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高考，我考取县文科状元，一个人离开山寨去大城市。父老乡亲不放心，送了一程又一程,一再叮嘱：城里的人心眼歪，出卖朋友；凡事要多忍让；万一欺侮得紧，这鸟大学不读也没什么，只要人勤劳，山里人饿不死，等等。那时大家都要在生产队出工，非公事外出半天都得请假。没有公社的介绍信，到三四十里内的亲戚家，大家都认识，住一两天还没问题，再远就不行了。县城的旅社、招待所，没有公社介绍信不准住宿就餐，况且到处的饭店、招待所吃饭都要粮票，粮票只有国家干部才限额配发，一般人是弄不到的。所以，我们1978级那届学生，入校前极少有人出过远门，能到过一两趟县城就算见过大世面的了。
　　我背着被褥行李，走了一天山路又坐了3天车才到学校。报名、验录取通知书、交费、注册、办迁移户口粮食手续，过了这个室又到那个处。早听说大城市扒手如云，一直背包不离身，提箱不离手，不敢往地上放一放。一切手续办妥后，有人告诉我往哪个方向走，哪几栋是学生宿舍，房门上都贴有新生姓名，自己去找。
　　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门上贴着我和另外5位新生姓名的寝室，房门虚掩着，没人。里面整齐地相向摆着6张小书桌和单人木凳，4张床是双层的，分上铺和下铺。两个床位写着放东西，其余6个床位和书桌都贴着写有一位学生姓名的纸条。已有3个床位铺好了被子，看来我是第4个到的，床位在靠窗的上铺。我的下铺贴着的姓名是“柳玉凤”，床也还空着，人还没到。我找到寝室和床位后，才觉出几天来的疲劳，把头靠在背包上，决计休息一下再铺床。
　　不一会儿，来了背着被褥提着箱子铁桶的母女俩。认真核对了门上、床位和书桌上的姓名后，把行李放到了我的下铺上。那样子也像凫游了几十里波涛，终于站在了安全的陆地，才谨慎舒心地缓过气来似的。
　　我说：“你就是柳玉凤同学吗？”她朝我羞涩地点点头，看看我床位上贴着的姓名，轻声问：“你就是陈芝谷吧？”我说：“是的。”接下来双方都不知说什么了。她母亲到底是大人是长辈，热情地拿出几个从家里带来的煮鸡蛋塞给我，对我说：“小陈同学啊，我们凤妹子不懂事，不灵巧，要你多耐烦多帮助啊！现在你们同学在一起我就放心了……”我连声答应是是是，请她老人家放心，并说些也要请玉凤同学多帮助的客气话。
　　见我也是刚到的，她妈妈马上又对女儿说：“凤妹子，还不快帮同学把床铺好！”于是，柳玉凤红着脸很利索地几下子就帮我把床铺好了。接着我也赶紧帮着她把她的床铺好。见我俩铺好床后，她妈妈又叮嘱了凤妹子要听我的话，叮嘱我俩要团结友爱，生活学习都要互相帮助后，就赶紧坐回家的车去了。
　　奇怪，怎么大学竟是要男女同学一起住的呢？但在当时我可不敢觉得奇怪，可怎么解释呢？只好理解为这是党对我们的信任。我们这些考出来的大学生，可不是什么其他人，不是那样低级下流的人。社会主义又不是封建社会，怎能男女界限那样严重？毛主席不是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吗。也许这就是我们大山里所不了解的城市生活，这就是现代大学生活起码的模式和常规吧。我若提出来不愿和女同学一室共睡，轻则会说我封建思想严重，或说大山里来的苗子土气，少见多怪；严重的是怕说我一入校就不服从安排，甚至作退学处理。可好不容易才等到准许我这样没“关系”和“靠山”的人考上大学……肯定我下铺的她也是这样想这样担心的吧。
　　寝室里先来的3个同学虽还没见到，但看床上的行李用品，都是男同学。还剩一个叫陆美凌的没来。我宽慰柳玉凤说，这陆美凌肯定是个女的，学校当然要安排两个女同学作伴的。我在宽慰她，其实自己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还是有些困惑不解，尽管我们境界高，大家一心为革命而学习，男女同学同室而居坐怀不乱，但平时要换衣服裤衩什么的，多难为情啊！又想，也许慢慢就会习惯的。
　　下午，先来的3个男同学中，有2个见还有两天报名时间，又不上课，交待一声晚上不回来了就找亲戚去了。晚上，寝室里只有我、柳玉凤、李朝东，二男一女，谁也不好先脱衣服睡觉。李朝东有个老乡考在同校另一个系，住在另一栋楼，那寝室全是男生，到11点多，实在扛不住睡意，他就跑去和那老乡挤铺睡去了。剩下我和柳玉凤在装模作样地看书。
　　到12点多，两人都疲累不堪瞌睡难耐了。我说：“睡吧？”她说：“你先睡吧。”推让着，谁也不好意思先脱衣上床。
　　凌晨1点多了，她说：“睡吧，你这么远，坐了这么多天车，好辛苦的呀！”我忙说：“不要紧不要紧，你先睡吧。”结果还是谁也不好先脱衣上床。
　　我俩的书桌并排着，就在她床边。也不知到下半夜什么时候，我伏在书桌上睡着了。早上，醒来发现竟躺在她床上。她呢？裹着条毛巾，和衣半躺半坐睡在我身边，还没醒呢。我说好照顾她的，没想倒要她照顾，费力把我抱到床上。
　　那个真该挨千刀的同名同姓的男同学柳玉凤第二天才来。现在说来是多么可笑，可在当时，那一夜我们是多么难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