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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洛阳在唐朝中后期的崛起也有赖于它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只是，这两座城市双双在唐朝末年衰落，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也随之戛然而止。
长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都城。它的影响所及，导致日后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诗作里用“长安”来指代北京城。
安全还是粮食？
长安城不是一座。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汉朝的第一长安在西安市的西北。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之上。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国，宇文泰走投无路，裹挟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一个关陇军事集团。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份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起了变化。他离开了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按照传统史书的说法，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就是为了更好地荒淫无耻。但这个说法难以让人相信，隋炀帝所作所为的背后，其实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他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所以他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并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
理想主义向来害死人，大隋朝灭亡了。隋帝国的崩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
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李世民统治时期，政府规模很小，军队也是军农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最后竟然弄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
在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欠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当然，长安还是首都。等到荒年过去，李治他们还回来。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狼狈不堪。
相对于长安，洛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往方便。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洛阳作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确定。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为帝国的真正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越了长安。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
两都的末日
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不少人上奏折劝谏，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长安没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韦后则反驳说：“自古哪有逐粮天子？”
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唐玄宗执政头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决定大力整顿漕运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它繁华依旧，但再也不是帝国的轴心。唐玄宗也不必过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这倒不单单因为它的破坏性。它确实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经济，除此之外，气候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致持续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
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幸存，否则就会崩溃。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已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如今的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亡了唐朝，建立了后梁。随后，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赵匡胤曾有过一度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并最终转移到长安。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因为没有人能对抗缓慢的大趋势。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
（《Vista看天下》2015年第27期）
长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都城。它的影响所及，导致日后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诗作里用“长安”来指代北京城。
安全还是粮食？
长安城不是一座。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汉朝的第一长安在西安市的西北。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之上。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国，宇文泰走投无路，裹挟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一个关陇军事集团。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份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起了变化。他离开了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按照传统史书的说法，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就是为了更好地荒淫无耻。但这个说法难以让人相信，隋炀帝所作所为的背后，其实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他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所以他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并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
理想主义向来害死人，大隋朝灭亡了。隋帝国的崩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
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李世民统治时期，政府规模很小，军队也是军农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最后竟然弄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
在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欠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当然，长安还是首都。等到荒年过去，李治他们还回来。整个就是一副逃荒的样子。有的时候逃荒还逃得间不容发，狼狈不堪。
相对于长安，洛阳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位于帝国的中心，四通八达，交往方便。李治也许是厌倦了逃荒，他开始提升洛阳的地位，将它正式定为东都，洛阳作为副都的法律地位也就此确定。到了武则天时期，她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将洛阳定为帝国的真正首都，改称“神都”，地位超越了长安。从此她一直呆在洛阳，很少再回长安。政府机构也都转移到了洛阳。
两都的末日
武则天垮台后，韦后和中宗急于返都长安，那里才是他们的权力基地。但大臣们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不少人上奏折劝谏，奏折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长安没有吃的，回去不得呀皇上！”韦后则反驳说：“自古哪有逐粮天子？”
从经济上说，韦后的这个决定是不划算的，但是从全国战略布局看，选择长安还是正确的。不过粮食问题不解决，就连唐玄宗也只能逃荒。唐玄宗执政头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痛定思痛，唐玄宗决定大力整顿漕运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天宝年间，每年运往长安的漕粮高达四百万石。四百万石粮食可以供养差不多一百万人，足够大唐帝国政府运转之用。有了这些粮食，大唐还可以在西北供养一支庞大边防军，拓西域，抗吐蕃，灭勃律，屠石堡。
长安的崇高地位从此牢不可破，洛阳则走向衰落。它繁华依旧，但再也不是帝国的轴心。唐玄宗也不必过逃荒的日子，他在晚年绝足洛阳，留在长安过着奢靡的日子，直到安史之乱的爆发。
安史之乱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这倒不单单因为它的破坏性。它确实破坏了整个北方的经济，除此之外，气候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唐末宋初，中国的气候开始变冷，游牧和农耕的分界线开始南移，这个趋势一致持续到清朝初期。北方的衰落、西北的凋敝、游牧民族的再度兴起，这些现象背后都受这个力量的支配。
晚唐的历史就是一部运河争夺史。能控制住运河，能保持住漕运，帝国就能幸存，否则就会崩溃。长安还能苟延残喘，至于洛阳，到唐末残破已极，最糟糕的时候整个城市人口不满百户，恍若鬼城。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如今的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最终，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亡了唐朝，建立了后梁。随后，中国的东西大动脉就此变成了南北大动脉，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了清朝。
赵匡胤曾有过一度犹豫，考虑将首都移到洛阳，并最终转移到长安。但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实行。因为没有人能对抗缓慢的大趋势。日渐寒冷的气候、凋敝的西北、东北方敌人的崛起，以及黄河水文的恶化，使得帝国再也不可能通过大运河供养一个庞大的西北都城。长安也再没能成为任何王朝的首都。
（《Vista看天下》2015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