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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6日下午，由张培刚担任组委会主席、我担任执行主席的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和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三百多位经济学界人士参加。会议开始前，我提议全体起立，向的张培刚教授默哀。凝重庄严的气氛里，饱含着中国经济学界对这位为经济学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大师的崇高敬意。
3天前，下午2时，张老走了。他带走了经济学的一个时代，他是在1949年前已功成名就的那一代人中，最后辞世的一位。
张老是我的导师董辅礽教授的老师。董老师生前多次提到他的“恩师”张老对他的影响。我对张老的一些了解，很多是从我的恩师那里得到的。
30年的无奈
1946年秋，33岁的哈佛博士张培刚，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回母校担任经济学教授、系主任。董辅礽先生此时刚刚考入武大经济系，成为张培刚的第一批学生，他们相差15岁。
据董老师回忆，他受到了张老的严格训练。一年半后，张培刚应邀出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和研究员，而董辅礽则成为积极的革命分子，成为武大地下党的主要成员，学生已经成为他的掩护身份。
1949年2月，國民党败局已定，张培刚返回武大任教，等待解放。董辅礽积极参与了解放武汉的过程，在武汉市庆祝解放的大会上，他作为大学生代表上台致辞。张老和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憧憬着新中国的未来，他们是旁观者和拥护者。
解放初，张培刚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务委员、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从这些任职来看，张培刚显然是新中国的积极建设者，他也得到了新政权的认可。
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中国选择向苏联一边倒，走计划经济的道路，熟稔西方经济学的张培刚失去了用武之地。
1953年1月，他被调去担任华中工学院建校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主任。从经济学研究到搞基建，多年后，他说：“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他的夫人谭慧则说：“当时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你是一颗螺丝钉，让你去哪就得去哪。”
不过在当时，这一安排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重用。张培刚曾回忆说，华工第一期工程花费1400万人民币，他是统筹者。
远离学术平台的生活令他惆怅。据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夏振坤教授回忆，1953年，受命组建华中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夏振坤找到张培刚，希望他出任农经系主任，渴望恢复学术研究的张培刚欣然答应。没等他赴任，肃反运动开始，农业经济学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学科，组建农经系的计划破灭，也就没人再提张培刚调动的事了。
我不明白肃反与农业经济学怎么扯上关系的，第一次听张老讲课时，他在开场白里说：“我给大家讲国外经济学，也是回忆，我多年没用过了。我在搞基建，好在我能看懂图纸，也算专业对口吧。”
基建工作或许让他没有机会评论时弊，他不是右派，幸运地在这个岗位干了10年。这一段岁月，一直未见有记载。张老在《学海扁舟》论文集中剖析自己：“我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五六十年代来说，受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价过西方经济理论。”
再以后就是十年“文革”了，他和许多教授一样被发配到农场劳动，在菱角刺和蚌壳碎片成堆的湖畔参加围湖造田，还放过牛。“由于生于湖北红安农村，他的农活显然比那些城里出身的教授们干得好。他干什么都很认真，牛比别人养的也好。”谭慧老师说。
张培刚再回到经济学领域时，已是1978年了。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邀，他赴北京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三卷集）的编纂工作，这一年，他65岁。
此后，他的工作主要是讲授西方经济学。那时能系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不多，他的身影出现在北京、武汉多所院校和中央省市各级机关。1980年，他与北大厉以宁教授合著出版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成为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著作。那个年代的经济学子，大都是从这本书开始了解西方经济学的。
很显然，他不是一个激烈的反叛者。当新政权放弃他的时候，他选择了顺从。他没成为右派，没有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坏分子，不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列，只是一个臭老九，没有成为专政对象。
无论是搞基建，还是干农活，他都很努力。他热爱这个国家，一直力所能及地做出自己的努力。他从未丧失过知识分子的坚守，不卖身投靠，不加害同类。在那个时期，他选择沉寂。好在他保全了一副好身体，后来活到99岁，也有一个好心态，能面对这个世界的沉浮与悲欢。
我于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入校时，系史教育上，只知有个哈佛博士张培刚曾担任过系主任，并不知他的学术贡献，甚至没有将他列入值得骄傲的名单。
当时武大经济系的教授中，解放后从美国回来的不少，系主任吴纪先教授也是哈佛博士，他和他领导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当时声名正隆。张培刚的入门弟子董辅礽，也在1979年初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论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
尔后不久，董辅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成为改革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张培刚的其他学生，如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四川大学刘诗白教授，都被称为西北、西南地区的头号经济学家。当时在我心目中，这些人的影响都大过他们的老师，后来被称为大师的张培刚。
2004年7月，比张培刚小15岁的学生董辅礽病故。他留下最后的文字，是一篇工整得像中学生作文的文章——《守身为大》。1945年他参加武汉大学入学考试，命题作文是《守身为大说》，他不记得他写过什么，但一直牢记着这个命题。
董辅礽在文中写出了他的价值观——守身如玉，不同流合污，不加害于人，坚持真理。董辅礽身处北京的漩涡中心，为人处世的体会与身处一隅武汉的老师张培刚不同。
以我的理解，守身为大，董辅礽做到了，张培刚也按自己的标准做到了。经历了那样一个年代，我们不能苛求更多。董辅礽生前多次谈到恩师对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张培刚与发展经济学
张培刚的主要成就，都出自1946年回国前。1945年，张培刚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哈佛大学威尔士奖，他是唯一获得此奖的中国人。令张培刚声名鹊起的，不是这个奖，而是被称为“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的论著。
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以其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发现，他发表的论文，比张培刚晚了好几年，在论文中阐述的观点，所展示的方法论，正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关于张培刚在书中所展示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贡献，已广见于各种专业论述，我就不复述了，经济学专业的读者很容易查阅到。
张培刚被推崇至国内学术高峰，是1982年后。这一年，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钱纳里在访问中国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的骄傲。”消息报道后，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轰动。我大学期间，学习西方经济学流派时，“发展经济学”是重要内容之一。“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刘易斯拐点”等发展经济学著名成果中，并没有张培刚和《农业与工业化》。即使张培刚本人，也未见提及。
这不奇怪，张培刚已离开西方经济学30年了。即使恢复经济学教授的前几年，他也只能凭记忆和功底，讲述他上学时所了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他主讲微观经济学和他的老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我第一次听到“厂商理论”，正是在他的讲座中。
发展经济学尽管让研究者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在西方经济学界，仍然不是主流。这两者结合一起，加上那时经济学界缺乏国际交流，就使得曾对经济学有巨大贡献的张培刚的早期著作《农业与工业化》，被忽视到连自己都不了解的程度。
钱纳里的谈话，让张培刚动了出版的念头。1982年至1983年，他花了10个月的时间，抱病审阅和修订由他当年的研究生曾启贤（武大教授，已过世）和万典武（曾任商务部商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现年90岁）在1947-1948年间翻译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第二年初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学界才第一次目睹了这部为发展经济学开山奠基的论著。此前，此书已在美国、墨西哥以英文、西班牙文再版多次，被很多学术论文引述。
专著出版后，国内学者发现这本论著的很多分析，至今对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为此书新版作的序中，也表达了对张培刚和他的著作的赞赏。
可惜1945年张培刚写完《农业与工业化》后，就再没有从事这方面研究。或许前一段忙于教学和基建，而下放农村的这段时间，也未听说他就此问题有过研究。
张培刚在他的中文版的自序中只淡淡地说：“三十余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再继续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董辅礽也不无感慨地说：“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武汉大学关于早期张培刚的传说，极富传奇色彩：他15岁半插班考入武汉大学预科一年级，17岁顺利进入经济系，4年后毕业。张培刚后来以极详细的笔墨，写了在武大的求学生涯：发表了万言文，怀念母校讲授基础课的诸位老师。
他是一个极优秀的学生，创下了毕业各科全优的“历史上第一”，并被选送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张培刚把这段日子称为思考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酝酿阶段。在这几年，他先后写成了后来被周其仁教授甚为赞许的3本著作：《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年）、《广西粮食问题》（1938年）、《浙江省食粮之运销》（1940年），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他写作出版这些著作时，年仅21岁至26岁。
1940年，张培刚参加公费留美考试，以文科第一被录取，次年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如期获得博士学位后，再以32岁获邀担任武汉大学教授和经济系主任。
1945年后，他担任过国民政府顾问、联合国雇员、武大系主任、华工基建主任，甚至农场工人，一直到1978年，他都没有再从事研究，没有一篇论文。
周其仁教授在80年代读了四十多年前张培刚的著作后，惊奇地发现，关于交易费用的概念，以及他论证了的交易费用和组织、产权、市场，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都出现在张培刚的著作中，这比科斯和张五常早了十几年。如继续他的研究，他会不会被称为“产权理论”的奠基者呢？
历史车轮无法倒退，前进之后，只留下轮辙，可以考证，但不能假设。历史没有假设，这就是张培刚学术命运的诠释。
未了的遗憾
《农业与工业化》出版前的这几年，他忙于编写、讲授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创新理论。那时能系统讲述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张培刚经常被请到礼堂上大课，一个讲座，几个半天，把西方经济理论介绍一遍。
我第一次见到张培刚，就是听他的讲座。初冬，他拄着拐杖，操着一口带乡下音的武汉普通话，间歇会用很标准发音的英文提及一些西方经济学术语和西方经济学家的名字。他幽默，风趣，有时还自嘲，隐喻中透出豁达、开朗和精明。
“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的赞誉声渐起之后，张培刚的学术研究生涯，在70岁之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此时，他发现“发展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已走下坡路，后继无人。他果断地举起了“新发展经济学”的大旗，发表了《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等重要文章，试图再创发展经济学的辉煌。
此时的中国是改革的年代。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产生了一批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宏观调控和财政、税收、货币、物价等市场工具和运行机制的引入，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构架，使得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炙热的命题，不断被推到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80年代中后期之后，就不再成为学界的中心。张培刚的努力与成果，在与此时的同辈、晚辈竞争中，显得并不引人注目。
张培刚倡导的“新發展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正是今天中国需要认真研究的。二元结构、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递减、城市化和城乡协调发展、农民工阶层的形成和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须在繁荣和浮躁并存的经济学界，以平静而理智的心力，踏实而不失尖锐地进行。
张培刚还帮助了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完成经济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这是一所工科大学，依靠大师级的张培刚，经济类院系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他们需要得到张培刚的支持，却因自身学科架构和学术梯队的缺乏，难以为张培刚提供足够的学术支撑条件。
去年我去看望师祖，师祖夫人谭慧老师谈起师祖的一大遗憾：“他带博士生太迟了，刚粉碎四人帮那会儿，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要调，武汉大学要调，华工都没放，等华工批下博士点，他已85岁了。”我注意到，此时已沉默少语的“师祖”，也若有所思地点头好几次。
张培刚还有多少遗憾和惋惜的事呢？他说得极少。或许，他只想让这些伴他进入泥土；或许，他已没有多少遗憾和惋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礽经济学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3天前，下午2时，张老走了。他带走了经济学的一个时代，他是在1949年前已功成名就的那一代人中，最后辞世的一位。
张老是我的导师董辅礽教授的老师。董老师生前多次提到他的“恩师”张老对他的影响。我对张老的一些了解，很多是从我的恩师那里得到的。
30年的无奈
1946年秋，33岁的哈佛博士张培刚，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回母校担任经济学教授、系主任。董辅礽先生此时刚刚考入武大经济系，成为张培刚的第一批学生，他们相差15岁。
据董老师回忆，他受到了张老的严格训练。一年半后，张培刚应邀出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和研究员，而董辅礽则成为积极的革命分子，成为武大地下党的主要成员，学生已经成为他的掩护身份。
1949年2月，國民党败局已定，张培刚返回武大任教，等待解放。董辅礽积极参与了解放武汉的过程，在武汉市庆祝解放的大会上，他作为大学生代表上台致辞。张老和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憧憬着新中国的未来，他们是旁观者和拥护者。
解放初，张培刚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务委员、总务长兼经济系主任，代理法学院院长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从这些任职来看，张培刚显然是新中国的积极建设者，他也得到了新政权的认可。
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中国选择向苏联一边倒，走计划经济的道路，熟稔西方经济学的张培刚失去了用武之地。
1953年1月，他被调去担任华中工学院建校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基建办主任。从经济学研究到搞基建，多年后，他说：“他们认为我是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回来的，学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教书用不上，但人还可靠，就被调来筹建华中工学院。”他的夫人谭慧则说：“当时完全没有选择的权利，你是一颗螺丝钉，让你去哪就得去哪。”
不过在当时，这一安排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重用。张培刚曾回忆说，华工第一期工程花费1400万人民币，他是统筹者。
远离学术平台的生活令他惆怅。据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夏振坤教授回忆，1953年，受命组建华中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夏振坤找到张培刚，希望他出任农经系主任，渴望恢复学术研究的张培刚欣然答应。没等他赴任，肃反运动开始，农业经济学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学科，组建农经系的计划破灭，也就没人再提张培刚调动的事了。
我不明白肃反与农业经济学怎么扯上关系的，第一次听张老讲课时，他在开场白里说：“我给大家讲国外经济学，也是回忆，我多年没用过了。我在搞基建，好在我能看懂图纸，也算专业对口吧。”
基建工作或许让他没有机会评论时弊，他不是右派，幸运地在这个岗位干了10年。这一段岁月，一直未见有记载。张老在《学海扁舟》论文集中剖析自己：“我有缺点，也有错误。就拿五六十年代来说，受左的影响，我也曾不够公正地写过批判文章，不够客观地评价过西方经济理论。”
再以后就是十年“文革”了，他和许多教授一样被发配到农场劳动，在菱角刺和蚌壳碎片成堆的湖畔参加围湖造田，还放过牛。“由于生于湖北红安农村，他的农活显然比那些城里出身的教授们干得好。他干什么都很认真，牛比别人养的也好。”谭慧老师说。
张培刚再回到经济学领域时，已是1978年了。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邀，他赴北京参加我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三卷集）的编纂工作，这一年，他65岁。
此后，他的工作主要是讲授西方经济学。那时能系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不多，他的身影出现在北京、武汉多所院校和中央省市各级机关。1980年，他与北大厉以宁教授合著出版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成为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著作。那个年代的经济学子，大都是从这本书开始了解西方经济学的。
很显然，他不是一个激烈的反叛者。当新政权放弃他的时候，他选择了顺从。他没成为右派，没有被打成特务、反革命、坏分子，不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列，只是一个臭老九，没有成为专政对象。
无论是搞基建，还是干农活，他都很努力。他热爱这个国家，一直力所能及地做出自己的努力。他从未丧失过知识分子的坚守，不卖身投靠，不加害同类。在那个时期，他选择沉寂。好在他保全了一副好身体，后来活到99岁，也有一个好心态，能面对这个世界的沉浮与悲欢。
我于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入校时，系史教育上，只知有个哈佛博士张培刚曾担任过系主任，并不知他的学术贡献，甚至没有将他列入值得骄傲的名单。
当时武大经济系的教授中，解放后从美国回来的不少，系主任吴纪先教授也是哈佛博士，他和他领导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当时声名正隆。张培刚的入门弟子董辅礽，也在1979年初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论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
尔后不久，董辅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成为改革年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张培刚的其他学生，如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四川大学刘诗白教授，都被称为西北、西南地区的头号经济学家。当时在我心目中，这些人的影响都大过他们的老师，后来被称为大师的张培刚。
2004年7月，比张培刚小15岁的学生董辅礽病故。他留下最后的文字，是一篇工整得像中学生作文的文章——《守身为大》。1945年他参加武汉大学入学考试，命题作文是《守身为大说》，他不记得他写过什么，但一直牢记着这个命题。
董辅礽在文中写出了他的价值观——守身如玉，不同流合污，不加害于人，坚持真理。董辅礽身处北京的漩涡中心，为人处世的体会与身处一隅武汉的老师张培刚不同。
以我的理解，守身为大，董辅礽做到了，张培刚也按自己的标准做到了。经历了那样一个年代，我们不能苛求更多。董辅礽生前多次谈到恩师对他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张培刚与发展经济学
张培刚的主要成就，都出自1946年回国前。1945年，张培刚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得了哈佛大学威尔士奖，他是唯一获得此奖的中国人。令张培刚声名鹊起的，不是这个奖，而是被称为“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的论著。
1979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以其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人们发现，他发表的论文，比张培刚晚了好几年，在论文中阐述的观点，所展示的方法论，正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关于张培刚在书中所展示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贡献，已广见于各种专业论述，我就不复述了，经济学专业的读者很容易查阅到。
张培刚被推崇至国内学术高峰，是1982年后。这一年，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钱纳里在访问中国时说：“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张培刚先生，这是中国的骄傲。”消息报道后，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轰动。我大学期间，学习西方经济学流派时，“发展经济学”是重要内容之一。“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刘易斯拐点”等发展经济学著名成果中，并没有张培刚和《农业与工业化》。即使张培刚本人，也未见提及。
这不奇怪，张培刚已离开西方经济学30年了。即使恢复经济学教授的前几年，他也只能凭记忆和功底，讲述他上学时所了解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他主讲微观经济学和他的老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我第一次听到“厂商理论”，正是在他的讲座中。
发展经济学尽管让研究者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在西方经济学界，仍然不是主流。这两者结合一起，加上那时经济学界缺乏国际交流，就使得曾对经济学有巨大贡献的张培刚的早期著作《农业与工业化》，被忽视到连自己都不了解的程度。
钱纳里的谈话，让张培刚动了出版的念头。1982年至1983年，他花了10个月的时间，抱病审阅和修订由他当年的研究生曾启贤（武大教授，已过世）和万典武（曾任商务部商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现年90岁）在1947-1948年间翻译的《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第二年初由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学界才第一次目睹了这部为发展经济学开山奠基的论著。此前，此书已在美国、墨西哥以英文、西班牙文再版多次，被很多学术论文引述。
专著出版后，国内学者发现这本论著的很多分析，至今对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为此书新版作的序中，也表达了对张培刚和他的著作的赞赏。
可惜1945年张培刚写完《农业与工业化》后，就再没有从事这方面研究。或许前一段忙于教学和基建，而下放农村的这段时间，也未听说他就此问题有过研究。
张培刚在他的中文版的自序中只淡淡地说：“三十余年过去了，由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再继续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董辅礽也不无感慨地说：“张老师的学术思想，像一颗流星，在20世纪中叶的天空划出一道炫目的亮光之后，便旋即泯灭了……”
武汉大学关于早期张培刚的传说，极富传奇色彩：他15岁半插班考入武汉大学预科一年级，17岁顺利进入经济系，4年后毕业。张培刚后来以极详细的笔墨，写了在武大的求学生涯：发表了万言文，怀念母校讲授基础课的诸位老师。
他是一个极优秀的学生，创下了毕业各科全优的“历史上第一”，并被选送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张培刚把这段日子称为思考中国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的酝酿阶段。在这几年，他先后写成了后来被周其仁教授甚为赞许的3本著作：《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年）、《广西粮食问题》（1938年）、《浙江省食粮之运销》（1940年），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他写作出版这些著作时，年仅21岁至26岁。
1940年，张培刚参加公费留美考试，以文科第一被录取，次年进入哈佛大学经济系。如期获得博士学位后，再以32岁获邀担任武汉大学教授和经济系主任。
1945年后，他担任过国民政府顾问、联合国雇员、武大系主任、华工基建主任，甚至农场工人，一直到1978年，他都没有再从事研究，没有一篇论文。
周其仁教授在80年代读了四十多年前张培刚的著作后，惊奇地发现，关于交易费用的概念，以及他论证了的交易费用和组织、产权、市场，几乎所有的制度变量，都出现在张培刚的著作中，这比科斯和张五常早了十几年。如继续他的研究，他会不会被称为“产权理论”的奠基者呢？
历史车轮无法倒退，前进之后，只留下轮辙，可以考证，但不能假设。历史没有假设，这就是张培刚学术命运的诠释。
未了的遗憾
《农业与工业化》出版前的这几年，他忙于编写、讲授西方微观经济学和创新理论。那时能系统讲述西方经济学的人太少，张培刚经常被请到礼堂上大课，一个讲座，几个半天，把西方经济理论介绍一遍。
我第一次见到张培刚，就是听他的讲座。初冬，他拄着拐杖，操着一口带乡下音的武汉普通话，间歇会用很标准发音的英文提及一些西方经济学术语和西方经济学家的名字。他幽默，风趣，有时还自嘲，隐喻中透出豁达、开朗和精明。
“发展经济学开山之作”、“发展经济学奠基人”的赞誉声渐起之后，张培刚的学术研究生涯，在70岁之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此时，他发现“发展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已走下坡路，后继无人。他果断地举起了“新发展经济学”的大旗，发表了《发展经济学向何处去？》等重要文章，试图再创发展经济学的辉煌。
此时的中国是改革的年代。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产生了一批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们做出了巨大贡献。宏观调控和财政、税收、货币、物价等市场工具和运行机制的引入，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构架，使得中国经济学家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炙热的命题，不断被推到理论和实践的前沿。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80年代中后期之后，就不再成为学界的中心。张培刚的努力与成果，在与此时的同辈、晚辈竞争中，显得并不引人注目。
张培刚倡导的“新發展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正是今天中国需要认真研究的。二元结构、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递减、城市化和城乡协调发展、农民工阶层的形成和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须在繁荣和浮躁并存的经济学界，以平静而理智的心力，踏实而不失尖锐地进行。
张培刚还帮助了华中科技大学（原华中理工大学）完成经济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这是一所工科大学，依靠大师级的张培刚，经济类院系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他们需要得到张培刚的支持，却因自身学科架构和学术梯队的缺乏，难以为张培刚提供足够的学术支撑条件。
去年我去看望师祖，师祖夫人谭慧老师谈起师祖的一大遗憾：“他带博士生太迟了，刚粉碎四人帮那会儿，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要调，武汉大学要调，华工都没放，等华工批下博士点，他已85岁了。”我注意到，此时已沉默少语的“师祖”，也若有所思地点头好几次。
张培刚还有多少遗憾和惋惜的事呢？他说得极少。或许，他只想让这些伴他进入泥土；或许，他已没有多少遗憾和惋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董辅礽经济学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