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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小城已经变了，只有围绕它的大海一如既往。不少新房子拔地而起，有些街道铺上了柏油路面，街角也装了红绿灯。城中有了两三家接待游客的高档酒店，到邻近的城市去也不再像过去那么艰难。人也变了，街上玩耍的孩子换了一拨，从我窗前走过的邻居好多都不认识。他们应该已经不记得那场“疯子诺格拉斯最后的冒险”——当时城中唯一报纸的纪实版是这么下标题的。我住的地方有一扇能看到海的窗子，每天的日子波澜不惊。从日出到日落，我望着生生不息的海浪，它们日复一日去了又来，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记忆中的那一天。那天的大海，既是我的幻想，又是我的厄运。
跟多伦斯和瓦尔卡切之间的对话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现在想来，多伦斯的主意听上去仍然不过是酒桌上的一句玩笑，跟多米诺骨牌和每天下午喝的啤酒一样，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如此在巴塔哥尼亚一天天的冷风中等待活计和工钱还好过一些，反正收到的钱一大部分都会转化为“希望”酒吧的收入。啤酒、足球赛和赛后必不可少的烤全羊、每天下午送来让我们知晓圣地亚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事的报纸、自由影院放映的某个墨西哥电影、晚上聚会之后独自一人时找机会翻翻杂志里的笑话和裸体女郎——这些就是我们乏味的生活中仅有的娱乐。剩下的，就是做做白日梦，幻想某天人生会因突如其来的好运或者下决心趁人不备偷偷登上港口中的货船离开而有所不同，它们装载的是城外六公里的屠宰场出产的羊肉和羊毛。
瓦尔卡切是我们三个人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一个在当地出生的。他的整个人生都在城中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和与父亲同住的房子里度过，也从父亲那儿继承了渔夫的行当、打扑克牌的技术以及那种只要呼吸顺畅还有口饱饭吃其他都无所谓的生活态度。鱼不多的季节里，他会去码头卸货、帮人粉刷房子或者给剪羊毛的技师做助手。他个子高高的，棕色皮肤，机灵的眼神，如同海滩附近游动的黑颈天鹅般享受着人生。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有些时候，厌倦了酒吧里的一潭死水，我们会划走他爸爸拥有的两艘小船中的一艘，在海湾中尽情航行，直到精疲力尽才知道回去。
多伦斯的年龄最大，记忆中当时的他三十岁上下。更年轻时，他曾经是名出色的篮球员，但那已经是过去了，现在即使依然拥有健硕的身材，明显的驼背却让他屠宰场行政人员的职业一目了然。他是单身，住在一个有人给做饭洗衣服的寄宿旅店里。领到薪水的日子，他会把啤酒放到一边，要上几杯威士忌。酒意会让他挂念起一个叫劳拉的女人，我们对此人了解不多，只知道名字和她在圣地亞哥住。多伦斯的梦想就是腰缠万贯地回到那个城市去。第二天早上，这样的念头就在他离开旅店去上班的路上随着海风烟消云散了，他的工作是在巨大的会计簿里登记收入和支出。至于我，几乎没什么可说的。当时我刚刚满二十五岁，在一家小饭馆打工，一个人住，打算赶在习俗或者突然的爱情让我扎下根来之前，再工作两年就离开小城换一个地方生活。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现在的我只等着日子在浑噩中一天又一天过去，唯一的消遣就是眺望大海——前面我已经提过了，曾几何时，它既是我的幻想，又是我的厄运。
我们一开始只是笑，没人觉得多伦斯是认真的。他的主意如此天马行空，我们在酒精的作用下才产生了兴趣，那个状态下的我们不管听到什么都会大笑和打趣的。
“你疯了吗？！不到两个小时，全城人都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会知道是谁干的。”瓦尔卡切刚说完，我就爆发出了一连串笑声，打破了酒吧中的宁静。多伦斯只是摇了摇头，好像眼前的渔夫和我是两个完全无法领会他严肃创意的蠢货。
或许这个话题本该就是个酒吧里的玩笑而已。梦想是一回事，真实的人生是另一回事。而我们的人生，不过是注定平淡无奇的日子——小城、工作、酒吧角落里那口老座钟指针上的时间、火炉边褪色的香烟广告，一切都看似一成不变。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一两个星期过去了，某天下午，多伦斯听完我抱怨当下的生活，又提到了它。
“要给雇员们发的薪水都存在屠宰场里。”他慢慢地说，仿佛在咀嚼着每一个词，“那是很多钱。每个月一次，整整一个周末，钱都收在老板办公室的保险箱里。”
“那是工人们的钱。”瓦尔卡切说。
“是屠宰场的钱。”多伦斯纠正道，用右手臂抹了抹喝啤酒弄湿的嘴唇，“工人们不会有什么损失。”
“那计划是什么？”我问。比起真正的兴趣，更多的是好奇。
多伦斯的眼睛因激动而闪闪发光。他伸手拍了拍我的后背。
“我知道保险箱的密码，也知道怎么进那间办公室。拿了钱以后，瓦尔卡切装成出海捕鱼的样子，把钱带到远处藏起来。等上三四个月，或者半年，我们把赃款平均分掉，每个人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开玩笑是一回事，偷东西可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瓦尔卡切说，“我可不是做贼的料。而且，我有朋友在屠宰厂里工作，我可不想陷他们于不仁不义。”
“城里从来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如果我们把钱偷走，局子里的警察肯定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会的，只有殴打示威者，还有把醉汉关进地牢。”
“有道理。”我一边透过酒吧的窗口看着大海一边说。
“别算我的份儿了。”瓦尔卡切说，“我不想后半辈子在牢里度过，也不想让我爸爸以自己的儿子为耻。”
“要去就三个人一起去。”多伦斯宣布，“要不就谁都别去。不然，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多伦斯都没有再提过这件事。瓦尔卡切和我也都对其避而不谈，或许是怕吵起来，也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人们谈论的话题都围绕在一个老头买乐透中的五千万比索上。瓦尔卡切持续出海捕捞鲈鱼和鳕鱼，多伦斯照常办公，我在饭馆里心不在焉，总是任由自己的目光穿过汹涌的海浪望向天际，同时琢磨着那个计划有多大的胜算。
“存在屠宰场里的钱很多吗？”某天下午在酒吧相聚时，瓦尔卡切出乎意料地突然问道。
“多得不能再多了。”多伦斯回答，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已经忘记了整件事，也不像最初那般对它充满热情了。 “没人看守吗？”
“夜里有一个保安。是个总爱打瞌睡的老头。屠宰场的老板知道这事儿也不在乎。他没想过会有人偷钱，可能是因为从城里逃跑太复杂了机会太小。”
“没错呀，那我们怎么能做到呢？”
“我长得像贼吗，瓦尔卡切？”
“不像。”
“诺格拉斯呢？”
“也不像。”瓦尔卡切一边看着我，仿佛在我脸上寻找着什么特别的印迹似的，一边答道。
“全城的人都认识我们，也信任我们。而且，上一次我也跟你们说了，应该选一个旅游旺季中的日子去偷，那个时候城里到处都是陌生人。”
“你想得还真周到啊！”瓦尔卡切兴致勃勃地说。
“不过，这可还是三个人的事。”多伦斯说完，就跟服务员又叫了一轮啤酒。
瓦尔卡切低下了头。
“你呢，诺格拉斯？你怎么说？”多伦斯问道。
“这主意棒极了。”我回答，即使心中无比质疑自己参与盗窃的能力，期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计划能不了了之。
“我不想住在牢房里，我受不了周围没有海风吹过。”瓦尔卡切说。
“三个人一起，或者都不去。”多伦斯把几天前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要不然，就当我一个字都没说过。”
多伦斯什么都没再说，直到有一天晚上，瓦尔卡切用一个问题重启了这个话题，那一刻，我们手里的啤酒仿佛瞬间更冰了。
“什么日子去偷最合适？”他这么问。
“考虑永远不会去做的事有什么意义。”多伦斯有些含糊地回答。
“我决定入伙了，多伦斯。”
“为什么是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瓦尔卡切耸起了肩膀，好像这样做能从自己的脑子里挤出一个合适的答案似的。
“我从来没离开过这个小地方，已经厌倦了它的平庸。”他最终这样说，“我想去看看别的地方，找找新的地平线。”
“你呢？怎么说？”多伦斯问我。
“没人介意多几个钱花。”
多伦斯说，偷钱的日子定在圣诞节之后的周末。那个时候，人们的精神都放松了很多，第一批游客也到达城里了。在此之前，瓦尔卡切需要找一处用来藏钱的地方，多伦斯负责熟悉屠宰场的日常，找到机会的时候就演练开保险箱。剩下的就是一如往常般生活，继续酒吧的聚会，以及对任何其他人守口如瓶。某次聚會的隔天是个星期日，我不用在店里上班，就陪着瓦尔卡切一起出海打渔。在他撒网之前，我们沿着海岸线，搜寻一个只能坐船到达的隐秘角落。
“别在海里提偷钱的事。”瓦尔卡切警告我，“我爸说过，大海会惩罚那些用它做坏事的人。”
“渔民们的迷信罢了。”我笑着回答，“海只是一个巨大的水池，有些时候晃动得过于厉害而已。”
“诺格拉斯，海是有耳朵的，还有一颗怒火中烧的心。”瓦尔卡切说，目光直直地盯着海平面，“我觉得最好还是把钱藏在别的地方。”
“还是离城里远一点，这样才能克制住过早开始花的冲动。”多伦斯说过，好多贼都是因为心急坏了事。
圣诞节过去，实施计划的时刻到了。那是个星期六的晚上。为了不让旁人疑心，我们照常在酒吧见了面。几杯酒下肚，我们也商量好了如何依次撤离和接头地点。午夜前不久，虽然喝得不如平时多，多伦斯刻意踉跄着离开了酒吧，身后都是取笑他醉态的声音。我点燃了一支烟，抽完以后，也跟着多伦斯的足迹走了出去，在吧台边还停了停，跟一个服务员说，自己很累，想赶快上床睡觉。我在门口冲瓦尔卡切大叫了一声告别，就没入了夜幕中，感觉得到街上肆虐的狂风如鞭子一般抽打在脸上。多伦斯藏在一棵树背后等我，去找他的路上，我全程没看到一个活物。
“一切都会很顺利的。”他说，随后就陷入了沉默，那沉默宛如永恒一般漫长。
“瓦尔卡切比说好的迟了不少啊。”几分钟以后，他又说，“是不是后悔了？”
“要不我去找他吧。”我问道，期待能以此缩短等待，也甩开那些已经开始在脑子里成形的疑虑。多伦斯考虑着如何回答，但在他作出决定之前，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晃晃悠悠的黑影向我们走来。风仿佛又紧了一些，我们周围能听到呼啸的风撞到金属房顶的声音，宛如一声声阴郁的嚎叫。我从夹克里摸出了一支烟，刚刚送到嘴边，多伦斯就一把夺了过去扔到地上。
“会让邻居们注意到的！”他强调。
“这是半夜，还这么大风，哪有什么邻居会注意街上发生的事。”
“不能掉以轻心，诺格拉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瓦尔卡切走到了我们身边。他呼吸急促，我估计是在酒吧被拖住了，或是为了将行动继续下去，不得不和心中的恐惧抗争。
“保险箱在等着我们呢。”多伦斯说。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屠宰场的入口，整个工厂看起来很平静。我们沿着一条碎石子铺成的小道向前走，在一个巨大的砖头建筑面前停了下来，这就是行政人员办公的地方。建筑里闪烁着一抹昏黄的灯光，我心中隐隐不安，但多伦斯已经察觉了我的想法，说着“那灯光是保安房间里的”就准备往里走。瓦尔卡切和我躲在阴影里，等待多伦斯的进一步指示。就是在那一刻，我脑海中冒出了一个念头，就是很多事并非会如想像中的那样发生，它几分钟之后就被证实了——踏进会计办公室的瞬间，我看到保安仰面朝天躺在地板上。多伦斯把他的双手捆了起来，那老头的脸上有好几处被打过的痕迹。我在保安身边停了片刻，发现他的呼吸断断续续。瓦尔卡切也站到了我身边，仿佛在欣赏精彩的马戏团演出一般微笑着。
“看起来多伦斯动手了啊。”瓦尔卡切说。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他，就听到多伦斯从里面的一间房在喊我们，没有多想，我们就往他的位置走去。他站在一个到他腰部那么高的保险箱旁边，看到我们出现，骂了一句脏话，又轻轻踢了一脚身边的大箱子。
“我打不开。”他说，“老板肯定是把密码换了。” “我们试试撞开它呀。”我说。
“用我办公桌里的开瓶器吗？”多伦斯不无嘲讽地问，“我们需要专门的器材，还有很多时间。”
“这场抢劫完蛋了！”瓦尔卡切宣布。
“还有一个办法。”多伦斯说，“我们可以把整个保险箱带到船上，运去之前选好的隐藏地点。两三个星期以后，再考虑怎么打开。”
“怎么可能搬得动它呀？”瓦尔卡切问，“这家伙至少有两百公斤重吧。”
“院子里有一头骡子，用来拉货物和大箱子的。”多伦斯答。
我一直认为，那天夜里没人发现我们，真的是个奇迹。我们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把保险箱举到了骡子背上，再用多伦斯从屠宰场仓库里找到的绳索绑住。随后，努力维持着箱子的平衡，我们慢慢走上了通往海岸的路，距离大约是四五个路口的样子，大海狂暴地咆哮着。瓦尔卡切负责牵骡子，我和多伦斯一边一个扶住保险箱。离栈桥还有一个路口的时候，瓦尔卡切把驴子拐进了一个路面上的水洼，箱子一头撞了下来。之后的几秒钟，我们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生怕惊醒附近房子里的人。但并没有人听到，或者是听到了也没把半夜里的几个黑影和一个大箱子当回事。我们费了好大劲，总算又把箱子弄回了原位。海浪的低语声召唤着我们到达了岸边，也终于在岩石嶙峋的角落找到了瓦尔卡切的小船。过程无比艰难，与船的摆荡、风的呼啸和自己内心的恐惧搏斗许久之后，我们总算成功地把那箱子弄进了船里。周围一片漆黑，向村庄望去，只能看到几座房子里透出的两三点灯光。
“现在怎么办？”我问。
“开船啊！全速开船，尽快到那个藏东西的地方去！”多伦斯回答。
“夜这么深，还是逆风，这根本是送死。”瓦尔卡切说。
“那你有更好的主意吗？”多伦斯问。但他的话听上去不像个问题，更像是命令。我们三个人都登上了小船。
多伦斯坐在了保险箱旁边，瓦尔卡切在船尾操作马达上的船舵，我缩在了船头，能感觉到后背上莽撞的狂风。多伦斯一声令下，瓦尔卡切启动了马达，我们硬生生地驶离了小城。在大海中央，被夜色和风暴环绕着，我们的小船仿佛湍急河面中的一张纸片。一次又一次巨浪袭来时，船头都没入了水中，却转瞬之间又胜利般地乘上了浪头，准备迎接下一次的挑战。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发现小船并没有前进多少，仿佛有一只巨大的手一直将我们推向岸边。小船剧烈地晃动着，多伦斯紧紧地抱住箱子，只要它还在，我们就还有完成航行的希望。
“还得要好几个钟头呢。”瓦尔卡切说，“天亮以后，风会小一些，船开起来就容易多了。”
不过，清晨来临时，风暴并没有平息。目光所及的海平面上，只有愈演愈烈越逼越近的波涛。寒风把我们的骨头都冻僵了，水珠在我们的脸颊上滑动，深知此刻已然没有回头路，我们不得不义无反顾奔向未知的天际，即使心中已经猜到了结局。瓦尔卡切建议干脆认输，回岸上去。多伦斯说，回去是不可能的，他宁可死，也不愿意再面对城里的那些人。瓦尔卡切没有坚持，之后的一整天，除了掌舵什么都没做。夜幕降临的时候，情况也没有好转，我们几乎都已经不跟彼此说话了。瓦尔卡切的脸色越来越焦灼，多伦斯的眼神空洞，好像船里坐着的只是一具躯壳，他的灵魂已经神游到了另一个更加温暖、未来更加光明的所在。
“这该死的风暴不可能永远不停下来吧！”瓦尔卡切一声大喊，传到我耳边时，仿佛只是一句徒劳无用的回音。
大海终于厌倦了戏弄我们。那时我知道，未来已经命悬一线。多伦斯点燃了一支烟，但还没抽上一口，一阵狂风就把它从唇间夺走了。多伦斯无声地叫骂着，搂住了保险箱，仿佛这样就能把自己的筋骨暖和过来。我想问他些什么，从他嘴里挤出一两句鼓劲儿的话，却发觉那个瞬间唯一可能发生的对话来自呼啸的狂风，它已经打定主意，惩罚我们的溃败。我想，如果能得到自己的那一份赃款，一定会走得远远的，到一个能让记忆模糊的地方去。我也想到了大海的愤怒和瓦尔卡切说过的话。我在内心深处笑了，告诉自己，这场风暴只是坏运气，不久以后，过去这几个小时发生的种种看上去就不会那么疯狂了。瓦尔卡切的一句叫骂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我发现他正在用双手拍打着马达，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片刻之后，马达的噪音消失了，我感觉得到，大海的怒火正在熊熊燃烧。
关于那一刻，我的记忆是有些靠不住的。我一边回忆，一边从窗口眺望大海。我想，人生中的有些情形真是无比荒唐，比如为了未来的某一刻一点一滴地积攒着期望，却在那一刻终于到来时，才发现它如烟一般虚幻缥缈。我想到了保险箱、多伦斯的计划以及我们数个星期的幻想中宛如逃脱之门的大海。它给予了我们生命的意义，让我们忘记了多伦斯提出这个点子之前自己不过是这座失落小城中的三个平凡居民。因此，我并不在乎自己的话语随风逝去。心中拥有希望且坚信计划会成功的感觉实在是太珍贵了。只不过，后来事态失去了控制，一次次事故像巨浪般扑向我们，意料之外的结局发生了。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完全来不及反应，直到今天，我依然会被回忆中的场景惊呆。瓦尔卡切站了起来，想去拿放在船头的桨，却失去了平衡，伴随着一声旋即被夜色吞没的尖叫，一头栽进了大海中。小船骇人地晃动起来，我看了看多伦斯，发现他呆若木鸡，除了紧紧地箍住保险箱，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小船开始向一侧倾斜，宛如一只受了傷无法站起身的动物。保险箱也歪倒下来，最后掉入了海中，下沉之前还在水面上浮动了几秒，仿佛就是为了让多伦斯看见，勾引他做出那个徒劳无益且造就了没顶之灾的举动——他跟随着保险箱跳进了大海。多伦斯拚命地划动着手臂，我看到他被一个大浪吞没了，随后就永远消失在了我的视野中。小船开始剧烈地左右摆动，我只能拚尽全力紧紧抓住其中的一根木桩。我看到了巨浪袭来，无穷无尽的水拍到了小船上，印象中我最后的感受是头顶的剧痛，之后就失去了知觉，几个小时之后才苏醒过来。海面已经平静了，阳光洒在我的脸庞上。没有桨，马达坏了，我的体力也已消耗殆尽，小船在水面上随波逐流。我想大喊，却发不出声音。我把脑袋枕在手臂上，沉沉睡去。三天以后，我被一艘执行任务的军舰救了起来。水手们给了我吃的东西，又把我带到了城里的医院。
一开始，根本没有人把我跟盗窃案联系起来，但我在昏迷中喊出的某些话出卖了自己。醒来的时候，我发现病床边有一名看守的警察。是他告诉我，保险箱失窃的消息让邻里间炸开了锅，屠宰场的保安死了，跟多伦斯预计的一样，最初几天人们都怀疑是外地来的游客作的案。之后的事情，很久以前就已失去了意义。多伦斯和瓦尔卡切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而关于那个失窃的保险箱，一系列的传闻应运而生。有人说，我们把它留在了某个孤岛上。还有人说，这箱子一直就没有离开过小城。传言，一切都仅仅是在酒吧里的闲扯和当地报纸上毫无根据的传言。事实是，我在被审讯施压之前，就坦白了自己参与盗窃的所有罪行。剩下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不过是每天眺望海天相接的地方，追忆着大海曾几何时，是我的幻觉。
跟多伦斯和瓦尔卡切之间的对话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现在想来，多伦斯的主意听上去仍然不过是酒桌上的一句玩笑，跟多米诺骨牌和每天下午喝的啤酒一样，仅仅是为了打发时间，如此在巴塔哥尼亚一天天的冷风中等待活计和工钱还好过一些，反正收到的钱一大部分都会转化为“希望”酒吧的收入。啤酒、足球赛和赛后必不可少的烤全羊、每天下午送来让我们知晓圣地亚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事的报纸、自由影院放映的某个墨西哥电影、晚上聚会之后独自一人时找机会翻翻杂志里的笑话和裸体女郎——这些就是我们乏味的生活中仅有的娱乐。剩下的，就是做做白日梦，幻想某天人生会因突如其来的好运或者下决心趁人不备偷偷登上港口中的货船离开而有所不同，它们装载的是城外六公里的屠宰场出产的羊肉和羊毛。
瓦尔卡切是我们三个人中最年轻的，也是唯一一个在当地出生的。他的整个人生都在城中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和与父亲同住的房子里度过，也从父亲那儿继承了渔夫的行当、打扑克牌的技术以及那种只要呼吸顺畅还有口饱饭吃其他都无所谓的生活态度。鱼不多的季节里，他会去码头卸货、帮人粉刷房子或者给剪羊毛的技师做助手。他个子高高的，棕色皮肤，机灵的眼神，如同海滩附近游动的黑颈天鹅般享受着人生。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有些时候，厌倦了酒吧里的一潭死水，我们会划走他爸爸拥有的两艘小船中的一艘，在海湾中尽情航行，直到精疲力尽才知道回去。
多伦斯的年龄最大，记忆中当时的他三十岁上下。更年轻时，他曾经是名出色的篮球员，但那已经是过去了，现在即使依然拥有健硕的身材，明显的驼背却让他屠宰场行政人员的职业一目了然。他是单身，住在一个有人给做饭洗衣服的寄宿旅店里。领到薪水的日子，他会把啤酒放到一边，要上几杯威士忌。酒意会让他挂念起一个叫劳拉的女人，我们对此人了解不多，只知道名字和她在圣地亞哥住。多伦斯的梦想就是腰缠万贯地回到那个城市去。第二天早上，这样的念头就在他离开旅店去上班的路上随着海风烟消云散了，他的工作是在巨大的会计簿里登记收入和支出。至于我，几乎没什么可说的。当时我刚刚满二十五岁，在一家小饭馆打工，一个人住，打算赶在习俗或者突然的爱情让我扎下根来之前，再工作两年就离开小城换一个地方生活。这一切都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现在的我只等着日子在浑噩中一天又一天过去，唯一的消遣就是眺望大海——前面我已经提过了，曾几何时，它既是我的幻想，又是我的厄运。
我们一开始只是笑，没人觉得多伦斯是认真的。他的主意如此天马行空，我们在酒精的作用下才产生了兴趣，那个状态下的我们不管听到什么都会大笑和打趣的。
“你疯了吗？！不到两个小时，全城人都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会知道是谁干的。”瓦尔卡切刚说完，我就爆发出了一连串笑声，打破了酒吧中的宁静。多伦斯只是摇了摇头，好像眼前的渔夫和我是两个完全无法领会他严肃创意的蠢货。
或许这个话题本该就是个酒吧里的玩笑而已。梦想是一回事，真实的人生是另一回事。而我们的人生，不过是注定平淡无奇的日子——小城、工作、酒吧角落里那口老座钟指针上的时间、火炉边褪色的香烟广告，一切都看似一成不变。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一两个星期过去了，某天下午，多伦斯听完我抱怨当下的生活，又提到了它。
“要给雇员们发的薪水都存在屠宰场里。”他慢慢地说，仿佛在咀嚼着每一个词，“那是很多钱。每个月一次，整整一个周末，钱都收在老板办公室的保险箱里。”
“那是工人们的钱。”瓦尔卡切说。
“是屠宰场的钱。”多伦斯纠正道，用右手臂抹了抹喝啤酒弄湿的嘴唇，“工人们不会有什么损失。”
“那计划是什么？”我问。比起真正的兴趣，更多的是好奇。
多伦斯的眼睛因激动而闪闪发光。他伸手拍了拍我的后背。
“我知道保险箱的密码，也知道怎么进那间办公室。拿了钱以后，瓦尔卡切装成出海捕鱼的样子，把钱带到远处藏起来。等上三四个月，或者半年，我们把赃款平均分掉，每个人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开玩笑是一回事，偷东西可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瓦尔卡切说，“我可不是做贼的料。而且，我有朋友在屠宰厂里工作，我可不想陷他们于不仁不义。”
“城里从来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如果我们把钱偷走，局子里的警察肯定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会的，只有殴打示威者，还有把醉汉关进地牢。”
“有道理。”我一边透过酒吧的窗口看着大海一边说。
“别算我的份儿了。”瓦尔卡切说，“我不想后半辈子在牢里度过，也不想让我爸爸以自己的儿子为耻。”
“要去就三个人一起去。”多伦斯宣布，“要不就谁都别去。不然，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多伦斯都没有再提过这件事。瓦尔卡切和我也都对其避而不谈，或许是怕吵起来，也可能是因为那段时间人们谈论的话题都围绕在一个老头买乐透中的五千万比索上。瓦尔卡切持续出海捕捞鲈鱼和鳕鱼，多伦斯照常办公，我在饭馆里心不在焉，总是任由自己的目光穿过汹涌的海浪望向天际，同时琢磨着那个计划有多大的胜算。
“存在屠宰场里的钱很多吗？”某天下午在酒吧相聚时，瓦尔卡切出乎意料地突然问道。
“多得不能再多了。”多伦斯回答，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仿佛已经忘记了整件事，也不像最初那般对它充满热情了。 “没人看守吗？”
“夜里有一个保安。是个总爱打瞌睡的老头。屠宰场的老板知道这事儿也不在乎。他没想过会有人偷钱，可能是因为从城里逃跑太复杂了机会太小。”
“没错呀，那我们怎么能做到呢？”
“我长得像贼吗，瓦尔卡切？”
“不像。”
“诺格拉斯呢？”
“也不像。”瓦尔卡切一边看着我，仿佛在我脸上寻找着什么特别的印迹似的，一边答道。
“全城的人都认识我们，也信任我们。而且，上一次我也跟你们说了，应该选一个旅游旺季中的日子去偷，那个时候城里到处都是陌生人。”
“你想得还真周到啊！”瓦尔卡切兴致勃勃地说。
“不过，这可还是三个人的事。”多伦斯说完，就跟服务员又叫了一轮啤酒。
瓦尔卡切低下了头。
“你呢，诺格拉斯？你怎么说？”多伦斯问道。
“这主意棒极了。”我回答，即使心中无比质疑自己参与盗窃的能力，期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计划能不了了之。
“我不想住在牢房里，我受不了周围没有海风吹过。”瓦尔卡切说。
“三个人一起，或者都不去。”多伦斯把几天前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要不然，就当我一个字都没说过。”
多伦斯什么都没再说，直到有一天晚上，瓦尔卡切用一个问题重启了这个话题，那一刻，我们手里的啤酒仿佛瞬间更冰了。
“什么日子去偷最合适？”他这么问。
“考虑永远不会去做的事有什么意义。”多伦斯有些含糊地回答。
“我决定入伙了，多伦斯。”
“为什么是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瓦尔卡切耸起了肩膀，好像这样做能从自己的脑子里挤出一个合适的答案似的。
“我从来没离开过这个小地方，已经厌倦了它的平庸。”他最终这样说，“我想去看看别的地方，找找新的地平线。”
“你呢？怎么说？”多伦斯问我。
“没人介意多几个钱花。”
多伦斯说，偷钱的日子定在圣诞节之后的周末。那个时候，人们的精神都放松了很多，第一批游客也到达城里了。在此之前，瓦尔卡切需要找一处用来藏钱的地方，多伦斯负责熟悉屠宰场的日常，找到机会的时候就演练开保险箱。剩下的就是一如往常般生活，继续酒吧的聚会，以及对任何其他人守口如瓶。某次聚會的隔天是个星期日，我不用在店里上班，就陪着瓦尔卡切一起出海打渔。在他撒网之前，我们沿着海岸线，搜寻一个只能坐船到达的隐秘角落。
“别在海里提偷钱的事。”瓦尔卡切警告我，“我爸说过，大海会惩罚那些用它做坏事的人。”
“渔民们的迷信罢了。”我笑着回答，“海只是一个巨大的水池，有些时候晃动得过于厉害而已。”
“诺格拉斯，海是有耳朵的，还有一颗怒火中烧的心。”瓦尔卡切说，目光直直地盯着海平面，“我觉得最好还是把钱藏在别的地方。”
“还是离城里远一点，这样才能克制住过早开始花的冲动。”多伦斯说过，好多贼都是因为心急坏了事。
圣诞节过去，实施计划的时刻到了。那是个星期六的晚上。为了不让旁人疑心，我们照常在酒吧见了面。几杯酒下肚，我们也商量好了如何依次撤离和接头地点。午夜前不久，虽然喝得不如平时多，多伦斯刻意踉跄着离开了酒吧，身后都是取笑他醉态的声音。我点燃了一支烟，抽完以后，也跟着多伦斯的足迹走了出去，在吧台边还停了停，跟一个服务员说，自己很累，想赶快上床睡觉。我在门口冲瓦尔卡切大叫了一声告别，就没入了夜幕中，感觉得到街上肆虐的狂风如鞭子一般抽打在脸上。多伦斯藏在一棵树背后等我，去找他的路上，我全程没看到一个活物。
“一切都会很顺利的。”他说，随后就陷入了沉默，那沉默宛如永恒一般漫长。
“瓦尔卡切比说好的迟了不少啊。”几分钟以后，他又说，“是不是后悔了？”
“要不我去找他吧。”我问道，期待能以此缩短等待，也甩开那些已经开始在脑子里成形的疑虑。多伦斯考虑着如何回答，但在他作出决定之前，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晃晃悠悠的黑影向我们走来。风仿佛又紧了一些，我们周围能听到呼啸的风撞到金属房顶的声音，宛如一声声阴郁的嚎叫。我从夹克里摸出了一支烟，刚刚送到嘴边，多伦斯就一把夺了过去扔到地上。
“会让邻居们注意到的！”他强调。
“这是半夜，还这么大风，哪有什么邻居会注意街上发生的事。”
“不能掉以轻心，诺格拉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瓦尔卡切走到了我们身边。他呼吸急促，我估计是在酒吧被拖住了，或是为了将行动继续下去，不得不和心中的恐惧抗争。
“保险箱在等着我们呢。”多伦斯说。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屠宰场的入口，整个工厂看起来很平静。我们沿着一条碎石子铺成的小道向前走，在一个巨大的砖头建筑面前停了下来，这就是行政人员办公的地方。建筑里闪烁着一抹昏黄的灯光，我心中隐隐不安，但多伦斯已经察觉了我的想法，说着“那灯光是保安房间里的”就准备往里走。瓦尔卡切和我躲在阴影里，等待多伦斯的进一步指示。就是在那一刻，我脑海中冒出了一个念头，就是很多事并非会如想像中的那样发生，它几分钟之后就被证实了——踏进会计办公室的瞬间，我看到保安仰面朝天躺在地板上。多伦斯把他的双手捆了起来，那老头的脸上有好几处被打过的痕迹。我在保安身边停了片刻，发现他的呼吸断断续续。瓦尔卡切也站到了我身边，仿佛在欣赏精彩的马戏团演出一般微笑着。
“看起来多伦斯动手了啊。”瓦尔卡切说。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他，就听到多伦斯从里面的一间房在喊我们，没有多想，我们就往他的位置走去。他站在一个到他腰部那么高的保险箱旁边，看到我们出现，骂了一句脏话，又轻轻踢了一脚身边的大箱子。
“我打不开。”他说，“老板肯定是把密码换了。” “我们试试撞开它呀。”我说。
“用我办公桌里的开瓶器吗？”多伦斯不无嘲讽地问，“我们需要专门的器材，还有很多时间。”
“这场抢劫完蛋了！”瓦尔卡切宣布。
“还有一个办法。”多伦斯说，“我们可以把整个保险箱带到船上，运去之前选好的隐藏地点。两三个星期以后，再考虑怎么打开。”
“怎么可能搬得动它呀？”瓦尔卡切问，“这家伙至少有两百公斤重吧。”
“院子里有一头骡子，用来拉货物和大箱子的。”多伦斯答。
我一直认为，那天夜里没人发现我们，真的是个奇迹。我们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把保险箱举到了骡子背上，再用多伦斯从屠宰场仓库里找到的绳索绑住。随后，努力维持着箱子的平衡，我们慢慢走上了通往海岸的路，距离大约是四五个路口的样子，大海狂暴地咆哮着。瓦尔卡切负责牵骡子，我和多伦斯一边一个扶住保险箱。离栈桥还有一个路口的时候，瓦尔卡切把驴子拐进了一个路面上的水洼，箱子一头撞了下来。之后的几秒钟，我们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生怕惊醒附近房子里的人。但并没有人听到，或者是听到了也没把半夜里的几个黑影和一个大箱子当回事。我们费了好大劲，总算又把箱子弄回了原位。海浪的低语声召唤着我们到达了岸边，也终于在岩石嶙峋的角落找到了瓦尔卡切的小船。过程无比艰难，与船的摆荡、风的呼啸和自己内心的恐惧搏斗许久之后，我们总算成功地把那箱子弄进了船里。周围一片漆黑，向村庄望去，只能看到几座房子里透出的两三点灯光。
“现在怎么办？”我问。
“开船啊！全速开船，尽快到那个藏东西的地方去！”多伦斯回答。
“夜这么深，还是逆风，这根本是送死。”瓦尔卡切说。
“那你有更好的主意吗？”多伦斯问。但他的话听上去不像个问题，更像是命令。我们三个人都登上了小船。
多伦斯坐在了保险箱旁边，瓦尔卡切在船尾操作马达上的船舵，我缩在了船头，能感觉到后背上莽撞的狂风。多伦斯一声令下，瓦尔卡切启动了马达，我们硬生生地驶离了小城。在大海中央，被夜色和风暴环绕着，我们的小船仿佛湍急河面中的一张纸片。一次又一次巨浪袭来时，船头都没入了水中，却转瞬之间又胜利般地乘上了浪头，准备迎接下一次的挑战。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发现小船并没有前进多少，仿佛有一只巨大的手一直将我们推向岸边。小船剧烈地晃动着，多伦斯紧紧地抱住箱子，只要它还在，我们就还有完成航行的希望。
“还得要好几个钟头呢。”瓦尔卡切说，“天亮以后，风会小一些，船开起来就容易多了。”
不过，清晨来临时，风暴并没有平息。目光所及的海平面上，只有愈演愈烈越逼越近的波涛。寒风把我们的骨头都冻僵了，水珠在我们的脸颊上滑动，深知此刻已然没有回头路，我们不得不义无反顾奔向未知的天际，即使心中已经猜到了结局。瓦尔卡切建议干脆认输，回岸上去。多伦斯说，回去是不可能的，他宁可死，也不愿意再面对城里的那些人。瓦尔卡切没有坚持，之后的一整天，除了掌舵什么都没做。夜幕降临的时候，情况也没有好转，我们几乎都已经不跟彼此说话了。瓦尔卡切的脸色越来越焦灼，多伦斯的眼神空洞，好像船里坐着的只是一具躯壳，他的灵魂已经神游到了另一个更加温暖、未来更加光明的所在。
“这该死的风暴不可能永远不停下来吧！”瓦尔卡切一声大喊，传到我耳边时，仿佛只是一句徒劳无用的回音。
大海终于厌倦了戏弄我们。那时我知道，未来已经命悬一线。多伦斯点燃了一支烟，但还没抽上一口，一阵狂风就把它从唇间夺走了。多伦斯无声地叫骂着，搂住了保险箱，仿佛这样就能把自己的筋骨暖和过来。我想问他些什么，从他嘴里挤出一两句鼓劲儿的话，却发觉那个瞬间唯一可能发生的对话来自呼啸的狂风，它已经打定主意，惩罚我们的溃败。我想，如果能得到自己的那一份赃款，一定会走得远远的，到一个能让记忆模糊的地方去。我也想到了大海的愤怒和瓦尔卡切说过的话。我在内心深处笑了，告诉自己，这场风暴只是坏运气，不久以后，过去这几个小时发生的种种看上去就不会那么疯狂了。瓦尔卡切的一句叫骂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我发现他正在用双手拍打着马达，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片刻之后，马达的噪音消失了，我感觉得到，大海的怒火正在熊熊燃烧。
关于那一刻，我的记忆是有些靠不住的。我一边回忆，一边从窗口眺望大海。我想，人生中的有些情形真是无比荒唐，比如为了未来的某一刻一点一滴地积攒着期望，却在那一刻终于到来时，才发现它如烟一般虚幻缥缈。我想到了保险箱、多伦斯的计划以及我们数个星期的幻想中宛如逃脱之门的大海。它给予了我们生命的意义，让我们忘记了多伦斯提出这个点子之前自己不过是这座失落小城中的三个平凡居民。因此，我并不在乎自己的话语随风逝去。心中拥有希望且坚信计划会成功的感觉实在是太珍贵了。只不过，后来事态失去了控制，一次次事故像巨浪般扑向我们，意料之外的结局发生了。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完全来不及反应，直到今天，我依然会被回忆中的场景惊呆。瓦尔卡切站了起来，想去拿放在船头的桨，却失去了平衡，伴随着一声旋即被夜色吞没的尖叫，一头栽进了大海中。小船骇人地晃动起来，我看了看多伦斯，发现他呆若木鸡，除了紧紧地箍住保险箱，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小船开始向一侧倾斜，宛如一只受了傷无法站起身的动物。保险箱也歪倒下来，最后掉入了海中，下沉之前还在水面上浮动了几秒，仿佛就是为了让多伦斯看见，勾引他做出那个徒劳无益且造就了没顶之灾的举动——他跟随着保险箱跳进了大海。多伦斯拚命地划动着手臂，我看到他被一个大浪吞没了，随后就永远消失在了我的视野中。小船开始剧烈地左右摆动，我只能拚尽全力紧紧抓住其中的一根木桩。我看到了巨浪袭来，无穷无尽的水拍到了小船上，印象中我最后的感受是头顶的剧痛，之后就失去了知觉，几个小时之后才苏醒过来。海面已经平静了，阳光洒在我的脸庞上。没有桨，马达坏了，我的体力也已消耗殆尽，小船在水面上随波逐流。我想大喊，却发不出声音。我把脑袋枕在手臂上，沉沉睡去。三天以后，我被一艘执行任务的军舰救了起来。水手们给了我吃的东西，又把我带到了城里的医院。
一开始，根本没有人把我跟盗窃案联系起来，但我在昏迷中喊出的某些话出卖了自己。醒来的时候，我发现病床边有一名看守的警察。是他告诉我，保险箱失窃的消息让邻里间炸开了锅，屠宰场的保安死了，跟多伦斯预计的一样，最初几天人们都怀疑是外地来的游客作的案。之后的事情，很久以前就已失去了意义。多伦斯和瓦尔卡切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而关于那个失窃的保险箱，一系列的传闻应运而生。有人说，我们把它留在了某个孤岛上。还有人说，这箱子一直就没有离开过小城。传言，一切都仅仅是在酒吧里的闲扯和当地报纸上毫无根据的传言。事实是，我在被审讯施压之前，就坦白了自己参与盗窃的所有罪行。剩下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不过是每天眺望海天相接的地方，追忆着大海曾几何时，是我的幻觉。