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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南方写作”的实践与历史其来有自，但迟至2018年，在杨庆祥等学者和作家的讨论下，“新南方寫作”才由自发的零散论述进入自觉的理论建构①。其中，《南方文坛》2021年刊载的“新南方写作”专辑可谓一次集体亮相②。何谓“新南方写作”？它在文学地理上指的是“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③。其次，以汉语为最大前提，“新南方写作”对既有文学史叙述有所更新，它以捍卫“汉语书写主权”的姿态，对“华文文学”（以黄锦树等马来西亚华文小说家为代表）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系做出辩证性思考。因而，杨庆祥指出，“新南方应该指那些在地缘上更具有不确定和异质性的地理区域”，其重要向度是“要通过持续有效的书写来建构经典性，目前的创作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经典性已经完全建构起来，而新南方写作概念的提出，也是对这一经典性的召唤和塑形”④。杨庆祥所论，旨在矫正将华文文学孤悬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汉语史）之外的“进化论”与“离散论”观点，并提出以“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为标志，重新界定“新南方写作”。因此，“新南方写作”寻求的是“地理的与精神的同一性”，代表的是“基于文化价值共同体的想象性整合”⑤。
“新南方写作”召唤的是对“南方”（岭南、粤港澳大湾区、海南和东南亚新加坡等“南洋”地区和国家）现实经验新的想象和叙述，也是对旧的文学秩序的打破和重塑。在此理论的烛照下，笔者将马来西亚华人小说家黎紫书的《流俗地》纳入讨论，以期检视“新南方写作”的“经典”如何可能。
黎紫书是“马华”文学的后起之秀，其早期创作擅长“后设小说”（即“元小说”，meta-fiction），首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2010年）和微型小说集《微型黎紫书》（1999年）、短篇小说集《野菩萨》（2011年）等，便是此阶段的代表。写作二十余年后，黎紫书找到了独属于她的文学“飞地”和福地。《流俗地》裹挟着一股“异域”的南方之风：它以盲女银霞的视角，呈现锡都“楼上楼”几十年的风云流散，铺陈马来西亚当代社会的众生相。2018年，《流俗地》获“第三届马华长篇小说创作发表补助专案”支持⑥，2020年推出台版和马来西亚简体版后被评为“《亚洲周刊》2020年十大小说”，202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流俗地》大陆版（著名学者王德威和小说家王安忆联袂作序）。这部被黎紫书自称为“长卷浮世绘”⑦的小说在视角选择、时间设置和空间铺排上匠心独运。正是这些，使得它在日常性与文学性、本土性和世界性间取得平衡，呈现出“新南方写作”的新气象。
二
《流俗地》开篇采纳“说书人”的全知视角，徐徐铺开锡都（以黎紫书的马来西亚家乡怡保为原型）的山城风貌、街道布局，紧接着却以盲女银霞的视角切入，叙及银霞、细辉、拉祖三人的成长年月，描摹长达半个世纪的马来西亚当代社会风俗史和日常史。
银霞自幼眼盲，是医学和生理意义上的“视障患者”。她对世界的感知和体认有别于常人，但上天却赋予她别样的天赋：她对数字和文字敏感，又拥有惊人记忆力。她不仅能将一本《大伯公千字文》倒背如流，还能“像记谱一样，把这些地名路名以及大致的方向记下来，心里熟门熟路，像画了一张锡都的地图”⑧。凭借这些天赋，她成为“锡都无线德士”公司的台柱，荣登报纸，被锡都人民颂为“传奇”。古典叙事以全知视角为主，限知视角为辅，《流俗地》则创造性地转化了这一传统，如托多罗夫所言：“组成虚构世界的事例永远不可能‘靠自身’，而总是通过某种角度，凭借某种视点呈现在我们面前……‘真正的’视角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特性在虚构故事中都可以找到它的等同物。”⑨《流俗地》的全知视角隐于文本背后，银霞的盲眼化成为其“等同物”;此外，小说以不同人物如银霞母亲梁金妹（人称德士嫂）、细辉兄弟及其母亲何门方氏，乃至拉祖、马票嫂、莲珠等的辅助视角（副视角）穿插其中，他们身为“开眼人”，眼中所见、心中所思，与银霞的“盲眼”相互补充。在银霞“目力”不及之处，叙述者跳将出来，将银霞感知范围外的世界一一纳入，由此形成“众声喧哗”的“微型复调”叙事景观。不同视角的叠加和交替使用，构成了这部“描绘马华社会这几十年的风雨悲欢和人事流变”⑩在小说叙事上的显要特色。
当然，“盲眼”视角的选择不意味着叙事的一劳永逸。银霞既是故事参与者，又是叙述者/隐含作者（Impliedauthor）的替身，更是被叙述者（Narratee），因此成为联结文本与读者的“枢纽”。在互联网逐步普及、智能手机app叫车服务日渐取代“电召德士”的过程中，“锡都无线德士”和银霞的存在，成为展现锡都这座处于政治经济转型中的城市的有效载体。同时，不同阶层、背景人物的视角又引领读者涉足各色社会空间：“楼上楼”（包括楼下的商铺，如巴布理发师、关二哥的钟表店等）、百利来、喜临门酒楼、新社区（万乐花园、美丽园、山景花园）以及近打湖畔、伯公庙、密山新村盲人院（银霞在这里学习盲文、打字）等。锡都市民生活的“长卷浮世绘”便是如此展开的，对地域色彩的描摹，也依托于此。《流俗地》以盲女的听觉为叙事统摄，这是其与以往借风俗、风景等视觉来呈现地方性的小说最大的差异。
三
黎紫书在《流俗地》发愿要“描绘马华社会这几十年的风雨悲欢和人事流变”。既然如此，“几十年”与“风雨悲欢”“人事流变”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时间密度和长度因此产生变幻，二者相互依存、彼此掣肘。
除了盲眼视角，时间也是《流俗地》施加叙事魔法的阵地，具有点石成金之效。从故事时间上看，小说由失踪十年的大辉归来写起，以大辉归来后发生的故事收尾，并延展至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的联邦政府总统大选，最后在民众参与大选所掀起的狂热氛围中落下帷幕。但从叙述时间来看，以“归来”命名的章节被切分为两部分，一头一尾，构成叙述的圆环。我们可将这一“头尾相衔”的叙事时间比喻为一个容器，充盈其间的“故事时间”所含纳的是大辉失踪期间及此前此后发生的种种故事。不过《流俗地》并不严格遵照“编年体”（故事发生的自然顺序）进行铺排，而是动用了如“重复”“勾连”等手法，对故事情节（如“怀孕少女跳楼”事件、“百日宴”“红白事”等）及相关人物做出细描和渲染。 首先，小说中的人物都背负着沉重的过往：少女时期的银霞在密山新村盲人院求学时遇到了心仪的教师伊斯迈，又遭陌生人强暴（这变成她的阴影和心理负担，多年来挥之不去）;马票嫂下嫁过两回，第一任丈夫的陈氏家族对她百般奴役，再三刁难，她后来抱着孩子逃出生天，嫁给了曾在监狱七进七出的黑社会大哥、私会党徒“梁虾”（他们后来又成为银霞的“契爹”“契妈”）;细辉自幼体弱多病，患有严重哮喘，被“楼上楼”的邻居戏称“孱仔辉”（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高大、充满雄性气息的兄长大辉的阴影），孱弱的性格导致他婚后在妻子婵娟面前唯唯诺诺;婵娟在中学当老师时有学生因受到她的批评而坠楼致死（其母亲为了抗议学校的不作为，将灵车开进校园示威），多年来一直无法释怀，常在噩梦中撞见死去的女学生……写到这些人物时，小说便切换到他们各自的视角，并通过“倒叙”“插叙”“闪回”的方式，将过去与现在进行叙事上的联结。
其次，时间在《流俗地》里以“重复叙事”（重现）的方式被堆叠和呈现：时光虽然一去不返，但过去的记忆总是不断浮现并困扰当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小说借此一次次往返在過去与现在之间，人物的形象也由此得到立体化的塑造。换言之，《流俗地》人物众多，他们分布于不同职业与阶层，“故事时间”的重复叙述有利于对其“内心事件”进行“深描”。但凡《流俗地》里出现的人物，无一不有故事，无一不得到详尽刻画，人物群像的塑造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织就正是依靠这种叙述方式得到强化。
从结构上看，《流俗地》似乎是不同章节独立成篇，但它们彼此间却是有机结合的。黎紫书并不急于在单个章节中将某位人物的故事一次道完，而是留有空白——可谓传统说书“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现代变体。从叙事源流上看，《流俗地》既有罗兰·巴特口中的“经典小说”（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为代表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叙述者权威和叙事链条、小说系统与局部的紧密关联）的特色，又传承中国章回体白话小说（以《金瓶梅》《红楼梦》等为代表）的叙事传统——除了“人物接力”，还使用了诸如穿插和“藏闪”等缀段体小说惯用的方法：譬如小说“迦尼萨”一节写银霞在人民公园荡秋千摔伤、被年轻教员救了的情节11就与后半部分“顾老师”一节衔接起来（退休的顾老师，正是当年救助银霞的年轻教员）。这一笔，可谓“草灰伏线”。这是《流俗地》有别于既往的“家族史诗”式写法之处。
四
除了对“视角”和时间进行巧妙运用和调配，黎紫书更是将小说这支如椽大笔伸入以“锡都”为范本的马来社会空间的内部：从政治人物卡巴尔·辛格的人生起落、贯通马来西亚南北经济命脉的“南北大道”开通、亚洲金融风暴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大辉便因此而辞掉酒楼工作，当起了街头小贩）、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的改选等“大事件”，到顾老师的莲花精灵跑车、银霞在盲人院学习打字用的柏金斯点字机，乃至一只闻名乡野的南乳包、一只破旧的电子表等“小物体”;从锡都的多元社会风俗（华人尊崇的神明大伯公、印度教的象神迦尼萨），到民间偏方（如拉祖帮何门方氏捉翠鸟当药治愈了细辉的哮喘病）和都市怪谈（“楼上楼”频繁出没的“冤魂”）……小说里写到的几乎每样“实物”和“虚事”都其来有自。也就是说，黎紫书对在地经验的转换并没有堆砌“地方性知识”，也避免将《流俗地》写成依赖异域色彩以满足读者猎奇心的“方志小说”，其做法是将“世俗”与“人心”做入木三分的勾绘，工笔细描的背后是大开大阖的写意。这般笔力，“流而不俗”，区别于既往以展现地域色彩为己任的南方写作。
换言之，“世俗”与“人心”形成了支撑小说叙事结构的“拱券”结构。黎紫书以大量笔墨描绘了以“楼上楼”（曾为锡都城中最高楼）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空间，并以细辉和银霞各自所系的两段“家庭史”为情节线索，将外部环境的缓慢变化涵纳在长达几十年的人心流徙中。此处的重点当然还是对“人心”的聚焦，失去这一层，《流俗地》的文学魅力和写作野心都将无从附丽，大打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大辉、拉祖等男性角色，黎紫书笔下的女性人物更为饱满：银霞、马票嫂、蕙兰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总能在风浪过后，咬紧牙关，继续朝前，活出某种韧性和豁达来。从这个角度讲，黎紫书为马华文学贡献了少有的可以立得住的女性群像。黎紫书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称：“《流俗地》里的人物命运确实有不少让人感伤的……我没有用文字去放大它们，没有写成人物内心的淌血或嘶叫呐喊，而是让它过去了。是的，它们都过去了。书里的草民也就只是如此过日子，生存，走一步是一步，然后几十年便已如水流过。”12这点，李日康在《虎山行路——黎紫书〈流俗地〉》13一文有所提及。
然而，“几十年便已如水流过”并非一笔带过，《流俗地》虽以盲女为主角，并由她带出一座城和数十人的故事，但银霞的身世却是在小说结尾处才道出。如果说“点字机”一节叙及银霞学习盲文打字，借盲文触摸和认识世界，是在隐喻小说家书写未知世界的叙事困境，那么“囚”这一节则将此种困境推至更深层的境地，它从人性黑洞和“创伤记忆”的洞穴底部，打捞出银霞那颗伤痕累累的“心”。这里，已经事关“新南方写作”的叙事伦理了。
五
“新南方写作”并非定于一尊，《流俗地》在叙事上的匠心为反思“新南方写作”提供了有力参照。当然，黎紫书还必须被置于由张贵兴、李永平、黄锦树等“马华”小说家组成的坐标系中加以评判。诚如王德威所言：“张黄两人近作都触碰马华历史的非常时期，以书写作为干预政治、伦理的策略。黎紫书另辟蹊径，将焦点导向日常生活……她将题材下放到‘流俗’，以及个人化的潜意识闳域。”14这点，从小说的取名可见一斑。“流俗地”顾名思义指的是匹夫匹妇、世俗凡人生活的世界。董启章认为：“《流俗地》没有《告别的年代》那种立传写史的伟大意图，好像完全是为了说好一个故事和说一个好故事，所以在主题和形式两方面也贯彻了‘流俗’的宗旨。”15应该说，放低书写姿态，将“镜头”对准平头百姓的背后，正是一种“立传写史的伟大意图”，只是它被巧妙地隐于凡人俗事、方言俚语构筑起来的“流俗地”罢了。 《流俗地》展现了小说家如何将念兹在兹的“乡情”融于小说的非凡才能。相比《告别的年代》，《流俗地》无意于书写国族寓言等沉重的历史。殖民地文化、“解殖”抗争、种族歧视、身份认同等历史，既是黎紫书这一辈作家必须直面和“解构”的对象，又是其挣脱“马华”文学的“雨林传奇”与“暴力书写”（以张贵兴的长篇小说《野猪渡河》和黄锦树的小说集《乌暗暝》为代表）模式的对照物。身处“异域”的黎紫书，当然深知其抗争的对象为何物，要写出马来西亚的当代“浮世绘”，就必须踏上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流俗地》将“世俗”寄托在细腻绵长的“人心”变革之上的写法，为现代汉语小说立下了标杆，它警醒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对照、“抵抗”中，“新南方写作”才能永葆活力。
【注释】
①“新南方写作”相关讨论参见陈培浩：《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陈崇正的小说之旅》，《文艺报》2018年11月9日;2018年11月，花城笔会在潮州举行，会间杨庆祥、王威廉、朱山坡、林森、陈崇正等人热烈讨论了“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的学术可能性，认为它应该成为阐释当下广大南方以南写作现象的批评装置;杨庆祥：《在大湾区有没有出现粤语经典文学和未来文学的可能》，“凤凰网”2019年8月29日，http：//culture.ifeng.com/c/7pWy4WN8TRA;2020年，《韩山师范学院学报》推出了“新南方写作”评论专辑，对罗伟章、卢一萍、朱山坡、林森、王威廉、陈崇正等6位“新南方写作”作家进行评论，见陈培浩等：《“新南方写作”研究》，《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杨庆祥等：《批评论坛·新南方写作》，《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唐诗人：《新南方写作与黑色浪漫主义者路魆》，《青年作家》2021年第7期。
②《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批评论坛·新南方写作”收录了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东西《南方“新”起来了》、林白《重新看见南方》、林森《蓬勃的陌生——我所理解的新南方写作》、朱山坡《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异样的景观》、曾攀《“南方”的复魅与赋形》等6篇文章。
③张燕玲：《“批评论坛·新南方写作”编者按》，《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④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⑤曾攀：《“南方”的复魅与赋形》，《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⑥见《2018“长篇小说创作发表专案”暨“马华长篇小说创作发表专案”补助结果揭晓》，https：//www.ncafroc.org.tw/news_detail.html？id=49885.
⑦⑧⑩11[马来西亚]黎紫书：《流俗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第464、112、471、79-80页。
⑨[法]茨维坦·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载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90，第27頁。
12陈宇昕：《完成〈流俗地〉，黎紫书终自称小说家》，《联合早报》2020年5月14日，https：//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ulture/story20200514-1053155.
13李日康：《虎山行路——黎紫书〈流俗地〉》，《别字·字花》（香港）2020年第三十期。
14王德威：《盲女古银霞的奇遇——〈流俗地〉代序》，载黎紫书《流俗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第17页。
（林培源，暨南大学文学院）
“新南方写作”的实践与历史其来有自，但迟至2018年，在杨庆祥等学者和作家的讨论下，“新南方寫作”才由自发的零散论述进入自觉的理论建构①。其中，《南方文坛》2021年刊载的“新南方写作”专辑可谓一次集体亮相②。何谓“新南方写作”？它在文学地理上指的是“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③。其次，以汉语为最大前提，“新南方写作”对既有文学史叙述有所更新，它以捍卫“汉语书写主权”的姿态，对“华文文学”（以黄锦树等马来西亚华文小说家为代表）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系做出辩证性思考。因而，杨庆祥指出，“新南方应该指那些在地缘上更具有不确定和异质性的地理区域”，其重要向度是“要通过持续有效的书写来建构经典性，目前的创作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经典性已经完全建构起来，而新南方写作概念的提出，也是对这一经典性的召唤和塑形”④。杨庆祥所论，旨在矫正将华文文学孤悬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汉语史）之外的“进化论”与“离散论”观点，并提出以“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为标志，重新界定“新南方写作”。因此，“新南方写作”寻求的是“地理的与精神的同一性”，代表的是“基于文化价值共同体的想象性整合”⑤。
“新南方写作”召唤的是对“南方”（岭南、粤港澳大湾区、海南和东南亚新加坡等“南洋”地区和国家）现实经验新的想象和叙述，也是对旧的文学秩序的打破和重塑。在此理论的烛照下，笔者将马来西亚华人小说家黎紫书的《流俗地》纳入讨论，以期检视“新南方写作”的“经典”如何可能。
黎紫书是“马华”文学的后起之秀，其早期创作擅长“后设小说”（即“元小说”，meta-fiction），首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2010年）和微型小说集《微型黎紫书》（1999年）、短篇小说集《野菩萨》（2011年）等，便是此阶段的代表。写作二十余年后，黎紫书找到了独属于她的文学“飞地”和福地。《流俗地》裹挟着一股“异域”的南方之风：它以盲女银霞的视角，呈现锡都“楼上楼”几十年的风云流散，铺陈马来西亚当代社会的众生相。2018年，《流俗地》获“第三届马华长篇小说创作发表补助专案”支持⑥，2020年推出台版和马来西亚简体版后被评为“《亚洲周刊》2020年十大小说”，202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流俗地》大陆版（著名学者王德威和小说家王安忆联袂作序）。这部被黎紫书自称为“长卷浮世绘”⑦的小说在视角选择、时间设置和空间铺排上匠心独运。正是这些，使得它在日常性与文学性、本土性和世界性间取得平衡，呈现出“新南方写作”的新气象。
二
《流俗地》开篇采纳“说书人”的全知视角，徐徐铺开锡都（以黎紫书的马来西亚家乡怡保为原型）的山城风貌、街道布局，紧接着却以盲女银霞的视角切入，叙及银霞、细辉、拉祖三人的成长年月，描摹长达半个世纪的马来西亚当代社会风俗史和日常史。
银霞自幼眼盲，是医学和生理意义上的“视障患者”。她对世界的感知和体认有别于常人，但上天却赋予她别样的天赋：她对数字和文字敏感，又拥有惊人记忆力。她不仅能将一本《大伯公千字文》倒背如流，还能“像记谱一样，把这些地名路名以及大致的方向记下来，心里熟门熟路，像画了一张锡都的地图”⑧。凭借这些天赋，她成为“锡都无线德士”公司的台柱，荣登报纸，被锡都人民颂为“传奇”。古典叙事以全知视角为主，限知视角为辅，《流俗地》则创造性地转化了这一传统，如托多罗夫所言：“组成虚构世界的事例永远不可能‘靠自身’，而总是通过某种角度，凭借某种视点呈现在我们面前……‘真正的’视角所具有的多方面的特性在虚构故事中都可以找到它的等同物。”⑨《流俗地》的全知视角隐于文本背后，银霞的盲眼化成为其“等同物”;此外，小说以不同人物如银霞母亲梁金妹（人称德士嫂）、细辉兄弟及其母亲何门方氏，乃至拉祖、马票嫂、莲珠等的辅助视角（副视角）穿插其中，他们身为“开眼人”，眼中所见、心中所思，与银霞的“盲眼”相互补充。在银霞“目力”不及之处，叙述者跳将出来，将银霞感知范围外的世界一一纳入，由此形成“众声喧哗”的“微型复调”叙事景观。不同视角的叠加和交替使用，构成了这部“描绘马华社会这几十年的风雨悲欢和人事流变”⑩在小说叙事上的显要特色。
当然，“盲眼”视角的选择不意味着叙事的一劳永逸。银霞既是故事参与者，又是叙述者/隐含作者（Impliedauthor）的替身，更是被叙述者（Narratee），因此成为联结文本与读者的“枢纽”。在互联网逐步普及、智能手机app叫车服务日渐取代“电召德士”的过程中，“锡都无线德士”和银霞的存在，成为展现锡都这座处于政治经济转型中的城市的有效载体。同时，不同阶层、背景人物的视角又引领读者涉足各色社会空间：“楼上楼”（包括楼下的商铺，如巴布理发师、关二哥的钟表店等）、百利来、喜临门酒楼、新社区（万乐花园、美丽园、山景花园）以及近打湖畔、伯公庙、密山新村盲人院（银霞在这里学习盲文、打字）等。锡都市民生活的“长卷浮世绘”便是如此展开的，对地域色彩的描摹，也依托于此。《流俗地》以盲女的听觉为叙事统摄，这是其与以往借风俗、风景等视觉来呈现地方性的小说最大的差异。
三
黎紫书在《流俗地》发愿要“描绘马华社会这几十年的风雨悲欢和人事流变”。既然如此，“几十年”与“风雨悲欢”“人事流变”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时间密度和长度因此产生变幻，二者相互依存、彼此掣肘。
除了盲眼视角，时间也是《流俗地》施加叙事魔法的阵地，具有点石成金之效。从故事时间上看，小说由失踪十年的大辉归来写起，以大辉归来后发生的故事收尾，并延展至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的联邦政府总统大选，最后在民众参与大选所掀起的狂热氛围中落下帷幕。但从叙述时间来看，以“归来”命名的章节被切分为两部分，一头一尾，构成叙述的圆环。我们可将这一“头尾相衔”的叙事时间比喻为一个容器，充盈其间的“故事时间”所含纳的是大辉失踪期间及此前此后发生的种种故事。不过《流俗地》并不严格遵照“编年体”（故事发生的自然顺序）进行铺排，而是动用了如“重复”“勾连”等手法，对故事情节（如“怀孕少女跳楼”事件、“百日宴”“红白事”等）及相关人物做出细描和渲染。 首先，小说中的人物都背负着沉重的过往：少女时期的银霞在密山新村盲人院求学时遇到了心仪的教师伊斯迈，又遭陌生人强暴（这变成她的阴影和心理负担，多年来挥之不去）;马票嫂下嫁过两回，第一任丈夫的陈氏家族对她百般奴役，再三刁难，她后来抱着孩子逃出生天，嫁给了曾在监狱七进七出的黑社会大哥、私会党徒“梁虾”（他们后来又成为银霞的“契爹”“契妈”）;细辉自幼体弱多病，患有严重哮喘，被“楼上楼”的邻居戏称“孱仔辉”（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高大、充满雄性气息的兄长大辉的阴影），孱弱的性格导致他婚后在妻子婵娟面前唯唯诺诺;婵娟在中学当老师时有学生因受到她的批评而坠楼致死（其母亲为了抗议学校的不作为，将灵车开进校园示威），多年来一直无法释怀，常在噩梦中撞见死去的女学生……写到这些人物时，小说便切换到他们各自的视角，并通过“倒叙”“插叙”“闪回”的方式，将过去与现在进行叙事上的联结。
其次，时间在《流俗地》里以“重复叙事”（重现）的方式被堆叠和呈现：时光虽然一去不返，但过去的记忆总是不断浮现并困扰当下人们的精神世界。小说借此一次次往返在過去与现在之间，人物的形象也由此得到立体化的塑造。换言之，《流俗地》人物众多，他们分布于不同职业与阶层，“故事时间”的重复叙述有利于对其“内心事件”进行“深描”。但凡《流俗地》里出现的人物，无一不有故事，无一不得到详尽刻画，人物群像的塑造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织就正是依靠这种叙述方式得到强化。
从结构上看，《流俗地》似乎是不同章节独立成篇，但它们彼此间却是有机结合的。黎紫书并不急于在单个章节中将某位人物的故事一次道完，而是留有空白——可谓传统说书“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现代变体。从叙事源流上看，《流俗地》既有罗兰·巴特口中的“经典小说”（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为代表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中叙述者权威和叙事链条、小说系统与局部的紧密关联）的特色，又传承中国章回体白话小说（以《金瓶梅》《红楼梦》等为代表）的叙事传统——除了“人物接力”，还使用了诸如穿插和“藏闪”等缀段体小说惯用的方法：譬如小说“迦尼萨”一节写银霞在人民公园荡秋千摔伤、被年轻教员救了的情节11就与后半部分“顾老师”一节衔接起来（退休的顾老师，正是当年救助银霞的年轻教员）。这一笔，可谓“草灰伏线”。这是《流俗地》有别于既往的“家族史诗”式写法之处。
四
除了对“视角”和时间进行巧妙运用和调配，黎紫书更是将小说这支如椽大笔伸入以“锡都”为范本的马来社会空间的内部：从政治人物卡巴尔·辛格的人生起落、贯通马来西亚南北经济命脉的“南北大道”开通、亚洲金融风暴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大辉便因此而辞掉酒楼工作，当起了街头小贩）、马来西亚联邦政府的改选等“大事件”，到顾老师的莲花精灵跑车、银霞在盲人院学习打字用的柏金斯点字机，乃至一只闻名乡野的南乳包、一只破旧的电子表等“小物体”;从锡都的多元社会风俗（华人尊崇的神明大伯公、印度教的象神迦尼萨），到民间偏方（如拉祖帮何门方氏捉翠鸟当药治愈了细辉的哮喘病）和都市怪谈（“楼上楼”频繁出没的“冤魂”）……小说里写到的几乎每样“实物”和“虚事”都其来有自。也就是说，黎紫书对在地经验的转换并没有堆砌“地方性知识”，也避免将《流俗地》写成依赖异域色彩以满足读者猎奇心的“方志小说”，其做法是将“世俗”与“人心”做入木三分的勾绘，工笔细描的背后是大开大阖的写意。这般笔力，“流而不俗”，区别于既往以展现地域色彩为己任的南方写作。
换言之，“世俗”与“人心”形成了支撑小说叙事结构的“拱券”结构。黎紫书以大量笔墨描绘了以“楼上楼”（曾为锡都城中最高楼）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空间，并以细辉和银霞各自所系的两段“家庭史”为情节线索，将外部环境的缓慢变化涵纳在长达几十年的人心流徙中。此处的重点当然还是对“人心”的聚焦，失去这一层，《流俗地》的文学魅力和写作野心都将无从附丽，大打折扣。
值得一提的是，相比大辉、拉祖等男性角色，黎紫书笔下的女性人物更为饱满：银霞、马票嫂、蕙兰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总能在风浪过后，咬紧牙关，继续朝前，活出某种韧性和豁达来。从这个角度讲，黎紫书为马华文学贡献了少有的可以立得住的女性群像。黎紫书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称：“《流俗地》里的人物命运确实有不少让人感伤的……我没有用文字去放大它们，没有写成人物内心的淌血或嘶叫呐喊，而是让它过去了。是的，它们都过去了。书里的草民也就只是如此过日子，生存，走一步是一步，然后几十年便已如水流过。”12这点，李日康在《虎山行路——黎紫书〈流俗地〉》13一文有所提及。
然而，“几十年便已如水流过”并非一笔带过，《流俗地》虽以盲女为主角，并由她带出一座城和数十人的故事，但银霞的身世却是在小说结尾处才道出。如果说“点字机”一节叙及银霞学习盲文打字，借盲文触摸和认识世界，是在隐喻小说家书写未知世界的叙事困境，那么“囚”这一节则将此种困境推至更深层的境地，它从人性黑洞和“创伤记忆”的洞穴底部，打捞出银霞那颗伤痕累累的“心”。这里，已经事关“新南方写作”的叙事伦理了。
五
“新南方写作”并非定于一尊，《流俗地》在叙事上的匠心为反思“新南方写作”提供了有力参照。当然，黎紫书还必须被置于由张贵兴、李永平、黄锦树等“马华”小说家组成的坐标系中加以评判。诚如王德威所言：“张黄两人近作都触碰马华历史的非常时期，以书写作为干预政治、伦理的策略。黎紫书另辟蹊径，将焦点导向日常生活……她将题材下放到‘流俗’，以及个人化的潜意识闳域。”14这点，从小说的取名可见一斑。“流俗地”顾名思义指的是匹夫匹妇、世俗凡人生活的世界。董启章认为：“《流俗地》没有《告别的年代》那种立传写史的伟大意图，好像完全是为了说好一个故事和说一个好故事，所以在主题和形式两方面也贯彻了‘流俗’的宗旨。”15应该说，放低书写姿态，将“镜头”对准平头百姓的背后，正是一种“立传写史的伟大意图”，只是它被巧妙地隐于凡人俗事、方言俚语构筑起来的“流俗地”罢了。 《流俗地》展现了小说家如何将念兹在兹的“乡情”融于小说的非凡才能。相比《告别的年代》，《流俗地》无意于书写国族寓言等沉重的历史。殖民地文化、“解殖”抗争、种族歧视、身份认同等历史，既是黎紫书这一辈作家必须直面和“解构”的对象，又是其挣脱“马华”文学的“雨林传奇”与“暴力书写”（以张贵兴的长篇小说《野猪渡河》和黄锦树的小说集《乌暗暝》为代表）模式的对照物。身处“异域”的黎紫书，当然深知其抗争的对象为何物，要写出马来西亚的当代“浮世绘”，就必须踏上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流俗地》将“世俗”寄托在细腻绵长的“人心”变革之上的写法，为现代汉语小说立下了标杆，它警醒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对照、“抵抗”中，“新南方写作”才能永葆活力。
【注释】
①“新南方写作”相关讨论参见陈培浩：《新南方写作的可能性——陈崇正的小说之旅》，《文艺报》2018年11月9日;2018年11月，花城笔会在潮州举行，会间杨庆祥、王威廉、朱山坡、林森、陈崇正等人热烈讨论了“新南方写作”这个概念的学术可能性，认为它应该成为阐释当下广大南方以南写作现象的批评装置;杨庆祥：《在大湾区有没有出现粤语经典文学和未来文学的可能》，“凤凰网”2019年8月29日，http：//culture.ifeng.com/c/7pWy4WN8TRA;2020年，《韩山师范学院学报》推出了“新南方写作”评论专辑，对罗伟章、卢一萍、朱山坡、林森、王威廉、陈崇正等6位“新南方写作”作家进行评论，见陈培浩等：《“新南方写作”研究》，《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杨庆祥等：《批评论坛·新南方写作》，《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唐诗人：《新南方写作与黑色浪漫主义者路魆》，《青年作家》2021年第7期。
②《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批评论坛·新南方写作”收录了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东西《南方“新”起来了》、林白《重新看见南方》、林森《蓬勃的陌生——我所理解的新南方写作》、朱山坡《新南方写作是一种异样的景观》、曾攀《“南方”的复魅与赋形》等6篇文章。
③张燕玲：《“批评论坛·新南方写作”编者按》，《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④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⑤曾攀：《“南方”的复魅与赋形》，《南方文坛》2021年第3期。
⑥见《2018“长篇小说创作发表专案”暨“马华长篇小说创作发表专案”补助结果揭晓》，https：//www.ncafroc.org.tw/news_detail.html？id=49885.
⑦⑧⑩11[马来西亚]黎紫书：《流俗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第464、112、471、79-80页。
⑨[法]茨维坦·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载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重庆出版社，1990，第27頁。
12陈宇昕：《完成〈流俗地〉，黎紫书终自称小说家》，《联合早报》2020年5月14日，https：//www.zaobao.com.sg/zlifestyle/culture/story20200514-1053155.
13李日康：《虎山行路——黎紫书〈流俗地〉》，《别字·字花》（香港）2020年第三十期。
14王德威：《盲女古银霞的奇遇——〈流俗地〉代序》，载黎紫书《流俗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第17页。
（林培源，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