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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不仅会刻在人的心里，还会流淌在血脉中。
每当身体不好时，我会莫明其妙地梦见故去的亲人。如我的姥姥、父亲，还有靳选之老师。梦见他们身体依然健康，战胜了病魔。好像他们并没有死，死只是一种假象，他们还活者并且很好。梦里的我恍然大悟。一切仿佛回到了从前。
我十三四岁时开始练书法。每天着魔似地在家练字，冬天穿着军用棉裤、棉鞋，夏天不用风扇也不随家人到附近河边乘凉，一个人在家恭恭敬敬地练颜真卿、柳公权。父亲的朋友到家里看到我写字，就问跟谁学的？我说没有老师，他就主动要给我介绍。第二天，我到他们单位，他便把靳选之老师介绍给我。靳先生就成了我书法的启蒙老师。
那时，靳老师在开封大相国寺管理处外宾接待室工作，专门给国内外来开封参观游览的贵宾写书法。开封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七朝古都，尤其是赫赫有名的宋代，给开封留下很多文坛佳话。这里的民风崇尚书画笔墨，并以书画为相赠最高礼物。当时，市里领导常把靳老师的墨迹赠给来往古城的重要客人，有中外国家领导人，还有中外知识界、文化界的名人。
大相国寺内宁静、古雅，大雄宝殿里有千手千眼佛，进大门处有大肚弥勒和尚，寺内两旁是管理处办公厢房。当时，群众艺术馆在一进大门的左侧，寺院走到底是藏经楼。靳老师和现任开封市副市长的陈国桢先生就在藏经楼上办公。数百平米的空间，两人一分为二，一边放一张大案子，两人每天上班一边一个就是在案子写字画画。那时，藏经楼是不允许外人随便参观的，而我是这里的“常客”。我每星期都会拿着临写的颜真卿《东方朔画赞》《颜勤礼》《麻姑仙坛》《争座位》《祭侄稿》等字帖让靳老师批改。靳老师在我临习的字上认真用红笔纠正。印象最深的就是颜字的竖勾“在出锋时要先回锋按下去，再提笔出锋”，他告诉我要硬着手腕写横折，还要用肘力。写“捺”时应该调整笔锋，先提笔再送出去。
每次去藏经楼，我都非常欢喜，幻想何时自己也能在这样静雅的地方工作，有这样宽敞的书房，有这样一张大案子能天天写字真是莫大的幸福。当老师有书写任务，我就为老师拉纸，这样，就可以在看他写字时注意他如何用笔。老师在一张整纸上写一个寿字或龙字，那么大那样有气势，让我非常震撼！并且羡慕！那个年代写字没有润格，谁高兴就轻松地开口索要，这样，靳老师就得忙乎半天，还要搭上宣纸，还有永远也还不完的“笔墨帐”。有一天在为老师拉纸时，我认真地观察他的手是如何运笔的，我发现他的食指指甲盖深深地陷进了肉里，这难道是练字太过用功造成的？如此想来，心里就非常沉重，方才意识到写好书法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心里对老师更加敬仰了。
老师和师母非常关心我。记得那时因为家里穷，冬天常穿一件部队发的军大衣。有一次，冬天我穿着军大衣骑自行车去看望老师。他看我穿着笨重的大衣骑自行车就说，女孩子穿大衣骑自行车上下不方便，要注意安全。简单的一句提醒的话，却让我感到一股暖流流到了心里，热乎乎的。心想老师这么关心我，不仅教我写字，还教导我要合理的衣着，这份如父母般的疼爱，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那时靳老师家在开封商业大院。院子狭窄且深，约有半条街长，我家住在包府坑边的板楼，那时的居民楼没有院墙，家门朝着路，也没有风水冲不冲这一说，可也没见哪家有什么大福和大祸，更没有今天哪里着火，明天哪里楼塌，日子在平淡中平常着。我家离老师家很近。夏天有时会穿着拖鞋去老师家，靳老师看到就说，以后不要穿拖鞋以防走快时摔倒。还有一次他见我边走边磕瓜子，说这样不好，不文雅又不卫生。这些我统统都记住了，到现在我也基本不吃零食。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晚上我去老师家，他的书房很小仅有七八平米，窗子下面放一个四方桌，算是书桌。我去了以后就和老师分别俯在桌子两端各写各的，谁也不多言语。当时，正值80年代后期，王铎书风靡全国，靳老师有一本大十六开本的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铎书法作品集》，我就用一张透明纸双勾。靳老师则用笔双勾智永的小草千字文。偶尔说了一句：“书不入魏晋没有格调，行草书必须上溯魏晋。”晚上10点多时，师母端来了一碗荷包蛋，一碟杏仁凉拌黄瓜让我吃。虽然老人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这份特别的亲情。不像现在的人嘴上说的特别亲特别近，可是你心里就是觉得很远，或者根本挨不着边，过不了几天就不见踪影了。这份亲情一直到现在都温暖着我，每当我有了一点点小进步，就想若是靳老师和师母还在该多高兴啊！每逢过年时，老两口一定要我在他们家里吃一顿饭，烧一条黄河大鲤鱼，炒一盘我爱吃的肉丝炒韭黄。师娘啊！当年那个爱吃你做的饭的小姑娘再也吃不上你亲手炒的菜了。师娘待我的亲不用言语，却很真切，更难以忘怀。
每到过年时，拿着父母为我准备的两条鲜活的鲤鱼去看望老师。临回家时，老师必然会给我回一份礼，有时是一瓶香油，有时是一包点心或糖果。起初，靳老师看我是一个文工团学文艺的女孩来学写字，担心不能吃苦没有恒心学不出来，就鼓励我要能吃苦，起码要练到在单位里能写个通知或黑板报什么的，把字写得像样子也会受人尊重。孰不知，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记得老师的教导，春夏秋冬用心习字，一年四季不敢耽搁。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齐耳短发的小女生，如今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还调入了中国国家画院，成了书法篆刻院研究员。如果靳老师在天有灵知道这些该有多么欣慰啊！
靳老师一生坎坷。听说随国民党队伍到过红海，见过大世面。因这些事情，“文革”时没少挨整。听说还绝望的跳楼摔坏了脚后跟，后来走路略有一点不平衡。对于这些，我仅仅是略有耳闻，虽然很好奇，可从不敢问老师，怕勾起往事老师心里难受。靳老师和师母一辈子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仅抚养了一个堂兄的男孩。这个男孩比我大10多岁，好像叫顺喜，一只眼还有点儿毛病。顺喜大哥有两个姑娘，大姑娘跟着靳老师生活。我认识靳老师时，这个孙女已上小学三四年级了。这个家就是老少在一起过日子。顺喜哥很孝敬，经常会来看望靳老师和师母，帮老两口打理一些体力活儿。
靳老师是按照儒家正人君子做人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老师家里小客厅里挂着一个约有两平尺见方的母亲照片。老人家端庄大度，面容恬淡祥和，很像大户人家的太太。我感觉靳老师一定很敬爱他的母亲，因为他是个大孝子。
跟靳选之老师我写了五年颜柳，总想写像老师那样典雅温润的草书。靳老师的草书是用魏碑的笔法写“二王”结体，属于端庄、敦厚、含蓄、典雅、蕴藉的风格。小字也是碑的味道，笔法和线条语言不属于清丽、俊逸纯粹的“二王”一路，但又不锋芒毕露，于转折中见温润秀雅。我认为靳老师的书法风格与他深厚的儒学思想和修养分不开。我从未见过他高声说话和发脾气，一切世相都被他在心里化掉，从他的面相、话语方式到书法风格都是阳光明媚的和煦润泽。字如其人，他一直都是谦谦君子的风范。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有谁像老师这样去理解“二王”。可惜的是靳老师去世的太早，才刚刚七十岁就走了，尤其是对于一个书法家来说走得就有点太早了。
今年是他老人家去世整整22年，如果靳老师能活到今天一定是中原屈指可数的名家。也许他还能影响更多的人、培养更多的学生。22年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一个不算短的数字，但是时间再长也风蚀不去我心中的那份温暖的记忆和无尽怀念。至此，我把二十年前写给师母的一首小词录下，作为学生对恩师最深切地怀念。
《破阵子·中秋忆先师靳选之寄师母》
高树当风萧瑟，青衫顾影零丁。
一去至今无觅处，遍问苍茫未有声。
梦中明灭形。
天际繁星无语，案头故纸知情。
夙愿未酬秋又老，当日砚田谁更耕。
可怜身后名。
每当身体不好时，我会莫明其妙地梦见故去的亲人。如我的姥姥、父亲，还有靳选之老师。梦见他们身体依然健康，战胜了病魔。好像他们并没有死，死只是一种假象，他们还活者并且很好。梦里的我恍然大悟。一切仿佛回到了从前。
我十三四岁时开始练书法。每天着魔似地在家练字，冬天穿着军用棉裤、棉鞋，夏天不用风扇也不随家人到附近河边乘凉，一个人在家恭恭敬敬地练颜真卿、柳公权。父亲的朋友到家里看到我写字，就问跟谁学的？我说没有老师，他就主动要给我介绍。第二天，我到他们单位，他便把靳选之老师介绍给我。靳先生就成了我书法的启蒙老师。
那时，靳老师在开封大相国寺管理处外宾接待室工作，专门给国内外来开封参观游览的贵宾写书法。开封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七朝古都，尤其是赫赫有名的宋代，给开封留下很多文坛佳话。这里的民风崇尚书画笔墨，并以书画为相赠最高礼物。当时，市里领导常把靳老师的墨迹赠给来往古城的重要客人，有中外国家领导人，还有中外知识界、文化界的名人。
大相国寺内宁静、古雅，大雄宝殿里有千手千眼佛，进大门处有大肚弥勒和尚，寺内两旁是管理处办公厢房。当时，群众艺术馆在一进大门的左侧，寺院走到底是藏经楼。靳老师和现任开封市副市长的陈国桢先生就在藏经楼上办公。数百平米的空间，两人一分为二，一边放一张大案子，两人每天上班一边一个就是在案子写字画画。那时，藏经楼是不允许外人随便参观的，而我是这里的“常客”。我每星期都会拿着临写的颜真卿《东方朔画赞》《颜勤礼》《麻姑仙坛》《争座位》《祭侄稿》等字帖让靳老师批改。靳老师在我临习的字上认真用红笔纠正。印象最深的就是颜字的竖勾“在出锋时要先回锋按下去，再提笔出锋”，他告诉我要硬着手腕写横折，还要用肘力。写“捺”时应该调整笔锋，先提笔再送出去。
每次去藏经楼，我都非常欢喜，幻想何时自己也能在这样静雅的地方工作，有这样宽敞的书房，有这样一张大案子能天天写字真是莫大的幸福。当老师有书写任务，我就为老师拉纸，这样，就可以在看他写字时注意他如何用笔。老师在一张整纸上写一个寿字或龙字，那么大那样有气势，让我非常震撼！并且羡慕！那个年代写字没有润格，谁高兴就轻松地开口索要，这样，靳老师就得忙乎半天，还要搭上宣纸，还有永远也还不完的“笔墨帐”。有一天在为老师拉纸时，我认真地观察他的手是如何运笔的，我发现他的食指指甲盖深深地陷进了肉里，这难道是练字太过用功造成的？如此想来，心里就非常沉重，方才意识到写好书法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心里对老师更加敬仰了。
老师和师母非常关心我。记得那时因为家里穷，冬天常穿一件部队发的军大衣。有一次，冬天我穿着军大衣骑自行车去看望老师。他看我穿着笨重的大衣骑自行车就说，女孩子穿大衣骑自行车上下不方便，要注意安全。简单的一句提醒的话，却让我感到一股暖流流到了心里，热乎乎的。心想老师这么关心我，不仅教我写字，还教导我要合理的衣着，这份如父母般的疼爱，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那时靳老师家在开封商业大院。院子狭窄且深，约有半条街长，我家住在包府坑边的板楼，那时的居民楼没有院墙，家门朝着路，也没有风水冲不冲这一说，可也没见哪家有什么大福和大祸，更没有今天哪里着火，明天哪里楼塌，日子在平淡中平常着。我家离老师家很近。夏天有时会穿着拖鞋去老师家，靳老师看到就说，以后不要穿拖鞋以防走快时摔倒。还有一次他见我边走边磕瓜子，说这样不好，不文雅又不卫生。这些我统统都记住了，到现在我也基本不吃零食。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晚上我去老师家，他的书房很小仅有七八平米，窗子下面放一个四方桌，算是书桌。我去了以后就和老师分别俯在桌子两端各写各的，谁也不多言语。当时，正值80年代后期，王铎书风靡全国，靳老师有一本大十六开本的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铎书法作品集》，我就用一张透明纸双勾。靳老师则用笔双勾智永的小草千字文。偶尔说了一句：“书不入魏晋没有格调，行草书必须上溯魏晋。”晚上10点多时，师母端来了一碗荷包蛋，一碟杏仁凉拌黄瓜让我吃。虽然老人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这份特别的亲情。不像现在的人嘴上说的特别亲特别近，可是你心里就是觉得很远，或者根本挨不着边，过不了几天就不见踪影了。这份亲情一直到现在都温暖着我，每当我有了一点点小进步，就想若是靳老师和师母还在该多高兴啊！每逢过年时，老两口一定要我在他们家里吃一顿饭，烧一条黄河大鲤鱼，炒一盘我爱吃的肉丝炒韭黄。师娘啊！当年那个爱吃你做的饭的小姑娘再也吃不上你亲手炒的菜了。师娘待我的亲不用言语，却很真切，更难以忘怀。
每到过年时，拿着父母为我准备的两条鲜活的鲤鱼去看望老师。临回家时，老师必然会给我回一份礼，有时是一瓶香油，有时是一包点心或糖果。起初，靳老师看我是一个文工团学文艺的女孩来学写字，担心不能吃苦没有恒心学不出来，就鼓励我要能吃苦，起码要练到在单位里能写个通知或黑板报什么的，把字写得像样子也会受人尊重。孰不知，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记得老师的教导，春夏秋冬用心习字，一年四季不敢耽搁。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齐耳短发的小女生，如今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还调入了中国国家画院，成了书法篆刻院研究员。如果靳老师在天有灵知道这些该有多么欣慰啊！
靳老师一生坎坷。听说随国民党队伍到过红海，见过大世面。因这些事情，“文革”时没少挨整。听说还绝望的跳楼摔坏了脚后跟，后来走路略有一点不平衡。对于这些，我仅仅是略有耳闻，虽然很好奇，可从不敢问老师，怕勾起往事老师心里难受。靳老师和师母一辈子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仅抚养了一个堂兄的男孩。这个男孩比我大10多岁，好像叫顺喜，一只眼还有点儿毛病。顺喜大哥有两个姑娘，大姑娘跟着靳老师生活。我认识靳老师时，这个孙女已上小学三四年级了。这个家就是老少在一起过日子。顺喜哥很孝敬，经常会来看望靳老师和师母，帮老两口打理一些体力活儿。
靳老师是按照儒家正人君子做人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老师家里小客厅里挂着一个约有两平尺见方的母亲照片。老人家端庄大度，面容恬淡祥和，很像大户人家的太太。我感觉靳老师一定很敬爱他的母亲，因为他是个大孝子。
跟靳选之老师我写了五年颜柳，总想写像老师那样典雅温润的草书。靳老师的草书是用魏碑的笔法写“二王”结体，属于端庄、敦厚、含蓄、典雅、蕴藉的风格。小字也是碑的味道，笔法和线条语言不属于清丽、俊逸纯粹的“二王”一路，但又不锋芒毕露，于转折中见温润秀雅。我认为靳老师的书法风格与他深厚的儒学思想和修养分不开。我从未见过他高声说话和发脾气，一切世相都被他在心里化掉，从他的面相、话语方式到书法风格都是阳光明媚的和煦润泽。字如其人，他一直都是谦谦君子的风范。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发现有谁像老师这样去理解“二王”。可惜的是靳老师去世的太早，才刚刚七十岁就走了，尤其是对于一个书法家来说走得就有点太早了。
今年是他老人家去世整整22年，如果靳老师能活到今天一定是中原屈指可数的名家。也许他还能影响更多的人、培养更多的学生。22年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一个不算短的数字，但是时间再长也风蚀不去我心中的那份温暖的记忆和无尽怀念。至此，我把二十年前写给师母的一首小词录下，作为学生对恩师最深切地怀念。
《破阵子·中秋忆先师靳选之寄师母》
高树当风萧瑟，青衫顾影零丁。
一去至今无觅处，遍问苍茫未有声。
梦中明灭形。
天际繁星无语，案头故纸知情。
夙愿未酬秋又老，当日砚田谁更耕。
可怜身后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