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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谭恩美，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一位女作家，其成名作《喜福会》通过描写四对华裔母女间的矛盾与分歧，揭示了两代华裔所代表的中美文化的冲突，以及华裔美国人在身份认知上的困惑和焦虑。华裔只有认清自己特殊的文化身份和微妙的文化地位，才能求同存异，从冲突走向融合。
【关键词】喜福会 文化 冲突 母女关系
谭恩美，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 是当代著名的华裔女作家之一。三十三岁开始写小说，于1989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自此奠定了她在文学界的声誉。《喜福会》生动地描写了母女之间微妙的感情及两代移民之间的文化冲突，这本小说曾获得“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奖”，以及“1990年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九个月之久，后被改编成了电影，创下了极高的票房佳绩。谭恩美擅长描写母女之间的感情纠葛，而且常以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女性为主角，这些华裔女性不仅要面对种族认同和性别歧视的问题，还必须应对来自父母的压力。因此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也成为谭恩美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喜福会》讲述的是四个家庭四对母女之间不同的故事。母亲们在异国他乡的美国相识相交，她们组织了一个以打麻将为主的纯中国式的俱乐部——喜福会。她们一边打麻将，一边诉说自己在中国的遭遇，来美国后对异国文化的迷茫，以及和女儿之间的种种问题。小说由16个各自独立而实际上却紧密联系的小故事组成，前后共有四个章节。第一和第四章节由母亲一代叙述，其他的两个章节由女儿一代来叙述。
《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恪守古老的中国文化和传统习俗。她们带着身心创伤踏上了异乡的土地，梦想着拥有全新的生活，获得成功和幸福，并对自己的女儿寄予厚望：“在美国，我会生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儿。在那里她无须仰仗丈夫的鼻息度日，没有人会轻视她，因为我会让她说一口漂亮流利的的美式英语，她将应有尽有，不会再有苦难和忧伤。”（The Joy Luck Club，17）母亲们的愿望基本实现了：女儿们确实过上了与母亲截然不同的生活，她们享有自由、幸福和他人的尊重。但同时，女儿们却变成了“黄香蕉”，黄皮肤下填充的是白种人的价值观念。她们所珍视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她们已经很好的融入了美国社会，并认为自己是纯正的美国人。
母女间时常会出现分歧和对立。而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以母亲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女儿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所有移民都会不可避免的卷入祖先的文化与移民国家的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保留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被移民国家吸纳和认同。这种“文化二元性”让大部分的移民感到困惑和痛苦。在《喜福会》中，母女冲突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语言障碍
语言可以帮助我们记录历史和文化，语言也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关键因素。四对母女都居住在美国，母女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英语。但由于不同的语言背景，母亲不能很好地用英语来表述自己的想法，而女儿却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语言不通成为了母女交流的一大障碍。其中一个女儿， 吴精美，曾这样说过：“我和母亲从来都不曾真正的理解过对方。我们总是先把对方说的话翻译成自己的语言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母亲的话我似乎只能理解一二，而母亲总觉得我说的话有言外之意。”
母亲们作为第一代移民，由于语言不通无法与当地人沟通，她们一直生活在一种边缘状态，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所以她们一直希望女儿们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结果，女儿们却变得过于美国化，她们拒绝去中文学校读书，在公共场所只说英语，在家里也只是偶尔说一两句普通话或粤语。就像谭恩美所说的那样，她们“只说英语，吞下的可口可乐多于忧伤”。在书中，吴精美不止一次的指出，她和母亲没有共同语言，她用英语和母亲说话，而母亲只用中文回答。
语言不通不仅加深了母女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而且将母女分割开来，形成了新旧两个世界。母亲不能用流利标准的英语来表述宏大的中国文化，只能向女儿介绍一些肤浅的、表面的东西。因此女儿对中国文化只有一些片面的，简单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
二、教育理念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家长制。家庭的主要权力集中于家长一人手中，权力不划分，其他成员均须服从家长一人。在家庭中奉行非正式控制原则，无正式规章，靠习惯、习俗等来维持管理与控制。因此，中国父母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小到吃饭穿衣，大到教育、婚姻甚至是未来的职业，父母都要为子女做出规划，而子女要做的就是顺从。相比之下，美国的父母民主的多，他们会充分尊重孩子的选择。而美国孩子则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课程和专业。此外，在中国家庭中，个人的成功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光耀门楣。所以当子女获得成功时，父母都会以此为傲。而在美国的个人主义观念中，成功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跟他人没有多少联系。这样的理念差异使得《喜福會》中的母女关系变成了一场斗争：母亲想要女儿听话，女儿却想要个人自由。
母亲吴素媛认为在美国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于是便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天才。吴素媛为女儿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的计划，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不顾女儿的反对，她逼着女儿学钢琴。但女儿精美觉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指崇尚自由，张扬个性。所以她无法忍受母亲的独断专横。“我绝不会让她改变我。我发誓，我绝不会任人摆布失去自我。” （The Joy Luck Club， 134）
薇弗莱·钟，曾是少年象棋冠军，她的母亲总在别人面前炫耀女儿的才华，这让薇弗莱感到很尴尬“我妈妈总是很骄傲的和我走在一起，带着我走进一家家店铺，却只买些小东西。不管见到谁，她都会对那个人说‘这是我女儿，薇弗莱·钟’”（The Joy Luck Club，99）。“她总是和别人谈论我的比赛，就好像那些招数都是她想到的”（The Joy Luck Club，170）。她曾要求母亲别再这样做，甚至为了表示对母亲的抗议，她一连几天都不碰棋盘一下。 母亲提出的要求在女儿看来是专横，而在母亲眼中，女儿的叛逆是不孝。不同的价值观在母女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三、对“母爱”的理解
中美两国的母亲向孩子表达母爱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美国母亲常通过言语或肢体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如表扬、拥抱或亲吻。而作为第一代移民的四位母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她们不善言辞，也不会像美国母亲那样直白的表达自己情感，而是用一种含蓄、委婉的方式来关爱孩子。中国母亲会精心的为子女准备有营养的美食，希望他们能健康成长“她们对孩子的爱不是表现在拥抱和亲吻上，而是坚定又不断地给她们蒸汤团，煮鸭屯肝和螃蟹。” （The Joy Luck Club，202）看到女儿憔悴，她们就会埋怨“怎么这么瘦？你要多吃一点啊！”。美国长大的女儿们是无法理解这种中国式母爱的。
中国有句俗语：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所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四位母亲对女儿的婚姻尤为关心，特别是针对女婿，母亲们总会做出冷静的判断。而她们的批评总会让女儿们心中的爱人变得渺小不堪。母亲的直言不讳就曾让薇弗莱感到很痛苦“我看出这个家伙的脑袋里，已经钻出懒虫了。他如此热衷高尔夫和网球，只是为了逃避该尽的家庭职责……他喜欢摆阔气，扔出十块钱给陌生人作小费，然而对家庭，他却显得特别小气。”（The Joy Luck Club，174）。莱娜·圣克莱尔的母亲觉得女婿花大价钱买下一片四英亩的空地和一座改造过的谷仓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还认为他买的艺术品都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家具。她直截了当的批评让女儿深感不安。
总而言之，女儿們认为母亲的爱是威严有余而亲切不足。中国式的母爱在美国女儿的眼中已变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负担。
四、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指一个人对于自我特性的表现，以及与某一群体之间所共有观（国籍或者文化）的表现。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身份认同感和身份认同度则表征了个体在诸多文化个体间的身份确认度。
从中国移民到美国，就意味着原有身份的丧失。移民到美国后，四位母亲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她们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不得不艰难的学习英语，不得不努力的改变自己去迎合美国文化。但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个体属性及美国主流文化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所以在美国人眼中，她们依然是中国人，是美国人理解不了的中国人。在争取新文化认同失败后，母亲们便对自己的身份做出了一个新的界定：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对于女儿们来说，她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她们认为自己就是纯正的美国人。母女两代人对各自身份认知的不同导致她们之间的冲突频频发生。比如，母亲许安梅信奉海龙王，在家中还会时不时的查阅黄历；映映·圣克莱尔不让女在床尾摆放镜子。以上种种在女儿们看来都代表着落后和愚昧。女儿们甚至觉得喜福会“不过是中国民间的陋习，如同‘3K党’的秘密集会，或是电视里印第安人在打仗前举行的手鼓舞会一类的宗教仪式”（The Joy Luck Club，28）。
另一方面，女儿薇弗莱觉得，找一个比自己小的白种人作丈夫没什么大不了的，而她的母亲钟林东却很难接受这一点；莱娜和丈夫实行AA制，因为他们认为“唯有这样才能排除一切捆绑感情的束缚，从而达到没有任何企图的相爱” （The Joy Luck Club，162）。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是不被人接受的。所以莱娜的母亲觉得夫妻应该共同承担家庭开支，彼此不该这样锱铢必较。
作为成长在美国的第二代华人，作者谭恩美的身上具备着双重文化和多重的视角。其作品《喜福会》之所以成为畅销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因为小说不仅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一种异域文化而且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华裔的心声。第一代华裔在美国努力的生活却很难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他们固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也处于弱势社会中。所以他们希望孩子们能适应美国的环境，保留中国的人的性格。但第二代华裔从小生长在美国，深受美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对父母口中的中国文化置若罔闻，甚至觉得不可理喻。因此代表中美两种文化的两代华裔就会有很多误解和不理解之处。其实，中美两种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对世界的两种不同的认知体系。只有承认差异，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才能对世界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参考文献：
[1]Amy Tan.The Joy Luck Club.New York：Penguin Books，1989.
[2]程爱民，张瑞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J].国外文学，2001，（03）.
[3]程爱民.论谭恩美小说中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J].南京师大学报，2001，（4）.
[4]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胡勇.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关键词】喜福会 文化 冲突 母女关系
谭恩美，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 是当代著名的华裔女作家之一。三十三岁开始写小说，于1989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自此奠定了她在文学界的声誉。《喜福会》生动地描写了母女之间微妙的感情及两代移民之间的文化冲突，这本小说曾获得“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奖”，以及“1990年海湾地区小说评论奖”，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九个月之久，后被改编成了电影，创下了极高的票房佳绩。谭恩美擅长描写母女之间的感情纠葛，而且常以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女性为主角，这些华裔女性不仅要面对种族认同和性别歧视的问题，还必须应对来自父母的压力。因此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也成为谭恩美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
《喜福会》讲述的是四个家庭四对母女之间不同的故事。母亲们在异国他乡的美国相识相交，她们组织了一个以打麻将为主的纯中国式的俱乐部——喜福会。她们一边打麻将，一边诉说自己在中国的遭遇，来美国后对异国文化的迷茫，以及和女儿之间的种种问题。小说由16个各自独立而实际上却紧密联系的小故事组成，前后共有四个章节。第一和第四章节由母亲一代叙述，其他的两个章节由女儿一代来叙述。
《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恪守古老的中国文化和传统习俗。她们带着身心创伤踏上了异乡的土地，梦想着拥有全新的生活，获得成功和幸福，并对自己的女儿寄予厚望：“在美国，我会生一个像我一样的女儿。在那里她无须仰仗丈夫的鼻息度日，没有人会轻视她，因为我会让她说一口漂亮流利的的美式英语，她将应有尽有，不会再有苦难和忧伤。”（The Joy Luck Club，17）母亲们的愿望基本实现了：女儿们确实过上了与母亲截然不同的生活，她们享有自由、幸福和他人的尊重。但同时，女儿们却变成了“黄香蕉”，黄皮肤下填充的是白种人的价值观念。她们所珍视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她们已经很好的融入了美国社会，并认为自己是纯正的美国人。
母女间时常会出现分歧和对立。而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以母亲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女儿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所有移民都会不可避免的卷入祖先的文化与移民国家的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保留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被移民国家吸纳和认同。这种“文化二元性”让大部分的移民感到困惑和痛苦。在《喜福会》中，母女冲突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语言障碍
语言可以帮助我们记录历史和文化，语言也是人际交往的一个关键因素。四对母女都居住在美国，母女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英语。但由于不同的语言背景，母亲不能很好地用英语来表述自己的想法，而女儿却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因此语言不通成为了母女交流的一大障碍。其中一个女儿， 吴精美，曾这样说过：“我和母亲从来都不曾真正的理解过对方。我们总是先把对方说的话翻译成自己的语言才能明白是什么意思。母亲的话我似乎只能理解一二，而母亲总觉得我说的话有言外之意。”
母亲们作为第一代移民，由于语言不通无法与当地人沟通，她们一直生活在一种边缘状态，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所以她们一直希望女儿们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结果，女儿们却变得过于美国化，她们拒绝去中文学校读书，在公共场所只说英语，在家里也只是偶尔说一两句普通话或粤语。就像谭恩美所说的那样，她们“只说英语，吞下的可口可乐多于忧伤”。在书中，吴精美不止一次的指出，她和母亲没有共同语言，她用英语和母亲说话，而母亲只用中文回答。
语言不通不仅加深了母女两代人之间的代沟，而且将母女分割开来，形成了新旧两个世界。母亲不能用流利标准的英语来表述宏大的中国文化，只能向女儿介绍一些肤浅的、表面的东西。因此女儿对中国文化只有一些片面的，简单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
二、教育理念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家长制。家庭的主要权力集中于家长一人手中，权力不划分，其他成员均须服从家长一人。在家庭中奉行非正式控制原则，无正式规章，靠习惯、习俗等来维持管理与控制。因此，中国父母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小到吃饭穿衣，大到教育、婚姻甚至是未来的职业，父母都要为子女做出规划，而子女要做的就是顺从。相比之下，美国的父母民主的多，他们会充分尊重孩子的选择。而美国孩子则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课程和专业。此外，在中国家庭中，个人的成功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光耀门楣。所以当子女获得成功时，父母都会以此为傲。而在美国的个人主义观念中，成功是个人奋斗的结果，跟他人没有多少联系。这样的理念差异使得《喜福會》中的母女关系变成了一场斗争：母亲想要女儿听话，女儿却想要个人自由。
母亲吴素媛认为在美国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于是便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天才。吴素媛为女儿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的计划，但都没有成功。最后，不顾女儿的反对，她逼着女儿学钢琴。但女儿精美觉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指崇尚自由，张扬个性。所以她无法忍受母亲的独断专横。“我绝不会让她改变我。我发誓，我绝不会任人摆布失去自我。” （The Joy Luck Club， 134）
薇弗莱·钟，曾是少年象棋冠军，她的母亲总在别人面前炫耀女儿的才华，这让薇弗莱感到很尴尬“我妈妈总是很骄傲的和我走在一起，带着我走进一家家店铺，却只买些小东西。不管见到谁，她都会对那个人说‘这是我女儿，薇弗莱·钟’”（The Joy Luck Club，99）。“她总是和别人谈论我的比赛，就好像那些招数都是她想到的”（The Joy Luck Club，170）。她曾要求母亲别再这样做，甚至为了表示对母亲的抗议，她一连几天都不碰棋盘一下。 母亲提出的要求在女儿看来是专横，而在母亲眼中，女儿的叛逆是不孝。不同的价值观在母女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
三、对“母爱”的理解
中美两国的母亲向孩子表达母爱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美国母亲常通过言语或肢体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如表扬、拥抱或亲吻。而作为第一代移民的四位母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她们不善言辞，也不会像美国母亲那样直白的表达自己情感，而是用一种含蓄、委婉的方式来关爱孩子。中国母亲会精心的为子女准备有营养的美食，希望他们能健康成长“她们对孩子的爱不是表现在拥抱和亲吻上，而是坚定又不断地给她们蒸汤团，煮鸭屯肝和螃蟹。” （The Joy Luck Club，202）看到女儿憔悴，她们就会埋怨“怎么这么瘦？你要多吃一点啊！”。美国长大的女儿们是无法理解这种中国式母爱的。
中国有句俗语：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所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四位母亲对女儿的婚姻尤为关心，特别是针对女婿，母亲们总会做出冷静的判断。而她们的批评总会让女儿们心中的爱人变得渺小不堪。母亲的直言不讳就曾让薇弗莱感到很痛苦“我看出这个家伙的脑袋里，已经钻出懒虫了。他如此热衷高尔夫和网球，只是为了逃避该尽的家庭职责……他喜欢摆阔气，扔出十块钱给陌生人作小费，然而对家庭，他却显得特别小气。”（The Joy Luck Club，174）。莱娜·圣克莱尔的母亲觉得女婿花大价钱买下一片四英亩的空地和一座改造过的谷仓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还认为他买的艺术品都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家具。她直截了当的批评让女儿深感不安。
总而言之，女儿們认为母亲的爱是威严有余而亲切不足。中国式的母爱在美国女儿的眼中已变成了一种难以摆脱的负担。
四、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指一个人对于自我特性的表现，以及与某一群体之间所共有观（国籍或者文化）的表现。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身份认同感和身份认同度则表征了个体在诸多文化个体间的身份确认度。
从中国移民到美国，就意味着原有身份的丧失。移民到美国后，四位母亲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她们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不得不艰难的学习英语，不得不努力的改变自己去迎合美国文化。但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个体属性及美国主流文化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所以在美国人眼中，她们依然是中国人，是美国人理解不了的中国人。在争取新文化认同失败后，母亲们便对自己的身份做出了一个新的界定：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而对于女儿们来说，她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她们认为自己就是纯正的美国人。母女两代人对各自身份认知的不同导致她们之间的冲突频频发生。比如，母亲许安梅信奉海龙王，在家中还会时不时的查阅黄历；映映·圣克莱尔不让女在床尾摆放镜子。以上种种在女儿们看来都代表着落后和愚昧。女儿们甚至觉得喜福会“不过是中国民间的陋习，如同‘3K党’的秘密集会，或是电视里印第安人在打仗前举行的手鼓舞会一类的宗教仪式”（The Joy Luck Club，28）。
另一方面，女儿薇弗莱觉得，找一个比自己小的白种人作丈夫没什么大不了的，而她的母亲钟林东却很难接受这一点；莱娜和丈夫实行AA制，因为他们认为“唯有这样才能排除一切捆绑感情的束缚，从而达到没有任何企图的相爱” （The Joy Luck Club，162）。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这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是不被人接受的。所以莱娜的母亲觉得夫妻应该共同承担家庭开支，彼此不该这样锱铢必较。
作为成长在美国的第二代华人，作者谭恩美的身上具备着双重文化和多重的视角。其作品《喜福会》之所以成为畅销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因为小说不仅向西方读者展现了一种异域文化而且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华裔的心声。第一代华裔在美国努力的生活却很难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他们固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也处于弱势社会中。所以他们希望孩子们能适应美国的环境，保留中国的人的性格。但第二代华裔从小生长在美国，深受美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对父母口中的中国文化置若罔闻，甚至觉得不可理喻。因此代表中美两种文化的两代华裔就会有很多误解和不理解之处。其实，中美两种文化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对世界的两种不同的认知体系。只有承认差异，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才能对世界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参考文献：
[1]Amy Tan.The Joy Luck Club.New York：Penguin Books，1989.
[2]程爱民，张瑞华.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喜福会》的文化解读[J].国外文学，2001，（03）.
[3]程爱民.论谭恩美小说中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J].南京师大学报，2001，（4）.
[4]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胡勇.文化的乡愁：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认同[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