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新权威主义理论的代表学者，萧功秦先生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一直伴随着争议。
　　早在1980年代后期，他率先提出新权威主义理论时，不少人怀疑其动机，与他私交甚好的一位学界友人甚至声称要与其“断交”。时过境迁，当新权威主义如今已成为中国当代政治实践的“脚本”时，他仍不时遭到外界的讥抨。
　　也许这就是新权威主义学者的宿命：当其他知识分子都把“对体制的批判”作为其道德起点时，任何为现存体制“辩护”的人理所当然地会被视作政治的投机者，而鲜有人去细究该理论是否真的有解释力。但熟悉萧功秦的人都知道，就是这位在外界看来竟胆敢为现存秩序“点赞”的人，多年来却未争取过体制内的任何科研课题。这种在治学的“自我边缘化”在学界中也堪称罕见。
　　30年来，萧功秦致力于当代中国政治、20世纪中国政治史、百年来的社会思潮研究，被国际学术界认为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学者。
　　2014年3月初，围绕中国的改革与民主等热点话题，《南风窗》记者对萧功秦教授进行了采访。

以中道求共识

　　《南风窗》：我们先从国人关心的时局谈起。我个人的一点体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后，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普通民众对现实的焦虑感和对未来的迷茫感均有所减轻，对中央的新期待又在聚敛。与之同时，近几年风头正劲的“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思潮似乎又在萎缩。
　　萧功秦：对于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可以放到一个中期的历史视野里来观察。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先后面临着两大激进主义思潮的挑战：最初，挑战来自于右的激进西化派，但进入1990年代，这股力量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此后，否定改革开放、左的一套的党内保守派开始活跃起来，1992年邓小平通过“南方谈话”，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左右两种政治势力先后被边缘化，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与秩序基本形成了。
　　但此后的几十年，由政府主导的“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一方面实现了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与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权力庇护网和自利化，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等。最典型的是，那些与政府部门密切有关的企业、单位、官员与利益集团，在培育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用本身与政府关系的特殊地位，有更多的获利机会，这种利益还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固化与垄断化，于是形成结构性的“近水楼台效应”，由此而产生社会不公、腐败、各种矛盾与问题等。因此，近年来，社会不满情绪上升，群体事件层出不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被边缘化的两种激进主义思潮—“新‘文革’思潮”与“西化自由主义”思潮，最近几年，在改革又陷入停滞的时期，又开始进入活跃期。
　　正如我此前多次讲到的那样，无论是左的“新‘文革’思潮”，还是右的“西化自由主义”，这两种激进主义思潮都是对中国当下同一“病灶”开出的药方，只是这两剂药方的内容大相径庭，在价值取向上也完全相反。但是，这两种激进主义思潮都对现存秩序构成了潜在的巨大挑战。它们把复杂的中国问题与矛盾，打包成一个简单的、通俗易懂的政治口号，来吸引大众。比如，“新‘文革’”思潮是要通过所谓的“反对走资本主义”的“文革”运动来恢复改革以前的旧体制，“西化自由主义”则主张通过一步到位的多党制选举政治来实现所谓的自由民主。
　　值得警惕的是，这两种思潮在民间都有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础，都能形成动员民众政治化的“广场效应”。但不管是左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还是右的西化民主的民粹主义，都将使中国陷入高度不稳定的甚至分裂的社会状态。“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紧迫的急需回答的重大问题，这正是新一届中央上台执政时的历史背景。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施一年多来，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重启改革的动作与可能，整个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的焦虑感也在减轻。
　　我预估，在短期三五年内，如果“改革60条”逐步得到落实，那么，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不满情绪与焦虑情绪将会逐渐化解和稀释。如果改革进展顺利的话，从中期来看，即5到8年时间，原先受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思潮影响的人们，将会逐渐向温和的中道理性方向靠拢，而坚持极端思潮的人们将会失去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进而再次走向边缘化。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未来10到15年，随着极端主义的社会心态基础的逐渐消失，随着中等收入人群数量的增加，中国将成为橄榄型结构的中产阶层社会。在那种情况下，中道理性将有可能成为社会共识的基础。我一直认为，民主的真正基础不是简单的多元竞争，而是以温和与中道为基础的社会共识。如果中道、理性的社会共识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强大，那么，中国民主化时代就会水到渠成地到来。当然，这是指比较顺利的发展大趋势而言。

3个“30年”

　　《南风窗》：提到中国的民主前景，你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比如，你认为民主既不能一蹴而就，也无法自然移植，你强调民主具有演化性，构成成熟的民主的许多要件，只能从社会内部自然发育与演化出来，所以，民主不可急于求成，不可照搬西方的“模板”。但我也听到有人提出疑问了：既然西方的科技、医学，我们可以拿来就用，为何“民主”偏偏不行？
　　萧功秦：民主是一种美好的制度和价值追求。但制度是在适应环境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受制于自身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环境的制约。也就是，作为社会秩序与人类游戏规则的社会制度，它的形成并不是人类理性的设计，而是人类在长期地适应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是长期以来不断试错的结果。
　　我举个例子。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是当时的社会精英们最关心的问题。孙中山提出，既然创设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我们就要采用最新的制度，也就是当时最先进的议会民主政治。孙中山有个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说，好比中国已经造好了铁路，我们是要买新发明的火车头，还是买老式的火车头？当然要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他进一步说，开明专制就是旧的火车头，议会民主政治就是新的火车头。既然西方已经有设计好、制造好的议会民主政治这个新的、先进的火车头，我们就要可以搬过来用。然而，事实证明，由于中国人没有多党制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遵循游戏规则的意识和条件，比如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法治意识、契约观念、中产阶层、国民教育水平等等，所以这种移植来的制度在中国很快就失败了。另外，宋教仁设计的临时约法体系，是为了限制袁世凯这个政敌而专门设计出来的，在实践中根本难以操作，除了绑住总统手脚，起不了治理国家的作用，这也造成袁世凯的反弹，由此产生的无穷尽的党争，使原来的制度设计缺陷雪上加霜。这段历史说明，“制度普适论”或者“制度决定论”确实存在着问题。 　　我们可以把各国实现民主的路径分为内生型（如英国与一些欧洲国家）与外生型（如许多后发展国家），前者的各种支持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是在社会内部长期演化出来的，后者则是把西方民主制度的规则直接从外部移植进来的。一般而言，外生性民主体制如果缺乏足以支持多元民主的传统因素，就很容易发生“淮桔为枳，迁地弗良”的后果。近年来，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的民主化的实践也很能说明问题。苏东剧变后，原苏联的一些国家就在民主化与市场化的过程中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北非、中东一些国家爆发的“革命”也把国家带入了动荡和内战中。前几年泰国的“红衫军”、“黄衫军”的内斗，也使泰国陷入了动荡之中。为什么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属于外生型民主国家，它们在历史上缺乏议会民主的历史传统，他们的政治文化中也缺乏契约性的游戏规则意识与妥协态度，没有经过训练的多党竞争使国家陷入短期或长期的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正因为如此，中国要推进民主，就一定要注意社会内部支持民主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生长与演化的程度，这些因素发展得越充分，中国未来推行民主的质量就越好。中国要尽可能避免外生型民主改革可能造成的条件缺位，以及由此产生的脱序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所致力的民生建设与文化建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起到民主的园丁的作用。
　　《南风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推进民主进程中无所作为。所以，你提出了民主路线图，并提出了3个“30年”的观点。其内在逻辑是什么？
　　萧功秦：对。我提出了“五步走”的民主路线图。分别是：经济转型，经济起飞，民生建设，公民社会，宪政民主。从时间阶段上看，我提出了3个“30年”的阶段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眼下的第二个30年，应该以民生建设与培育公民社会为中心；到了第三个30年，就是发展成熟的宪政民主为中心的时期。目前我们已基本实现了前几个阶段的任务，现在正进入第二个“30年”的阶段。
　　这其中的内在逻辑是：只有经济转型和繁荣了，才能有条件实现以扶持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为重心的民生建设。同样，也只有民生建设为基础的经济公平的实现，才能化解社会矛盾与阶层冲突，建立起不是对抗政府，而是以自我管理为主要目标的公民社会。最后一环，只有公民社会环境下的大众的自我民主训练，才能形成妥协性的民主规则，为宪政民主的水到渠成，提供社会与文化的保证。前面4个阶段，都是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阶段的到来，积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条件。
　　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还有着太多的课要补。如果想超越发展阶段，试图一步到位地建立起民主制度，以为这样就能实现中国民主，这是一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超阶段论”。

邓小平改革与苏联改革成败的启示

　　《南风窗》：回到眼下公众关注的改革话题。我们知道，改革能否成功，不仅仅是改革者是否有勇气和胆略，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改革的策略和操作上的技巧。比如，现在大家关心的，如何破除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的问题。你是历史学者，能否帮我们从历史上的一些改革案例中梳理出一些启示？
　　萧功秦：研究历史上的一些改革案例可以发现，一场官僚体制下的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改革派能否取得广大处于中间状态的温和派的支持，以及能否让既得利益集团保持有限的支持或中立，只有这样才能使反对变革的保守派被孤立。
　　清朝的戊戌变法能给我们很多启发。这场改革的发起者是由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为主导的。这些少壮派变法人士精力充沛，有着强烈的改革热忱，也比洋务派精英有着更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与世界眼光。但是，戊戌变法最终恰恰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我认为根本性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主导改革的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这些“书生政治家”在从政之前，长期远离政治中心，缺乏在体制内的经验和政治活动的历练，他们在提出变革举措时，往往过于理想主义，不切实际、不知妥协。二是，主导改革的少壮派，他们心态上的危机感和焦虑感妨碍了他们作出理性的政治决策。正是在激进变法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100天的时间内，发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彼此之间几乎都不配套。变法派以一种迅速的、彻底的、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来推动改革，这样，势必会过多地触犯到广大官员的既得利益。结果，在改革推行过程中，极端反对变革的保守派（如徐桐、倭仁等人）、曾经一度有限地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如慈禧与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如张之洞等人）这3股政治势力结成了“神圣同盟”，共同反对康有为等激进派的改革。戊戌变法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关于改革的同盟军问题，一般来说，当政的改革派精英在推行改革深入进行的阶段时，会面对来自守旧势力以及激进的知识分子自由派的双重挑战。处于两种政治势力压力下的中间派改革家，如果处理不妥，就会在两极压力的互动过程中被边缘化。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我国邓小平的改革的案例来分析。邓小平的政治策略，就在于他巧妙地采取了“中间偏保守”的联盟策略，先联合“保守”的一方面，共同制衡自由派激进势力，并使之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之后，邓小平又不失时机地在1992年“南方谈话”以后，破除保守势力的阻碍，通过引用大批技术专家型官员来充实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反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实际上是作为改革的中间派，与当时的激进派（叶利钦）建立联盟，这种“中间—激进联盟”事后被证明是最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戈尔巴乔夫与激进派的叶利钦结盟时，激进派掌握的话语优势，能够相当有效地瓦解戈尔巴乔夫所掌握的共产党的组织资源，来使共产党组织被“妖魔化”，成批共产党人纷纷退党，共产党组织在这种冲击下渐渐瓦解。而戈尔巴乔夫由于从此失去了党组织的权力基础，成为政治上的空架子而最终失败。
　　通过比较中国和苏联的改革，就会看到新权威主义体制对于传统大型国家改革的优越性。可以说，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务实的、渐进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的成功；而苏联改革的失败，则是浪漫的激进民主自由主义模式改革的失败。叶利钦在辞职的电视演说中也向全国人民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他说，“我在辞职时，有一句话必须要告诉俄罗斯人民，我对不起你们，我曾经以为在一夜之间通过举手之劳，俄罗斯就可以告别极权黑暗的过去，进入光明富裕的未来，我的想法落空了，想得太天真了，事情要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这句话我想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