充任条件，而且大大超过了充任期限，恰如时人所论衙役“子孙相沿袭亲，若一有相援者更迭为之”，正所谓“仕宦如历传舍，而吏胥坐长子孙。这充分体现了清代州县衙役制度表达与实践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